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朝鲜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广大朝鲜族群众充分利用地缘、人缘等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在对外开放方面走在了少数民族的前列，为我国的对外交流和开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朝鲜族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朝鲜族的对外开放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其他边疆跨界民族相比，有其共同性，也有本民族的鲜明特色。
　　　　（一）我国朝鲜族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
　　从人口的地理分布看，我国朝鲜族尽管呈现小聚居大散居的布局，但大部分居住在与朝鲜、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根据１９９０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其中仅辽宁省的丹东，吉林省的通化、浑江、延边，黑龙江省的牡丹江、鸡西、密山、佳木斯等与朝鲜和俄罗斯接壤的边疆地区，就居住着全国一半以上的朝鲜族，其比重达到６２．６６％。这为我国朝鲜族对外开放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
　　从人缘关系看，我国的朝鲜族与国外朝鲜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朝鲜族是从１７世纪起先后从朝鲜半岛迁移过来的，迁移的高潮主要发生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后。因此，我国大部分朝鲜族迁入的历史一般不超过一个世纪，他们在朝鲜半岛还有许多亲属。另外，我国的朝鲜族与分布在美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近３00万朝鲜人有一定的联系和交往，这有利于我国朝鲜族对外开放的发展。
　　从语言文化看，中国的朝鲜族与海外、朝鲜人交往语言相通、风习相同，不存在什么障碍。朝鲜族懂本民族母语在对外交往中其作用相当于掌握一门外语，这得天独厚的对外开放优势，许多民族都不具备。
　　从周边环境和国家政策看，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就存在着传统友谊，即使在中苏严重对抗的年代，两国在大部分时间仍和睦相处，民间往来不断，这种国家关系为以朝鲜族为主的边界地区居民之间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外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及中韩建立外交关系，为朝鲜族地区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
　　　　（二）朝鲜族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
　　我国朝鲜族的对外开放，得益于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又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与朝鲜的边境贸易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际国内原因，这一时期我国朝鲜族对外交流的范围主要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国政府对朝鲜族与朝鲜公民的交往一直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１９５３年我国公安部颁发的中朝边境地区居民过境通行证发放办法规定，年满１８周岁的公民，因探亲访友、升学、治病、办理婚丧事宜等正当理由去朝鲜者，向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领取通行证即可去朝。以吉林省长白县为例，这个当年仅有几万人的小县，１９５７年就有４８９６人次出境，其中绝大部分是到朝鲜探亲访友的。这种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以朝鲜为主的格局一直持续到９０年代初。１９９２年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出境去朝鲜的就有１３４８７人次，而去韩国的仅为２４人次。
　　我国朝鲜族与朝鲜的交往，包括经贸、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既有政府合作，也有民间行为。以边贸为例，１９５４年国务院批准延边同朝鲜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到１９６９年进出口累计完成２４５６万元人民币。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一段时间。１９８２年国家批准恢复对朝边贸，１９９３年延边对朝贸易额达３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在中朝边贸中，我国朝鲜族与在朝鲜的亲朋好友的民间往来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十多年来，中朝双方边民利用走亲串友的机会，每次携带１０００元左右的物品，或是以货易货，或是现金交易，来回一次一般能赚上千元，每年的规模都很可观。我方携带的物品多为服装、布匹和生活日用品等，从朝鲜带回来的主要是海产品，也有部分转手的第三国电器等。目前这种交易大幅度减少，处于低谷阶段。
　　２、对俄的“包裹生意”
　　１９８９年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１９９２年叶利钦总统访华，为两国各方面关系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特别是１９９２年我国开放东北地区４个边境城市（其中珲春地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绥芬河也离延边很近，周围就有不少朝鲜族居住），极大地推动了包括朝鲜族聚居地区在内的东北地区对俄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
