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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对自身自由发展理想状态的设想，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都将塑造智力、体力、性格和潜能均得到充分发展和自由运用的“优秀人物”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将人的全面发展看作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马克思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时，批判性地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
　　 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4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与以往思想家不同的是， 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是与他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相一致的，从而形成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际内容、途径和动力的新的说明。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然展开，也不是人性向一个既定的终极伦理目标的倾向，就其最一般含义讲，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大限度发挥。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通过劳动，使自然历史进程赋予人的各种潜能素质统统得到开发，最大限度地从潜在可能性转化为客观现实性；二是指与这种最大限度的转化相适应，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和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一层意思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与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发展相一致的；第二层意思则表明，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的。
　　人的本质力量的最大限度发挥不是某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全过程，因此其中就包括着无数倒退、曲折和无数个人甚至整个阶级不可避免的痛苦、牺牲。“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人民出版社，1979 年。 ）
　　马克思曾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以资本主义为典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人的发展在这里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6卷上，104页，第485页，第287页，第381页，第120页，第120页，第118页。）
　　最初的社会形态没有发达的分工和私有制，人的活动具有与对象浑然一体的自然性，生产活动与学习、艺术、宗教、战争等活动朴素自然的融合在个体的生存活动中，这是个体的一种“原始的丰富”，它是较全面的，但却是处于人与自然关系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狭隘和贫乏的条件中，具有简单、粗陋的性质，合符人的本质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形成。“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原始关系相矛盾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6卷上，104页，第485 页， 第287页，第381页，第120页，第120页，第118页。）
　　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确立，造就了复杂化的社会关系和文明的巨大进步，但这是在对抗中的进步。一方面，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发展要以另一部分人的被压制和牺牲为代价；另一方面，人类整体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发展又以人类个体的片面发展为代价。这种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顶点，分工和私有制所导致的劳动异化，使人的全面发展在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中异化成为每个人的畸形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人们每次都不是在理性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中取得自由。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整个社会的发展才能“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第26卷Ⅱ，第125页。 ）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运行既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又孕育出了消灭异化的物质条件，矛盾运行的否定性终点即是新社会制度的起点。“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第19卷，第22-23页。）只有在那个时候，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从理想变成现实。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历程，和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支配着这一过程的，无疑是经济的规律，而这一规律在人的自身发展形式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时间节约的规律。因为一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都是要花费一定时间，在时间的流逝中进行的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在这种必然的劳动时间的自然流逝和社会变化中逐渐生成的。在谈到分工所导致的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力将会促成剩余劳动的不断增加，进而成为消灭旧的分工和在旧的分工、私有制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手段时，马克思指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6卷上，104页，第485页，第287页，第381 页， 第120页，第120页，第118页。 ）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对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占有，使它转化为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自由时间。
　　 二
　　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卷，第532页，第257页。）作为人类发展空间的时间大体可由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构成。必要劳动时间是生产维持人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生产整个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的时间，自由时间是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时间之外，可以自由支配的、直接用于发展个人非直接生存实践目的的诸种潜在本质力量的时间。
　　时间节约的规律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第二层是指整个劳动时间的节约，自由时间的增加，第二层意义的时间节约要依赖于第一层意义的时间节约。因为“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卷，第532页，第257页。）。但是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将取决于第二种意义的时间的节约，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的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6卷上，104页，第485页，第287页，第381页，第120页，第120页，第118页。）。这样， 由劳动时间的节约所创造的自由时间，就开辟了人类活动的新空间——精神生产活动的空间，使人的活动走向全面性。
　　同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历史过程一样，时间节约的规律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支配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历史时期，而是贯穿在人自身发展的全过程，“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6卷上，104页，第485页，第287页，第381页，第120页，第120 页， 第118页。）
　　在原始社会早期，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社会全体成员把几乎全部可以支配的时间都用于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还不足于维持每个人的生存，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化还没有完成，尽管这样，时间节约的规律仍然在起作用。生产某种生活必需品的单位劳动时间的节省实际是等于延长了可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的长度，从而在数量上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社会就是在这种以时间不断节省而表现出的生产力的增长中缓慢地发展着。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社会劳动在满足人类生存最基本需要之外有了剩余，这个时候，时间节约规律开始真正充分地发生作用，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正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结果。时间节约规律在这一时期的一个巨大作用，就是它促成了脑体分工和阶级对立，由于人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必要劳动，节省下来的剩余劳动时间不多，自由时间就更为有限，根本不可能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发展，就只能采取不同社会活动由不同的社会成员分别承担的形式，一小部分人从物质生产活动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和各种精神生产活动，而大多数人则承担起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取任务。
