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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理驱力积累与激发对于科学发现过程中“偶然性”的作用
　　在科学研究中，有一种现象很难作逻辑方法和形而上学的还原，这就是科学发现的“偶然性”。对于偶然性的通常理解，是指在科学研究中发现了未曾预期的、意外的现象或结果。偶然性在科学研究中实现其“偶然”，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科学家对此“偶然”事件的碰撞和领悟。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境，现象的偶然性不会导致意外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偶然和对于偶然的把握，是“偶然性”导致科学发现的关键，科学研究中偶然因素通过“偶然—感知—关注—发现”的过程链而发生作用。在科学发现过程中，大致会出现三种偶然现象。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随意偶然性”。它的特征是与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过程完全不相关联，而在某一时刻随意发生的。例如出生于俄国的内科医生、病理学家闵可夫斯基（Oscar Minkowski ）发现糖尿病以及用胰岛素加以控制的过程就是科学史上的典型一例。1889年，闵可夫斯基在研究胰脏在消化过程中的功能时，他切除了一条狗的胰脏。弃置的胰脏中所渗流出的狗尿招来了成群的苍蝇，助手把此当作笑料说给闵可夫斯基听。他听后并未一笑了之，而是对狗尿进行了分析，最终发现其中有糖！
　　第二种是“枝生偶然性”。这种偶然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与正在研究的过程毫无关联的，只是研究者对此未曾料想到，超出了研究课题本身所固有的原理、已知的概念和正常方法应用所最初设想的范围，也即出现了新的未知的现象。被塞格莱（E.Segre ）称作“命中注定”的对人类世界将发生重大影响的科学发现——H·帕克勒尔（H.Becquerel）的铀辐射，正是碰上了这种机遇。1895年的2月， 柏克勒尔本来是在做磷光物质的辐射实验。但由于连日阴天，他就把实验材料全部放进一个黑暗的抽屉里，铀盐试样就留在包着的底片上。过了几天，柏克勒尔冲洗了底片。按他的正常想法，“即使在照片上出现了阴影，它也一定很淡。可是事实却正相反，即阴影看来很深，我立即想到，也许黑暗之中也能产生辐射。”这真是科学史上一个典型的偶然事件”。塞格莱这样评价道：“在这样的关头，个人的机遇、眼力和才思是缺一不可的。用柏克勒尔的话来说，在他家的实验室里进行了近六十年的实验，命中注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现辐射”。
　　第三种类型，是属于“枝生偶然性”的一种变异，有点象其反例，我们称之为“预期受挫偶然性”。一切科学研究毫无例外都按照某种预定的程序，在研究者精心控制和设计下展开的，应有的结果被逻辑地包含在或预期设计在“假设”中。但也常常会发生假设结果的消失，产生其它预想不到的情况，甚或什么也没有。这时，作为研究者不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弃这项研究，另一种是因受挫而“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以至于提出新的假说或改变方法。巴士德对于免疫现象的发现于此种偶然性不无关系。巴士德在继续被一度中断了的鸡霍乱的研究中，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即几乎所有的原培养物都变成无菌的了。他试图用再度移植到肉汤中并给家禽注射的方法来复活培养物。但这种再度培养物大都不能生长，而家禽未受感染。他正想要丢弃一切，从头开始的时候，突然想到用新鲜培养物给同一些家禽再次进行接种。几乎所有的家禽都经受住了这次接种，而先前未经接种的家禽经过了通常的潜伏期后，则全部死掉了。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对减弱病原体免疫法原理的确认。
