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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主义大师孔德曾谓：人类认识的发展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发展依次经历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分别是用神的意志说明世界的神学阶段、追究万物本源的形而上学阶段、依据观察实验研究并解释现象的实证阶段。孔德所说的神学阶段，历史地看，当主要指神话时代，但作为认识形式，神学自然应当包括后来产生的宗教神学。形而上学阶段则指旧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孔德看来，尚未实证化的哲学就是旧哲学或曰形而上学，因为它试图把握超验的终极的宇宙原因，从而获得绝对知识。孔德认为哲学也应当实证化，实证的哲学不再是形而上学，而成为科学的延续与综合。至于实证阶段也可以称之为科学阶段，因为依据实证方法研究现象所得出的就是各门科学。他认为，按各门科学经历三大阶段的速度和达到实证阶段的时间不同，可依次排列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所以，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上述孔德的这种认识史观和历史观应当说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和逻辑理由的，因而也不乏一定的预见性。如20世纪不仅是科学昌明的世纪，且一度风行“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然而，孔德的这种“三段论”看法恐怕也失之武断。撇开他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人类思想认识史这一点不谈，他以为科学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高最后阶段就颇成问题。全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都能够实证化、科学化吗？单靠科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科学是万能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今这个科学时代，人们何以仍在急切地寻找着人类历史和人类思想文化的出路呢？
　　事情大概远不像孔德所说的那样简单、绝对。
　　笔者注意到，在我们国内，就有相当一些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接近一种危险的临界点：科学技术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生产的效率和生活的舒适，但同时也把人类带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就是科学技术为人类自身挖掘的坟墓。能够拯救人类的不是似乎把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的科学，也不是人的理性，而是我们必须敬畏的在冥冥之中存在着的巨大的神秘力量。这个神秘力量决不能被我们的理智所洞悉，它只能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于是，在相当一些人那里，就有了与孔德所说的“三阶段”反向而行的另一个“三阶段”：先是欢呼“赛先生”——科学的光临，然后则黜科学走向哲学形而上学，最后则又由哲学形而上学进入宗教神学。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一思想行程不仅是人的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现，而且是人向“精神家园”皈依的必然。作为这种看法的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人们对人文、哲学乃至宗教神学正在发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上述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和思考。
　　思想现象生发于人的心灵，反映着人的心路历程。对人的心灵、心路历程的认识是不能单靠外在的实证分析的，首先需要的是同情的了解，是将心比心的自我省察和觉解。
　　反躬自省，笔者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也经历了一个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维的进展而趋复杂化和提升的过程。原来把人生和社会都看得太简单了，以为凭借理性（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理智）和科学就可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但慢慢感到这是一个相当幼稚的看法。例如，人是由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构成的，人的非理性方面的问题就不是单凭理性可以完全把握和解决的。有些事情，理智上认为应当这样办，但情感上却偏偏要那样办；情感往往不听理智下达的命令，而事情的结局也未必因此铸成错误，所以这才有理与情的矛盾。