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I25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3-0044-04
　　当代纪实小说在新时期波澜壮阔的大潮流中并未构成惊涛巨浪，但对于文学的传统伟岸，它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产生过一定的轰动。虽然，在几经波折之后，少了几许喧哗与骚动，却似乎完成了对界碑的逾越而多了几分从容与洒脱。面对这一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尽管理论界早有有识之士给予过热切的关注和科学的探讨，但也一直存在两种窘境：一种是比较宽容的保守姿态，将纪实文学统统划入亚文学之流。最近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代表了当前最高学术水平的两部当代文学史新着（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均未对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传纪文学等）在20世纪的兴起、繁荣和发展状况进行描述与评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另一种窘境，是围绕纪实小说是不是个“文学怪胎”，它能否“存活”，以及“纪实的文体能否虚构，虚构的文体能否称纪实”等老话题争论不休。近来，马振方、孙春ｍíｎ＠①在《文艺报》笔战三个回合，再次将纪实小说的争议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注：马振方．分别于1999年10月21日，2000年4月25日，2000年8月8日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小说·虚构·纪实文学——“纪实小说”质疑》之一、之二、之三。孙春ｍíｎ＠①于1999年11月23日在《文艺报》上发表《纪实小说：作为文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2000年7月18日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走出自囚》与马振方展开论争。）。
　　纪实小说从80年代兴起，发展至今有近20年的历史了。层出不穷的优秀作品应当是这一文体实验的最好验证。但偏激者却非要视其为“怪胎”，断言它不可以“存活”。至于“勿谓纪实为小说”，“勿谓小说为纪实”的论调，在今天听来，就像“别把理短发的人叫女人”，“别让女人理短发”一样没道理。所以，类似的争论可以休矣。对于一个杂交的新品种，本来就不应该作单向度的判断，而应给予多维的审美批评。特别是对于纪实小说创作本身，应当给予及时的关注和探讨，从而对这一文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即带着这样一种愿望，对纪实小说再谈一点粗浅之见。
　　实体化的写实：新闻的叙事立场和观点与纪实小说的信息价值
　　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革命早已遍及我们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与角落。纪实小说作为新闻与文学结合的新文体，它的产生与兴盛，正意味着信息革命对文学的全方位渗透，也意味着现代社会新的审美意向和期待。因此，可以简单而肯定地说：新闻性是纪实小说文体的本质特征与文体意义的核心所在。
　　对纪实小说执不同看法的人，多数是将“纪实”与“虚构”绝对地对立起来，将“新闻性”与“新闻”绝对地等同起来。因此才不能容忍“纪实”中掺杂“虚构”，认为是违反了新闻道德；而维护小说文体规范的人，更是反对“纪实”对小说的介入和侵犯。他们还认为，既然小说创作源于生活，本来就具有“纪实”性，像古代的《水浒传》、《红楼梦》，现代的《社戏》、《沉沦》及建国后的《红岩》、《林海雪原》，是否都要改称为“纪实小说”？因此，“纪实小说”完全是多余而且荒谬的名目。不错，从中国小说发展史来看，“神话传说、街谈巷语、志怪志人之作，以及传奇讲史等都是小说发展的先河”[1]，可见小说文本向来就是具有“纪实”因素的。而《红楼梦》、《社戏》、《红岩》也的确是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自然其中包含着更多的“纪实”成份。但是，古代小说家是否已具备新闻意识与立场？是否自觉地以适合大众传媒的语体创作小说以满足当时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参与需要和交流需要？20世纪之初，虽然产生了新闻与文学的结合体——报告文学，但从鲁迅到罗广斌，他们是否有意识地将新闻与小说再作进一步的文体杂交，从而创造新的“纪实体”？显然，这些问题都是找不到可靠的答案的。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以高度典型化的手法，将源于生活的素材进行了艺术化的提炼与创造，实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原则，达到较高的艺术真实与艺术审美的统一。而纪实小说，则是带有小说文体的一些基因，却又向传统文体规范大胆挑战的新型现代文体，也是直接受到美国新新闻主义影响而把新闻性作为突出标志的一种“纪实体”。