　　我国朝鲜族积极参与这种对俄经贸活动。我国朝鲜族在历史上与曾经居住在原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关系密切，尽管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苏联强行迁移到中亚地区，但随着韩俄两国官方关系的解冻，一些在中亚的朝鲜人陆续回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人数已达约１０万人。中俄关系正常化以后，我国朝鲜族与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朝鲜人恢复联系，促进了我国朝鲜族与俄进行贸易。这些贸易基本上属于民间自发性质，尽管搞得红红火火，但整体规模仍然比较有限，主要是以“包裹”形式出现的，所以一般叫做“包裹生意”。在东北地区对俄“包裹生意”中，朝鲜族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牡丹江地区目前有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人在俄做包裹生意，朝鲜族就占一半多。
　　３、与韩国的交往
　　较长时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没有建立官方关系，民间往来也很少。进入７０年代以后，这种关系开始出现解冻。１９７４年，两国建立邮政关系，１９７５年开始允许两国公民互相探亲访友和观光旅游。进入８０年代以后，中韩关系逐步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我国朝鲜族与韩国人的交往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
　　（１）“药品生意”阶段
　　中韩两国大规模的接触是从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０年分别在汉城和北京召开的第２４届奥运会和第１０届亚运会开始的。在这两次大规模活动中，为数不少的中国朝鲜族参加了翻译、导游等各种服务工作，从而拉开了我国朝鲜族与韩国人交往的序幕。
　　这个时期，两国间还没有正式建交，也没有直接的经贸来往。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国朝鲜族逐渐充当了建立两国经贸关系的“排头兵”。当时，我国的中药在韩国人中疗效十分显着，被誉为“神药”。我国朝鲜族就大规模地从事对韩药品生意，一般是以探亲的身份带入韩国一些中成药，换回一些外汇及韩国的工业品。最初的利润极其可观，一般达２００％左右。但这种民间的、自发的经贸活动“好景不长”，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逐步发展，也由于“药品生意”中鱼目混杂，大量假药的混入，使中药在韩国的信誉一落千丈，民间的“药品生意”没几年就几乎消声匿迹了。
　　（２）劳务输出阶段
　　韩国因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从８０年代开始引进外国的廉价劳动力，进入９０年代后引进的数量急剧上升。我国朝鲜族因其在语言、人缘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拥有许多优势，从而在韩国的劳务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我国朝鲜族和朝鲜族聚居区向国外输出劳务的情况，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截止到１９９７年，就累计向国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３１０００多人次（派往俄罗斯、韩国、利比亚、日本、关岛、塞班岛、新加坡、西班牙、约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创汇１亿多美元。现在全州有６５００多人在国外从事各种劳务工作。赴国外劳务中，向韩国派遣研修生和近海渔工３６２０人，朝鲜族的比例占８１％。在劳务输出上，黑龙江的朝鲜族独领风骚。该省朝鲜族人口虽然仅有近５０万人，但因７０％的家庭与韩国有亲缘关系（延边朝鲜族的海外亲友多在朝鲜），因此派出的劳务人员也较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省赴国外出劳务、经商办企业的朝鲜族已达８万余人，接近全省朝鲜族人口的１８％，其中去韩国达４万多人。在该省的兴和、民乐、和平、海南４个朝鲜族乡，去韩国的劳务人员约占朝鲜族劳动力的２５一３０％。
　　另外，据韩国的有关报刊介绍，目前我国朝鲜族以各种身份在韩国打工的约有３——４万人。
　　（３）吸引外资和发展经贸阶段
　　目前，我国朝鲜族的劳务输出方兴未艾，吸引外资也日趋活跃。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八五”期间签订利用外资合同金额５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２．３亿美元，分别是“七五”期间的１９倍和１３倍。批办外商投资企业８２３户，是“七五”期间的２４倍。投产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２５６户，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产值为１.３亿元，利税３１８０．７万元，出口创汇７０００万美元。该州的“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近年来开发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已引进外资７７５９万美元，有２３家外资企业投产，８１％为韩国投资企业，年产值可达２．２５亿元。其中如“东一”保温衬衣厂１９９６年的产值已达１亿元人民币。目前引进的最大的韩资企业“双菱”纺织，总投资达６９００万美元，投产后年产值将达４亿元人民币。该州利用国外政府贷款也有了新的进展，如利用韩国政府贷款１０００万美元改造和扩建延吉机场，等等。
　　其他散杂居地区的朝鲜族在引进外资方面积极牵线搭桥，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辽宁省沈阳市郊区的浑河站朝鲜族乡就有８１户外商企业，引进外资８０００多万元，并以每年新增１０到１５户外资企业的速度递增。天津市朝鲜族联谊会至１９９６年７月，通过该会及其会员牵线搭桥联系的韩国工商界人士来津有３２８３人次，由他们直接、间接引进的资金达１６.３４４５亿美元和１亿日元，由他们直接或参与引进的企业达１２１个，达成的进出口贸易额有1.８２２５亿美元，向韩国企业推荐了３５２４２名经营管理劳务人员，向韩国派遣了３０５１名研修生。
　　　　　　二、对外开放对朝鲜族经济生活的影响
