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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建立的，并且一开始就受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而周恩来和张闻天，则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条件下，为反对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逐步建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且依靠献身革命事业的上百万知识分子，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建国之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出现了较大的曲折。研究这段历史过程，对于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增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建国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
　　遵义会议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张闻天、陈云等的积极努力，摒弃了共产国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种种错误，逐步建立起自己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关心和优待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等。1936年6月， 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提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在看待知识分子的时候，要将他们的家庭出身和他们本人所从事的社会职业严格地区别开来，并将着重点放在社会职业方面，以避免唯成份论的错误（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97页。）。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没有讲过的，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这些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在建国之后，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却出现了较大的失误。其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错误地把广大知识分子看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毛泽东“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被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认为，这“可以说是毛主席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偏见和失误，也是我们党长期没有处理好同知识分子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源”（注：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1009—1011页。）。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是根据他们本人在旧社会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所划定的个人成份。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剩余价值理论》中都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雇佣劳动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 册，443—444页。）。 列宁也指出：　 知识分子一般就是英国人所说的brain　 worker（脑力劳动工人）（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322页。）。1950年在周恩来主持下制定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也明确规定：受雇于国家、企业、学校等单位，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专家等高级知识分子），均应划为职员，而职员为工人阶级中之一部分。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从阶级属性上说，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拙着《广大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但是，马列主义还认为，由于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又需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代表它们，所以，在知识分子当中的有些人，还存在着一个属于哪个阶级的问题。笔者把这个问题叫做“政治归属”，并且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个人的政治选择。对于知识分子本人来说，他可以有这样和那样的政治选择，也可以不作这种选择；同时，这种政治选择在他们一生中又是可以变动的。而正是由于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治归属问题上出现了偏差，造成了知识分子政策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 作出了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注：《周恩来选集》下卷，162页。），这无疑是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 据胡乔木的夫人谷雨说：这个论断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加以坚持的，经过反复讨论，直到正式开会前一天的凌晨，才在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会上通过（注：谷羽《胡乔木和知识分子》，《人民日报》，1994年10月30日。）。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只是因为反右派之后才对这个论断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注：持这种观点的较多，可参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260页。）。而根据笔者的考查， 这个论断似乎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一开始就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如陆定一在这个会上的长篇发言和《人民日报》为这个会议所发的报道中，都没有提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都决不是用“一时疏忽”所能解释的。特别是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并下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就将这个论断修改为“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实际上，毛泽东正式修改这个论断也是在反右派之前。1957年3 月12日，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9页。）。反右派之后，毛泽东又把包括我们自己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内的500万知识分子， 全部当成了资产阶级，并且认为他们是当时的“两个剥削阶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见毛泽东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会议上的讲话和1958年3月 26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的概念，作为将广大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一部分的理论基础。他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261页。）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产物”，它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25页；第21卷，344页。）。因此，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概念，明显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 通过了周恩来和李富春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薄一波、陶铸等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试图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1961年6月19日，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几年来对文艺工作者大搞“五子登科”（即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错误，要求对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进行“退赔”（注：《周恩来选集》下卷，325—328页。）。6月20日， 聂荣臻在《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对于当时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许多热点问题（如红专问题、家庭出身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正确看法。与此同时，在邓小平支持下薄一波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则大胆地率先在国营企业中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重申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995—996页。）。9月下旬，　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更进一步宣布在广东省和整个中南地区废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他们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1962年2—3月，国家科委和文化部都在广州召开会议。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几年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种种“左”倾错误。在回京前夕又根据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决定由陈毅在讲话中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冕”。接着， 3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这个“冕”改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用“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而用“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大概是因为前者是周恩来一个人的意见，而后者则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的正式提法。
　　但是，把显然已经降了格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帽子戴在知识分子头上，在当时也是通不过的。据薄一波说：广州会议后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态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在同年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有人问“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并且批评陈毅：“你到处讲话要注意。”这表明他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06页。）。这样，就使周恩来等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努力毁于一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却勇敢地支持了周恩来等的正确主张，并且力图通过组织原则加以挽救。在1962年10月中央召开宣传文教会议时，陆定一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了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邓小平当即指出：“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07页。）但是，邓小平的这种努力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当时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风暴的隆隆雷声，已经隐约可闻了。
　　“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有几个批语，一个比一个更严厉。在1964年6月27日的批语中， 更提出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困体”。此后，文艺、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界都开展了一系列混淆是非和颠倒敌我的大批判。7月， 在毛泽东修改补充的“九评”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进行“文化革命”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议在中央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我看文化系统至少有一半不在我们手里。1966年3月，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注：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267页。） 不久之后，就发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对这个文件进行了七次修改，并且加写了一些关键性的段落。他不但提出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并且认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工作”。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后者之所以也被列为“革命”对象，是因为他们支持和保护了前者。所以，“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文化革命”，它的初衷就是要大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据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透露，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他谈话谈到知识分子时也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他们开刀。”
