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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0)04-0027-06
　　20世纪20年代，一批中国知识精英，围绕“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主题，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论战。关于这场论战的讨论与评价，已发表了好多文字，亦不乏真知卓见，但在研究视角上仍然是可以拓宽的。本文提供的视角是：研究方法，并准备由此视角简单评估一下科学玄学论战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
　　一 风格各异的人生观解析
　　人生观问题跟人最为亲近，但却是至为难解的一个谜。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为此耗去了许多宝贵时光，但效果一点都不能让人乐观。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奢望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场争论中将这个问题解决得透彻干净，但这并不是说科玄论战没有给我们留下经验和智慧。恰恰相反，在科学玄学论战中所凸显的问题和智慧是丰富且诱人的，而所有智慧都是围绕“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争论而产生的。而所谓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的差异，又缘于对人生观不同立场的解析。
　　1.人生观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我们知道，科学的根本特征是客观性。凭这一点，张君劢就不可能赞成人生观是客观的。而人生观被解释为主观的，其神秘性、不可测性、科学难以解释性便有了逻辑的基础，这是张君劢坚持人生观是主观的必然前提。所以当他认定科学是欧洲文明破坏之罪魁祸首时，他必然要坚持人生观是主观的。张君劢说，之所以有孔子之行健、老子之无为、孟子之性善、荀子之性恶、杨朱之为我、墨子之兼爱的人生主张之差别，原因正在于孔、老、孟、荀、杨、墨等人的看法是随意性的、偶然性的，因而是无法统一、没有客观效力的，因而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与张君劢相反，丁文江必须说明人生观是客观的，因为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前提是具有客观性。丁文江主张人生观是客观的根据有三：其一是按照张君劢列“人生观九条”[1]（张君劢《人生观》，34页）论，认为张君劢所谓“我”与“非我”中的“非我”内容还没有包括所有“非我”内容，如“天象之观念”、“天演论”、“自由贸易”等应属于张君劢所谓“非我”，而这些“非我”作为人生观内容无不具有客观性；其二是就张君劢“人生观九条”范围内的“非我”言，如大家族主义、悲观主义、乐观主义、私有财产制、公有财产制等等，并不是纯主观的，都有客观的成分；最后是就张君劢提出的人生观定义——“我对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有所观察也，主张也，希望也，要求也”而言，由于任何科学都是我对于物同人的一种观察、一种主张、一种希望、一种要求，因而所有科学材料都可包括在人生观里面，这样人生观便应是客观的了，也就是科学可以解决的。陈独秀支持科学派关于人生观是客观的意见，但对人生观的客观性做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陈独秀指出，张君劢提出的“人生观九条”，无一不是客观的，并且这种客观是社会的客观、经济的客观。比如，由大家族主义到小家族主义，纯粹是农业经济宗法社会进化到工业经济军国社会的自然现象，而男尊女卑正是因为农业宗法社会把女子当作一种财产的结果。总之，就张君劢列举的“人生观九条”言，没有一项是可以游离于社会历史之外的虚幻的意志自由，而是实实在在地产生于相应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客观现象。
　　2.人生观是单一的还是重复的
　　我们知道，科学实验是可重复的，这意味着科学研究对象应具有可重复性。张君劢主张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问题，他就必须认定人生观是单一的、一维的。张君劢说，科学的统计与测验方法可用于对一般民众行为的研究，但不能用于特别人物。比如歌德何以创作《浮士德》，但丁为何写《神曲》以及莎士比亚的剧本、瓦格纳的音乐，都是个人化行为，从而是科学方法不能解释的，这说明人生观是特殊的、个性的、独一无二的。此外，人生观属于精神科学，精神科学研究对象是流动的，变化的，人生观是精神科学中最神秘的，因而人生观是单一的、差异的，因而是不可重复、不可统一的。对于张君劢的主张，科学派给予了反驳。丁文江指出，科学并非不注重个性直觉，但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因此尽管人格有个性特征，但也是有成因的。王星拱进一步指出，虽然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但甲之所以有甲的人生观，乙之所以有乙的人生观，在于甲乙有彼此不同的遗传和教育，而遗传和教育都是有定的、可重复的，因而人生观问题是科学可以解决的。陈独秀则认为，人生观的重复性、有定性并不仅是遗传和教育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为任何人对其之外的事或人的看法都要受到社会经济、历史环境的影响，因而神秘的、变幻莫测的人生观是不存在的，因此人生观一概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而成的。瞿秋白更为具体地讨论了人生观可重复性的原因。他认为人生观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生观都是由相应的社会环境、物质因素在背后支配着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可以找到不同人生观的共性。因此，玄学派视人生观为单一的固然荒谬，而科学派把人生观的重复性仅归因于遗传与教育亦有悖于事实。
　　3.人生观是因果律的还是自由意志的