　　对于“偶然情境—科学发现”模式的研究，一般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从科学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视角进行考察；另一个是由科学研究主体本身的思维过程去考察。第一种研究的心理学观点，就是科学家的敏感性。而从思维本身过程出发的研究者，提出了心理学中的“直觉”证据。这种观点主张科学家对偶然机遇的把握产生于头脑的下意识活动，这种活动常用“灵感”、“启示”、“预感”等词来形容。其实，“敏感性”观点和“直觉”论从本源上来说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偏于行为的描述，后者注重行为现象的知觉心理分析。这表明在“偶然—发现”模式中存在着某种内在一致的本质。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前面所举的科学发现实例，就会注意到其中隐含着三个基本相似点：1.主体身份的相似，即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科学家。2.对象被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程度级别的高水平。在铀辐射被发现之前，H·柏克勒尔和他的父亲E·柏克勒尔及他的祖父A.C.柏克勒尔对磷辐射研究作了近六十年的实验。3.对象向主体投射信号的强烈刺激。感官的强烈刺激，如成群苍蝇对于狗尿的围哄；情绪的强烈刺激，如巴士德在鸡霍乱研究中的遇到“障碍”及柏克勒尔看到令人惊奇的曝光深影。上面三点，第1和第2是属于条件性质的，第3 是属于感受性质的。属于条件性质的两部分，又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时间积累效应。时间积累效应至少引出两方面的明显结果：其一，由于所从事职业的历久，科学家的职业身份特征和精神特征被牢固地确定和强化，在科学研究中，会作为自我感觉状态的内驱能量而自动地释放出来，并相应具有递增累积效应。其二，研究对象处于被科学家长期关注的情境下，科学家的心理惯性使科学家始终对对象的任何反应抱有“戒心”，其知觉会随时敏感地启动。两种时间积累效应的结果，都会导致刺激信号的接受放大与自主强化。条件性与感受性基础的具备，为“偶然—发现”提供了一条必然性通道。必然性的关键，就是科学家对于科学研究过程中出现偶然反常现象的心理预期的积累和这种积累在积极肯定状态下的激发。通常所谓的敏感性和直觉，就是这种预期心理的发动。巴士德曾天才地道破这一奥秘：“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1〕 柏克勒尔事实上一直在等待着“出现很深阴影”的那一瞬间，所以他才会“立刻想到在黑暗中也能产生辐射”，并且不无得意地视之为“命中注定”。
　　关于那种“有准备的头脑”的心理学证据，行为主义的“习性”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把钥匙。习性心理学建立了一个用以解释行为本能的模式——驱力能量模型。这种模型认为，本能就是一种不变的、具有固定动作模式的系列行为。固定动作模式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符号刺激”或“释放刺激”（指因刺激标记而引起的行为模式释放）和“能量积蓄”（由习性而得的动作能量）。当能量逐渐积蓄起来，动作主体便变得倾向于作出反应，就象科学家由于长期的职业习性和关注对象的内倾积累而变得更敏感、更易于感受。一旦感觉器官觉察到“刺激”，就会迅速爆发出能量释放行为。“驱力能量模型”对于“枝生偶然性”导致科学发现的确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刺激—释放”关系基本上是属于定向的和正面推动的，对于行为者的驱力能量在随意和反向刺激情形下是如何释放的，则无能为力。
　　斯坦得·沙赫特（S.Schachter）的“自我知觉”归属理论， 有可能弥补这一缺撼。沙赫特提出，情绪体验是生理上的唤起和某种合适的认识上的标记两种因素的合成功能。这里，沙赫特虽然是在研究情绪体验的心理学，却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强调了与我们的行为和环境有关的外在线索的重要性。沙氏认为，行为者行为形态的心理特性与其“外在性归属”有关。当有某种情绪唤起存在，又没有相干原因可归属时，人们把他们的唤起解释为是由情绪唤起的环境——导致其他人行为的同样环境——引起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遇到“随意偶然”现象和“挫折偶然”现象时的心理基础，可能与此相似，不过归属的相干原因不一样，科学家们是在作特征自我知觉归属。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由于长期稳定和固定的科学研究事业，科学家的职业身份特征和应有的精神传统特征被牢固地强化和确定为一种心理内驱力，成为科学家恒定不变的个性。这种内驱力总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成为突现的、自倾的归属理由。假如不是作为医生和病理学家的闵可夫斯基，而是一位过路人或病人，那么他们瞥见狗尿上的苍蝇，决不会激发出要急于试验自己判断力的迫切心情，只有掩鼻远避的份。如果巴士德在将要放弃试验的刹那间，没有迸发出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没有唤起迎战并克服困难的勇气，则不知会增加多少死于传染病的人。
　　　　　　二、态度心理体系对于科学发现向科学理论过渡过程中的作用