按照日本评论家十返肇的观点，19世纪的现实主义是“反映的写实主义”，20世纪的纪实文学则是“实体的写实主义”[2]。可见，纪实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新发展。当然纪实文学的“实体化写实”并不是一个僵化的定义，对于纪实文学中的不同“纪实体”，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报告文学，就要求恪守全方位的真实原则，不允许有虚构的成份；而对于纪实小说来说，既与“小说”联姻，当然就可以有“小说化”倾向。所以，纪实小说的“实体化写实”，应该主要依赖于材料及结构的真实——作者将社会现实或历史上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富有新闻性的事件以及事件参与者、经历者的主要言行、思想、情绪等作为“纪实体”的框架和内容，但可以以“小说化”的虚构方法进行心理描写、场景描写和细节描写等。关键是，作者必须以新闻的叙事立场和观点完成“纪实体”的实体叙事——比如以敏锐的新闻眼光发现题材，以较强的判断力和承受力把握题材，以公正、客观却又不乏主体性创造的思维方式与表现能力展示题材，使读者从中可获取新鲜而又形象的信息，满足基于了解社会真相的阅读期待。
　　80年代以来颇受好评的纪实小说，如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以及他90年代末新推出的长篇纪实小说《树与林同在》；梁晓声的《京华闻见录》、《父亲》；张辛欣等的《北京人》、《在路上》、《回老家》；蒋子龙的《燕赵悲歌》；王毅捷的《信从彼岸来》；邓贤的《大国之魂》；张平的《天网》；安顿的《绝对隐私》、《回家》等都是敏锐地将人们普遍关注却又不能透彻了解或不能全面了解的某些社会真相、焦点问题作为叙事的“实体”——诸如“公交”、“住房”、“消费”、“就业”、“腐败”、“出国”、“离婚”、“打工”、“犯罪”等等每天都与我们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情绪的种种问题与现象，而这一切又往往是我们的主流媒介所漠视所忽略甚至所封闭的。因此，我们才会真正体味出这些优秀的纪实小说所提供的信息价值。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观照中国社会在历史转折的变革年代所特有的光明与阴暗、痛苦与欢欣，以及处于这样的时代氛围里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普通人所特有的人生况味和精神风貌。我们能够从文学中认识自己、认识人类，这不正是文学永恒的意义吗？
　　为了人类的今天与明天，那些有思想、有胆识的作家，也把敏锐的新闻眼光投向历史、投向昨天，反审“历史的新闻”，将那些长期被历史封存的人与事、那些长期被主流话语盖棺论定的人与事挖掘出来，给予了充满现代科学理性和现代人文理性的双重观照与判断，以新的历史观和历史主义精神重新书写历史。当然，为了更慎重地对待历史，也为了更多地介入个人的思索与见解，他们突破了“史志”和“传记”的文体局限，以报告文学或纪实小说为载体，创作了大量极有影响的好作品。1999年荣获解放军最高文学奖八一文学大奖的《英雄无语》，是一部感人泪下，写得沉甸甸的长篇纪实小说。作者项小米以自己的“红色家族”为叙事对象，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认知、展现了祖父项与年以及他的革命史。这位在中共党史上留下辉煌功绩、曾被喻为红军的“救星”的传奇人物，既是一位出生入死、叱咤风云、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却也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人，一个对待上级近乎愚忠，而对待家人却似乎全无普通人的情感、没有爱心的人，一个在性格和教养上有太多缺陷的人。对历史的真实还原和充满现代意味的重新审视，使得这位红色的人物身上蒙上了一层黑暗，他成为一个“紫色英雄”，一个令他的孙女和当代年轻人既不能接受却又从心底感到敬佩的复杂的艺术形象。这部作品给予我们的全新感受、感动和震撼还不仅仅在于一个人性复杂的革命前辈，更在于让我们对复杂的革命历史，对于战争与人类，有了更客观更深刻也更人性的立体观照和思考。
　　主体化的写实：亲历与经验的介入与纪实小说的思情价值
　　优秀的纪实小说之所以比虚构的小说更有社会影响和更具强烈的思情感染力，除了纪实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更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之外，也与纪实小说充分主体化的写实品格息息相关。形成主体化的写实品格，主要建立于作者的亲历与经验上。也就是说，一个纪实小说家，仅仅坐在明亮的图书馆或家中舒适的书房里，是难以写出好的纪实小说的。他必须将自己融进时代的潮流中，与社会共同呼吸、共同经历、共同前进。仅此尚不够，他还必须以新闻记者与小说家的双重姿态与素质亲历生活、体验生活、思考生活。他不能只靠艰苦的采访调查获取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或仅仅把个人亲历的事作原始记录就能够创作纪实小说了，他必须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与思想感情“介入”进去。当他对亲历亲闻的人与事真正产生了血肉相联的“痛”点，真正从心灵深处涌出情感之潮并有了沉甸甸的思考积累，这时他的主体世界才会被创造的灵感所照亮，于是他便可以在一个真实而又虚构的文学境界里构思作品了。这儿所说的真实，是指作者的亲历经验，以及深入的调查和采访所获得的可靠蓝本；而所谓的虚构，则是指小说创作过程中作者不能不产生的艺术联想、艺术想象和审美选择。一方面，作者最大限度地缩小了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的距离，他为纪实而作；另一方面，形象思维的自由跃动又必然将某些他人的经验或作者的情理推断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因此，主体化的写实，往往以最坦诚的风格，让读者直接走进生活的真相中、人性的真相中和情感的真相中，并与作者产生精神上的共震。
