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2)02-0005-06
本文是想以我近年来从事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心得体会,谈谈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我认为,汉藏语比较研究进展到今天,应该强调语法的比较研究,因为无论是语音还是词汇的研究都离不开语法研究的成果,语法的比较研究对语音、词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下面谈三个问题:一、汉藏语语法比较的重要性;二、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三、当前亟待加强的三项工作。
一、汉藏语语法比较的重要性
汉藏语比较研究相对来说,语音、词汇做得较多,成果较丰富,而语法方面做得较少,比较薄弱。原因有二:
一是与传统语言学忽视语法研究有关。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主要包括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3支,其中训诂学和文字学出现最早, 音韵学稍晚。早在公元前2世纪, 汉初学者就已编写了解释古语词义的专着《尔雅》,随后又有西汉杨雄的《方言》,东汉刘熙的《释名》等专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研究文字学的专门着作。音韵学研究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有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梁沈约的《四声谱》,影响最大的是隋陆法言的《切韵》和宋陈彭年等的《广韵》。相比之下,语法研究开始较晚。古人虽已注意到语法现象,但并未对其做过系统研究。明清在虚词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直到1898年,才出现语法研究的专门着作《马氏文通》。语法分析研究一直是训诂、文字研究的附属物。总的看来,历代学者中研究音韵、训诂、文字的人较多,而研究语法的很少。这一历史状况,必然会严重影响汉藏语语法的研究。
二是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对我国语言研究的影响有关。18、19世纪始于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是在印欧语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起,我国学者才使用这种特殊方法研究汉藏语。历史比较法是以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构拟原始母语为主要目的,其研究重点是寻找亲属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和确定同源词,认为只有语音对应规律和词的同源关系才是确定语言亲属关系最可靠的证据,而不同语言的语法关系则对确定语言亲属关系不很完备,不那么有效。因而,在以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专着里,主要是语音、词汇的比较研究,而对语法的比较研究有所忽视。我国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同样存在这一状况。20世纪以来,李方桂、罗常培等语言学大师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史,在构拟中古、上古汉语语音系统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汉语语法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则相对薄弱。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语法是语言诸要素之一,而且它还关联着语音、词汇、语义等方面,制约其演变和发展。下面,我想通过一些实例论述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1.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能为汉藏语的历史研究提供证据
语言亲属关系的有无、远近的判定,除了靠语音对应和词的同源关系外,还应有语法关系的参照。汉藏语的语法特点,有不少存在不同层次的同源关系,远的可以追溯到原始母语阶段,因此,语法关系也应是判断语言亲属关系的证据。例如: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使动范畴是藏缅语的一个最古老、最普遍的语法范畴,可以追溯到原始藏缅语共同阶段,还可能与古代汉语的使动范畴挂钩。现代藏缅语的使动范畴带有普遍性,并存在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和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有可能构拟其原始形式。藏缅语的使动范畴形式可分为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屈折式又分变音式和加前缀式两种。变音式有声母交替、韵母交替、声调交替等,其中以声母交替为常见,韵母交替次之,声调交替最少。不同语言屈折式的同源词,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如带不带*s的交替、带不带sǎ前缀的交替、清浊交替、送气不送气交替、松紧交替等。例如:
附图
从中可以看出,在藏缅语使动范畴的诸多语法形式中,屈折式是最早出现的,其中又以加前置辅音s出现最早。s的出现与原始藏缅语动词词根的单音节性有关。后来s在有的语言里影响声母的变化, 从而构成清浊、送气不送气、松紧等的对立,有的独立出来变为弱化音节。分析式的大面积发展,是在屈折式逐渐削弱或消失之后。藏缅语的使动范畴虽有同源关系,不同语言的演变是不相同的,使用什么语法形式是由其内部系统的特点决定的。[1]