　　在科学研究中，当科学研究对象的某些偶然因素被发现后，会出现两种可能趋势：一种是在这个科学发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解释理论，从而产生科学的创新或如T·S·库恩所命名的“科学革命”；另一种可能性，只是运用老的理论框架解释这一偶然现象，或者说是新发现被纳入了原有的“规范”或“范式”。有两个因素可以被认为是决定上述可能性的：1.对偶然现象发现所作出的“假设”，即以怎样的观点和眼光来看待“新发现”的事实；2.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理论处理。
　　十八世纪的化学革命，是以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 ）用氧气在燃烧中的作用的“新假设”代替陈旧的“燃素说”而揭开序幕的。奇怪的是并不是拉瓦锡最早发现氧气和从空气中分离出氧气的。亨利·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约瑟夫·普利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和卡尔·席勒（Carl Scheele）不仅早就捷足先登发现了氧， 而且还分离了出来并计算出它在空气中的比例。但他们由于坚持燃素说而丧失了成为“革命先锋”的机会。但可惜的是拉瓦锡又把氧提高到可作普遍解释的“本原”的地位，许多没有得到实验证实的性质都被归之于氧。这样，拉瓦锡无形之中又使他的“化学革命”成果落入以前燃素说同样的待被革命的境地，又将成为陈旧的假设范式而被抛弃。从偶然发现过渡到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可能趋势，并且这种可能现象又会不断重复循环、代代相继呢？这就引导我们在这一可能性过程中去寻找隐藏着的必然基础。
　　从刚才所举的化学革命的例子中，如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其中内含着某些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形成由“发现”向“理论”过渡的背景。这个背景包含硬性的和软性的两部分。硬性背景是指：技术手段、水平以及该学科发展的事实积累和逻辑进程。软性背景是指：对于被发现现象所持的观念、观点和对于不同概念、观点的选择或选择的倾向。本节讨论的重点将放在“软性背景”中的一部分。
　　形成“软性背景”的两种成分，是属于不同层次的。观念和观点属于“知识”层次，这一部分将在下一节展开讨论；而“倾向性”则明显地依赖于观念和观点持有者的“态度体系”及其心理活动。现今对于“态度”比较流行的定义，是认为态度具有认识的成分、表达感情的成分，是行为倾向持久不朽的系统。认识的成分由关于客观对象的信念构成；表达感情的成分由与这些信念联系着的感情上的情感构成；而行为倾向则指反应准备就绪状态，即反应的定向冲动。由此可以得出，态度体系的核心基础是复杂的情绪和情感的体验。但这一核心存在着向两个不同层次方向延伸的可能性：包含较强认识成分的高级情感体验，如责任感、义务感、爱国心等等和包含更多自然行为趋向成分的低级情绪体验，如愉悦之情、安全感、稳定感、避免不协调的一致性需求等等。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感情上的上述两种因素强烈地规定着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及其倾向，并且决定科学理论的性质和价值。由“发现”到“理论”所隐含着的可能性，以何种性质实现其必然结果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被操纵在情绪和情感的心理体验基础之上。
　　科学史告诉我们，革命并不是层出不穷的；不仅因为需要极其富实的历史成果的积累，更因为革命是极端痛苦、充满艰辛和险阻的。如果某一发现将导致新理论的发明，反常现象和危机是必须的前提条件。每当反常现象和危机出现时，科学世界的第一和普遍的反应，就是用原有的规范理论去解释或者干脆装作视而不见甚或打击诋毁那些事实及提出事实的个别科学家。牛顿力学被革命时所经历过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是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在牛顿最初的计算以后六十年间，预言的月球近地点运动仍然只有观察到一半。当欧洲最优秀的数学物理学家继续毫无成就地努力要解决这个着名的不一致时，偶而也有人建议修改牛顿的平方反比定律。但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这些建议。克莱劳特（Clairant）甚至在1750年反而作出证明说是应用的数学错了，而牛顿理论象以前一样仍然有效。甚至在伦琴已发现X射线时，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竟宣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在光和电的现象界，被发明出的子虚乌有的“以太”物质——自1801年伦敦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ng）重新提出惠更斯（Chirstian huygens）的光的波动说导入这个概念至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以太”被彻底逐出物质世界止，历时整整一百年。而“狭义相对论带给‘以太’概念的全部变革，就只是在于它取消了‘以太’的这个最后的力学性质，即不动性。”〔2〕