当然，理性对非理性的问题可以作出一定的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一定的办法，但那“分析”和“办法”都未必确当。理智的运用和结晶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学可以以理服人，但难以以情动人、以善感人、以圣洁人。就是说科学能满足人的理智的需要，却不能满足人的情感、意志和信仰的需要，所以这才有今天人们对于人文、哲学乃至宗教神学的重视。科学不能涵括人文。从广义上讲，人文可指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的一切文化现象，但从狭义上讲，当指不能被实证化的那部分思想文化。能够被实证地加以研究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形成的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都向它渗透并试图独霸它，所以社会科学往往“形象”模糊。科学的共同特点是对象性思维，是从外部来考察对象，但人认识自己及其文化社会现象的结构是自我相关的，它不能完全从“外面”来进行。因此，内省和体验就是不可缺少的。而内省和体验有很大的主观性，内省和体验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多大客观性，但未必因此就没有深刻性和内在普遍性（科学所把握的是事物的外在普遍性），这正表明在科学之外，尚有狭义人文生存的必要性，人文与科学可以互补互济。
　　科学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它不能解决自身的前提问题。科学的前提是人的非科学假设。例如，现代经济学这一被公认为“最硬”的社会科学，就建筑在关于“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之上。但人只能被归结为“经济人”或“理性人”吗？至少，中国的老庄孔孟不这样看，现在有些人也不这样看。而按照老庄孔孟对人的看法，就产生不出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把人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物，然后外在地研究人处理外部对象的行为如何达到最大效率。其实，说穿了，就是研究人怎样才能多开发、多消耗资源。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经济学不是也有很大责任吗？所以一些人批判科学技术也包括着社会科学。
　　由此可见，不仅人的偌大的精神世界光靠科学这根柱子支撑不起来，就是为人生、为人类社会定向单靠科学也不行。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说人文、哲学不仅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人文、哲学更直接更根本地关涉着对人与世界和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处理，关涉着为人的发展进行价值定向。如果说我们曾经过份地迷恋科学，“神”化了科学的作用，那么，人文、哲学乃至宗教神学都会起到一定的“解毒”作用，帮助我们从科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中突破出来，从具体的实证和有限的知识中超越出来，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确立起对人生宇宙的终极关怀。既然人的情感、想象、意志、信仰更多地凝聚在人文、哲学、宗教神学之中，我们就不能只顾科学，而不理睬人文、哲学、宗教神学。事实上，一个人是不能只知道科学的，“偏食”科学的人很可能成为“麻木不仁”的单面人，这决不是任何健全的社会共同体所需要的合格成员。在拥抱科学的同时尽可能地从人文、哲学乃至宗教神学中汲取人生智慧、体验人生意义、提升人生境界，应当是很正常很必要的事情。如果着眼于许多人之关注哲学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是为了抗拒市场经济所助长强化的人生的世俗化乃至庸俗化，超越实用理性和实用主义，在变动不居的生活中确立起绝对价值和终极关怀，重新树立理想和信仰，那就更值得予以肯定了。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某些人批评科学，黜科学而走向哲学形而上学、走向人文乃至宗教神学时，他们很可能压根未曾进入过真正的科学，科学精神在他们那里并未扎下根来，因而科学的负面作用才被夸大。这不是一两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认识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有着一定的民族性。