2.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能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
汉藏语中有缺少形态变化的分析型语言,如汉语、哈尼语、傈僳语等,也有形态丰富的既有屈折特点又有分析特点的语言,如嘉戎语、普米语等,即使是属于同一类型的语言,其间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复杂的关系,对分析、解释语言类型有着重要的价值。
如汉藏语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语序类型:VO型和OV型。这两种不同的语序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诸如谓语对宾语的选择关系或宾语的类别,语法标志的不同形式等。拿藏缅语的述宾结构与汉语对比,其差异是明显的。在宾语的类别上,藏缅语的宾语类别较汉语少,主要是受事宾语。汉语的工具宾语、方式宾语、时间宾语、处所宾语等在藏缅语中几乎全是状语,与动词构成状谓结构。至于材料宾语,在大多数语言中也是状谓结构,只有个别语言是述宾结构。从语法标记看,藏缅语的语法标记有助词(或格助词)、语序、动词的形态变化等3种。 但在同一种语言中也存在优先等级,其等级取决于各自的语法类型。藏缅语的述宾结构之所以需要语法标记,而且语法标记多种多样,是与OV型语序有关的。因为宾语在动词之前,与主语、宾语容易出现混淆,所以必须加上语法标志以示区别。而汉语形态变化少,语序和虚词是表示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从语序的先后容易判断哪个是主语,哪个是宾语。一般认为,凡是放在动词谓语之后的都是宾语(大多是受事者,也可以是施事者),在动词谓语之前的是主语(大多是施事者、也可以是受事者)。汉语既无指示述宾结构的形态变化,又无指示宾语的结构助词,只能靠语序和语义关系来区别述宾结构和别的结构。[2]
3.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能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方法上的依据
汉藏语在我国是语种最多的一个语系,约有30多种语言。各少数民族都面临着如何学好汉语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工作的汉族也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相互学习中,如何掌握好另一语言的语法是个重要内容。语法比较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表层的粗线条的对比,对语言学习是不大有用的,只有微观、深入的对比才能“解渴”。而过去的汉藏语语法比较,多是停留在表层上,算得上深入的不多。
二、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
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历史尚短,加上研究的人少,又忽视理论、方法的总结,因而目前还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我这里只能谈几点体会,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区分是同源关系还是并行关系
同一语言现象在亲属语言间,有的有同源关系,即从一个源头分化下来的;有的无同源关系,即是后来各自并行产生的。我将前者称之为“同根同源”,将后者称之为“同根异源”。历史比较法在探索语言历史关系时的一个重大难点,即不易判定哪些现象是同源关系,哪些是后来各自并行产生的。这个难点在语法研究中同样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更为突出。
证明语法特征是否有同源关系,借助语音对应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某一语法范畴是通过形态变化的语法形式来表示的,就可以根据语音对应规律的有无来证明历史上有无同源关系。上面谈到的使动范畴在藏缅语里使动词的语音变化存在对应关系,能够用来证明是藏缅语原始母语遗留下来的,是有同源关系的。如果藏缅语的使动词的语音形式能在汉语里找到对应关系,也能证明藏缅语与汉语的使动范畴是有同源关系的。以结构助词表示句法关系,这在现代藏缅语里是很普遍的。但这是不是原始共同语固有的?通过藏缅语结构助词的比较研究,我们看到,那些表示同一概念的结构助词,在语支之间没有同源关系,仅在语支内部有少数为同源关系。这说明结构助词在藏缅语里是分化为不同语支后各自产生的,也就是说,以结构助词(虚词)来表示句法关系不是原始藏缅语固有的语法手段。[3]
2.寻找参照点
把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或不同特点的语言现象放在一起,如何确定其先后次序、解释其演变途径,是语言比较研究的一个难点。根据以往的经验,要寻找一个参照点做为依据。因为参照点是有先后位置的,因而有可能通过某一语言现象与参照点的对比,确定其先后次序,并进而证明其演变途径。如《诗经》语法反映了古代汉语语法的特点,是研究汉语语法史和汉藏语语法的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点。
汉藏语系语言,有的有丰富的反映古代语言的历史文献,如藏、缅等语言。这类语言(方言)的比较可以通过参照点对照,确定某种语言特点的先后次序及演变轨迹。而对于缺少历史文献的汉藏语来说,寻找说明历史演变的参照点存在许多困难。今后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尽可能多发掘参照点。
汉语语法历史演变的前后顺序及其演变方式,是非汉语语法研究可依据的、重要的语法参照点。如:藏缅语许多语言中都存在的反响型个体量词的性质应如何看待,究竟是古老的形式还是后来出现的新形式?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的“人+人、玉+玉”等反响型个体量词,则能帮助我们判断反响型量词是汉藏语中较早出现的。
