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动态经济效应分析:长期均衡和短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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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47-11
  导 言
  由于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框架下达成协议十分困难,现在各国开始积极探索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形式,其中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要代表,这些经济区都具有一定的排外色彩,对其他国家形成很大的冲击,因此从1998年末开始,东亚国家也开始摸索建立自由贸易区。比如,韩国已经分别与智利、新加坡、冰岛和东盟签署了FTA协定,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谈判也在进行。日本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和菲律宾已经签署了FTA协定,与智利、韩国、东盟的谈判也已启动。但是,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所签订的FTA协定数目在世界上还是最少的。
  在2002年之前,我国经济重点主要放在加入WTO上,近几年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表现出很高的热情。2003年6月和10月中国内地分别与香港和澳门地区签署的具有自由贸易区性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正式实施,可以看作我国自贸区建立正式拉开了帷幕。在此基础上,中国-东盟(ASEAN)自由贸易区(10+1)也迅速启动,2005年7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2007年1月《服务贸易协议》签署。2005年11月,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签署。2006年11月,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签署。另外,我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冰岛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的自贸区谈判也已经启动或安排。在学术界,与建立FTA相关的各种研究纷纷展开,本文期望在刻画建立FTA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方面作出有益的尝试。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与FTA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第三部分简单介绍本文所采用的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校正模型,介绍变量的选择和数据处理,介绍本文模型的设定过程;第四部分主要根据协整方程和调整系数、脉冲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分析中国建立自贸区的长期经济均衡和短期动态调整过程;结论和政策性建议在第五部分。
  FTA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自由贸易区(FTA)是在最少限制的制度安排下的最初级的区域整合形式①。事实上,FTA除去了WTO的最惠国待遇和多边主义原则,代之以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特惠贸易协定。FTA成员国间适用低关税,最终达到无关税,相反,非成员国则适用WTO维持的关税。FTA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建立FTA后对于区域内外国家的经济各有何影响,通常认为FTA的经济效应包括四个方面: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市场扩大效应和竞争促进效应。其中,贸易转移效应引起效率降低,经济影响是负面的,而其他三方面的效应都会通过提高效率给域内国家的经济带来好的影响。
  Viner(1950)首先提出了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的概念②,这两种效应是由于建立自贸区后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适用不同关税水准而产生的,两者的相对规模大小决定FTA是否导致福利增加,这实际上是一种静态效应描述。自由贸易区的动态经济效应在经济整合初期看不出,随着时间推移,将逐渐表现出来,这主要体现在市场扩大效应和竞争促进效应上。从长期看,由于建立FTA后,成员国间的贸易障碍消除,国内外厂商将站在同一立足点上相互竞争,此时唯有市场效率高者才能够生存。随着经济规模的变大,成员国企业为了争夺高的市场占有率将展开更激烈的竞争,透过淘汰、兼并与技术更新等方式来提高生产活动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结果将导致域内商品相对于域外有着比较优势,减少贸易转移效应的发生,而且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降低厂商对市场的垄断力,会进一步使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福利提高。当然,FTA的动态效应也不总是正面的,成员国的经济整体会有所得,但具体到产业层面,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则会受到直接的打击。
  国外研究FTA动态效应的实证文献很多。比如,Thompson(1993)分析了加拿大证券市场上制造业投资者对美加建立FTA的反应,发现加拿大制造业在美加FTA建立后有着确实的收益和损失,投资者也在进行着相应的调整③。Gaston和Trefler(1997)分析了美加建立FTA前后两国劳动市场的雇佣劳动和工资的变化。一般来说,建立FTA后,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得到促进,就业增加,而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就业减少,但实际检测结果并不支持这个判断。建立FTA后,所有可交易部门的产业中,就业减少,特别加拿大的就业减少份额达9%~14%,是美国的两倍,实际出口和进口都收缩。另外,工资收入与建立FTA与否相关性不大,维持稳定的状态,只有微弱的3%程度的上升。当然,这个时期就业的大幅减少可能与加拿大和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有关④。Ethier(1998)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结FTA,会带来促进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效果⑤。