　　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朝鲜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朝鲜族是对外开放的最大受惠者，这样讲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促进了朝鲜族地区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朝鲜族聚居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这一州一县的朝鲜族人口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４５．６％）１９９５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９８．７１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４３６４元，财政收入达１１．８５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１２３．１２亿元，均比改革开放初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改革开放初期，延边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吉林省列倒数第一、二位，经过一个时期的较快发展，现在已仅次于长春和吉林，列吉林省的第三位。特别是延吉市，有３０余项指标，如人均出租汽车占有量等在全国各自治州首府或吉林各城市中名列第一。
　　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比较快。在１９９０年以前，沈阳地区较有规模的朝鲜族乡镇企业约有１００家，现已达到５００多家。
　　　　（二）促进朝鲜族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已由以农为主向一、二、三产业协调的方向上发展
　　在历史上，朝鲜族是非常典型的农耕民族。长期以来，朝鲜族９０％以上的人口一直从事农业生产，传统的生产方式是沿水而居，以种植水稻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各部门经济所占比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分别由１９８０年的２３．７％、５１．１％、２５．２％和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２．１％、２８．０％改变为１９９５年的１６．３％、４２．２％和４１．５％。在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由“七五”时期的４６．４％上升到目前的８７．３％。
　　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促使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劳动力和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例如在黑龙江省的海林市，现有朝鲜族劳动力中约有１/３的人出国打工，还有１/３的人已从农业生产中分流出来，在全国各地经商或在企业里打工，仅剩下１/３的劳动力留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对外开放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问题，从而有可能促使当地农业向集约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如朝鲜族劳务输出最多和人口外流最多的黑龙江省，朝鲜族水田约有２０％已经集中由水稻大户经营，而他们的粮食产量和给国家的上缴粮分别占全体朝鲜族水稻产量和上缴粮的３０％和４５％。
　　　　（三）朝鲜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朝鲜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许多地方的统计数字看，农民的人均收入（一般不包括从外地或国外挣回来的“隐形”收入）都接近或超过当地平均水平。如果把这部分隐形收入也包括在内，我国朝鲜族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到韩国出劳务，一般一年可收入８—１０万元人民币，扣除各种费用，第一年可积累３—４万元，第二年可积累１０－１２万元，第三年可积累约２０万元。因此，劳务输出成为一些人在短期内快速脱贫致富的有效捷径，也成为一些地方加快经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如在黑龙江省海林市，目前以各种身份正在国外从事劳务的有４０００多人，每年可创汇３０００多万美元，人均达９０００美元。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１９９５年末全州外汇储蓄余额达８６００万美元，每天承兑２１０万元，今年已上升到每天３００万元。如今延吉市储蓄在１０万元以上的家庭已占全市的１０－１５％。许多朝鲜族群众收入增加后，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改善了生活条件。有的拆除了祖祖辈辈居住的茅草房建起了砖瓦新居，有的从子女教育、保值投资等考虑，进城购置房产。在抚顺市和牡丹江市，一些开发区的商品房（邻近朝鲜族聚居区）有７０—８０％是朝鲜族购买的。在文化生活等方面，他们也舍得投入，有些地方朝鲜族出门“打的”和唱“卡拉ＯＫ”的消费水平，是一般地方无法相比的。目前，在对外开放搞得比较好的地方，朝鲜族的生活水平普遍高出当地的平均水平。如黑龙江省海林市朝鲜族每年在国外打工的收入可达２亿元人民币，仅此一项，朝鲜族人均收入可达６０００元。该市朝鲜族乡红星村有１４００口人，现在国外打工的有４０７人，占全村劳力的５０％。该村在外打工人员一年可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全村人均收入已达１．４万元，有９０％的农户安了程控电话，有８户农民已成为百万富翁。
　　　　　　三、对外开放对朝鲜族社会生活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朝鲜族在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