　　张辛欣、桑晔在80年代中期推出的系列“口述实录体”纪实小说，其中所见、所闻、所问、所录无一不是我们现实社会与现实人生最具普遍性和公众化的“焦点新闻”，但又无一不渗透着她们个人感怀最深、思虑最切、爱憎最强的“主体情愫”。所以，我们一方面着迷于那一个个口述实录的人生故事；同时又在作者的心路历程中与之产生了精神的交流沟通。梁晓声的《京华闻见录》，在真实记录知识分子生存境况的图景中，也是处处介入了个人化的体验与情志，使我们在洞悉作者的人生信念的同时，真切地品味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酸甜苦辣，并透视出他们的整体精神状态和人格发展轮廓。
　　王蒙的《在伊犁——那淡灰色的眼睛》系列与老鬼的《血色黄昏》都是写个人在动乱岁月中的一段人生经历，然而两者的叙事视角和叙事风格迥然相异。前者以含泪的幽然笔调，娓娓动人地讲述了一个个与作者血肉相连的故事，但“我”的下放劳动改造经历与艰苦生活状况都变得微不足道，作者所要着重展现的，却是长期被主流媒介所忽视、所遗忘，或者仅仅是作大而无当的假象宣传、报道的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存境况，传达出深邃的人文主义精神。知青老鬼则是以粗砺的笔墨，彻底抹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绚丽色彩，暴露出那血与铁的严酷真相：命运悲惨、人性扭曲、精神崩溃、信念动摇、青春丧失、情操堕落……读来憾动人心，发人深省。
　　亲历性较强的纪实小说往往带有“自传”色彩，与“自传体”或“自传体小说”有时难以区分；所以就有人指责现在许多传记文学作品混同于纪实小说，严重损坏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品格，让人对传记文学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笔者认为，传记文学（包括自传体）作为“生平”的文学，理应恪守真实性原则，绝对排斥胡编乱造。但“生平”能否转化为“小说”？这恰是纪实小说文体可以大胆尝试的。它与传记文学的不同应该在于：传记文学客观而真实地描述自己或他人的生平经历、主要事迹或思想，突出的是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贡献、影响等。纪实小说则要力图找出个人生平与社会历史的某一共振点和契合点进行渲染，突出的是新闻意义与主体精神。借用瑞典《松德斯瓦尔斯日报》对世纪之交在海外最有影响的一部华人文学作品《饥饿的女儿》一书的评语“它把私人的与公众的结合起来，又把公众的与精神的结合起来”[3]，正好说明了具有自传色彩的纪实小说的一个显着特征和价值体现。
　　现旅居英国伦敦的女作家虹影，以清醒而冷峻的现实主义姿态，以不加任何修饰、不带一点矫情的“纪实体”，对她成长中充满灵与肉的痛苦的那段历史，对那个动乱、荒谬、贫困、暗淡的时代作了“准确的、具体的、令人叹息不已的描摹与感受。”[4]读来令人心情难以平静。《饥饿的女儿》不仅仅是作者的“自传”，不仅仅是一个贫民窟出生的少女所经历的人生苦难，而是整整一代人的苦难证词。她的成功对当代文坛应该具有一种启示。
　　早几年畅销的另两部海外华人的纪实小说，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虽然在思想和艺术上存在较多的缺陷，但它们的亲历性、新闻性以及率真的纪实风格也吸引了大量读者，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近几年，随着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倾向于渲泄个人情感、写照真实人生的纪实小说创作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这也是值得批评界格外关注的新的文学现象和走向。
　　边缘化的写实：文体交叉、融合的审美选择与纪实小说的艺术价值
　　小说的诞生意义，即在于对传统诗文趋向理想化的文本体式的蔑视和破坏。然而，小说的发展却是在“不断的规范”与“不断的变革”两种意向相悖的力量牵制下，开始其艰巨的文体建构与文体解构交错并进的演变历史。理论批评一直力图将这一日臻完善的文体给予审美形式规范的界说和评定；而创作自身又一再力图突破规范的限制以保持创造的自由快感和生命力。因此，传统的、保守的小说文体观念常常跟不上小说文体的变革与发展。比如关于情节、线索、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小说基本要素的理论阐释，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看来，毫无价值和意义。他们取而代之的是破碎的结构、混乱的时序、抽象的人物，并以超现实的寓言、神话、传奇、模拟等方式曲折地反映或暗示现代社会本质。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以更离奇的虚构手段对小说文体进行了突破和超越，那么，纪实小说则是以强烈的写实精神对文学传统进行挑战——它使与文本形式相对应的客观世界完全抛弃暗示、象征等审美中介，绝不刻意营造叙事迷宫，而是以适合大众传媒的语言符号直接、明快地传达社会信息与时代精神。