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0)的实证分析结论是经济小国与大国建立FTA时,小国的生产部门会遭受损失,小国生产部门的GDP、就业和工资与进口价格指数有着相同的变化方向,而大国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会增加⑥。Beaulieu(2000)也分析了美加FTA建立后关税的下落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指出FTA对于加拿大收入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对于制造业的就业有着小的负的影响。而且发现关税下降会显着降低非熟练工的就业,但是不影响熟练工的收入。劳动市场的这种就业结果是缘于在建立FTA前,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相对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受到了更多的保护⑦。Brox(2003)使用AIDS系统分析了美加建立FTA后加拿大消费者的消费和储蓄模式的变化情况,发现FTA将会降低加拿大的储蓄率,增加加拿大除服务业之外的所有商品的消费份额。韩国和日本对双边FTA经济影响的研究也很多⑧。如Fukugawa(2000)描述了建立韩日FIA两国能够获得的利益。从韩国方面,韩国能够获得规模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等高的动态利益;由于与日本的贸易自由化,能减少盲目重复的投资习惯;建立FTA能够强化金融协力,扩大日元资金的活用机会。从日本方面,韩国是一个能够容易地吸收日元资产的国家;金融危机以后,韩国迅速推进了相关改革且富有成效,而日本欠缺这种改革,这也是与韩国建立FTA的社会动机⑨。Shin和Wang(2003)发现建立韩日FTA后两国贸易量增加,而且发现汇率不确定性与贸易量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为了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在讨论韩日FTA时,必须强调汇率调整这个问题⑩。
  目前中国对FTA的研究也不少,比如,张祖国(2002)分析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和前景,认为中国与东盟市场一体化,不会引起对中国产业的巨大冲击,反而有利于中国企业开拓东盟这一新市场(11)。张远鹏(2002)分析了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状况,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产业竞争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已经具备构筑双边、小范围自由贸易区的条件,而且目前机遇很好(12)。胡鞍钢(2001)提出了建立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的三国四方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以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13)。刘昌黎(2001)分析韩日FTA对韩日两国的影响,也分析了韩日FTA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的对策(14)。冯昭奎(2002)分析了“日韩FTA产业论坛”的研究情况,还分析了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两种可能途径,一是三个“10+1”交融模式,二是“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两个板块的结合(15)。宋群(2002)分析了东亚经济合作的一些情况,指出,推动区域一体化合作都有一些比较强的国家为主导进行,而东亚经济合作中还没有形成这种合适的力量(16)。陈雯(2002)运用贸易份额法和引力模型考察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区内贸易的作用,结果表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内贸易的发展(17)。可见,上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分析,量化研究还不多,而且主要是一些静态经济分析,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与东盟的双边FTA。
  我们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在实证分析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方面作出有益的尝试,并得出有益的政策建议。我们不仅从整体上分析建立自贸区对中国工业生产部门、贸易部门和投资部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而且也具体分析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建立CEPA后所带来的动态经济效应。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1.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能够把握变量相互作用,能够刻画变量从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向量自回归(VAR)或向量误差校正(VEC)模型来分析建立FTA对中国的工业生产、贸易和投资部门的影响情况。
  VEC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把系统内变量间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特征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分析,保持信息的完整性,从而也使其成为本文进行自贸区动态经济效应分析的基本方法。
  建立了平稳的VAR或VEC模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正式的经济计量分析了。分析方法之一就是使用脉冲反应函数。本文采用能够避免正交化对变量排序依赖性的一般脉冲反应分析。分析方法之二就是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它是研究所有关联变量影响目标变量的不同贡献度的一种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判断经济序列变量间的短期动态相关性。为了对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的结论进行补充和说明,还有必要对系统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并且与ECT调整系数显着性所揭示的长期因果关系结合起来分析。
  2.变量选择
