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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有无哲学（或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其实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应该是中国哲学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人类精神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哲学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回到中国哲学的源头，确立人类性与时代性眼界，重新解读与诠释传统经典。
    中国哲学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回到历史的源头去。所谓源头，即先秦诸子学说及当时的其他经籍文献。回到源头去，就是与他们进行直接对话，从其开放的、原创的哲学精神的源头重新出发。在那里，哲学直接面对着自然与人生追问其中奥秘，个人根据自己的感受体验和思考，提出各自的“道术”。当时有一个原创和争辩的热烈氛围，通过对话（辩论）举证各自的认识和主张。如儒墨、老庄、名家、荀孟、法家等等，各种问题皆可讨论，形成了一个反思、批判、创新的时代。这种思想精神的活跃与日新，创造了一个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相匹的伟大文明。先秦至今两千余年，对古代经典的注疏、训诂、考证浩如烟海，将哲人的言辞早已层层掩盖，其中的真义大多已被注解所代言。迄今为止，多数人一搞道家则魏晋，儒家则宋明，考据则经学，对原典的解释越来越变成对解释的解释的解释了。原典或文本（大人之言）的开放性，被限制在注家及注家的注家的眼界和传统里。而汉代独尊儒术后，注经代替了哲学的批判与创新，注疏训诂成了做哲学的唯一方式。这种传统造成了哲学及其问题性的“专化”(specialization)现象。例如，孔学被解读成道德政治之学或政治化的礼教，孔子其他的思想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固有的诠释路径所歪曲。同时，由于独尊儒术，其他各家思想也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这种专化现象，使原有广泛多样的哲学问题及其解答变得单一狭窄，也使得原本丰厚的精神文化资源渐渐流失。回到源头去，就是要从注经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直接而广泛地倾听古人的叙述，重新发现问题，由哲学的原创性和开放性入手，全面、深入地开发中国哲学发展的资源。
    回到源头去，并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对原典进行重新解读，在比较中加深对它们的了解。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受到西方哲学的冲击甚至改造，这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和对话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理解发掘中国哲学中的宝贵资源。例如，通过比较哲学的展开，我们大致知道了什么是西方哲学所不重的，如天人合一。问题是，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中究竟是如何可能的？怎么就合了起来？如果讲是内在的超越（如孟子心性论），则内在超越的机制何在？还有，西方人讲有，老子讲无；西方人讲思，而禅宗讲无思；西方人讲自我，庄子讲丧我；西方人讲不死，佛教讲不生；西方人重法理，儒家讲情理……中国人所侧重的这些观念，其学理、哲理的基础何在？在这些另类的观念(alternative idea)里，蕴含着怎样不同的思维理路？传统的注解里很少能对这些问题提供答案。这就要求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对原典作出新的理解和解读。
    两千多年经学式的注疏训诂框架，常常成为正确认识先哲的障碍。以孔子为例，人们常讲孔子是个伦理学家、社会政治理论家，其学说缺少形而上学思考。这是欠公允的，因为这是将孔子学说局限于《论语》、《春秋》、亦是后来西汉经学特别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政治化倾向的结果。宋明理学虽说有些进步，但仍然未将孔子的整体面貌展现出来。新儒家仍然将注意力放在四书五经——基本是四书，由心性论谈理，由易谈宇宙人生，却很少将孔子的许多思想、概念从形上角度或高度来研究。一些学者（尤其是新儒家）都将注意点放在孔子仁学的政治文化意义上，发掘其中走向民主政治或平民政治的资源。这不是不可以，但这却不是哲学的发展。孔子对世界所作的超越反思也许从来就没有被人重视过，而是被其政治道德关怀所淹没了。孔子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我们对他的完整面目未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例如，孔子何以要问礼于老子？事实究竟如何？儒道之分究竟从何开始？为何有此分野？《庄子》里的孔子究竟是否伪托或是寓言？如果是假，庄子何以要借用孔子之言？依庄子的性格，他是绝不会“假借圣旨”的。抑或庄子真是孔子传入，孔子的许多哲学思想也隐藏在《庄子》书中？由此线索上溯，是否能找到颜回、田成子等所传承的孔子思想？孔子注《易经》，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创造了易经哲学或影响了易学的哲学建构？“十翼”创作究竟与孔子关系如何？这些哲学思想对孔子的思想有什么影响，程度如何？再则，对孔子那段世界上字数最短的自传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怎样叫“不惑”？为什么能“知”天命？什么是“耳顺”？如何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据笔者观察，传统经学基本上将注意力集中在“不惑”以前的孔子，故很容易便将孔子道德化、政治化了，而哲学家的孔子则仍然“缺席”，其学说的哲学基础没有充分披露，才产生孔子之学是否哲学的疑虑。经学所重之孔子学说，不能说没有哲学因素，但不完整，其所重主要是道德修行、圣贤之道（内圣外王），对其天人之际的境界和圣贤之道的形上基础则所涉不多。说到庄子则更典型。庄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可伟大在哪里至今仍然是个谜。还有其他诸子呢？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能有完全的了解，则谈何中国哲学之复兴、发展和创造？