　　　　（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我国的朝鲜族是移民形成的民族，流动性比较强，不像有的民族那样安土重迁。对外开放更增强了朝鲜族走出家门、走出国门去闯世界的意识，使其人口的流动性空前加大。我国朝鲜族流动人口的去向，除飘洋过海，流入韩国、日本等国外，主要是在国内的流动，流向内地的大中小城市。流动的结果是使农村的朝鲜族人口急剧减少而使城市的朝鲜族人口大量增加。据统计，在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期间，仅从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就有９万多朝鲜族人来到北京等内地城市。进入９０年代以后，随着韩国投资企业的迅速增加，韩资企业雇佣一些懂朝语的人员，朝鲜族人口向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青岛、烟台、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其中仅北京市就有约６万朝鲜族流动人口。据不完全估计，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期间已有约２０万朝鲜族农村人口转移到各级城镇。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已有占朝鲜族人口总数１０％的人迁移到沿海发达城市。这个比例创造了我国５６个民族大家庭之最，比起汉族流动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６．８％这个比例高出了许多。在这２０多万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从东北三省流出去的。而拥有８０多万朝鲜族人口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向外流动的人口至少也有七八万之多　（不含州内流动人口）。在该州州内流动的人口也趋于向城市集中，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间，全州８个市县中有５个市县的朝鲜族人口呈下降的趋势，但州府延吉市的人口却增加了１８．９５％，我国朝鲜族的城市化进程由此可见一斑。
　　　　（二）竞争意识得到增强，驾驭市场的能力有了提高
　　对外开放使广大朝鲜族群众从传统小农生产束缚中解放出来，勇敢参与商品经济的竞争，走向市场和开拓市场。最初走向市场的是朝鲜族妇女，她们走南闯北经营朝鲜泡菜生意，克服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来自家庭、社会的困难和阻力，辛勤劳动，艰苦创业，在城市中逐渐扎下根，并形成了自己的产业特色。早在１９９０年，朝鲜族妇女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就占４６．４４％，比例之高，居各民族之首。目前从农村向外流动的人口和在城市经营第三产业的大多是朝鲜族妇女。
　　从根本上促进朝鲜族市场经济意识增长，并使他们真正在市场大潮中经受考验，则是在中韩建交和韩国旅游者大规模涌入之后。许多朝鲜族群众利用本身的优势，到韩国独资、合资企业中打工，或者在贸易、旅游等行业充当韩国企业的代理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锻炼自己。有的积攒资金后自己创办企业，涌现出一定数量的朝鲜族企业家。目前，朝鲜族所办的服务业在一些城市和地方占有重要地位，在北京开办的“卡拉ＯＫ”中，约有６６％是由朝鲜族创办和经营的。延吉市的朝鲜族只占人口的６０％；但该市１９９５年从事第三产业的人中，朝鲜族占７６％；经营私营企业的人中，朝鲜族占９０％。
　　　　（三）民族教育获得新的发展
　　我国朝鲜族有崇尚教育的光荣传统，五六十年代，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朝鲜族教育空前繁荣发展，一时成为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一个样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其他民族一样，朝鲜族的教育也遭到严重的摧残，处于日益萎缩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朝鲜族的民族文化教育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特别是与韩国、朝鲜经贸来往的迅速扩大，对朝语人才的需求增加，为朝鲜族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朝语不仅是传承朝鲜族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成为国际经贸活动中很重要的交流工具。与改革开放之前一些人认为民族语言无用相反，目前朝语人才受到许多涉外行业、企业的重视和欢迎。许多朝鲜族中小学和职业学校不仅吸引了本民族学生，还吸引了一些其他民族的学生前来学习。
　　当然，由于人口迁移的原因，我国各地朝鲜族教育的发展也不相同。朝鲜族教育正经历一场较大规模的调整，农村教育急剧萎缩，城市教育迅速膨胀，而在内地朝鲜族移民和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则探索自己的发展新路。１９８９年，北京成立朝鲜语学校，目前该校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丹东、蛟河、佳木斯、石家庄、威海等地建立了分校，已培养１０００多名学生，输送到工作岗位。朝鲜族的民族教育正呈现出在调整中生气勃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四）民族文化日趋活跃
　　朝鲜族是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比较重视文化活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朝鲜族的文体活动具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投入逐步增加，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创建模范自治州的活动中，专门投资３３００万元进行文化设施建设，其中用１０００万元在１７个边境乡镇建设了“图们江千里文化长廊”。在朝鲜族聚居的地区，文化娱乐设施比较普及，消费水平也适合普通群众。朝鲜族群众比较重视文化普及，１９９６年全国青少年钢琴考级，北京参加１０００人，而仅有３２万人口的延吉市就有３５０人参加。群众性的文体活动也日趋活跃，群众喜爱的传统文体活动得到继承和发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立了“象毛舞之乡”、“农民绘画之乡”、“民族集体舞之乡”等１２个定向管理民族乡镇。主要由朝鲜族组成的吉林敖东足球队是省队，是全国甲Ａ队之一。黑龙　江省四个省级文明村中有三个是朝鲜族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朝鲜族讲卫生、尊师重教、敬老爱幼、崇尚礼仪的传统美德得到了进一　步的弘扬。在朝鲜族聚居的地区，每当“六一”儿童节和“八一五”老人节，都举行规模盛大的纪　念活动，使其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节日。
　　　　　　四、对外开放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