　　难道我们过去不重视科学吗？毋庸讳言，正如宗教在我们这个国度的历史上并不盛行，我们同样缺少科学的传统。只是在近代以降，科学在我们国家才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主要指自然科学。为什么重视自然科学？因为我们懂得了自然科学是技术之母，而技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物质财富。但是对社会科学、基础科学怎么样呢？恐怕只能说刚刚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例如对经济科学的重视。不能不承认，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是非常实用的，所以我们对科学的那种求知、求真、怀疑、批判的精神，那种自由探索和平等争鸣的精神，就缺少真正的认识和重视，因而也就缺少真正的接受和掌握。因而，当我们感觉到有比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政治任务时，就毫不犹豫地把科学扔到一边，甚至还荒唐地从中找“资产阶级的科学”实施“革命大批判”。这时，即使我们宣称掌握着某种“社会科学”，也因为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忽视甚至无视其科学性。在“文革”中和“文革”前不是都发生过这样的闹剧吗？而当我们“重视”科学“重视”到迷信的地步，认为科学万能从而陷入科学拜物教时，不是恰恰背离了科学的精神吗？前些年颇为热闹的“特异功能”、“测字”、“算命”一类的活动都打着“科学”的旗号，以伪科学冒充科学，其实所利用的不正是人们对待科学的实用主义态度吗？我认为这不能怪罪科学本身。正如市场上有假冒伪劣商品，我们应当谴责的是一些人不择手段的牟利心理和损人利己的价值观，而不应当是货真价实的商品一样。借口只要有科学技术的“机事”，人们就会有“机心”，人性就会“纯白不备”，因而将科学和伪科学一锅煮，那就如同说只要有商品生产人们就会有投机取巧的心理，因而合法经营的商人和非法捞钱的奸商彼此彼此，都好不到哪里去一样，至少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我们对待科学的实用主义态度来自何处？我认为，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看，它恰恰来自于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人文”“精神”。我们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内容固然很丰富，但我认为其思想核心是一个，就是学者们常常提到的“实用理性”。实用理性以人们当下的人伦日用为取舍和评价标准，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讲求实际、关注现实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弊端。它一是使人们满足于“知其然”而不追究“所以然”，从而使人生往往停留于现存状态，导致被动和保守；再就是章太炎批评儒学的流弊时所说的“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诸子学略说》）。对科学的实用主义态度使我们很难认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非实用价值，例如科学对于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以及对于世道人心的某种匡正作用。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效率、竞争、平等观念，公民道德应当标举的自主、自尊、公正意识，在我们中国传统人文中难以寻找，而在科学和科学共同体中却并不鲜见。故此，笔者感到有些人转来转去，却始终是在以实用理性为思想核心的中国传统人文圈子里转，所以找不到多少有时代意义的东西。当然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人文和哲学对我们有一定的思想营养和启示作用，值得我们认真地汲取和借鉴，但我们却不应当把它作为当今社会的万应灵药。当今社会的人心、道德、信仰问题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说到底还需现代科学、现代人文和现代哲学联手加以解决。基于此，笔者完全赞同科学和人文的并重（笔者认为，哲学正是科学和人文双重思维向度的互动和会通），却不能同意贬抑科学而独张人文。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欠缺科学之维，基本上属于狭义的人文，未得到科学的浸润，它要获得新生就必须经过科学精神的洗礼并与西方优秀的人文思想相融合。而科学本身也决未发展到尽头，它和人文一样是永远向未来敝开的。
　　笔者注意到，一些人离开了科学之后回到中国传统人文中去，另有人则并不满足于人文和哲学，而是在那里稍停片刻后又走入神秘主义、走入宗教神学。这种现象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它表明我们现有的科学和人文对人生社会问题的解决作用是有限的，人本身的能力和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二，它表明我们过去未能正确地区分理想和信仰，而是往往将其等同，结果既有害于理想，又有害于信仰。