　　通过对毛泽东在这个阶段有关着作的研究，可以勾画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简而言之，毛泽东认为通过“三反”和“五反”，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臭了；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在这种情况下，反右派斗争后他发现唯一能够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只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人数多，吃得开，同时他们头脑中的知识是无法剥夺的。他们组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所以，他要发动一场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分子被踩在最底层，成了“臭老九”。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虽然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是这样，例如他曾经指出“老九不能走”，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认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他的这些正确主张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
　　　　　　二，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和邓小平知识分子政策的建立。
　　笔者曾经在《邓小平对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伟大贡献》（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删节稿选入《小平理论文库》第4卷，第15编。）一文中提出：“建国以来， 在党的知识分子问题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纠正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为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了伟大贡献的，一个是周恩来同志，另一个就是邓小平同志。”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错误，邓小平从1975年第一次恢复工作起，就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略，雷厉风行地进行拨乱反正。
　　1990年，江泽民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笔者认为，江泽民的这段话，对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
　　（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邓小平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出：建国后错误地将广大知识分子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种种错误的总根源。邓小平深知，要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首先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面对着一个尖端问题，即如何看待“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纪要》中提出的，概括地说，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67页。）这就告诉我们， “两个估计”不但是教育战线的问题，而且是所有知识分子身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实事求是地说，这“两个估计”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类似的话毛泽东在以前已经讲过；同时《纪要》又是经毛泽东画了圈的，因而如何对待“两个估计”，也就成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指示的问题。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积极地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要想否定“两个估计”，就必须首先批判“两个凡是”。
　　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之所以是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它会割裂、歪曲和损害毛泽东思想。1975年他主持党和政府工作时，就批评了“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390页。）。粉碎“四人帮”后，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42页。）。其次， “两个凡是”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理论和毛泽东作为一个人也会犯的一些错误搅在一起了。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人也是会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邓小平进一步针对《纪要》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66页。）
　　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基础上，邓小平把矛头集中指向第一个估计即知识分子头上的这顶“资产阶级”帽子。对此，笔者的体会是：“其实‘两个估计’只是‘一个估计’，即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云云，不过是这个估计的逻辑引申罢了。”（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邓小平在他正式恢复工作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讲到知识分子时就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43页。）这就表明， 邓小平在这时已经为广大知识分子摘掉了这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重申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并且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88—89页。）邓小平的这段十分精辟的论述，虽然讲的主要是科学技术人员，但其基本精神对于社会地位与他们相同或相似的广大教师、职员等也是普遍适用的。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论述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问题，除了阐明了广大知识分子属于雇佣劳动者之外，也为我们正确地界定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一，知识分子虽然都是脑力劳动者，但在旧社会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很多知识分子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但并不能因此就把他们划到资产阶级中去。这也表明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了不能将政治态度和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二，在旧社会，广大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并不是出于自愿，因而过去说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并据以认定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正确的。第三，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是那些自觉的、主动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并绞尽脑汁为其出谋划策的“资产阶级政客”。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只能是极少数。在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多年历史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的领导人，他不但一扫多年来笼罩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迷雾，而且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牢牢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有材料透露，当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稿在中央传阅时，吴冷西曾提出要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句对上千万知识分子命运攸关的话，改为“已经是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当即遭到邓小平的断然拒绝。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邓小平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或者叫做基本政策。1990年8月14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中郑重宣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践证明，这一政策和依据这一政策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拥护。”笔者认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又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因为这个问题是在《通知》的第二点即“坚持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中提出的，同时在上述引文中也明确地作出了“这一政策”的表述，因而在这里“政策的核心”和“基本政策”应该是同义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提出的。早在1977年5 月他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就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41页。）后来， 他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又指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1—92页。）。邓小平在这八个字中一连用了两个“尊重”，并且特别指出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尖锐的批判性。“尊重”的对立面是“歧视”，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歧视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什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什么“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如此等等，简直把知识分子说成了一堆废物。正如胡耀邦指出的：“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对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说是‘臭老九’，使我们的脑力劳动者蒙受了一场冤屈。”（注：《三中全会以来》上册，326页。）因此， 用“两个尊重”来概括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不但反映了邓小平对知识的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也是他在总结建党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运用这个基本原理来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人。早在1975年9月26日， 他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就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页。）后来， 他又依据世界科技一日千里的现实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进一步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也要随之而变。……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74页。）
　　有了新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应该废除旧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个工作是由胡耀邦完成的。他在1978年10月31日作了题为《为什么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注：《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45页。）的报告，正式宣布废除这个本来是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因而也是早已过时了的政策。
　　（三）邓小平还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这些具体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大批冤假错案，并且力求使这些冤假错案不再产生。1977年12月10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胡耀邦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私无畏精神，排除重重困难，平反了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宣布以后不再搞政治运动，重申“三不主义”，废除“四大”，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产生大批冤假错案的根源。
　　二是在政治上、业务上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从他们当中选拔和培养接班人。邓小平认为，作为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因此，他和陈云一起提出了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26页。），要求在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和自学成才者当中发展党员，选拔干部，并且尖锐地批判了过去在选拔干部中的“论资排辈”和“台阶论”等错误观点。
