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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上个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强行与中国对话，一次次掠夺、一次次赔款，使清政廷破蔽、国力大衰，变法图强成为先进中国人的共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是一次悲壮的努力，改良派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同时出击，对西方近现代思潮包括自由主义学说进行了较多的介绍。中国文化因其早熟性和模糊性，对外来文化有非凡的同化力，几乎每一种西洋学说和名词，都有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在古旧典籍中找到“原版”，这已经成为老大帝国、“世界之中”的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然而，自由和自由观念，是无论多么善于圆滑变通的人也无法在古代中国找到对应物的。更可悲的是，“自由女神”一踏上中国就有些近乎女巫、女魔的形象。诚如美籍华人学者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西方自由主义的神圣概念'freedom'和'individualism'，一如在日本，当译进中国时，保留了任性胡为这样一种含义，它们成了人人为自己这一信条的附庸。正经的儒学中人对此避之唯恐不及。这里，西方个人主义的美德演变成为了一种无责任感的自私放纵。（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这似乎注定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不够纯粹和背运的。近代研究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用力最勤的是严复。这位曾留学英国的思想家，洞察到自由主义与西方进步的实质关系，并由此推出中西文明最大的区别乃“自由不自由尔”。他独具慧眼地看到了欧美国家的民主富强同自由意识的发展的内在联系，看到了提倡自由观念的巨大的历史意义。他译介了西方近代尤其是19世纪自由主义大家的着作，把英美等国关于理性政府、法制、经济、教育方面的自由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这是他心目中的西方价值系统中最优秀的东西。尤为可贵的是，他认为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最大特征，是促进科学发达、工业文明的“心力”。康有为在“托古”的幌子下，贩运了西方自由观念的洋货，《大同书》更是集中表达了求个人自由的乌托邦理想。谭嗣同抨击旧传统的猛烈武器中也包括西方自由学说。梁启超把自由视为“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注：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新民丛报》第7号。）。但是，近代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鼓吹，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不仅阐扬的深度不够，而且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圈内，广度也不够。康有为迟迟不抛出《大同书》，因他以为不合时宜，梁启超很快意识到自由主义由于注重个体会削弱国家利益，谭嗣同十分勉强地把古代五伦中的朋友一伦与平等自由观念混为一谈，即使是严复，他的自由主义的形象中仍有一根民族主义的主心骨，他视自由主义观念为改造国人“力、智、德”，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维新思想家既要以新的价值观轰毁旧的封建势力，本身亦免不了传统意识的诸多影响，因而维新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是十分微弱的。
　　如果说自由和自由主义在严复、梁启超那里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层面的宣传的话（他们也有君主立宪，以国会代君权的政治尝试和主权在民的社会思想的宣扬。但很快被推毁），那么，中华民国——这种至少在形式上应是民主的政体的建立，则为自由主义的政治运作提供了可能性。霍布豪斯在写于辛亥革命同一年的《自由主义》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先是描述了自由主义在欧洲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命运，接着在充满希望地展望自由主义的未来时，写道：“近年来，最使西欧自由主义欢欣鼓舞的，莫过于亚洲国家的政治觉醒的迹象。……亚洲从君士坦丁堡到北京的觉醒是当代最伟大、最有希望的政治现实。”（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9-120页。）
　　民国头两年，党派组织与党派竞争较为活跃，各种治国方略都有。不少人对代议制政府和联邦自由主义阶段的纲领十分推崇，对宪法的意义也十分重视。作为民国初年自由主义政治尝试的两大标志是1912年宪法的制定和1913年国会的活跃。民国招牌刚挂、参议院组成后，民国第一个根本法产生。“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原则，三权分立的中央制度，是宪法中的重要内容。其表述方式与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颇有几分相近。在广大社会阶层，新兴职业阶层兴起，报纸数量激增，自由表达机会增多，对女子教育和婚姻自主的提倡，以及新型的服饰与发饰，也显出自由主义气象。但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解散国会并废弃临时约法，历时不到两年。袁世凯在1913年夏季把自由主义体制和地方自治扫荡殆尽，1914年更是加紧了控制，民选议会和公共生活中的自治领域都被缩小了地盘。“这些做法狠狠打击了那场以社会上层为基础的广泛的政治自由主义运动，使其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袁世凯独裁时期，反袁、倒袁的志士仁人把宪政、代议制、自治等民主自由主义阶段的纲领作为理论依据和号召的旗帜。袁死后，民初的自由主义有复活的迹象。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国会屡被操纵、宪政成为某些人玩弄的把戏等令人作呕的行为，使公众对共和政体的热情明显下降。“没等到自由主义的精神重新伸张并取得某种行政优势，一种非集权化的军事专制主义便出现了。由此，民初的两种试验形式也主要是作为否定的政治样板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一个非常矛盾而有趣的现象是，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们制造的分裂与混乱反而为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大学、期刊及出版业在此期异常活跃，新文化运动应时而生，应势而生。在政治实验中失败的自由主义，又在文化的层面上得到伸张。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以启蒙家姿态领导现代文化潮流，在声势颇壮的反对封建文化建立新文化的运动中，自由主义是他们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五四”真正掀起了人本主义、个性解放的大潮，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学说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启蒙思想家的价值重建工作，落实到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意义上。“五四”运动前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气势、规模和深度方面远远超过了维新时期，影响也更为深远。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使自由主义成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观。它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使“五四”及20年代的文坛形成了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主潮。不仅如此，它不局限于文化界的单纯宣传，而且在政治经济等一定范围内，也有着自由主义的尝试。商会和金融团体对自治和自主的要求，《努力周报》等刊对自由主义政治和法律的鼓吹，对“好人政府”的呼吁和几个“好人”的临时入内阁，对议会权力的强调，都可看出自由主义者的积极行动。如同《剑桥中华民国史》所指出：“资产阶级的参与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赋予了政治和社会的含义”，“这种自由主义的努力决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史的表现，它与那个以大商业和现代工业为基础并集中于通商口岸的都市社会的崛起是相辅相成的。”（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0、838页。）