  为了分析FTA的经济效应,选择FTA的代理变量很重要。Revenga(1992)(18)、Grossman和Helpman(1995)(19)的研究中使用进口价格指数作为FTA的代理变量。韩国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等在分析FTA的经济效应时经常使用关税作为FTA的代理变量。由于我国没有公布有关进出口价格指数的资料,而关税(20)时序资料则相对容易获得,因此本文选择进口关税率(Tariff Rates,TARA)(21)作为FTA的代理变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进口关税率渐渐下降和总进口额增加的事实(见图1),实际上,关税率和进口价格指数有相同的移动方向,可以认为建立FTA后的关税率下降与工业产品进口价格指数的下落是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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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我国进口关税率和总进口趋势图
  建立FTA后经济受到的影响范围可以包括生产、消费、贸易和投资等部门,但是基本的研究主要在生产方面。本文在分析FTA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时,着重对三个部门进行分析:第一是工业生产部门,选定工业增加值(IGDP)、就业(IEMP)和平均工资报酬(IW)作为相关变量;第二是分析贸易部门,选择我国的总出口额(EX)和总进口额(IM)作为整体分析变量,对香港地区的分析变量则是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额(EXHK)和从香港的进口额(IMHK);最后是分析投资部门,选择总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数额(FDI)一个相关变量,香港地区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用FDIHK表示。本文把中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地区正式建立具有自贸区性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2003年作为我国建立自贸区的起始研究时间(22),因此,本文研究的时序期间从2003年开始,选择的数据是2003年1月到2006年12月的月度时间序列(23)。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价格指数(CPI)月度同比数据对所有名义数据(就业除外)进行了平减(基年为2005年),由于本文所有月度数据的季节性都较强,利用Census X12乘法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为了避免数据剧烈波动和消除潜在的异方差性,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取自然对数(关税率除外)。
  3.模型设定
  本小节分别对工业生产、贸易和投资部门建立VAR或VEC模型,三个部门的内生变量向量y[,t]分别为(TARA IGDP IEMP IW)′、(TARA EX IM)′和(TARA FDI)′,外生变量只包含常数项。模型设定分三个步骤完成: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检查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第二,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长度;第三,利用Johansen迹检验确定每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存在,估计出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将VAR模型修正为VEC模型。
  (1)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ADF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因此使用Mackinnon临界值来判断。
  ADF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水平值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H[,0],即都是不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都拒绝原假设H[,0],因此它们均是一阶单整I(1)序列。由于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回归,否则会产生伪回归,应该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协整分析方法。
  (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主要用于检验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称为协整关系。我们的数据中,所有变量本身都是非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如果至少存在一个协整方程,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否则就不存在稳定的线性关系了,而协整方程的存在是构建VEC模型的基础。由于本文分析中样本相对较小且变量较多,所以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来估计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得到一个有效无偏估计量。
  在进行协整检验以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即滞后长度。综合AIC和SIC最小标准,本文工业生产部门无约束VAR模型的时滞应选取5,贸易部门VAR模型的时滞选取4,投资部门模型的时滞选取2。在滞后长度确定之后,再验证协整检验模型的形式,本文确定工业生产部门和投资部门的最合适模型为协整空间中只有常数项,数据空间有均值和线性趋势项,贸易部门的协整空间相同,数据空间只有均值。
  第一组和第二组变量协整检验结果表明,TARA、IGDP、IEMP和IW以及TARA、EX和IM之间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存在唯一的一个协整方程,换句话说,关税率与工业增加值、就业和工资水平变量以及关税率与总出口和总进口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是它们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的动态稳定比例关系,具有共同的随机趋势。从经济意义上看,这种协整关系的存在便可以通过某些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变量的变化,因此,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所引致的关税率下降冲击可以传导到工业生产部门和贸易部门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两个部门变量间的连锁波动和相应变化最终会分别收敛在各部门的长期均衡状态。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投资部门中关税率与FDI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把工业生产和贸易部门的VAR模型校正为有协整约束条件的由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VEC模型,滞后长度分别比原VAR模型减少1期,而对投资部门则要建立一阶差分的标准VAR模型,这种模型的约束性最强,参数个数最少。在下一节,我们将根据这些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相应的动态经济分析。
