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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吴承明）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分，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4]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5]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6]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　斯主义革命。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学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假定下，边际收入与平均收入是一致的，到了不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在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喧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用[7]；我提到它，是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8]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9]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10]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11]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方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 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 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12]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新思想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新史学思想的巨着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3]，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新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新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 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 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4]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5]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他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他在经济史论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6]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7]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8]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种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9]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20]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着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由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21]
　　60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22]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混合。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希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3]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着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80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4]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5]，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思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称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26]
　　综看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准，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7]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出现专业的商人阶级，造成城市间的分工，从而出现工场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资本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8]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29]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30]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座际”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31]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思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责任编辑：詹小洪）
　　[1]两篇拙作分别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和1992年第1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3]《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该文简化，我是从凯恩斯原文译出。
　　[4]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选集》第1卷第13页。
　　[5]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96—97页。
　　[6]前引熊彼特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及注3。
　　[7]我国计划经济原用苏联的物资平衡表，80年代引进投入产出法，曾用过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后曾试用过索洛(Robert M.Solow)、乔根森(Dale W.jorgenson)的增长模型和丹尼森(Edward F.Denison)的增长因素分析法。现正结合优选法，建立自己的增长模型。这种广集众长的方法论精神，愿为我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取法；故略作介绍。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9]拙文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11期。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11]西斯蒙第(Jean C.L.S.de Sismondi)：《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编。
　　[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卷第315—316页。
　　[13]Carlo M.Cipolla edited,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1972—1976年出版，中译《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1992年出版。
　　[14]例见拙作“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5]RobertM.Solow,"EconomicHistory 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ol.75,no.2.May 1985。
　　[16]前引斯密书上卷，引语见第16、349、371页。
　　[17]李斯特(Fredrich List)：《政治经济学家的国民体系》，1841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引语见第105页。
　　[18]Bruno Hildbrand,Natual-Geld-und Kreditwirtschaft,1864年出版。
　　[19]Karl Bu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1893年出版。
　　[20]Jaeeph Schumpeter,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1912年出版，通用1934年哈佛大学经济丛书修订英文版。
　　[21]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用英文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165、515页。
　　[22]罗斯托(Walt W.Rostow)：《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原分5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他1971年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所增加的。
　　[23]希克斯(John R.Hicks)：《经济史理论》，1969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引语见第9、58页。
　　[24]该学派称新制度学派(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因与50年代兴起的以加尔布雷斯(JohnK.Galbrai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中译名相同，我将它改译为产权制度学派。
　　[25]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Change inEconomic History,1981年出版。中译本《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本文引语见商务版第7、61、200、203页。
　　[26]诺斯在本书中提出衡量费用、信息费用、依循费用、代理费用、怠工和投机费用等词，在他文中也将运输、利息、市场交易等费用计入。后来他在本书改写中将交易费用分成两类，即制定契约所需费用和执行契约所需费用。见他的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Performa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7。
　　[2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58页。这里是用广义的交换即Verkehr,《选集》译“交往”。
　　[28]《资本论》第3卷第369、37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30]拙作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1]“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页。我认为王种经济形态就是这样一种理论。
　　
　　
　　
经济研究京3～9F11理论经济学吴承明19951995 作者：经济研究京3～9F11理论经济学吴承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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