　　我们知道，因果关系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如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那么应当主张人生观是有因果律的，如主张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那么应当主张人生观是没有因果律的。张君劢认为科学是不能解决人生观的，因而必然主张人生观是不受因果律支配的。张君劢指出，人的行为都是自由意志的、无迹可寻的，如孔子席不暇暖地布道，墨子摩顶放踵地兼爱，释迦苦身残形地修行，都是其主观意志使然，而非外在原因作崇，因而是不可能找到因果联系的。科学派认为，人生观必然受到因果律支配，没有无因而至的人生观，亦没有不生效果的人生观。王星拱指出，因果原理必然存在于人生观现象中，因为从生命观念看，生物从矿物演变而来，因而高等动物之智慧活动和低等动物之本能活动没有根本的区别，生物活动与无机界活动也无根本的区别，所以凡用以研究无机物质的物理化学，也可用以研究人生问题；从生命态度看，所谓意志自由、感情神秘、人生观不统一，都是有原因的，有因果关系的。胡适比丁文江、王星拱更具哲学头脑，他不仅认为人生观是因果律的，也承认人生观有意志自由的一面，虽然意志自由仍然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但这并不约束人的意志自由。胡适对因果关系的处理应是科学派中最为合理的，但胡适所谈“意志自由与因果律关系”是科学主义立场的，因为胡适认为只有根据科学知识，才能确立科学的人生观，即他并不认为因果律是社会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然赞成科学派关于人生观受因果律支配的主张，但对因果律的解释与科学派有较大差别。陈独秀仍然以张君劢所举“人生观九条”为例，认为张君劢“人生观九条”无一不受因果律支配，但这种因果律却是社会的、历史的因果律。比如，之所以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差异，正由于个人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暗示之结果，而宗教思想的变迁，也明显地受到当代及社会势力的支配，从多神教到一神教，再到无神非宗教说的兴起，都与特殊的社会经济类型有关，即是说都是有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瞿秋白对人生观受因果律支配的分析尤其为全面。他认为，人当然是有自由意志的，社会中的人都是秉其愿望或见解而行的，但人类社会并不因为“人的愿望”而没有规律；相反，所有“个人愿望”都为隐藏在社会内部的因果关系所支配，这种因果关系具体表现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科学技术的变革。瞿秋白说：“每种社会理想无不根据于当代的社会心理（时代的人生观）。然而社会随着经济动向而变，于是在这流变之中可以先发现一二伟大的个性，代表新的社会心理的开始（个性的人生观），每一期人与自然界斗争，由于自然的适应而生技术上的变革；于此斗争的过程里，得综合技术的成绩而成系统的智识（科学）。然而技术的变革，必定影响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又渐渐确定新的政治制度，变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阵势。于是政治制度较稳定的时期，大家引用当时所已得及已承认的智识，便有大致相同的对于人生及宇宙的概念，——养成当代的社会心理。如此转辗流变，至有新技术，新科学，新斗争之时，便能生新人生观。这是人生观所以有时代不同之原因。再则，当新的社会心理创始之期——政治制度受剧变之时，平素隐匿未见的阶级矛盾显然地爆发，伟大的个性能见此新人生观，立于新阶级的观点而与旧阶级开始思想上之斗争。这是人生观所以有个性的（阶级的）不同之原因。”[2]瞿秋白不仅肯定了人生观既有意志自由又有因果律，并大致地回答了这两者的关系；不仅肯定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生观的影响，也承认科学技术的变革对人生观的作用，从而对人生观差异性原因做了较全面的回答。瞿秋白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决定和最终解决人生观问题的是唯物史观。
　　二 人生观解析差异的焦点：研究方法
　　在科学玄学论战中，对人生观的解析，何来如此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就着上述各派的观点，并把上述各派观点放在当时学术文化背景中加以讨论。
　　1.各派对人生观解析所显露的是方法的差异
　　我们由人生观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人生观是单一的还是重复的，人生观是自由意志的还是因果律的三个向度，考察了各派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玄学派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的、单一、自由意志的，其所提出的依据是每个人对生活有不同的主张，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黑格尔的乐观主义、孔子的修身齐家和释迦的出世等等，不难看出，在玄学派的视域内，人生观是主体的、随意的、相对的，换言之，玄学派之所以把人生观解析为主观的、单一的和自由意志的，就在于它把人生观看成纯精神性活动，又由这种纯精神性活动的外在表现——各个迥异的人生观说明人生观的不可测性，所以，玄学派解析人生观的根据是把人生观确定为生命本能和主体精神现象。科学派认为人生观是客观的、重复的和受因果律支配的。这种主张基于这样的根据，人生观虽表现不同，但任何人生观都受到教育、遗传和科学知识的影响。可见，科学派之所以把人生观解析为客观的、重复的和受因果律支配的，在于科学派把人生观理解为客体自然现象。马克思主义派赞同科学派对人生观客观化的解析，但更进了一步。马克思主义派认为，人生观之所以是客观的、可重复和因果律的，在于人生观的社会性，即任何一种人生观都是社会生产方式互动、变化之结果，是社会经济关系变化之结果，是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关系规定了人生观的客观性，创造了人生观的可重复性和决定着人生观的产生，因此，人生观既不是纯粹的主体的精神现象，也不是纯粹的客体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可见，对人生观的解析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差异，原来缘于各派的视角不一。那么，这些不一的视角是什么呢？