汉语语法研究可以从藏缅语研究中获取大量有价值的参照物。这是由于藏缅语中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藏语的特点。比如,对汉语是非疑问句的来源问题如何认识,在汉语语法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藏缅语是非疑问句的特点能对汉语研究有所帮助。是非疑问句在藏缅语中存在多种形式,不同形式构成一个相互关联、复杂而有规则的系统。各种形式的出现,均受该语言的语法系统的制约。从不同形式的对比中,能够看出它们相互间的承接关系。反复式(如“去不去”)只出现在个别的语言中,很可能是由选择式演变而来的一种后起形式,而选择式(如:“去呢?不去呢”)在藏缅语里较普遍,大约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语法形式。反复式在藏缅语里很少出现,这与藏缅语的语法结构一般只有一个中心谓词有关。[4]
3.区分语法标记的优劣等级的不同形式
汉藏语不同语言间,语法标记的特点不一样,揭示不同语言间语法标记的特点,有助于认识语言的亲属关系和类型关系。如藏缅语述宾结构有助词、语序、形态变化等3种语法标记, 其中格助词和语序是直接标记宾语的手段,而动词形态是间接手段。因为形态在句子层面总体地表明句中谓语动词及其论元的属性,体现的是谓语和主语、宾语的一致关系,而不是主、宾语的本身。格标记和语序两种手段是互补的。格助词越丰富,语序的句法作用就越不重要。有宾语助词的语言,宾语后面加上助词,可以移至主语之前,成为“OSV”语序。 我们分析了藏缅语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看到格标记和语序的句法功能由强到弱的次序如下:
格标记:藏—普米—景颇—哈尼—纳西—载瓦—独龙—彝
语序:彝—独龙—纳西—载瓦—哈尼—景颇—普米—藏
对语法标记还要区分是否专用、强制。专用或非专用,强制或非强制,在语言结构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其演变的方式也不相同。如:景颇语制约宾语的语法标记有宾语助词、句尾助词、语序。其中句尾助词是强制性的,所有谓语句都要带句尾助词。但句尾词在句中除了表示句子的式、体、方向外,还表示主语、宾语(部分)的人称、数,对宾语来说是非专用的。宾语助词在景颇语里是专用于宾语之上的,但只在有生性名词当宾语时才是强制性的,对无生性宾语一般不加,只在强调的环境下才加。[2 ]分析语法形式的共现有助于深入对语法特点的认识。如藏缅语中表达是非疑问句的形式有词缀式、重叠式、助词式、反复式、选择式5种。这些不同的形式在不同语言里的共现情况不同。 以普遍出现的助词式为例,它与其他3 种形式的出现规律是:一般能与选择式共现,即所有选择式也能加助词;一般不与词缀式、反复式共现;与重叠式共现只出现在个别方式中。
4.区分隐性和显性的不同语法特点
同一语法范畴的语法形式,在不同语言中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显性特点容易引起注意、被发现;而隐性特点则往往容易被忽视、不易被发掘。我们可以借助某些语言显性的特点,进而发掘别的语言的隐性特点。汉语的结构助词“的”,其多种功能隐藏在不同的句法结构中,而在词上只有一种形式,因而,仅从词的表层形式上是无法认识汉语“的”的多功能性的。而景颇语表示“的”义的结构助词,则有ai[.33]、a[?31]na[55]三个,各有不同的语法功能。ai[.33]用于形容词、动词之后,表示定语是修饰性的;a[?31]用于名词、代词之后,表示定语是附属性的;na[55]用于名词之后,表示定语是表示时间、范围的。[5]例如:
附图
景颇语的结构助词“的”具有显性特点,对揭示验证汉语结构助词“的”的隐性特点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再举一个例子。汉藏语的名词许多语言有个称的和类别的区分,但有的语言在词上基本上无语法标记,是隐性特点。如汉语的“我吃了一个水果(个称)”和“我爱吃水果(类称)”,两个“水果”是同一形式。而景颇语则通过形态变化区分个称和类称,水果的个称用nam[31]si[.31],类称用nam[31]si[.31]nam[31]so[33]。个称和类称不仅词的形式不同,而且各自在句法中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5.区分语法现象的层次
由于语言演变在亲属语言里存在不平衡性的特点,因而语法的亲缘关系及其演变轨迹可以从不同语言语法层次的分析、排列、对比中得到认识。藏缅语的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这可以从现代藏缅语不同语言量词演变的不同层次中得到证明。藏缅语可依名量词的发达与否分为两类,一类为不发达型,如藏、景颇、普米等语言。这类语言的量词较少,除了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外,个体量词很少。在表示个体名词的数量时,大
附图
(十)十头马”等。种种特性显示这类名量词正处于萌芽或不发达的阶段。而另一类为发达型,如彝语、缅语、哈尼语等。这类语言的量词很丰富,除了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外,还有大量的个体量词。个体量词还根据名词的形状、类别而有不同的分类。在句法上,名词称量时一般都要加量词,只有“名+数+量”一种数量词修饰名词的结构,如哈尼语的
附图
“十头马”。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内部,还存在不同的层次。如名量词发达型语言中,有的语言反响型量词比较丰富,有的不太丰富等。根据藏缅语量词的不同层次再参照汉语同样存在名量词从无到有、从不丰富到丰富的历史演变,以及参考古代汉语也有大量的反响型量词等特点,可以判断藏缅语量词逐步丰富发展的历史轨迹。
三、当前亟待加强的三项工作
从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趋势看,汉藏语语法的比较研究在今后会得到较大的发展。要把这项研究做好,我想下面几个工作应该得到加强。
1.要加强单一语言(或方言)的微观语法描写