    重新解读原典，还应该基于人类的眼光和时代的问题，努力发掘其中具有人类性和时代性的宝贵资源，是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的，因为哲学所求为普遍真理。将视野局限在所谓“本土”或民族的范围中，或拒绝接受人类思想的共同成果（如排斥西方哲学影响），就做不成哲学，更会把中国哲学的发展拖进死胡同。所谓回到源头，说的是带着对人类和时代的关切去处理经典文本。因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在于中国哲学曾经是什么样子，曾经解答过中国历史上的什么问题，而在于现代人类及其发展语境里的中国哲学，能对当今生活世界的普遍问题提供什么样的独特且有意义的解答，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法，以丰富、完善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建设！
    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这就导致了近现代对传统的批判与对西学的引进。但是在今天，对西方启蒙思潮进行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被异化了的人与大地、与真情、与自己的联结被割离了，疏远了，冷漠了，人成了知识的附庸，而精神世界不但没有发展，反而越显贫乏、苍白、孱弱、枯萎了。“九·一一”事件及其前后发生的世界局势，让人看到人的精神境界并未随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猛进而进步，而是倒退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民族、国家、宗教、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冲突此起彼伏。在世界进一步走向全球村落的大势下，人们突然惶恐起来，不知该如何处理家庭及邻里的关系了。真理、正义、善恶、知识、人性、上帝，包括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概念，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如何实践，究竟对人类生命价值的追求起到了或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唤，正是代表了现代人对西方主流传统话语的质疑！人们突然发现，这种话语的哲学基础从一开始便隐藏着自身不可调和的二律背反：形而上学（本体论，一元论，共相）往往会成为导致专制、霸权、侵略和压抑的理论基础：如果真理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唯一的，那么个性、自由、创造、多样等等如何展现？但是，如果无此本体论而求相对主义、多元论、个人主义，却又会导致虚无主义、文化冲突乃至恐怖主义。人类究竟有无共同性？各民族、文化群体究竟能否共处？人类是否必然要爱恨交杂、互相屠杀？问题在哪里？如何尊重他者？为什么人居然成了人的他者？既然是他者，又如何去谈文化的对话与融合？文化多元怎样理解，在怎样的基础上施行？回到一元，回到形而上学？还有男人与女人，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神灵的关系等等。对这些，希腊哲学、启蒙思想和现代主义都没有提供足够的精神资源，以解决在当代世界中所显现的种种危机。这种哲学的困境同样表现在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几乎每一个论域中。
    面对这样的情势，我们就不应该再停留在中国有无哲学的讨论中，而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传统中具体地寻找、发掘并提供某种突破困境的资源。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回到源头，我们发现中国哲学中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例如，主客体、天人的分裂与统一，在孔子、老子、庄子那里就曾有过认真的探讨。后现代之语言和解构理论，许多都早已出现在庄子、龙树以及禅宗的文献之中。再看近年流行之女性主义哲学，突破了传统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固有观念和范式，将历来受到理性主义冷落的价值——如亲情、欲望、身体、关爱、同情、关系等，作为其哲学建构的基点，以代表女性在哲学领域的思维特征。如今这已逐渐被西方哲学界接受为可供另选(alternative)的哲学话语。而熟悉中国哲学的人很容易注意到，女性哲学非常接近儒家思想。特别是对亲情、关爱、人际（家庭，社群）关系的本体关注，恰恰是儒家哲学的命门所在。如果我们能够撇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而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儒家情本位哲学的开发上（郭店楚简的出土已为此提供了最新的史料），对当代哲学多元发展所做的贡献就会大得多。又如，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德性伦理学如今被看成一种突破，而这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却是常识。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作更进一步的思考（西方哲学家也许无法如此思考）：难道德性的本质和功能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吗？为什么不能像孔子那样将其一以贯之，将德性推进到知识论、美学、政治哲学乃至形而上学论说中去？等等，等等。这些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但由此可见，如果缺乏人类和时代的眼界，我们就很难发现这些具有人类或全球意义的精神资源。