　　“然而，对于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宣传者来说，1919年‘五四’风潮最终爆发前的中国社会，几乎已经笼罩着不祥之风。事实上，不管《新青年》同人如何高扬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旗帜，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个性抗争者，没有一个纯为解脱个人困惑而寻求意义、评估价值。他们是一群试图通过救个人实现救社会的救世关怀者，或者是以为两者可以自然统一的自由主义者。”（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部，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6页。）此时欧洲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自由主义诞生地的欧美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不给中国人民以主权和自由的行为也激起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困惑与反感。学生爱国运动中民族主义情绪的激昂，邻国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又昭示了一条新路。新文化同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分化，胡适对自由主义仍持着乐观态度，李大钊、陈独秀把眼光转向了苏俄。“显然，李大钊和胡适的动向，指陈着1919年后的中国知识界除了将要出现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还将从《新青年》中分化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且共同组成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三大主要流派。”（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部，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9页。）
　　北伐革命结束，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国民党假借三民主义为武器，既攻击共产主义亦抨击自由主义、践踏人权、大肆独裁、鼓吹什么“个人无自由，党要有自由”的谬论。30年代初，日冠侵华步伐加快，也为蒋介石提供了排斥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借口。但“五四”以来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各阶层各政党希望开放政治、扩大民主、实现宪政。30年代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众传媒更加普及，自由职业者逐渐增多，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上相对独立的阶层，也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社会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但缺乏法律保障和和平秩序，自由主义总是处于无序状态，甚至是处在左翼与右翼的夹缝之中。这一时期最有名的舆论刊物是《新月》和《独立评论》，先后由上海北平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前者有轰动一时的“人权运动”的讨论，后者有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这些知识分子既有对自由、独立、民主的信仰，亦有对德治、仁政的期待。言之凿凿，却回应无声、无关大局。带有左翼和自由主义双重色彩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的被害，就显现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自由主义的真面目。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关头，知识分子难有余力关注新的思潮和学术文化，但民族危亡的形势又使更多的人关心政治，要求民主、救亡。国民党的战时集权，极大地限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学理探讨和社会化努力。共产党越来越强大，获得了农民和自由民主派的广泛支持。抗战胜利后，满怀希望的自由主义者自以为迎来了发展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他们组政党、搞联络、办刊物、写文章，要求政治经济的自由民主和宪政，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1946年9月，《观察》周刊创刊，这是本世纪中叶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最后一块阵地，其“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宗旨吸引了当时最着名的自由主义作者。《大公报》、《文汇报》、《民主周刊》、《联合增刊》等宣传自由主义的刊物也广有影响。但战后自由主义运动很快受到现实的无情打击，他们期待的和平解决方法没有行通，多元政治格局未能出现，和平——理性——改良的运作模式受阻。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及对知识分子的友好政策，使众多自由主义者成了共产党的拥护者。政治自由主义日渐退潮、文化自由主义又有所抬头，部分人又热衷于讨论人的解放、启蒙等话题，试图守住自由主义的最后防线。随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反动势力被摧毁了，自由主义者被教育改造了，中国自由主义，也就难以为继了。
　　总的来看，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虽未曾断裂，却始终发展得很艰难。平面地说来，它主要是一场知识分子圈内的运动，既得不到当局的支持，也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即使涉及政治，也书生论政，很少实际“干”自由主义政治。其发展具有间隙性。民国时期，自由主义占据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尚未明朗化的和平间隙这一天时地利（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部，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30页。）。在军阀混战的“五四”时期，国民党忙于军事围剿的30年代初，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政治高压的松动和集权主义政治专注于军事，使文化界的自由主义较有声势；与此相联系，中国的自由主义也以文化自由主义收获较大。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在现代一直处于陪衬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受制于外敌入侵和旧有封建势力，发展断断续续，难以独立前进。而文化自由主义在20年代崭露头角。30年代自成一家，40年代有较多的理论建树，然而它始终处于边缘状态。民国初年在政治和法律范围内在几声自由主义的呐喊中却很快沉寂。“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在文化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过自由主义学说，但很快转为了社会改造。30年代谈政治的自由主义仅仅限于谈谈而已，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受到左翼文坛和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猛烈冲击。40年代曾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出击，却也很快消声匿迹。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从没有过全面运作的机会。