　　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相应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朝鲜族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经济的较快增长，以及人们开放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的日益提高，也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提供了基础，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对外开放提高了朝鲜族作为中国人的意识
　　人们对自身的了解往往是从与他人的接触和比较中产生和深化的。与国外特别是与国外朝鲜人交往，不仅开阔了我国朝鲜族群众的眼界，也提高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增强了祖国观念。在对外开放的初期，我国朝鲜族的一些群众确实在民族感情等方面有过一些模糊的认识，曾对国外的朝鲜人抱有幻想，认为作为同一民族的人会对自己讲点“人情”。然而，随着交往的日益扩大，特别是大规模劳务队伍在国外打工，冷冰冰的现实逐步打破了一些人不切实际的幻想。“请”他们打工的“老板”追求的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我国朝鲜族打工者要求的则是收益的最大化，两个“最大化”相互撞击，“人情”味逐渐地让位于利益冲突。交往越发展越扩大，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越加突出，加上在文化差异、价值观念、人格尊严等方面发生的撞击，使我国朝鲜族与国外朝鲜人之间的隔阂日益突出。
　　１９９６年８月初发生了震惊我国朝鲜族的事件——“帕斯卡马号”轮船杀人案。在这艘外国渔船上打工的我国6名朝鲜族工人因不满船主的非人待遇，面对妻离子散的可能后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杀死船主等共11人。围绕着这个案件，《辽宁朝鲜文报》等我国报纸在对事件进行客观报道的同时，遣责国外老板虐待我方劳工的事实，要求韩国方面对案件进行公正处理。当事人家乡等地的人们也自愿发起募捐活动，我国一些朝鲜族律师则自费出国要为当事人辩护。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我国朝鲜族的极大关注，根本原因是在这几年对外交往中，国外一些人对我国朝鲜族的歧视性言行已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包括船工在内的一些中国朝鲜族劳工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据报道，仅１９９５年一年，在韩国轮船上就发生１２５起暴力事件，造成１２人死亡。经过“帕斯卡马号”这样的案件，我国朝鲜族同胞深深体会到，关键时候祖国才是自己的后盾，只有故乡的亲人才会伸出“人情”之手，感受到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神圣价值。因此，有的劳工从国外回来一下船就喊“中国万岁”。
　　这几年朝鲜族地区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不仅没有削弱我朝鲜族的爱国心，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韩国京熙大学黄兴允教授所写的《中国同胞对韩适应实态》一文，曾对此现象做过介绍：“首次来到韩国的同胞（指我国朝鲜族——下同）一般认为与中国朝鲜族相比，韩国人更有前途和希望。韩国人没有虚荣心，不浪费，内部又很团结。但到回国时，这些同胞的看法往往发生根本的变化。例如在中韩乒乓球比赛时，来韩不久的同胞是声援韩国的，但即将回国或业已回国的同胞则声援中国队。这表明，同胞们访问故国的效果是逆向的”。在一次对在韩我国朝鲜族的问卷调查中，４３％的人表示韩国人歧视过自己，６９.３％的人认为自己的劳动未得到应有的报酬，４６．２％的人表示在韩除了赚钱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因此，这位黄教授认为，在韩经历对我国朝鲜族的作用在于，让中国朝鲜族重新确认对自己整体性的认识，重新确立了“国粹倾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民族间发展差距的缩小，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对外开放促进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经济平等的逐步实现，也进一步确立了人们的民族平等意识。过去，一谈到少数民族，人们往往与经济文化落后联系起来。现在，随着朝鲜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面对许多朝鲜族群众生活、文化水平已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现实，许多过去瞧不起朝鲜族的人也改变了以往的偏见。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朝鲜族群众的自信心也有了很大提高，许多人不再因自己是少数民族而感到自卑。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在增强，一些小的摩擦也能容忍，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一些事情特别敏感。
　　对外开放使民族间的共同点逐步增多，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步淡化。在朝鲜族聚居的地方，由于民族关系比较和谐，经过长期的相互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的各种风俗习惯逐渐失去单一民族的色彩，开始为各民族所接受。例如在延边，“八一五”（延边自定的老人节）等活动，过去主要是由朝鲜族参加，汉族一般不参加，但如今已成为当地各民族共同的节日。朝鲜族喜欢吃的狗肉、冷面和泡菜，已为许多民族接受，而且大举“进军”到北京、长春、沈阳、大连等大中城市。同样，朝鲜族也学习和接受了一些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例如，汉族的包饺子和炒菜等早已成为深受朝鲜族群众喜爱的食品。就连兄弟民族的烤羊肉串，经过朝鲜族的改造，也具有新的特点，成为发财致富的好门路。
　　民族间发展差距的缩小和民族平等观念的进一步确立，有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朝鲜族聚居地区从未发生过较严重的民族纠纷或冲突，民族关系比较和谐融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这种较好的民族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例如，到国外打工时，不少朝鲜族群众也积极为周围的汉族朋友牵线搭桥，使其他民族的群众也有机会出国打工，增加收入。在辽宁省的沈阳郊区、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地区，都有不少这样民族团结的先进事迹。