　　2.西方的思想方法资源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便很容易发现，人生观争论中的不同立场的出现，原来各有自己的“思想摹本”。自20世纪初开始，西方各种文化思潮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文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三大思潮与科玄论战中的各派立场有什么关系呢？先看人文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主要包括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的生机论等。人文主义思潮研究问题的方法是：整体的而非支离的、人本的而非自然的、生机的而非机械的、直觉的而非理智的。玄学派梁启超、张君劢，不仅对人文主义方法推崇备至，并且身体力行。如梁启超认为研究国学的德性学问，只有靠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即只有用内省直觉方法才会有所获。张君劢则在自己的文章中，频繁引用柏格森直觉主义和杜里舒生机论作为自己观点的依据。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玄学家对人生观的解析是以人文主义方法为版本的。正如科学派所指出的：“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1]（丁文江《玄学与科学》，59页）
　　再看科学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科学主义思潮主要包括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实在论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等。科学主义思潮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分析的而非综合的、机械的而非生机的、自然的而非人本的、理智的而非直觉的。科学主义者如胡适、丁文江、王星拱等，都是科学方法的虔诚信仰者。胡适认为把科学用于人生问题，便可形成科学的人生观，而科学知识的改变，亦会推动人生观的改变。丁文江则在自己的辩论文章中，大量引用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实在论作为自己辩说的根据。王星拱对人生观客观性、因果性解析，完全是以生物学、生理学、物理学等科学知识为根据的。因此，张君劢说胡适抄袭杜威、丁文江抄袭皮耳生，陈独秀希望胡适在人生观解析上再进一步，虽然都有些刺耳，但这已明确告诉我们，科学派的人生观解析是以科学主义方法为版本的。
　　最后看马克思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阶级观和矛盾观等。马克思主义思潮分析研究问题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经济的、阶级的、辩证的等等。陈独秀、瞿秋白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陈独秀认为，人生观是有主观性、意志自由性，但决定支配人生观的只能是社会的、经济的、阶级的因素，没有空洞的、抽象的人生观，因而只有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分析人生观的发生、形成、变化。瞿秋白对人生观的解析，不仅较好地解释了意志自由与因果支配的关系，而且在坚持社会生产方式是人生观最终决定者的前提下，肯定了科学知识对人生观形成、改变的作用。亦正是基于这样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批评了玄学派在人生观主张上的唯心论性质，亦批评了科学派在人生观主张上的实验主义性质。这样，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人生观解析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立场便十分清楚了。
　　概而言之，科玄论战中之所以出现对人生观互不相同的解析，即是缘于不同的方法，是当时输入中国的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作用的反映。正如张君劢所说：“今国中号为学问家者，何一人能真正有所发明，大家皆抄袭外人之言耳。各人读书，各取其性之所近者，从而主张之。”〔1〕（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答丁在君》，86页）
　　3.方法论上的困惑
　　虽然我们指出了科学玄学论战的思想根据是方法的差异，但它留给我们的却是一团方法论的困惑。困惑之一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玄学派坚持只有人文主义方法才可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坚持只有科学方法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马克思主义派坚持只有马克思主义方法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对象都是人生观，而且每派对人生观内容特征的解析都有合理性，人生观不是主观的？人生观没有客观性？人生观不受社会经济关系影响？似乎都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提示我们，研究方法的应用，首先必须对被研究对象的内容特征有个较准确、较全面的把握，而不能偏于一域。困惑之二是观念在先还是事实在先。科学玄学论战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各派在阐述自己的主张时，并不是对人生观现象作了详细研究之后，再来说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或玄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而往往是事先有一个“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问题”或“玄学解决不了人生观问题”的观念，然后再根据科学的特性或玄学的特性来确定人生观特性，这里走的显然是一条由观念到事实的认识路线，作为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亦正因为这样，人生观问题的特征首先被各派限定死，并各执一端，最终怎能找到合理的解决人生观问题的办法？