　　三是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邓小平在这方面的主张主要有：解决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用非所学的问题，让他们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健康成长；恢复和创办学术刊物，使他们的成果有发表的园地；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建立和恢复学位制度和各个系列的学术职称；要求成千上万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所有这些，就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铺平了道路。
　　四是为知识分子创造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这方面邓小平有一句使知识分子激动不已的名言，就是他愿意给知识分子当后勤部长。邓小平一直关心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和工资过低问题，要求解决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对于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关怀备至。
　　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成熟。邓小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伟大贡献，也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心中建立了一座永远屹立的丰碑！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
　　1989年6—11月，中国共产党通过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为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了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
　　如上所述，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形成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会不会因为这场风波而改变，一时成了国内外十分关注的话题。而对于这个关系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全局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四中全会上就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同年9月29日， 他在庆祝国庆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的这一基本观点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也不会因为不久前发生的政治风波而改变。”（注：《十三大以来》中册，628页。） 坚持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决不因一时的社会现象而动摇，这正是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成熟的表现。而这种政策上的成熟，又是建立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1990年5月3日，江泽民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的报告会上的讲话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包括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顺利实现建设和改革的任务等五个方面。接着又说：“总之，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越加深刻地认识到，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广泛、如此迫切的要求。”（注：《十三大以来》中册，1053页。）可以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放在了知识分子的肩上。这既是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比信任。
　　基于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信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了干部“四化”的进程。1995年2月9日，中央制定了适用于全国县级以上（含县级）各个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在“选拔任用条件”中明确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注：《人民日报》1995年5月17日。）。 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进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的基本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就使各级领导班子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大为提高。据有关材料，到1996年底，在省、地、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已经分别达到93.2％、90％和80.5％。
　　第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科教兴国”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早在1977年5月24日， 他就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40页。）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1991年5月23日， 江泽民就说：为了对付国际间的竞争，我们必须“自觉地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的轨道上来”，并且认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阶段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注：《十三大以来》下册，1590—1591页。）。党的十五大之后，江泽民又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邓小平同志反复教导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是我们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注：《人民日报》1998 年5月5日。）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正式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对这个战略的内容、目的和意义作了具体解释。1996年3月17日， 把“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主要内容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经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科教兴国”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既是对邓小平科教兴国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全党工作重点的又一次具有战略性的转移。它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和知识分子作用认识的深化，从而对知识分子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大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科教兴国的“科”，既包括科学也包括技术；而作为科学，是将社会科学也包括在内的。朱ｒóｎｇ＠①基指出：“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方针。这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学。”（注：《人民日报》1996年9月20 日。）至于科教兴国的“教”，更是包括了所有的学科。而从事科技和教育的知识分子，正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因此，可以说依靠科教兴国，也就是依靠知识分子来兴国。
　　其次，依靠科教兴国，必须先兴科教，这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个问题，早在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已经提出来了。这个文件指出：“大力弘扬优秀科技人员的拼搏奉献精神和成就，树立科学家、技术专家崇高的社会形象，使科技工作成为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不断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其收入和住房水平逐步提高。改进和完善科技奖励力度，加大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奖励的力度。”以上各项实际上包括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在精神方面，要树立科学家崇高的社会形象，这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讲过的，因而也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又一个重大发展；在物质方面，要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的收入和住房水平。总的目标是：要使科技工作成为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职业。早在1984年，中央已经提出要逐步使教师工作成为最受人尊敬、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因而这些内容对于从事教师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当然也是适用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知识分子政策的纲领。1998年3月19日， 朱ｒóｎｇ＠①基在担任总理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郑重宣告：“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担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第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为知识分子多办实事。
　　领导者必须为知识分子多做实事，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江泽民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尽心尽力地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凡是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必须认真去办，尽快解决，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为知识分子办了大量的实事。如1990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颁布实施，使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作品的作者的权益受到了法律的保护。1993年5月， 朱ｒóｎｇ＠①基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这个方针的实施，不但短期内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研究三个方面均有长足的进展，而且广大科技人员也从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经济上应有的回报。1993年10月，由国家主席江泽民明令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从当月开始实施的工资改革，全体知识分子的工资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另外，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随着推行住房制度的改革，加大了解决知识分子住房的力度。以教职工的住房而论，根据有关材料，从1991年到1996年，全国教职工住房建设共完成投资达480亿元，竣工面积近8400万平方米，建成住房118万套，从而使城镇教职工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由1992年底的6.6平方米提高到1995年底的8平方米左右（注：《人民日报》1997年1月29日。）。不久前， 李岚清还专门召开会议，提出限期改造一部分青年教师所住的筒子楼的问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就指出：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指导者”；在庆祝国庆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强调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在党的十五大上，进一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定会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广大知识分子也将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铁的左半部右加容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10～19D4中国政治朱文显19981998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逐步建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建国这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出现了较大的曲折。邓小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成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10～19D4中国政治朱文显19981998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逐步建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建国这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出现了较大的曲折。邓小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成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网载 2013-09-10 2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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