　　当科学理论将要产生变革之际，为什么大多数科学家在事实与观念之间，会表现得象神父一样。科学家的这种非科学行为，是基于他们本人的更深层的心理因素。
　　科学家竭力维护常规范式的行为，基本上出于一致性归属的心理需求。科学家对于常规范式的保护，并不是真正顽固守旧、愚昧僵化，而是出于保持理论体系与对象体系一致性的目的。因此，他们对于“新发现”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而首先是急于用已有的理论去解释，力图把发现的事实归并到规范范畴之中。维护规范范式的行为，首先就是表现出提高规范的评价和增加规范的价值。这样就会加强规范的向心力和依恋感，并使科学家有信心和心安理得地、轻易地维持科学世界的协调和一致。
　　在维护传统规范的行为中，还有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即维护的群体性和积累性。不少科学家对于“新发现”和规范之间的差距，可能早就了然于胸，对于规范的解释力也是心存狐疑。但由于规范的普信程度和悠久的根基，即使是极富才智、完全能创建新理论的科学家，也往往只在边缘“曲线救国”，如麦克斯韦、赫兹、洛伦兹等伟大科学家对于“以太”的态度即是如此。这样的群体性和积累性，或许也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革命革得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们的选择、估价和喜好向长期习惯的观念、观点和所处群体的这种自然转移与归属，是态度体系中情绪体验驱发心理动机的明显作用。当科学家能运用自己稔熟的观点解释所发现或所存在的任何现象，就不会焦虑不安，不会因科学家必须具备的追求真理的“类”特征而遭受不协调的心理压力；当科学家与自己所归属的群体意见一致，就不会因引起群体中其他人们的反对或攻击而受孤立和遭排斥。所以，科学家与普通人完全一样，会自动趋向令他们感到和谐、安全、平静、愉快、舒畅等情绪体验的行为模式。按照马斯洛（A.H.Maslow）的理论，这是人类机体和心理基本需要等级中强优势力量的需要。当强优势力量的基本自然需求一经满足，相对弱势的需要便会出现，此时人们就会强烈要求高级情感体验和精神价值实现的满足。
　　这就使我们转入了“态度体系”作用科学研究的另一侧重部分，即包含更多认知成分的高级情感体验的心理活动。
　　确切地说，态度体系的这一部分，对于“发现”向“新理论”过渡的可能性的实现，起着关键的心理动力和催化作用。这一过程所隐含的科学家的心理活动，决非简单地趋向一般情绪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还可能是逆向的过程：忍受痛苦，满怀忧患，备尝艰辛。既然内在的压力迫使科学家趋于自然的情绪满足，那么造就“创造性”的“必要压力”必然来自外在环境的刺激，并且必然是强大的刺激。
　　社会心理学认为，外在情境的刺激和人们对于刺激的认知鉴定，不仅会导引情感的激起，而且令激起的程度不断增强。这种基于“刺激—认知—激起”模式的行为反应是很奇特的，和一般情绪激起不一样，常表现为对抗式的逆向形式。这和科学革命往往产生于社会变革、社会思潮新旧迭代之际的情形，是相一致的。欧洲文艺复兴，孕育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体系是宗教革命的思想产儿；十九世纪末的哲学大论战，为相对论的诞生准备了观念土壤。
　　任何了解二次世界大战后异军突起的法国布尔巴基学派的人，都不可能不被他们体现出的高度的责任感和时代感、赤诚的爱国心、激进的变革和创新精神所震惊，其发端完全基于一种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切热爱和对于极端落后的法国数学现状及其顽固的、普遍的保守思潮的强烈不满。
　　这种情形有点类似社会心理学中的“受挫—破坏”行为模式。巴克尔（R.G.Barker）、丹鲍（T.Dembo）和勒温（K.Lewin）曾进行过一项着名的试验。让一些孩子们看一个装满玩具的房间，但不允许他们进去，只能站在外面看着这些东西。等了一会儿之后，再让他们去玩这些玩具。但对另一些孩子则一开始就让他们玩这些玩具。前一种受到挫折的孩子们把玩具摔在地上，或往墙上扔，表现得很有破坏性，而后一些未受挫折的孩子却很平静。
　　布尔巴基在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就表现出激越的反传统、破坏旧框架的行为特征。这种带有认知成分的感情体验，其激起的动机就是为了达到激起之后的平衡。其表现形式就会是逆情感体验过程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反常、偏执、激越和破坏常规的形态。