  动态经济效应分析
  本节主要根据VEC或VAR模型估计的结果分别就建立FTA对工业生产部门、贸易部门和投资部门的经济效应作一个动态的解释,最后再具体分析与香港地区建立CEPA的经济影响。根据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般会预期建立FTA导致的环境变化(如进口关税率下落、进口价格指数的下降)会导致工业生产部门的增加值和就业减少,工资收入影响不大,出口会增加,进口会减少或不确定,外商直接投资会增加。
  1.工业生产部门
  根据工业部门VEC模型所估计出的标准化协整方程为:
  β′y=TARA+9.4742IGDP+9.8833IEMP-19.3831IV-11.6650=0 (1)
  (4.2705) (1.9074) (-3.1139)
  上式的第二行为t统计量。由该协整方程可以看出,4个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如果分别把IGDP、IEMP和IW的协整参数换算成1的话,可以知道,关税率每下降1%,在长期均衡状态上,工业增加值最终会上升0.106%,就业增加0.101%,平均工资报酬则会下降0.052%左右,而且在统计上都是显着的。(1)式的右端就是VEC模型中的误差校正项ECT,它限制了工业部门内生变量的长期行为必须收敛于这个协整关系,而且考虑了向这个均衡值的短期动态调整过程。因此,任何对短期非均衡误差的适应性调整,都使得变量自身不断地向长期均衡趋近,调整系数就描述了这种偏移向均衡的调整速度。这里估计的调整系数为:
  α=(-0.0915-0.0973 0.0010 0.0060)′ (2)
  (-0.8528)(-3.9960)(0.8197)(0.4178)
  其中,每个元素为VEC系统里4个方程对应的ECT的估计系数,可见,工业增加值变量对偏移的调整速度最快,平均工资报酬其次,就业最慢。
  有了系统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后,我们还想知道建立自贸区后工业部门的主要变量对于关税率下降冲击的短期动态调整过程,这可从基于VEC模型的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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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工业生产部门主要变量对进口关税率下降的脉冲反应函数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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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工业生产部门主要变量的方差分解
  由图2可知,进口关税率初期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首先引起工业增加值0.003%瞬时下降,然后是3期的连续增加,第5期又急剧下降,第6期后又恢复增加但是波动很大。换句话说,关税率下降1%,在短期基本上会导致工业增加值下降,在第2期和第10期下降幅度最大,达到近0.006%。可见,工业增加值的这种短期反应与我们的预期相似,而协整方程揭示的增加值在长期的最终增加则与预期相反。这说明,建立FTA会对中国原来受到保护的弱势产业形成冲击,使得工业增加值出现相当长时间的下降,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后,工业部门的生产会恢复直至超过建立FTA前的水平。而工业部门的就业和工资报酬对关税率下降的短期反应也是急剧的波动而且基本上是下降的,关税率一个标准差的负向冲击会导致就业在短期内下降达到平均0.027%的水平,工资的下降幅度虽然小,但也达0.008%的平均水平,虽然在第12、13期的时候短暂上升一点点。对比长期收敛值,我们知道就业水平的这种短期下降是暂时的,长期看建立自贸区还是会导致就业的最终上升;但是,工资报酬的下降却是永久的,这些与我们对就业和工资的预期变化也不完全相似。可见,为了避免建立FTA的长短期不利影响,事先劳资双方建立相应的对策是很重要的,要选择合适的FTA建立时机,引导弱势产业和群体做好充分的准备。方差分解进一步考察了工业部门主要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由图3可以看出,工业增加值和工资报酬的短期剧烈波动其实并不是由于进口关税率下降冲击主要引起的,关税率冲击只分别解释了工业生产和工资波动的不到10%,而就业和工资冲击对工业增加值波动的解释在第5期之后平均达到了20%和50%的强度,增加值和就业冲击对工资波动的贡献度也有17%和30%左右。但是,关税率下降冲击却是导致就业水平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影响程度达到平均30%的水平,工业增加值和工资冲击对就业波动的解释程度相加起来在前10期也就10%的水平,10期后略有增加。
  上述协整检验给出了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给出了短期冲击反应方向和互相影响程度,这些变量在长期和短期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对于存在着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Granger因果检验必须是基于VEC模型的,即不能省去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ECT),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出现偏误,这里ECT的显着性和滞后差分项的联合显着性检验可以分别用来说明变量间的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本文检验工业部门各变量作为一个经济系统的互为因果关系的结果略,ECT的t值见(2)式第二行。
  第一组TARA方程的检验表明,在短期内,IGDP格兰杰引起TARA,但是IEMP、IW都不格兰杰引起TARA,且ECT也是不显着的。这说明了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关税率变量基本上都不能由这三个解释变量引起,应该属于外生的制度性安排。IGDP方程的检验中,TARA、IEMP和IW都格兰杰引起IGDP,而且ECT的t值也很高。这说明了建立自贸区后所出现的工业增加值的短期下降和波动以及长期的增长基本上都是由关税率、就业和工资变量的变化引起的,虽然方差分解显示它们在短期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力度不同。第三个方程的检验表明,IW格兰杰引起IEMP,但是TARA和IGDP不格兰杰引起IEMP,而且ECT也不显着。虽然方差分解认为关税率的下降冲击更多地解释了就业的短期变动现象,但是因果检验意味着关税率在短期和长期都不是引致就业变化的原因,就业水平的最终上升可能还与其他一些因素相关。IW方程中,TARA、IGDP和IEMP都不格兰杰引起IW,ECT也不显着,这至少可以说,建立FTA后工资水平的下降不是由于关税率的下降所引起的,这也与方差分解的结果相一致。