　　　　　　五、我国朝鲜族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我们在充分肯定我国朝鲜族在对外开放中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坚定对外开放的决心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往往也是社会矛盾和问题较多的时期。朝鲜族地区也不例外，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难免会产生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法制不健全，涉外经济活动不规范，致使群众容易上当受骗
　　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劳务输出活动中诈骗案件不断，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一些境内外的不法分子也乘机互相勾结，利用朝鲜族群众想尽快出国挣钱的心理，有的组织偷渡，有的进行诈骗活动。根据韩国一些民间团体调查，我国朝鲜族群众提出的被骗案件涉及１０４６０户家庭，被骗金额达人民币３．３亿多元（我国一些报纸估计为７亿多元）。有人推算，如果把至今掌握的被骗案件估计为实际案件总数的１／３，整个被骗家庭可达３万多户，以１户５口人计算，实际受害人就达到１５万人。如果再把借钱给这些受害人的家庭加起来，以每户平均从３个家庭借债计算，案件涉及的直接和间接被害人就达到９万户４５万人。约有６０万朝鲜族人（占我朝鲜族人口２００万的近１／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些诈骗案的影响。
　　　　（二）人口的非正常流动带来的冲击
　　一是部分农村人口减少的过快。吉林省的龙市龙门乡这个历史上有一定“名气”的大乡的朝鲜族人口到１９９６年只有４０００多人，比１９８５年减少１８００多人，降幅达３０％以上。人口的严重外流引起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延边州农村劳动力已从１９９０年的４４万名减少到１９９６年的４０万名，如果单独看朝鲜族，这种减少更为显着。大量劳动力的外流，使不少朝鲜族聚居的乡村劳动力不足，一些村屯老弱户、病残户多达３０—４０％。
　　二是朝鲜族聚居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朝鲜族妇女出国和进城比男子多两个渠道，一是婚嫁到韩国，二是城市第三产业和一些韩资企业愿意招收女工，因此，外流的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女性。据一些报刊的披露，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妇女，１９９３年为１４６３人，１９９４年为１９９５人，到１９９５年猛增到７６９３人，１９９６年约１００００人，仅４年就达到２１０００多人。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资料，１９９０年年龄在１５一２５岁之间（到１９９５年为２０一３０岁）的全国朝鲜族妇女为１９８２０５人。如果把上述的妇女算作属于这一年龄层，他们就占这一年龄层妇女的１０％以上。而在国内流动的朝鲜族妇女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年轻妇女的大量外流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调，农村朝鲜族男青年娶妻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一些村屯，朝鲜族男女比例已达２０∶１或３０∶１，个别地方甚至更高。
　　　　（三）精神文明建设有待加强，传统伦理道德受到挑战
　　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在朝鲜族聚居的地方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７０年代，东北地区有３００多个朝鲜文图书的发行点，到１９８８年减少到１７３个，到１９９４年进一步减少到２１个，其中延边仅为８个，延边除外的东北其他地区为１３家。在广播电视方面，只有延边一个朝鲜语电视台，制作手段和财力后盾都不是境外电视台的对手。辽宁省想建一个朝鲜语广播电台，因经费难落实迟迟建立不起来。一些朝鲜族语言的书刊、报纸因发行有限，惨淡经营，非常困难。由于我方阵地空虚，境外的各种出版物、音像制品便乘虚而入，有的目前虽无大的问题，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可忽视。
　　精神文明建设投入不足，使传统伦理道德受到挑战。有的妇女不顾廉耻从事卖淫活动。有的已婚和未婚女青年，为了出国打工，不顾个人的名誉和尊严，在国内搞假离婚，与韩国人搞假结婚，有的弄假成真造成家庭破裂。部分农民去韩国打工回国后，不愿再回农村务农，也不愿意做脏差累的工作，一心只想再出国挣“大钱”。他们流进城市闲逛，白天进出饭店、商店，晚上进歌厅、舞厅、夜总会，打架、斗殴、赌博，甚至违法犯罪。这些人的观念是出国拼命挣钱，回国尽情享受，钱花光了再想办法出国挣钱。朝鲜族社会的“高消费”有一部分是靠这些人支撑起来的。
　　　　（四）教育面临新的挑战
　　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出生率降低，带来中小学规模的缩小。延边朝鲜族小学数量已由１９８５年的４１９所，减少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７７所，中学也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１８所减少到１９９５年的４９所。这种情况在散居地区更为突出。在黑龙江省尚志县，由于生源严重不足，朝鲜族学校已由２０所减少为４所。教育布局的调整不适应人口流动的需要，一些农村地区原有的教育网点难以为继，而城市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流进，原有的教育规模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朝鲜族教育质量受到影响。许多地方因离婚或外出、出国打工而无父母双方，或由单亲抚养的孩子，已占到一些学校在校生的３０－４０％，有的还更严重，这些人的生活无人照顾，学习无人辅导，学习成绩和思想品德下降。据黑龙江省依兰县的调查，该县朝鲜族初中生的中退率已达到１１．１—２０％，初中普及率最高也只有７１％。
　　　　（五）宗教影响日益增多
