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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 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08)04-0045-04
　　一、西方经济伦理研究面临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理论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伦理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人是自私的；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都在追求着自己的利益，从总体上可增进效率，因此使整个社会受益。西方经济学被看成是科学，就是因为它把利益看成是一个确定不变的前提。当利益都被简化为金钱后，对经济学的量化研究也就成为了可能。这种理论在西方伦理学方面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以边沁和穆勒为代表的功用主义的结果论。也就是说，根据结果而不是动机来判断一个行为的价值，包括道德上的价值，用中国的古语说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功用主义可以分为快乐功用主义、幸福功用主义和理想功用主义，它们分别把价值简化为快乐与疼痛、幸福与痛苦和各种主要的价值，然后再进行功用主义的计划，以帮助人根据功用来进行行为选择。这种理论表现了现代社会中的多种价值的存在，人处于选择一种价值就不得不失去另一种价值的困境中。而西方经济学则把一切价值都简化为了金钱。
　　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利润。人只为了获得金钱而工作，企业通过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来获取利润。什么职业获得多少金钱，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一个职业能挣多少钱，主要由其技能的高低和承担风险的程度来决定。由于工资状况相对稳定，所以一个人在选择专业时就认可了自己未来可能挣到的工资。而且因为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每个职业能够容纳的员工和工资状况都是透明的，人比较容易根据这些信息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人们普遍认为，在职业竞争中，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因此更具有竞争能力，因此这又把人的专业选择主要指向了自己喜欢的职业。人们知道，只要自己学习了某个职业的专业知识，并在某个职业中具有竞争力，在正常情况下就能够在这个职业中找到工作。
　　个人在职业生涯规划中失败了，通常也不会引起对于政府的抱怨。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自己的职业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自己应当对自己的选择结果负责，不管这种结果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第二，政府为每个人提供了进入各个职业的权力。如果一个人想当总经理，他可以注册自己的公司。如果经营亏损，那就证明了他自己的失败。他虽然因为失败而感觉痛苦，但是他不会认为这种痛苦是来自政府或者他人。在西方社会中，不少失败者不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社会、政府或他人，因此不会造成政治问题，只是造成了个人的心理问题，他们更多地是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第三，个人的存在主要是个体性而非集体性的，其他人，包括亲戚朋友，都认为个人的失败应该自己负责，这样个人即便是抱怨也得不到回应，因此没有把抱怨集中起来形成革命的力量的可能。因此，虽然西方社会中也存在着不少失败者，但社会制度基本上是稳定的。
　　西方的主流伦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他认为人的灵魂或精神世界由三个部分组成：理性、意志和欲望，其中理性是人类独有的，因此是人身上的最高贵的部分。理性追求的是最高的善，其中包含着对于具有普遍性的真、善、美的理念的追求。这种追求属于精神追求。而意志是服务于理性的。欲望则是让人能够满足生存需要，使人具有健康的身体作为理性的承载物。当这三者各就各位地处于和谐状态时，也就是各自均有节制、勇敢和智慧这三种美德时，人就能够处于一种幸福状态。这种和谐的美德就是公正。这样，节制、勇敢、智慧和公正就成为了西方伦理学的四大“主德”。在这种美德体系中，人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精神性的真、善、美。因为它们都是精神性的，因此不存在稀缺的问题。
　　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却颠覆了这种传统的精神价值结构。如果还是以柏拉图的精神结构为例，在这种结构中，欲望成为了主宰，它支配着意志，把理性作为实现欲望目标的手段。欲望主要具有三个层面的实现方式：活着、舒服地活着、具有标识地活着。人只是活着并不难，而要舒服地活着就难了，而具有标识地活着，则把人的有限欲望变成了无限欲望。在每个领域中成为第一，这就是最好的标识。在经济领域，人的第一追求就是财富额第一，这个标识是经济领域中最成功的标识。在人们的欲望从有限欲望变成了无限欲望时，人们的痛苦也就随之而来了。没有被满足的无限欲望就是种无限痛苦。大多数人具有很多种没有被满足的欲望，因此具有很多种痛苦。而正是这种痛苦变成了强有力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颠覆了传统的精神价值结构后，在经济领域产生了什么样的新道德呢?在欲望的满足上，节制不再被鼓励。欲望最大化地支持着人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们随心所欲地表达着自己的欲望，以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方式满足欲望，以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欲望体验为荣。在意志方面，冒很大风险最后获得了财富的人被当成了英雄，而理性中的真、善、美则成为了实现欲望的手段，而不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人不再只因为认识了真理而感觉到幸福，还要看这些真理是否能够转化为利润。人不再只因为善而感觉到幸福，而是要看这种善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人也不再只因为美而感觉到幸福，而要看这种美在市场上能够变成多少钱。理性的美德从智慧变成了审慎或者说是算计。在经济领域，衡量人成功与否的标志变成了金钱。西方通过政治改革，把经济成功人士的地位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人最大的成功就是经济领域中的成功。而且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金钱是可以买到政治权利和个人名望的。只要他愿意，他能够通过经济的成功实现财富、权力和学术名望的统一。