　　一般来说，科学在于消解神秘、说明事实；人文则在于昭示意义、表达希望。但就科学认知而言，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所说，人的知识好比一个圆圈，圆圈越大圆的面积越大，人的知识就越多，但圆圈所接触到的外界的空白也越多，所以越会感到未知的东西很多。科学再发展，也不会穷尽世界的奥秘。而人的理性又总有一种康德所说的穷根究底、把握全部的欲望，希望对整个世界做出一劳永逸的终极解释。而科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任何时候，科学所能说明的问题都是有限的。我们过去并未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相反，我们总是喜欢强调科学“彻底”地对世界认识的可能性。其实，彻底的认识只有在无限的探索中才能达到，而“无限的探索”正说明在任一具体时空中都是达不到彻底的认识的。当人们对科学寄予了超出它能力的奢望时，所收获的必定是失望。所以当科学难以解释诸如生命、宇宙及其起源问题时，人们就会转而求助非科学。哲学本来可以从更高更根本的层次上做出自己的解释，但我们又宣称真正的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让哲学充当科学，人们得到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在这时，用“神”来解释业已变得神秘的东西就不失为一种方便法门。我不赞同将哲学归结为科学、归结为经验之思，但我也不赞同有人所说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或形上学），就是超验之思，虽然这是一种很古老的看法。完全的形上学和超验之思只能是神学或实质上的神学。虽然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曾经以“拟神学”的形式出现，但这并不符合哲学的本性，所以也不是哲学的常态。形上学只是哲学的一重规定性，哲学还有形下性，或者说，哲学正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亦即“超验之思”和“经验之思”的中介和合取，所以它才能发挥从个别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从相对到绝对而又使后者“回”到前者的转化功能，现代哲学的性质和功能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再来看人文的问题。就人文来说，它所能昭示的意义和表达的希望也总是有限的，而人生则渴望终极的意义和无限的希望。如果人们不了解人文相对的历史的性质，指望在属于人文的文学、艺术、伦理中得到它，那失望也就很难避免。前些年，针对机械的唯物主义把人物化、被动化，针对传统的社会体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压抑和人的能力的束缚，我们的哲学重点开掘、弘扬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将人优于物的自为性和目的性较充分地展示出来。但是，我们也忽视了人的被动的有限的一面，忽视了人与周围世界相互制约、共损共荣的一体性关系。从可能性上讲，没有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和办不到的事情，但从现实性上讲，人所能解决的问题和办到的事情又是很有限的。并且，即便是人能做到的事，人亦决非都应该去做，这里有一个伦理和价值的问题。人必须给自己的行为设置界限、设置禁忌，对我们人类的生命赖以维系的大自然和生命本身保持应有的敬重。而对人的自觉性、主体性的认识，也应当既包括人的自我解放、自我超越，也包括人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对此，可以说我们过去均有所忽视或缺少认识，现在应当着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重新造出“上帝”并向他（她？它？）顶礼膜拜。科学、人文、人本身的有限性凭我们的实践经验和哲学思维即可确定，勿需借助上帝的无限性得到映现。中国大哲老子说“自知者明”，人和人的世界的澄明说到底是基于实践和生活的自我澄明。有人以为只要树立起上帝的偶像，人就不敢为所欲为了，那是他低估了人的“狡猾”，也忘了我们中国人拜神也是实用主义的。中国人过去信仰玉皇大帝，并认为灶王爷年三十要到天上向玉皇大帝“汇报”各家的功过善恶，我们的祖辈们不是要提前“请”灶王爷“吃”年糕来糊住他的嘴，让他到天上后叽哩咕噜地说不清吗？我们中国人是有办法对付神的。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类人更是不怕什么鬼神报应的。至于说人信了神就会安份守己、有所忌惮，那人也就成了神的卑微的怯懦的奴仆，而马克思早就严正指出过：对神灵的恐惧本身不是什么好事。“哲学意识”就是要人们“摆脱这种恐惧”，要人们通过提高自己理性的“自我意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有人不满意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对“神秘”东西的“祛魅”，要重新“附魅”、“还魅”，这是颇值得斟酌的。事实上，工业化和科技主要破除的是人对超自然的神灵的迷信、敬畏，而这既是必然的，又是完全正当的。虽然它也的确祛除了人的传统生活和传统人文的某些魅力，但它并未也不可能对世上一切“奇妙”、“奥妙”的东西“祛魅”，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并未随着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而失去那“神秘的微笑”。如果说工业化和科技也损害了真善美的无穷意蕴和迷人的魅力，那么我们就只应当通过在包括科学技术研究在内的活动中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和感知、体验真善美的能力，通过发展人文和科学来抵消工业化和科技的负面作用。宣传神秘主义是不可取的。