　　　　　　三、作为心理的认知积淀——信仰与价值观——对于科学理论建构过程的作用
　　在第二节中，曾把科学研究的“软性背景”分成两部分：情感的和认知的。这一节就准备讨论科学研究的认知背景和这一背景对科学研究产生作用时科学家所具有的心理表征。在认知系统中最具有心理表现的因素，无疑是信仰和价值观。由于信仰和价值观所反映的对象和所起作用的不同，我们将分别进行探讨。
　　信仰和价值观都是一种观念，都具有先验、固有等属性的典型特征。但信仰所不同的是，它是关于属人的宇宙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一种观念。
　　信仰的本质属性，确定了信仰影响科学研究过程的形式。信仰之所以在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危机向科学革命跃变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与信仰的作用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信仰的关于宇宙自然界普遍性观念的属性，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科学革命即将爆发前的骚动中，不是通过改变具体对象及其关系的某个假设，也不是直接转化为构造性命题和关于这些命题之间关系的命题，而是以普遍原则化的命题形式或命题概念进入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且这一“进入”具有对于整个过程的泛化和渗透性。这就使得信仰具有对于科学研究过程和科学家个人来说成为必须依从的最高原则、最高规范和最普遍命题的特性。这种“依从”，不是外在的指令，而是一种自觉的心灵皈依和自然的行为表达。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过程，是信仰的本质属性在其中起作用的最精妙的范例。
　　起先是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其整个演绎理论体系建筑在两条基本先验假设“模型”之上：1.光速不变原理，2.狭义相对性原理，即惯性系之间完全等价。两条原理是对于时间和空间及其关系在此体系中的原则性、规范性的最一般“假设”。但爱因斯坦为什么对“空间—时间”作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假定，决非是由物理学本身决定的。除了数学演算和实验事实方面的一些直接外因之外，对“空间—时间”的深沉的“信仰”或“信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爱因斯坦毕其终生，坚持“宇宙的普遍和谐”和“自然规律的必然因果性”信念；这两条信念使得爱因斯坦超越了他的所有前辈和同侪，最终站到了牛顿的肩膀之上。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Farady）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并首次提出“场”的概念，导致统治所有科学领域达二百年之久的牛顿“质点”力学的大厦开始摇晃。1862年，当麦克斯韦提出光的电磁说，并用着名的两组微分方程，把当时已知的全部光和电磁现象定量地、完美地表示了出来时，经典力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就终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自此以后，在物理学家眼中，不得不存在两个自然界：一个是由浸游在“以太”中的质点及它们之间的超距作用力所构成的自然界；另一个则是不断在振动着的“场”。“但这一变化却导致了一种无法长期容忍的理论基础上的二元论，”〔3〕爱因斯坦始终认为，自然规律对于一切自然界， 即任何参照系都应该是一致和平等的，不存在有某种独享特殊地位和权力的自然界。按照因果律与世界统一和谐的本性，爱因斯坦最终寻找到黎曼（rieman）几何的完全新颖的“空间—时间”度规，最后终于把经典力学和电磁场理论统一在一个和谐的自然界——引力场中，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构造。
　　然而在爱因斯坦的整个后半生，“严格的因果性”信仰，使得他始终抵触现代物理学的最新前沿——量子理论，直至其生命的最后时刻。
　　信仰在科学研究中被转化为原初的普遍规范和结构完整的先验“模型”，对其心理表征的分析，格式塔心理学不失为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格式塔心理学强调人类倾向于形成一个“完美的格式塔”，即一个完整统一的模式或形式，或是有机一致的知觉领域。实验表明，人们倾向在一个简单的知觉的意义上，按照邻近性、相似性、共同界线和单一性的原则，把对象归类。这种原则倾向完美形式的表达，并引导人们由此构造经验对象。格式塔心理学的结论，不仅表明人们先天具有“完美形式”的意向动力，而且揭示了人们为保持“完美”的行为连贯性特征。爱因斯坦后来热衷于“统一场论”而几近“退隐”的行为，是这种连贯特征的很好佐证。