　　那么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经济领域中的道德水准呢?在这里，人需要具有的道德品质主要是信用，因为信用能够在长期内保持人的利益最大化，信用也能使自己在追求自我利益时，让他人也能追求到他人的利益最大化。由于人遵守信用和尊重他人利益是以这样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在信用妨碍了个人利益的实现，在个人处于绝望时期看不到前途，这都会使人具有破坏信用和故意欺诈的动机。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之间的开放程度比较高，人犯罪后具有更大的空间隐姓埋名和逃脱惩罚。这样，健全的保证信用能够被很好地维持的法律体系就是必不可少的。法律能够剥夺人不该有的幸福，剥夺人不应该有的财富。在剥夺的同时，能够对遵守信用的人给予鼓励。法律惩罚产生的成本很大，使得个人不得不考虑这种惩罚带来的经济后果。
　　在西方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是竞争关系，因此个人之间难以建立起信用关系，而法律又不会保护私人之间的君子协定。这样西方社会产生腐败现象的情况相对比较少，因为腐败通常需要多方卷入，而当个人之间怕对方背叛时，就很难通过合作来进行腐败活动。再有，即便是出现了合作性的腐败，事发之后，被合作伙伴告发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这样让人感觉到的焦虑较重。现代西方社会经济学中认可的自私、求奢、冒险、算计，使人能够得到利益最大化，但是得不到精神幸福。这种经济的合理性在于效率，它使人自愿地超负荷运转，从而产生了以前任何一个社会都从未产生的生产力。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精神需求日益强盛的时候，就需要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社会的诞生。那时西方传统社会中所提倡的把理性放在最高位置上的伦理学还会在新的高度上再度成为社会的指针。也就是说，西方目前的经济理论是有待于向更高层次的、能够提供精神价值的经济伦理的方向提升。
　　二、中国经济伦理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也应当是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国际领域中的延伸。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认可的自私、求奢、冒险、算计，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影响比较大。这种认可与中国的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的牢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比较多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比较严重的官商勾结的经济腐败现象，这就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伦理理论及国际经济伦理理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的核心是信而不欺。
　　在中国的传统市场中主要有三种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农民在交了税，留够了自己用的粮食外，其他部分可以在集市上销售。他们在出售商品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按成本法来计算产品的价格。手工业者通常有自己的店铺，边做边卖。他们同样是按成本法来计算产品的价格。因此，虽然他们在市场上交易，但是并没有得到不好的名声。由于那时的人主要是定居的，互相之间比较熟悉，因此少有欺诈现象。他们也成不了非常富有的人，只是靠自己的劳动保障生存而已。而商人则不然，商人主要是囤积居奇，或设法购买短缺商品，再加价卖出。因而，在仕、农、工、商这个等级结构中，商人地位最低，商人通常不被信任。我国明朝时，由于科举制度不太完善，有些儒士不得不通过从商来解决生存问题，因此出现了儒商。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道德在商业中的作用，诚实守信。
　　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大量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其中被人们认可的自私、求奢、冒险、算计，都在中国社会中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再有，中国的市场和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于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济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些学历比较低的人赚了大钱。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赚钱与名声好坏和学历高低并不是成正比的，但是中国人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很看不起这些人，因此对他们挣了大钱既羡又恨。一方面羡慕这些人，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获得巨额财富的幸运者；另一方面依然看不起这些人。因此这些人虽然挣了大钱，但获得不了相应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挣的钱无论如何花都会被人说，即便是做慈善事业也可能被怀疑是在沽名钓誉，因此他们并得不到西方的有钱人获得的好的感觉。而且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人中的相当多的人是靠钻空子或行贿来获得他们的财富的，并不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这些人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低下的社会地位，因此用这些钱送子女出国，希望子女的社会地位能够有所提高。这种状况的后遗症在于，让不少人具有了暴富的期望，以为人可以不付出相应的劳动和承担相应的风险，也能够获得巨额财富。这便会使人变得浮躁，甚至冲击到人们勤勤恳恳劳动的道德价值观上。