困惑之三是三大研究方法的关系。我们问玄学家，为什么科学不能用于解决人生观问题？我们问科学家，为什么玄学不能用于解决人生观问题？我们问马克思主义者，难道唯物史观真能完全彻底地解决人生观问题吗？我想，在那时代，它们谁都不能给出合理的答案。现在我们可以说，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由于它们的视角各异、侧重不同，因而在人生观问题的解决上都会有所助益。所以，片面执着一种方法是不健康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学者对三大方法的功能分别给予肯定。如贺麟说：“以上各种观点（机械物质观——科学方法，生机观——人文方法；经济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皆得有其依据的科学背景，皆各予吾人对宇宙以一种一贯的根本看法，因此亦各有其范围与效准。机械观不失为研究自然科学有用的假定，经济史观亦不失为解释社会现象和历史变迁之一种适用的假定，生机观在哲学上尚不失为一种不彻底的精神主义。”〔3〕虽然贺麟并不是就人生观问题肯定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价值，但它告诉我们，三大方法各有其存在根据与价值，因此，盲目地执着一种方法不仅排斥了其它方法，否定了其它方法的价值，亦无助于学术问题完全解决。
　　三 科玄论战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
　　科玄论战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思想论战，讲它重要，不仅是形式上的，亦是内容上的。这里以上述讨论为基础，简要提示一下科玄论战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的影响。
　　1.对哲学思想史的承启作用
　　中国哲学讨论的话题很多，如果我们挑拣一下便不难发现，“人”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围绕“人”便涉及到个体德性与知识理性关系、人类德性与科技文明关系以及人生价值的落实等问题。《老子》用简洁的语言表达的命题：“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等，孔孟提出的“为仁在我”、“智以利仁”的思想，都表现出古代哲学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和对德性与知识关系的兴趣。在宋明哲学中，有所谓尊德性道问学之争，其争论的核心就是知识理性与德性价值的关系，朱熹较看重知识对德性发蒙和引导作用，陆王则较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理性给人类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足见宋明哲学关注的也是人生问题，并特别关注知识理性对人生的影响。而当今哲学主要关心的课题有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关系、知识与人的价值、生态失衡、人性分裂和人类精神安顿等。如人所知，科学玄学论战的核心内容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仅就科学玄学两派观点看，它们是传统哲学问题的典型延承，科学派主张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玄学派认为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问题。而科学玄学论战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人生观立场，其主张人生观是经济的、阶级的，这种解释问题的方法是传统哲学所没有的，从而丰富了对人生观问题思考的视角。可见，科学玄学论战，不仅承续了传统哲学的主要话题，从而承续着中国哲学思想史，而且将传统哲学的话题以现代形式较充分地表现出来，从而开启着现代中国哲学的思路。所以，科学玄学论战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作用。
　　2.开启了使用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先河
　　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虽有所谓汉学方法、宋学方法，并且亦起过积极作用，但总体上是不发达的。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发达，致使哲学问题的解释不全面，哲学思想的总结不系统，哲学概念的运用不规范，从而滞碍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所谓哲学的发达，是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所谓哲学的新途，那是因为有研究方法的指引。科学玄学论战的最大成绩之一即是开始了现代哲学研究方法应用的实践，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哲学应用现代研究方法的道路。我们知道，科学玄学论战中，玄学派使用的人文主义方法、科学派使用的科学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派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都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方法。就各派引以为各自主张的根据看，都有真理的成份，即是说，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人生观的解释和解决都有自己的特长。