    此外，中国哲学具有一种深厚的、特殊的终极关怀式的宗教性。西方人至今还习惯于将东方哲学归在宗教类，教学亦放入宗教系（尽管他们还在不停地质疑中国是否有宗教）。其实他们的错误，也许不在于错认了东方哲学，而在于他们想当然地将哲学和宗教截然分开了。中国哲学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形上学（本体哲学），因为她是以人的最终解放甚至绝对自由（究天人之际）为终极关怀的。所谓内圣外王之理想，根本上就是将神话传说中的榜样（如尧舜禹等帝），拿来当成人人皆可效仿于日常生活中的楷模，或成为人性至善至美的理想。这就使得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具有着这种浪漫、神秘但又是日常日用的宗教精神。其形而上之道，就是这种宗教性之追求：不是实证理性知识，而是成圣成道成仙。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征之一。形而上者谓之道，是修道之意；率性之谓道，而不是客观确定其“是”或“真实”。形而下者谓之器，故“君子不器”，亦是从境界上讲的，表示修行之向上阶梯，而不是先验概念的客观确定之关系。西方自启蒙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宗教性便随着宗教一起从哲学中渐渐分离出去。纯粹客观的知识依赖于外在对象和经验实证，它不仅与超自然的神灵和宗教信仰无关，而且与人的内在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宗教性）也无干系。这种启蒙理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却没有在人的内在精神领域导致相应的丰富与完善。人类理性成了分裂的两元：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理性、普及教育、人权话语、信息媒体等等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内在人格、道德修养、文化素质、艺术品味乃至自由精神的堕落和贫乏。如果我们能自觉到哲学的宗教性在哲学发展中的根本地位和主导地位，继承“先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知识论理路，也许就能发展出一种真正的、全面发学术月刊沪5～13B5中国哲学商戈令20042004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不满足感的增强，要求改写中国哲学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并开始尝试超越之道。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思和检讨了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走向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途径和方式，认为建立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通过历史时空的移动及广泛的对话参与寻求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视域和范式的引导下获得观察中国哲学的深度视点、在领悟整体意义与深化部分研究之间形成中国哲学的良性诠释循环、追求对中国哲学的充分描述、复杂关联的说明及意义关怀等，对于造就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都是非常基本的。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联合主办的“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3月）的会议论文。霍桂桓






付The Doctrine of "YuanHengLiZhen" in the Theory of I-Ching
  Zheng Wan-ge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商戈令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学术月刊沪5～13B5中国哲学商戈令20042004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不满足感的增强，要求改写中国哲学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并开始尝试超越之道。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思和检讨了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走向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途径和方式，认为建立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通过历史时空的移动及广泛的对话参与寻求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视域和范式的引导下获得观察中国哲学的深度视点、在领悟整体意义与深化部分研究之间形成中国哲学的良性诠释循环、追求对中国哲学的充分描述、复杂关联的说明及意义关怀等，对于造就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都是非常基本的。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联合主办的“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3月）的会议论文。霍桂桓

网载 2013-09-10 21: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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