　　第二，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着按产品分级的等级价值观，职业等级观念也比较严重。在中国，虽然金钱本身是没有区别的，但金钱的来源是有区别的。通过脑力劳动获得的钱和通过体力劳动获得的钱，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不仅具有数量上的差别，还有名誉上的差别。当学历比较高的人从事体力劳动时，人们就会感觉不可理解。这些人要承受的不仅是劳累，更重要的是被人议论的压力。在职业选择上，也不只是挣钱那么简单。挣同样的钱，一些职业被人看得起，而从事另外的职业就会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差别，但是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这些等级观念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使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感受不到人的尊严，体会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看不到自己是通过劳动在为社会做贡献。
　　第三，关系网的利益最大化导致的难以克服的腐败现象。西方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个体性的，而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以整个关系网为主体的。中国人习惯于生活在关系网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无论一个人有难或有喜，都能够在整个关系网中分担或分享。这个关系网可以辐射扩大，而且关系网内有着非常稳固的信任关系。在中国，当一个网内人承诺在某人退休后再把要给予他的贿赂给他，尽管没有合同，但是这种承诺还是会被相信的，而且通常也是能够兑现的。而这种承诺在西方社会则比较难以让人相信。关系网内的道德体系的稳固使得人们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腐败。中国人侵占具体的他人的利益是会被良心谴责的，而在利用职权牟利时，通常不会受到良心谴责，而且还会因帮助了网内人士而感觉欣慰。网内的举报人会被看成是叛徒而无法再获得他人的信任。这就使得中国的官商勾结更容易普遍化，也使得西方的经济法律体系很难在中国奏效。
　　第四，权力、财富和学术名望的“三合一”追求对于道德体系的冲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儒士的成功意味着“三合一”的成功。首先他必须学而优，使之具有了在为学方面的名望，从而能够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学而优则仕的时候，他又具有了权力，从而能够获得威严；当他的官位升高时，他又能够得到足以使他风光的财富。因此，一个人的成功意味着权力、财富和学术名望“三合一”的成功，这种成功感是完满的，没有灵魂被撕裂的感觉。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三合一”则被撕裂了，学而优的不一定为仕。尽管他们选择了为学，但是对于仕途仍有向往。有的学而次优的人为了仕，在学问上自然得不到为顶级学者所具有的名望，再有经济上也比较清贫。即便有的人是学而优则仕的，离开学界几年后，在学界的名望也就慢慢消失了。而学而优则商的人，即便成功了，具有财富了，但是得不到学问上的名望，也不具有仕的权力。这些知识精英在潜意识中有着“三合一”的追求，而现实的成功又总是不完满的，因此他们各有各的忧虑。具体地说，学而优的人通过学术权威不正当地获得仕的地位和财富；学而次优的仕则通过权力不正当地获得学术地位和财富；学而优的商则通过财富来购买学术地位和官位。这样使知识精英界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学不正经为学，仕不正经为官，商不正经从业的状况。
　　三、结语
　　从如上的论述中可见，中西方经济伦理研究面对的是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问题，因此用西方经济伦理的方法无法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用中国的经济伦理的方法也无法解决西方的道德问题。中西方都应当具有各自不同的经济伦理体系，但是西方研究经济伦理的三种方法是可以借鉴的。这三种方法就是描述法、规范法和元伦理的方法。关于这三种方法在经济伦理中的应用，美国学者里查德·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在他的《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1999)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描述法主要研究的是现存的道德状况，更多地需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规范法主要研究的是关于应该的道德规范，更多地需要采用的是哲学的方法；元伦理的方法主要解决的是描述法与规范法之间的关系，即从实然判断中是否能够推出应然判断，事实与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另外，在中国的经济伦理研究中需要首先解决的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中国和西方哲学，然后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总体方面来研究经济伦理，才能够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有效性。
经济与管理研究京45～48B8伦理学韦正翔20082008
经济学/利润/伦理学/道德
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获得利润，伦理学研究的是道德，所以经济伦理研究的就是利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问题。中西经济伦理研究所面临的历史与现状都不同，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也应该是不同的。在西方社会中有效的经济伦理理论，在中国不一定有效。中国应该采纳西方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描述法、规范法和元伦理法，但总体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整合了中西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经济与管理研究京45～48B8伦理学韦正翔20082008
经济学/利润/伦理学/道德

网载 2013-09-10 21: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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