　　分工不仅造成了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分离，而且必然把这种分离发展成为劳动阶级和非劳动阶级之间的对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9卷，第243页。）
　　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分化和对抗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雇佣工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全部时间，获取的仅仅是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而资本家则无偿占有了工人在大大增加了的剩余劳动时间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于所有私有制社会都是建立在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夺上。马克思指出，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物化形式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47卷，第216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时间节约规律所导致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剩余劳动时间不断相对延长，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阶级对立的扩大和深化，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尖锐矛盾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这种矛盾的解决。在共产主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抗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除，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条件下，时间节约规律将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在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时写道：“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46卷下，第218-219页，第225页。）在劳动成为人的内在的第一需要之后，其自由和自觉的特性将充分显示出来，这样，不仅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会消除，而且全部劳动时间和自由发展时间之间的严格界限也将不复存在，自由自觉的劳动过程本身就是自由时间的构成部分，所有人都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时间，在这个由自由时间所创造的自由王国空间中，人摆脱了局限于某一方面需要的束缚，自身本质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和全面显现，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和人际关系的完善化，人的发展在这里真正表现出：它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
　　 三
　　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走向高度进步和人走向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人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又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运用时间节约规律对于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46卷下，第218-219页，第225页。）又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卷Ⅲ，第281页。）劳动时间的节约还表现在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合理分配上，在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分配越是合理，社会用于物质生产劳动的时间就越节约，生产单位产品的时间就会愈少，而社会生产总量就会愈增，我国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过程，正是体现了时间节约规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要求。这一点，即使人们在成为自己社会关系主人的时代，仍然如此。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6卷上，104页，第485页，第287页，第381页，第120页，第120页，第118页。）
　　劳动时间节约的规律，是人类实践活动所特有的规律，它表现出社会运动的时间与自然运动的时间有着不同的特点。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性质上，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是一致的，并且以自然时间为基础和前提，因为社会本身就来自自然界且属于自然界。从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上看，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非对称性即不可逆的，在这个不可逆的过程中，社会时——空关系也具有自然时——空关系所具有的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的转化形式。但是由于社会时间是人的自觉活动的存在形式和内在尺度，所以第一，它是主体性的，“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6卷上，104页，第485页，第287页，第381页，第120页，第120页，第118页。）时间节约规律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在主体积极能动地利用时间的劳动中发挥作用的，这种能动地利用时间使得过去、现在、将来在现实的劳动中统一起来，相互作用。劳动一方面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累积性，它要从过去劳动的成果即客观化的劳动出发，另一方面又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它要根据将来的利益和需要来确定现在的任务，以扬弃作为出发点的过去。这是一个由劳动的目的、手段、对象、结果诸种因素相互作用和转化的动态过程，对现存对象的改造，是在过去劳动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手段）下进行的，而目的之设定，又是着眼于未来。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包含着未来决定现在的性质，但是目的是否真正能实现，又要取决于目的的设定是否符合包含着过去的一切现实条件。这正是一维运行的时间之箭在社会运动过程中的特殊表现。由于时间节约规律是在主体这种积极能动地利用时间的劳动中发挥作用的，所以它对人的活动既具有客观制约性，构成了时间效益原则和时间竞争原则，又具有主体的能动性，构成了时间效益的预测可能性和时间竞争的对策可能性，主体的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劳动时间越节约，时间节约就越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第二，社会时间不仅在主体性上区别于自然时间，而且在节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它在历史发展中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是要向世界指出，对于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即对于人类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0卷，第534页。 ）源于分工的科学技术是社会时间节奏加快的重要推动力，科学技术是促使生产单位产品时间减少和整个社会劳动时间总量缩短的有力杠杆，它必然因此加速社会生产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一方面它使社会各种物质、信息和人员的流动速度加快，其综合结果是使社会的物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业不断增加、节奏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人类在地球上可利用来扩大社会物质生产规模的空间相对缩小，把空间效益问题突现出来。不仅如此，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程，当代社会生活呈整体化发展趋势，而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危机也日益深化，面对着发展这一世界性主题，时间因素的意义更显重要，而如何去实现真正有利于人类长远利益的发展，又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利用时间节约的规律。人类自己的未来发展中，是否能够克服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在新的基础上的和谐统一，还需要用时间来证明，这是全人类的责任，无疑也是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课题。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不断研究和掌握社会结构的时空特点，注意在时间中各种事物之间合理的空间布局，争取最大程度的空间效益和时间效益。珍惜时间，节约时间，充分利用时间这种特殊的、宝贵的资源，在一定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又要求我们在不断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中，充分利用制度的优越性，为有利于人类长远利益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州52～56B1哲学原理杨河20012001杨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州52～56B1哲学原理杨河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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