　　下面再来看人的理想和信仰问题。由于上面所讲的实用理性的传统和其他社会历史原因，我们过去对信仰和理想往往不加区分而习惯于把二者混为一谈。理想直接被当成信仰，本属信仰的东西也因而被理想化。这样，如果理想能够实现，人的信仰也随之有了“着落”；如果理想老是实现不了，人们在改变或丢弃理想的同时，也就会把信仰改变或丢弃了。即使对“神”的信仰也有这个问题。求而“灵”的神总是不缺善男信女，四季香火；求而“不灵”的神则门前冷落，香客稀少。对某种未来理想的信仰就更是如此。前些年相当普遍的信仰失落问题，不能不说与此大有关联。可见，我们要重新确立理想和信仰，首先需要把它们适当地加以区分。其实，顾名思义，理想在于“想”且是合“理”之想，这是对未来的某种可能（注意：不是“不可能”）的憧憬；“想”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它的实现。而既然是合理之想，那么原则上它是可以实现的。所以，理想尽管不是现实，却有人们赋予它的“现实性”品格，因此我说理想是人的行动的向导。信仰则端在于“信”，而且是达到了“敬仰”程度的相信。人们相信的东西是人们认为可靠可依赖的东西。相信某物或某理，人们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变易性的世界上就感到有了依托，心里变得踏实。而成为人们信仰的东西更是某种人的整个身心都可以交付的绝对价值。人们信仰这种绝对价值，并不是要在现实中将其实现出来，而是要作为自己精神和生命的皈依、归宿，所以我说信仰是人的精神的支柱。理想和信仰的内涵和作用显然都有一定区别。当然，两者也有相通之处，有紧密联系。通常，人们的理想就是建筑在其信念或信仰之上的，我们也可以把某种理想作为自己的信仰。但这种承载着信仰的理想，既是某种值得人们终身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又是人们要在生活中谨守和坚持下去的原则。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作为理想，固然是为了这种社会形态的实现，但就其发端而言，却是因为共产主义寄寓着许多人的这样一种信念或信仰：真善美一定能战胜假恶丑，社会将变得愈来愈人道、合理、公正，愈来愈符合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正因为有此信念或信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才会百折不挠地奋斗下去；而那些动摇乃至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恰恰是缺少这种执着的信念或信仰的，所以这些人才会说一句“前途光明看不见、道路曲折走不完”之后，一变而为“结党营私”的投机分子，在道德上变得不如一般民众，甚至完全堕入假恶丑的一类。有鉴于此，我们在今天尤其应当注意对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的信念或信仰的培养，用正确的理论引导之，用高尚的精神激励之，俾使其确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信仰。
　　有人以为用对神的皈依和信仰可以解决理想和信仰不分的问题，解决信仰失落的问题以及人们缺少一以贯之的原则性和操守的问题，彻底告别实用理性和实用主义。笔者认为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在中国缺少很大的可行性，且会带来前述新的危害；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的自律能力和自我负责的精神，相反还可能破坏这个目标的达致。我以为宗教信仰者尽管有其道理，但宗教信仰本身就其相信超人超自然的神灵而言是不合理的，合理的信仰要靠非宗教的科学、人文和哲学共同确立。
　　从历史上看，当一个民族或一个集团充满了生命活力时，他们总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包括理性能力也包括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力，对未来持乐观的积极的态度，敢于直面人生，敢于向困难和风险挑战。尽管他们会显得幼稚和简单，但他们会逐渐磨炼成熟。而成熟意味着他们知道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所在，也了解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因而思想更加自觉，计划更为周密，行动更加稳健，而并不意味着变得疑虑重重、畏首畏尾、消极悲观、裹足不前，更不意味着退到“神”的保护伞下。其实，“神”从来就未能保护过我们平安无事，不然，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血腥杀伐、朝代更替、豺狼当道、是非颠倒的现象了，科学和技术也就不会发展起来了。作为人，我们注定要在世界上承担起自己的命运，不管这是多么的艰难。我们人有弱点，对此应当予以“同情”的理解，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谅解，但我们更应当努力克服和战胜自己的弱点，而不应当一味地顺遂它、助长它。如果说人类在自己的征途中应当满怀“神圣”，应当有一个“神”在心中，那么，这个“神”只应当是真、善、美的统一，是发现和创造着真、善、美的科学、人文和哲学的统一，凭借这个神圣而又世俗的“神”，我们是一定能为自己开辟出一条生路，一条到达光明境界和精神家园的道路的。
哲学研究京36～41B1哲学原理张曙光19981998作者单位：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系 作者：哲学研究京36～41B1哲学原理张曙光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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