　　由于精神文明建设投入不足，加上一些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朝鲜族聚居和散居地方的宗教有了较快的发展。表现在信教人数有较快的增长，特别是基督教的信教人数增长过快。一些地方豪华的教堂建筑与周围简陋的民舍形成反差，私设宗教场所和不正常宗教活动时有发生，这些已经成为影响一些地方社会稳定的问题之一。
　　　　（六）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国外的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对外开放的机会，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这是他们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阴谋的一部分。这一问题在我国朝鲜族地区也很突出。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朝鲜族地区对外开放规模的迅速扩大，使我国朝鲜族地区渗透与反渗透的问题十分突出。从目前情况看，国外敌对势力渗透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有：利用新闻媒介进行“空中传播”；利用各种纪念日、节日和文体活动等扩大其“文化布道”；利用宗教培养代理人，策动建立地下教会；利用学术问题掩护为其扩大影响制造舆论，其中包括对一些古代王朝的性质和地位问题、族源问题的所谓“探讨”。因此，需要我们准确地把握局势，高举起反渗透的大旗，高度重视维护朝鲜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问题。
　　　　　　六、加强领导，进一步促进我国朝鲜族地区的对外开放
　　我国朝鲜族地区面临着对外开放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和境外渗透的挑战与压力。我们要根据朝鲜族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针对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促进朝鲜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健康发展。
　　　　（一）加大投入，加快朝鲜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延边州等我国朝鲜族聚居的地区大多地处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改革开放以前，由于边境地区局势紧张，根据“先打仗，后建设”方针，国家很少对这些地方的建设进行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边境地区的形势虽开始好转，但由于国家的对外开放重点在沿海地区，也由于我国朝鲜族聚居地区面对的朝鲜相对封闭，因此，尽管我国朝鲜族通过劳务输出等途径开始富裕起来，地方经济的发展仍然比较有限。国家应从巩固边疆、促进民族团结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大对我国朝鲜族聚居地区主要是对延边州的投入。一要根据延边的实际情况进行重点建设，逐步形成延边州的支柱产业；要在政策上实施倾斜，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三要发挥国家的优势，为延边州等地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四是积极引导，将劳务输出积累的资金投入到扩大再生产领域。
　　　　（二）扩大对外开放，增加劳务输出
　　延边等朝鲜族聚居区对外开放起步较晚，吸引外资的规模远远比不上山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实施的也较晚，力度不大。而俄国毗邻我方的开发区已经启动，朝鲜的先锋—罗津开发区不仅是中央级的开发区，税收政策比我更为优惠。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加强对包括我国朝鲜族地区在内的广大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工作的领导，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要打开劳务输出渠道，发挥我国朝鲜族在对外联系和语言文化上的优势，扩大劳务输出的规模。加强国内劳务市场的管理，改变千军万马都搞劳务，中间程序过多的现象。还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减少劳务人员的负担。据介绍，去韩国打工须交的手续费，泰国为１０００美元，越南为１０００美元，非律宾为５００美元，而我国各种手续费连同抵押金要交五六万元人民币，有的地下交易达八万元，这对于初次出国打工的人来说，是个极其沉重的负担。有的人为了出国，要变买家产，一但受骗，后果极为严重。应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手续费用。我国应通过外交渠道与外国合作积极查处各种诈骗案件。
　　　　（三）增加精神文明投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要从民族团结进步的战略地位出发，高度重视我国朝鲜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真正加大投入，并在人才培养、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打开市场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使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产品能够抓住我国广大朝鲜族干部群众的心灵，为加强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根据目前朝鲜族地区教育面临的问题，要加快教育布局的调整工作，使其尽快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农村地区，要适当集中教育网点，把那些没有办学条件的教学点坚决撤下来，同时加强各乡镇的重点学校，以扭转农村教育质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在城市，应根据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扩大教育规模，尽量使朝鲜族流动人口的子女都能上学。目前在延吉、沈阳、牡丹江等地普遍存在朝鲜族教育规模有限，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应重点加强这些地方朝鲜族教育的投入。另外，在北京等地近年来新建的朝鲜族学校也达到一定规模，但仍未取得合法身份。目前这些学校生源己达到一定规模，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应早日给其适当“身份”。