就三大方法的内容看，人文主义方法主张要关注对象的主观性，要有整体的、生机的、人本的观念；科学主义方法主张要关注对象的客观性，要有分析的、机械的、自然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方法主张要关注对象的社会性，要有综合的、辩证的、社会的、经济的观念。正如贺麟先生所言，这些方法是任何哲学家不可轻弃的。所谓“殊不知直觉方法一方面是先理智的，一方面又是后理智的。先用直觉方法洞见其全，深入其微，然后以理智分析此全体，以阐明此隐微，此先理智之直觉也。先从事于局部的研究，琐屑的剖析，积久而渐能凭直觉的助力，以窥其全体，洞见其内蕴的意义，此是后理智的直觉。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背。无一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而不兼采形式逻辑及矛盾思辨的，同时亦无一理智的哲学家而不兼用直觉方法及矛盾思辨的。……由此足见，彼持形式逻辑一尊论者与彼持分析推论一尊论者，未免由于狭隘的偏见所蔽，而不知反省其认识作用有资于直觉法及矛盾思辨之处了。换言之，形式的分析与推论、矛盾思辨法、直觉法三者实为任何哲学家所不可缺一，但各人之偏重略有不同罢了。”〔4〕就今天的哲学研究言，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已成为常用的方法。比如欧阳康在其宏着《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此三大方法即成为主体内容。
　　3.种下了现代哲学话题
　　科学玄学论战对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还在于这个论战种下了现代哲学讨论的诸多话题。科学玄学论战中，科学与人生观关系问题是争论的焦点，科学能否解决人生问题，解决的程度多大？玄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解决的程度又有多大？以及由此涉及到人生价值与知识关系问题、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科技发展与人生存质量关系问题。现在我们知道，过去在科学玄学论战中所争论及所涉及的问题，如今大多都演变为一种哲学学科，如试图回答人生观问题的人生哲学、试图回答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社会发展学说，试图回答科技发展与人生存空间关系问题的生态伦理学等等。可见，科学玄学论战中确实孕育了许多现代哲学讨论的话题种子。科学玄学论战给现代哲学留下的话题之二是哲学研究方法。在科学玄学论战中，玄学派持人文主义方法，科学派持科学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派持马克思主义方法，但由于各派采取的态度都较为片面，从而使研究方法没有得到较合理应用，更遑论对研究方法本身的探讨。如各种方法特征及应用范围，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各种研究方法应用与主体因素、社会因素的关系等，它们在科学玄学论战中都被暴露出来，但并没有展开讨论，而现代哲学如要获得深入发展，这些研究方法问题，是不能不有妥善解决的。科学玄学论战为现代哲学留下的课题之三是直接开启了稍后的社会史观论战和哲学论战。在科学玄学论战中，科学派主要停留在形式逻辑层面论证自己的观点，而马克思主义派则能较辩证地把握自由与必然、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作用与意识能动作用的关系，从而隐含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争。另外，马克思主义派将人生观放在社会历史中讨论，科学派则将人生观放在科学知识、文化教育背景中讨论，由前者，既然人生观由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决定，那就必须追问：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是什么性质？社会历史状况和阶级状况如何？由后者，既然科学知识有助于人生观问题的解决，而科学知识本身的可靠性需要加以论证，由此便引申出对形式逻辑价值的辩论。可见，科玄论战之后，紧随而至的社会史观论战、哲学论战、应是哲学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收稿日期：2000-08-01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7～32B5中国哲学李承贵20012001科学玄学论战中出现了三种风格各异的人生观，其原因在于各派所持思想方法的差异。思想方法是科学玄学论战的实质性焦点。置身于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科玄论战，则在哲学思想的承启、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和现代哲学话题的播种三个维度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科玄论战/人生观/研究方法/地位李承贵(1963—)，男，江西万年人，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和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南昌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7 作者：《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7～32B5中国哲学李承贵20012001科学玄学论战中出现了三种风格各异的人生观，其原因在于各派所持思想方法的差异。思想方法是科学玄学论战的实质性焦点。置身于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科玄论战，则在哲学思想的承启、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和现代哲学话题的播种三个维度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科玄论战/人生观/研究方法/地位

网载 2013-09-10 21: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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