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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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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湖南人，说名儒必提及“二王”（王先谦和王闿运），说劣绅必不忘“二麻”（王先谦和叶德辉都是麻脸）。无论怎么说，王先谦都榜上有名。

他生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祖籍江南上元（今南京市），一个桐城派古文家辈出的地方。先祖明代封官岳州府时迁居长沙。后家道衰落，其父王锡光只能课徒自给，并对三岁发蒙的王先谦以“扶世翼教”相期。父卒，十九岁的王先谦“糊口无资”，曾三次佐幕于军营，直到1865年中进士。而后二十余年官运亨通，1885年补国子监祭酒，后放江苏学政。其间屡有建言，既想保和局，又不愿辱国体，流露出徘徊于洋务和保守间的两难心境。忽而以劾李连英获直声，又迅速以生病为借口辞官。在长沙筑居葵园，着述自娱，并主讲于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

王先谦崇拜曾国藩，他承袭了曾国藩合汉、宋的学术主张，因而他的大量着作具有既重义理又不轻视考据的特色，《续古文辞类纂》、《东华续录》、《皇清经解续编》、《荀子集解》、《合校水经注》及《汉书补注》都是这类名作。晚年他刻印了《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和《五洲地理图志略》，又赢得了通儒的声誉。

王先谦在做京官的得意岁月里，妻妾所生两男六女皆殇。或许是自怜影只，或许是伤于世变，隐居的王先谦纵情于声色，友人王闿运说他家“门多杂宾”，“人以为侈”。1904年，友人费某三饮于王宅，六十二岁的王先谦身边始终有“雏伶侑酒”，费某将王比为李渔和袁枚，王颇不快。所谓“惟把书度日”的真相被人窥破了。

1898年前后，王先谦认定梁启超等“志在谋逆”，率门生苏舆、叶德辉、宾凤阳等呈递《湘绅公呈》，要求禁遏维新言论，以端学术。1906年，门生梁鼎芬奏请擢用乃师，王以“名心素淡”辞。次年，王因头眩而跌跤，宣布闭户谢客，但仍身膺湖南学务公所议长职，以致颇想取而代之的王闿运背地里讥责其“贪居议长”。1908年，王被礼部聘为礼学馆顾问，被朝廷赏以内阁学士衔，随即又任湖南谘议局筹办处会办。王自称一向不愿干预官事，这些职衔都是怎么也推托不掉的苦差。而旁观者则发现，王先谦好请托有头脸的门生，还受人钱财。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起，王先谦栽了跟头。湖广总督瑞澂奏劾王领衔电请更换湘抚，有挟饥民压官府之嫌，王被降了五级。王声称从未参与其事，湘籍京官亦联名为他辩诬，未果。这一年，恰是他的虚岁七十寿辰。

辛亥革命后，王先谦改名为“遯”，此字今作“遁”，意为逃避。这很鲜明地表达了他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和立场。为了逃避，他更换了多处寓所。但他终无法逃过疾病，1917年，七十五岁的王先谦死于凉塘寓所。

以上所录为我的旧文，原标题为《晚年改名的王先谦》，载于1996年1月4日《新民晚报》，为该报专栏“名流寻踪”之一种，字数限于一千之内，未注引文出处。记得当时栏目的策划者兼编辑张晓敏先生谓其他名流都是正面形象，从王先谦开始刊出反面人物。

十八年之后，检视相关研究成果，可谓今非昔比，仅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就蔚然壮观。但可信度和深度呢？是否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王先谦政治思想的评断，从“湖南顽固派之魁首”，到“温和保守派”，再到“处于维新与保守之间的中间地段”；肯定其“有一定的爱国主义”，又“始终停留在封建的水平上”。而对王先谦学术思想和成果的研究，近年更趋之若鹜，既有对王先谦整体学术的探究，也有对其专门着作的研判。其头上的桂冠，已叠加到“一代杰出学人”、“汉学大师”。

这样的研究，是否从相反的方向得出了同样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结论？限于篇幅，前引小文只是点出了王先谦在历史关键处的选择和自身的矛盾，当然也限于史料，无法揭开其谜底。困扰于胸的一些问题，也并未因为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得以解惑。正好借此机会，提出以下问题，以请教于高明。

一、在苦尽甘来、仕途一片光明之际，王先谦为什么决意辞归？

时至王先谦的父亲一辈，家道衰落不堪，其祖父为县学生出身，以课徒为生，“不善治生”；两个伯父或无能或败家，家中事唯有其父王锡光担当，终日劳碌，“四壁萧然”。家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王锡光育有四男四女，本来复兴有望，孰料长子、次子在咸丰年间二十多岁病故，幼子后亦在同治十年（1871）亡故，大女、三女、幺女皆未逾岁而夭折。长子一表人才，学问亦好，早熟顾家，是给诸弟上课的小老师。王先谦一岁出痘疹，成为麻脸。无奈的王锡光把宝都押在王先谦身上，三岁发蒙，期许于“扶世翼教”云云，那是功成名就后的追忆，镶嵌在政治正确的光环里。直截了当地说，他实际肩负的是光宗耀祖的重任。

王先谦长相不如其大哥，但资质一流，秀才、举人、进士，都一试而过，且后两项连捷而就。可惜王锡光未及看到儿子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的这一天，在王先谦十九岁时病故，年五十一。

1865年二十三岁中进士，王先谦可谓少年得志，扬眉吐气。而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无疑让王先谦深感遗憾。更令人感叹的是，一年之后，王先谦妻子、周寿昌侄女难产，与双胞胎女儿同亡，王先谦在《悼亡诗》中写道：“十日之内，三口并殒。家难之剧，不可为言。”