　　这种努力保持一致性或把不一致性减少到最小程度的倾向性行为，主要是受对所持有的信念的“强度估价”的影响。这种“强度估价”实质上是一种行为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行为的模式、目的、标准和心态，都是构成行为评价的要素。探究这些要素的相关联系，将引致我们进入“价值观”的范畴。可以这么说，价值观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行为的目的、标准和规范，也是科学研究行为价值评价的出发点和根据。
　　对于价值观的定义，历来没有统一的表述。一般认为具有两方面的内容：1.作为人类社会自身活动和联系的观念，如道德、理想、善恶、是非、责任、义务等等；2.作为行为实践规范及行为效果的判据，如正当或不正当，应该或不应该，必须或不可以等等。第一方面内容属于“目的”范畴，第二部分内容则属“手段”范畴。行为实践的社会效应，就是“目的”和“手段”作用于社会后的效果。所谓的价值判断，其实也就是分别对于“目的”和“手段”的价值判断。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一般是处于三种价值观交互作用影响之下：第一，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科学价值观”；第二，以整个人类普遍、共同关系为对象，产生于一定时代的社会宏观文化背景下的一般“社会价值观”；第三，特定的人物在其特定生存“时—空”系中所产生的“特殊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体现了这样一些条件：民族、地区、阶层、知识等。科学家行为的价值效应，依赖于三种价值观交互作用的结果。从历史上看，科学价值观和一般社会价值观的冲突是经常的情形。
　　科学哲学界一般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科学价值观：1.理想主义或称理性主义的科学价值观，2.实用主义的科学价值观，3.人文主义的科学价值观。
　　“理想主义”科学价值观是历史最悠久并最为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和流行的价值观。它具有以下的一系列表述：科学就是“纯思维”，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只关心“事实”的真实。科学目的中性论，本质上就是“泛目的”论。目的泛化不仅极易导致与一般强目的、规范性的社会价值观产生冲突，同时也常由于科学应用的手段和目的的分裂而引起心理不平衡。
　　“目的泛化”从行为心理学来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行为者的每一行为都内含着动机性目的，当“无目的”观念指导行为者的行动时，必然会与内在目的发生抵触。抵触的结果，一般会屈从内在的目的。其次，“目的泛化”使得本来伴随着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在观念上产生了“泛化”认知。这样的“理想”观念就容易引起双重心理逆向体验。其一是“手段—目的”系的逆向行为显现，其二是，当“手段—目的”系违背科学家的一般社会价值观时，必然又经受一次逆向体验的折磨。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其它国家的大多数科学家本来都是自愿地、出于纯科学目的的从事铀核裂变及其链式反应研究的，如哈恩（O.Hahn）、玻尔（N.bohr）、约里奥·居里（F.Joliot—Curie）、 弗米等着名科学家。但当全世界都燃烧起战火，人类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时，一方面，德占区的科学家们只是“屈从”于法西斯的淫威在从事研究工作，而同盟国的科学家们，出于对人类和平的热爱和消灭侵略者的双重目的，群起倡议美国政府尽快研制和生产原子弹，同时也积极投入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普遍的人类价值观，采取把科学应用于制造毁灭性的杀人武器的手段，是任何一位理想主义的、正直的科学家内心所不情愿的。当得知投在日本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造成了20万居民的伤亡，爱因斯坦陷入了深深的负疚罪责痛苦之中。