　　　　（四）警钟常鸣，提高反渗透的认识
　　提高人们反渗透的警惕性，使反渗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要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增强国家观念，在大事大非问题上不糊涂。在敌对分子的引诱面前，要自警、自爱、自重，自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目前有些法律法规如刑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国防法等，其中也有不少反渗透的内容，但一般干部和群众对此知之甚少。根据朝鲜族对外交往较多的情况，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朝鲜族部群众的法制宣传工作。
　　　　（五）继续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政策
　　要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政策。我国的民族政策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国家里，我国的朝鲜族最多，其次是美国，有１００多万人。独联体国家也不少，有三四十万人。但这些国家的朝鲜族都没有任何自治权，美国那么多韩人，没有一所朝鲜语学校，第二、三代的韩人大都不懂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特点都已丧失。而我国朝鲜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较完整地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不仅有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还有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中学和大学。中国的民族政策使许多不带偏见的外国朋友感到由衷的赞叹，都夸中国的民族政策好。我国的朝鲜族以其亲身体会感受到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温暖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在与国外同一民族交往时也常以此夸耀我国的民族政策。经过这几年与苏联东欧巨变的比较，许多人更感到我国的民族政策无比正确。今后，要促进朝鲜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政策。
　　
　　
　　
民族研究京18～28A849民族研究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19981998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朝鲜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广大朝鲜族群众充分利用地缘、人缘等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在对外开放方面走在了少数民族的前列，为我国的对外交流和开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外开放增强了朝鲜族干部群众的竞争意识，使朝鲜族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群众的生活水平显着提高，民族教育获得新的发展，民族文化日趋活跃，城市化进程加快，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朝鲜族地区难免也产生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法制不健全，涉外经济活动不规范，传统伦理道德受到挑战，宗教影响日益增多，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加剧等。我们要根据朝鲜族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针对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促进朝鲜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健康发展。执笔者王铁志，１９５３年生，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红杰，１９５８年生，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助理调研员。 作者：民族研究京18～28A849民族研究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19981998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朝鲜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广大朝鲜族群众充分利用地缘、人缘等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在对外开放方面走在了少数民族的前列，为我国的对外交流和开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外开放增强了朝鲜族干部群众的竞争意识，使朝鲜族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群众的生活水平显着提高，民族教育获得新的发展，民族文化日趋活跃，城市化进程加快，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朝鲜族地区难免也产生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法制不健全，涉外经济活动不规范，传统伦理道德受到挑战，宗教影响日益增多，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加剧等。我们要根据朝鲜族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针对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促进朝鲜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健康发展。

网载 2013-09-10 21:29:37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