  总的说来,建立FTA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影响是比较积极的,似乎没有理由对建立FTA有太多担忧,市场的力量再加上合理的政策导向能够解决建立FTA对中国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冲击。
  2.贸易部门
  贸易部门VEC模型估计出的标准化协整方程为:
  β′y=TARA+14.1916EX-18.7652IM+36.4748=0 (3)
  (2.5838) (-2.7205)(2.6427)
  相应估计的调整系数为:
  (0.0035 0.0152 0.0257)′ (4)
  (0.3068)(3.5589)(5.1070)
  协整关系的存在意味着贸易部门非平稳变量间也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三个变量的变化最终会受到上述协整关系的约束:关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在达到长期均衡时,总出口会增加0.07个百分点,总进口会减少0.05个百分点,而且在统计上都是显着的,这一协整关系的符号和系数符合我们的预期。而总进口对偏移的调整速度要快于总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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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贸易部门进出口对进口关税率下降的脉冲反应函数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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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贸易部门进出口变量的方差分解
  图4和图5的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显示,TARA一个标准差负向冲击从一开始对总出口持续作正向影响,开始的几期波动较大,第2个月达到峰值,而且我们发现,在10期之前,关税率对总出口波动的解释力要大于总进口,达20%左右,以后总出口就维持在0.012%的缓慢增长水平上,根据协整关系可知,关税率下降对总出口的冲击是持久性的,会一直增长到收敛水平。而进口关税率的下降对总进口的冲击反应模式有些相似,开始7期总进口是短暂的波动,虽然在第2期和第4期略为下降,但是总体上增加,并且这种上升在第7个月之后趋稳,大约处于0.005%的上升水平。我们知道,总进口的这种上升是不长久的,长期来讲,总进口还是趋于减少,显然,总出口对总进口短期变化的影响力要高于关税率。换句话说,方差分解分析显示,在短期中,关税率下降导致总出口增加的结果比较有说服力,而总进口增加的结论由于关税率对其说服力最低而打了折扣。
  (4)式第二行两个调整系数的t统计量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关税率虽然在短期没有成为进出口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是在长期,建立自贸区所导致的关税率下降却是总出口增加和总进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在短期,进出口则成为关税变化的原因,可见,建立自由贸易区,降低进口关税率,也是中国的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和特定产物。另外因果检验还发现,短期内,总进口的变化并不会引起总出口的变化;但是反过来,总出口的变化却会导致总进口相应变化,这与方差分解是一致的,因为10期前总进口对总出口的解释力只有15%左右,低于关税率很多,而总出口对总进口的贡献度在初期就达到20%以上,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较快增加,在第14期时已经超过了总进口自身的解释力。
  3.投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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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投资部门脉冲反应函数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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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投资部门的方差分解
  由于投资部门非平稳变量间没有发现协整关系,因此不存在长期均衡,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我们构建了一阶差分的VAR模型来进行分析。由于关税率与FDI在长期并不符合一定规律,因此可以说,关税率在长期对FDI变化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有限。而且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在38.4%的水平上,FDI不是TARA的Granger原因,在21.5%的显着性水平上,TARA不是FDI的原因,因此,在短期,关税率和FDI也彼此都不成为引起对方的原因。由图7的方差分解也可以看出,关税率对FDI的解释力在15个月内都只有3%左右,FDI的变化几乎完全由其自身所解释。图6短期脉冲反应函数轨迹也显示,关税率的一个标准差扰动仅仅引起FDI短短5期的振荡,从第6期FDI就几乎回到原来水平,没有变化了。总的FDI的变化情况与我们预期的不同。而且上下两个标准误的置信带显示,该轨迹在90%的置信水平上是可靠的。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否会对我国吸收FDI的总体水平带来不利的影响。
  4.以香港为例
  2003年,中国内地率先与香港地区签署的具有自由贸易区性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正式实施,这也标志着我国自贸区建立工作的正式开始。在最近连续的5年内香港地区在中国内地的贸易伙伴排名中一直位列第四位,仅次于欧盟、美国和日本,双方贸易额在2004年就突破了1 000亿美元,而且与香港的CEPA是中国实施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因此,单独分析该CEPA实施4年来对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双边经济影响就很有意义。
  我们主要分析进口关税率的下降对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进出口以及从香港地区吸收的FDI的动态经济影响。同样,对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出口(EXHK)、中国内地从香港地区的进口(IMHK)以及香港地区对中国内地的FDI(FDIHK)三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EXHK在不同的显着水平上均接受平稳性假设,因此为零阶单整I(0)序列,而IMHK和FDIHK则是含有一个单位根的非平稳时间序列。虽然TARA和IMHK不平稳,由于EXHK是平稳的,我们不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本文直接对一阶差分的TARA和IMHK变量以及水平的EXHK变量构建VAR模型进行估计和分析,AIC和SIC信息标准显示该系统的合适滞后阶数为1期。