　　“实用主义”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正好和“理想主义”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相反。“实用主义”科学价值观，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科学工具论。科学研究完全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服从于其它非科学目的。从这一点来讲，如果“目的”一旦是邪恶的、非道德的，那么选择同样罪恶的手段，从观念上来讲是理所应当的，从心理体验而言，也必然是欣然可接受的。这就往往导致双重的反一般社会价值观的效应。而当特定的“价值观”，如狂热的民族主义、极端的理想主义等同向催化时，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二次大战中，有一位极端仇视犹太人的纳粹医学博士希尔特，为了他的人种问题的研究写信给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要求创立一间犹太人骷髅和头骨的收藏室。信中那血淋淋的字句：“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政委……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的头颅，以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文献。”后来希尔特对头颅感到不满足，想要完整的骨架。于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又向他提供了一百五十副骨架。这位科学家刽子手，如此心安理得，并那么感到愉悦和满足，这不仅极端违反科学价值观，也是人类一般社会价值观所决不能容忍的。这一情形，是“实用主义”最为奇异的心理现象。
　　社会心理学对此提供了两个角度的分析线索。其一是认知归属或认知渗透。当存在某种认知标记时，如上例中那位纳粹医学博士，抱有真诚的“爱国心”，强烈的“民族感情”，甚至还有某种“替天行道”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且当这些标记成为极强的情境压力和稳定的感受或知觉时，行为者原有的或本应有的、规范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就会由认识到这些标记而被输导、释放。第二个线索是责任扩散。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有时会比他们单独时有更小的个人责任感，个人往往会由于生存环境中整体情感的导向，自然地趋从，甚至导向非道德的行为。社会心理学也称这种心理现象为“冒险转移”。
　　“人文主义”科学价值观，是当今最为流行、方兴未艾的观点。其特征是把科学目的和人文目的融合起来，承认科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即科学知识既是真理的也是有效的，既是目的的也是工具的。这一观点把科学和伦理揉和在一起，强调科学的人道化。
　　由于“人文主义”科学价值观是较近涌现的新思潮，很难作出较严肃的分析研究。但其中隐含着某些还未明了的成份，有必要引起人们的关注。“人文主义”科学价值观和“实用主义”科学价值观，在实践行为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曲异同工的后果，有时是一个分币的两面。什么是真正的人类“文明”，怎样应用科学这个“工具”才算是有益于人类的和符合人性的？人们不会忘记，希特勒在向全世界开动侵略机器时，所标榜的那个使人毛骨悚然的“理想”，就是声称雅利安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优秀、最符合人性的人种，其余一切人种都是劣等的，必须予以全部彻底消灭。用科学手段残杀无辜和消灭凶恶敌人，谁更“道德”、“文明”或有“价值”一点呢，“科学价值观”有时就是这样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想要提示的是：在科学发展中，必须同时关注某一国和整个人类世界的科学、某一位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某一领域和全部自然界的科学之间的关系。＊
　　〔1〕W·I·B·贝费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P33，陈捷译。
　　〔2〕〔3〕《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P123；P122，许良英等译。
　　
　　
　　
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34-41B2科学技术哲学王宏19961996 作者：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34-41B2科学技术哲学王宏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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