　　因此，纪实小说的写实特征不仅取决于实体化、主体化的写实精神，也取决于边缘化的写实风格——对多种文体进行交叉、融合，达到自由的审美选择和文体实验目的。由于纪实小说中杂交、融合了新闻文体、散文文体、随笔文体、访谈文体、影视文体、评论文体、传记文体以及评书故事文体等多种文体因素，于是就有了更宽阔的边缘领域，更弹性的表现张力。
　　就结构而言，纪实小说一般不着意线索的设立和情节的戏剧化处理，而是突出强烈的现代节奏感：场景、画面的交替转换；事件发展的时断时续；人物形象的特写处理或快速闪出式的展览；新闻式小标题的醒目提示；画外音的情理勾结；镜头跟踪的动感效果；卡片集合的档案形式……它们最充分地让我们感受时代脉博的跳动，历史长河的奔腾不息，以及我们曾经共同经历或正在经历着的千姿百态的生活图景与情感流程。
　　作为小说的一种，纪实小说自然也不能够漠视其艺术价值的实现和审美理想的追求。小说的叙事美学、形象刻画、细节魅力……也在不断向“纪实体”中渗透；而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以其平和随意、坦诚亲切的艺术力量，感染着纪实小说家的文笔，促使它向着更高的审美层次进展。
　　当然，纪实小说的文体实验，目前仍然处于探索和发展的阶段，总会存在文体观念上的不同意向和主见，审美选择上的不同理想和追求，艺术创造上的不同途径和手段，也必然存在作品层次的高低之分和作品质量的优劣之别。但是，面对新世纪，面对人类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新闻价值的纪实文学，将被历史赋予新的使命，开始新的艺术求索。所以，切不可粗暴地剥夺了纪实小说自由生存和发展的权力。我们应该相信，“自由”总是相对的，真正能够约束它的，不再是文体规范，而是作者自身的素质、修养、美学品味以及为人类写作的良知。
　　［收稿日期］2001-06-20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呼和浩特44～4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张瑷20012001对于争议中的纪实小说，不应再作单向度的判断，而应给予多维的审美批评。就写实特征而言，或以新闻的叙事立场进行“实体化”写实，体现其信息价值；或以个人的亲历与经验侧重于“主体化”写实，体现其思情价值；在文体实验上，则显示出“边缘化”的写实风格，实践着文学现代审美理想与追求。实体化/主体化/边缘化Objective/Subjective/PeripheryRealistic Featares and Value of the Non-Fiction NovelZHANG Ai(Jimei Normal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China 361021)The controversial non-fiction novel should be aesthetically reviewed form various aspects instead of only one.In regard to the realistic features,the non-fiction novel can either be objectively narrated by news-reporting narration to exhibit its information value,or be subjectively narrated by one's experience to exhibit its emotion value.In respect of the style,the non-fiction novel demonstrates a kind of peripherial realistic style,and the aesthetic ideal of modern literature.张瑷(1962～)，女，江苏人，集美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集美大学师范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作者：《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呼和浩特44～4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张瑷20012001对于争议中的纪实小说，不应再作单向度的判断，而应给予多维的审美批评。就写实特征而言，或以新闻的叙事立场进行“实体化”写实，体现其信息价值；或以个人的亲历与经验侧重于“主体化”写实，体现其思情价值；在文体实验上，则显示出“边缘化”的写实风格，实践着文学现代审美理想与追求。实体化/主体化/边缘化Objective/Subjective/Periphery

网载 2013-09-10 21:30:5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