  脉冲反应函数分析显示,负的关税率冲击立即引起EXHK和IMHK的瞬时增加,在第2期都达到峰值,EXHK上升0.02个百分点,IMHK上升0.03个百分点,此后两个变量继续作正向响应,不过幅度逐渐减小,到第14个月时EXHK仍然保持0.003%左右的微小升幅,而在第13个月时,IMHK已经收敛于0值了。这些脉冲反应函数的点估计轨迹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是可靠的。可见与香港地区建立CEPA基本上有利于双边贸易额的增加,而且对香港地区出口的增加会持续更长时间,所以建立CEPA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是正面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指出,除了IMHK不是TARA的原因外,其余每一个变量都是另一个变量的Granger原因,由此可见,关税率的下降是导致中国大陆对香港地区进出口增加的原因,只不过关税率对IMHK的影响要大于EXHK罢了,这可从方差分解看得出来。
  我们也同时考察了关税率下降与香港地区对中国内地的FDI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两个变量之间的Johansen协整检验指向在4.05%的显着性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方程,检验模型为协整空间中只有常数项,数据空间有均值和线性趋势项。根据AIC和SIC标准确定VEC模型的滞后值为4期。估计出的标准化协整方程可知,关税率与香港地区对中国内地的FDI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向关系,关税率每下降1%,FDIHK最终会上升0.037%,这与FDI的预期变动方向相同。ECT的调整系数中FDIHK的t统计量在统计上很显着,这清楚说明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建立CEPA是导致长期均衡时香港对中国内地FDI增加的重要原因。
  从短期而言,关税率的一个标准差负向冲击对从香港地区吸收的FDI产生明显影响,FDIHK从0期开始下降,从第3期到第9期则持续正向响应,其中第3期和第5期上升到最高的0.04%左右,在第10期到第14期又开始负向反应。显然,FDIHK对关税率下降冲击的短期反应的变动性很大,而且可以预见在第15期之后又会上升。方差分解表明,关税率对FDIHK短期波动的解释力在第6期后一直稳定在10%左右。基于VEC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也指出,在短期,关税率下降在6%的显着性水平上成为FDIHK变化的Granger原因。可见,关税率的下降会导致FDIHK在短期内剧烈波动,在长期内最终上升,而且无论在短期和长期,关税率下降都是FDIHK如此变化的重要原因。综合上面对中国内地和香港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分析,作为中国实施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其经济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很积极的,这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自贸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结论性评注
  本文利用基于VEC或VAR模型的协整检验、脉冲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了工业生产、贸易和投资部门各个关联变量在FTA代理变量进口关税率下落冲击下受到影响的短期动态调整过程和长期均衡状态,以估计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国出现的实际收益或损失以及其程度大小,并以与香港地区建立的CEPA为例进行了个案分析。
  本文分析显示,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我国工业生产部门的增加值和就业水平在短期内会下降,而且波动很大,但是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提高以及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之后,增加值和就业在长期都会增加,超过建立自贸区前的水平;工资水平在一开始就会出现下降,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这里,关税率的下落冲击是引起工业增加值短期和长期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是却不是引起就业和工资水平变化的原因,所以既不应该把就业的最终增长完全归功于关税率下落,也不应该认为工资水平的持久性下降就是建立自贸区的负面影响,应该分析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并且在建立自贸区之前通过劳资协商等方法以规避建立自贸区可能带来的风险。建立自贸区会导致中国的总出口持续增加,也会导致总进口在短期内有所增加,但是长期来看,总进口还是会下降。总出口的短期增加不是由关税率和总进口变化引起的,总进口的短期上升也不是由关税率引起的,但是总出口的变化却是重要的原因。然而,关税率的下降却是造成长期总出口增加和总进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在长期进一步维持中国的贸易顺差,这种基于工业结构调整升级、资源合理配置和国际产业良性转移的贸易顺差是内生的和可持续的,无需去刻意降低。关税率下降对长期FDI变化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有限,在短期也构不成FDI变化的原因,因此,也不要担心建立自贸区是否会对我国吸收FDI的总体水平带来不利的影响。
  总体说来,建立自由贸易区对我国经济各个部门的动态影响是有益和积极的,即使工业增长和就业等会暂时受到损害,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根据建立自贸区的市场扩大效应、竞争促进效应以及从国外的技术转移等动态效应,这些损害在长期可以被消除,政府再辅之以合理政策、对企业和群体等的正确引导以及充分的准备,因此,根本不必要对建立自贸区有太多的担忧,相反自贸区的建立是促进中国经济升级的有力外因,是开拓和巩固国际市场的有效手段,更是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建立中国在东亚经济中领导地位的必由选择。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建立具有自由贸易区性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这可从本文的具体分析中得到佐证。
  注释:
  ①根据Balassa的看法,区域整合可以依其整合程度的高低,分为五种不同的层次(由低到高):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以及经济与货币同盟。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体化组织,欧盟早已向最高的经济与货币同盟方向发展。