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仕途畅顺与家庭巨变交织，但并未影响到王先谦的从政志向。即使其弟在1871年病故之后，老母无人照料，王先谦续弦后一月，即偕妻子和老母一同北上，“余家老者、幼者、疾者、亲戚贫者，皆率以行”。这表明，此时的王先谦丝毫没有退隐的想法，在仕途起步之际，他也不可能退隐，否则回籍之后的生计无以维持。

一大家子居京城不易，王先谦更揪心的是无后的恐惧：1874年，两岁四女殇。翌年，长子出生，王先谦喜极而泣，“每怀先泽宜昌后，及到中年转自疑”。未料长男一年后夭亡。1877、1878年，三岁的五女和两岁的七女相继夭折。1879年，一岁的次子再离人世。王先谦如何自处，更难的是如何面对他的老母？我们的历史学家有过同情的理解吗？

与家庭惨剧相对应，王先谦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按照十年一个阶段算，前一个十年从编修升到翰林院侍讲（从正七品升到从四品），后一个十年再到国子监祭酒、学政（仍是从四品），但再往上走，就进入高官行列，起码位至从二品。而外放过学政且在学政位上获得优秀政绩者回籍之后，至少能轻易在省城书院占据一介教席。王先谦是在弹劾“清流”和大太监李连英之后辞职，他既获得了敢言的声誉，又头戴着名学政的光环，此时辞官回籍，等待他的不只是一介教席，而是书院山长。这个位置上的收入远远高过京城的正一品大员。在膝下无后、老母为此近乎精神崩溃之际，辞职回乡，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选择吗？

二、在“清流”人物行情见涨之际，与其见解并非南辕北辙的王先谦为什么挺身抨击？与康、梁的对垒，是出于政见的分歧？还是维护自身的利益？

王先谦首次在言路发声，是在1879年，即“清流”人物开始活跃之际。而此前三年，王先谦一方面儿女连续夭折，另一方面本职和兼职政绩优异，皇帝降旨表彰，并赏加四品衔。而王先谦此时上折，称“言路宜防流弊”，指责同僚张佩纶“迹涉朋比”，实为罕见。在最小女儿夭亡之后，王先谦已是“强颜破涕以慰老母，然肝肠寸断矣”。随后王先谦又上一折，痛斥刚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其见解则与同样攻击崇厚的“清流”人物并无二致。接下来的王先谦奏折，聚焦于洋务弊端、军务废弛，痛斥贪腐，讲求外交策略和船舰机器制造，都切中时弊，他应该是“清流”的同调。那么，他对“清流”的抨击，就不是观点之争，他只是看不惯他们的做派。而家事不幸，让他脾气变坏。

这些言论说明王先谦并非头脑不清的冬烘先生，而是勇气和见识兼而有之的政坛后起之秀。替换崇厚的赴俄交涉大臣曾纪泽看中王先谦，实在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正好王先谦老母去世，他不必再强装笑颜，也失去了光宗耀祖的动力。加上自身身体出现问题，“脑后虚惊晕眩之症”，他婉拒了出使差事。这一时期的王先谦既不保守，也不顽固，而是引人注目、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王先谦比“清流”幸运，躲过了中法战争之劫。所谓不幸中之万幸，他因母丧而在籍守制。这两年多时间，他在乡编文集，刻史书，初尝文人的乐趣，或许从中发现了度过余生的有效手段。丧期过后，王先谦仍然按期返京，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三年学政，隐形的收入至少过万，多则三四万。（参见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49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有了这笔钱，王先谦后半生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可雇人着述、刻书。

1888年，三年学政期满。返京的王先谦再次因上折名震京师，奏折不长，只有三百余字。弹劾的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太监总管李连英。有关王先谦此举的动因当时就有多种猜测，在我看来，他需要制造一个体面离开官场的事件和借口。

1888年，四十六岁的王先谦返回长沙，随后被乡贤、主张西化的郭嵩焘聘为思贤讲舍的主讲，年薪六百，这收入是京城一品大员的三倍。次年在地方大员力邀下接任城南书院院长。到1894年，转入湖南最着名的岳麓书院，担任山长。在戊戌变法之前，王先谦并没有显露出守旧的态度，相反，他是与时俱进的。后来处于舆论风暴中的长沙时务学堂，其创始人实际上是王先谦，时在1897年。而创办这一新式学堂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培养人才。计划上报后获巡抚陈宝箴批准，陈为学校取名为时务学堂，并改为官办。后来熊希龄任总理，聘请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则任中文总教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王先谦并非西学的门外汉，否则曾纪泽、郭嵩焘没有理由对他频施青眼。对王先谦来说，他对康、梁的敌视，一开始也不是“主义”之争。看着自己的创意被人拿走，变了样，王先谦心情能好吗？当然，同行相轻，都是吃张口饭的教习，少年梁启超在长沙的风靡一时，对年老的王先谦是不是一种威胁呢？

与叶德辉相比，王先谦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政治敏感度也远不及叶德辉。在自定年谱中，王先谦坦言，他一开始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运动，听陈宝箴的演讲，自己也登台宣讲，他是维新事业的追随者、参与者。如果不是叶德辉的提醒，他真不知道康、梁的用心：“叶奂彬吏部以学堂教习评语见示，悖逆语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到了这时，王先谦才与叶德辉联手。要说顽固、保守，也是始于此时。

（本文摘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先谦 叶德辉卷》导言）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