开展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当前面临的最大难处是:除少数几种语言外,普遍缺少单一语言(或方言)的微观语法描写成果。进行语言比较研究,要涉及众多语言,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比较的语言都很熟悉或都做过研究,根据过去的经验,研究者若能对其中的一两种语言比较熟悉,或做过一些研究,效果就很不一样。因为不同语言之间有共性,特别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语法是相通的。因而若有一两种语言“垫底”,就能举一反三,就会理解得更好些。
2.要建立供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语料库
这些年来,汉语语料库(包括语音、语法、语汇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料库在语音、词汇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语法语料库做得较少,特别是供汉藏语语法对比研究的语料几乎是空白。而语法语料库究竟要怎样做,其性质、范围、要求等应如何确定,目前尚缺少经验。理论、方法研究应与语料库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3.要研究汉藏语语法比较的理论与方法
汉藏语语法的比较研究,要有理论方法作指导。汉藏语语法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印欧语、阿尔泰语等语言的特点,因而要建立适合汉藏语语法特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包括怎样认识汉藏语的语法关系、语法层次,怎样认识语言接触对语法演变的影响及使用什么方法等。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京5~10H1语言文字学戴庆厦20022002汉藏语系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为汉藏语的历史比较提供证据;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材料;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方法上的依据。当前要加强单一语言(或方言)的微观语法描写,建立供汉藏语比较研究的语料库,研究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藏语/语法/比较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grammar/comparative study本文是作者在“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2001.10.24-27,昆明)上的特邀主题发言稿,发表时略做修改。On Problems about Theory & Ways of the ComparativeStudy on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DAI Qing-xia (Institute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 & Literature, the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ammars of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is important asfollows: communicate a vast amount of evidenceto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grammar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produce data for the language typology; andgive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ways to languageteaching. At presen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microcosmic grammatical descryptions ofsingle language or dialects, and constructthe theory & ways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on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戴庆厦(1935-),男,福建仙游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京5~10H1语言文字学戴庆厦20022002汉藏语系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为汉藏语的历史比较提供证据;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材料;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方法上的依据。当前要加强单一语言(或方言)的微观语法描写,建立供汉藏语比较研究的语料库,研究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藏语/语法/比较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grammar/comparative study本文是作者在“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2001.10.24-27,昆明)上的特邀主题发言稿,发表时略做修改。
网载 2013-09-10 21:3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