  ②Viner J. The Custom Union Issue.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n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50: 41-55
  ③Thompson A. J. The Anticipated Sectoral Adjustment to the Canad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An Event Study Analysi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3, 26(2) : 253-271
  ④Gaston, N., Trefler, D. The Labou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the Canada-U. S.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Frb, 1997, 30(1): 18-41
  ⑤Ethier W. J.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 449, 1149-1161
  ⑥Baldwin R. E., Robert-Nicoud F.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out Delocatio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 2000, 33 (3): 766-786
  ⑦Beaulieu E. The Canada-U. S.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in Canad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2000, 33 (2): 540-563
  ⑧Brox J. A. The Impact of Free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Pattern of Canadian Consumer Spending and Saving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3, 14: 69-87
  ⑨Fukugawa Y. Japan-Korea FTA as a new Initiative in East Asia: Beyond Bitterness. Global Communications Platform from Japan, 2000
  ⑩Shin K., Wang Y. Exchange Rate Uncertainty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KIEP, 2003, 03-11
  (11)张祖国.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和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1)
  (12)张远鹏.论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5)
  (13)胡鞍钢.建立中国、中国香港特区、日本、韩国三国四方自由贸易区设想 国际经济评论,2001(3)
  (14)刘昌黎.论日韩自由贸易区.世界经济,2001(11)
  (15)冯昭奎.10+3: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16)宋群.东亚经济合作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对策.世界经济,2002(7)
  (17)陈雯.试析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东盟区内贸易的影响.世界经济,2002(12)
  (18)Revenga A. L. Exporting jobs? The impact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employment and wages in U. S. manufactur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 255~284
  (19)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The Politics of Free-Trade Agreemen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 1995, 85(4): 667-690
  (20)这里关税是异于进口环节税的一个指标,关税和进口环节税二者构成海关进口税收,结合出口退税,可以得到进出口税收净收入。
  (21)进口关税率的近似计算公式:TARA(%)=100×(关税/总进口)。
  (22)由于香港地区在我国贸易中的地位仅次于欧盟、美国和日本,因此把与香港地区正式建立CEPA的2003年作为我国建立自贸区的起始研究年限是合理的。
  (23)所有的原始数据由商务部统计资料网站(http://www.mofcom.gov.cn/tongjiziliao/)和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index.htm)提供,其中就业和平均工资报酬只能获得相应的季度资料,我们利用RATS软件的DISTIRIB.SRC程序扩展为高频的分月数据。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南京47~57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陈诗一/阴之春20082008
自由贸易区/动态经济效应/协整检验/向量误差校正模型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中国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研究自贸区建立对中国经济的长短期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研究了建立自贸区对中国工业生产、贸易和投资部门的动态经济影响,分析显示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的总体经济影响是积极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率先建立的CEPA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作者: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南京47~57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陈诗一/阴之春20082008
自由贸易区/动态经济效应/协整检验/向量误差校正模型

网载 2013-09-10 21: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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