　　而且，中国自由主义的失势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从社会现实来说，民国时期，既有外敌入侵，又有封建势力的包围，国破民苦，自由主义没有从容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激烈冲突的暴力年代里，自由主义的理性声音不是被保守的力量所扼杀，就是被革命的激情所吞没。”（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页。）这是中国学者相当准确和清晰的概括。“自由主义的政体只有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才能发挥作用。……说自由主义对治疗饱经内战以及主权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病症无能为力，这还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病症十分严重，使自由主义无从扎根生长。”（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页。）西方学者这一总结更为精辟。自由主义的运作需要秩序，在无序的国度与岁月里，自由主义是“无根”的。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而言，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是“无根”的。陈独秀欲以西方个人本位主义易中国家族本位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在商业化程度低下，农耕文明心态极重的中国，个人主义极难发挥正面的积极价值，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至今未能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宗法的伦理的集权的儒家意识形态并没有轻易地被自由主义取代，相反，不少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走了一条从亲近到疏离的道路。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了。台湾着名自由主义学者林毓生这样认为：“虽然，毋庸讳言地，在分散各地的中国人士当中，有些人私下仍然珍惜着一些未经精确界定的自由思想与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自觉的运动来看——简直可说在中国已经死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甚佳的理由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无前途。的确，在五四时代初期盛行的脆弱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早已被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势力所摧毁。”（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1页。）胡适研究专家、美国人格里德也指出：“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生活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用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注：德里格《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诚然，自由主义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在中国是失败了。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在中国并没有“死灭”。即便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经历了多少曲折、多少挫伤，然而，文学界的自由主义思潮和创作实践仍然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丰厚成果。精神的价值具有独立性，而文学创造作为一种个体性最强的特殊精神价值具有远较其它精神文化领域更多更强的独立性。我们还将在后面的文字中较详尽地论述：提高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理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道路及与中国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联系。
　　　　　　二、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概念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至今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这既因研究对象本身的模糊性，亦因文学史家尚未全方位地深入地探讨。当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提倡表现个性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开辟“自由的园地”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提倡自由主义文学，尽管他们本人并没有这样直截的称谓。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称《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指导思想为“人道主义”，称语丝社的思想表现为“自由主义”和“趣味中心”。樊仲云译日本学者厨川北村的《文艺思潮论》是在1924年，该书介绍欧洲文学两大主潮，一是基督教思潮即希伯来思潮(Hebrevism)，二是与之对立的异教思潮即希腊思潮(Helle-nism)，后一思潮的十大特征是：肉的，本能的；尔当自知；个人的自觉；自由主义；现世，人间本位；自我的满足；自然主义；智识的艺术；科学的，实验的；客观的倾向。这些特征明确包含着自然人性、个人主义、客观理性等自由主义内容。“这些见解，成为我国二十年代对西方两大思潮认识的统治思想，常常加以引用。”（注：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至30年代，“自由人”、“自由文艺”的提法在文学论争中屡见不鲜。40年代，朱光潜明确表示：“我在文艺的领域内维护自由主义。”（注：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1948年8月《周论》第2卷第4期。）在他的手中，自由主义文艺理论已较为成熟。以上可见，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及相近提法在自由主义文学发生的同时空中已存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17年间，随着资本主义思想受到猛烈地批判，对自由主义文艺从未有过真正切实的学理上研究。十年浩劫期间，更是空白状态。“新时期”初，又开始有了对自由主义文学现象的零星探讨，但大都从个别作家和社团着眼，且停留在局部肯定的层次上。80年代初，唐ｔāｏ＠①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有了把30年代的左翼作家、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并称的提法，不过所论极短、语焉不详。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闻一多、沈从文称为自由派，与人生派、浪漫派平列。1982年，苏光文发表《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派别及其消长》（注：苏光文《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派别及其消长》，《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把20年代的现代评论派、30年代的自由人、第三种人、40年代的“民主个人主义”等自由资产阶级文艺派别串在一起，分析其“随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升沉而消长”的“轨迹”，并评价了其共同特征及文学史地位。这恐怕是新时期第一篇从整体上论述自由主义文学的文章。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流入大陆后，由于作者对西方文学价值观念的熟稔与认同，该书对不少中国现代作家作出了有别大陆史家的全新评价，尤其是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师陀等自由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的肯定，对大陆学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并明显推动了大陆对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中期（即所谓“后新时期”或“转型期”），既深化了此前对这一文学现象的个体研究或群落研究，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从整体上谈及自由主义文学的文章。钱理群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一文中，论述过“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却又从未断绝过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潮”。（注：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甚至在他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人之患》的第三辑“沉沉默想”中，也多次提到自由主义文学现象及对它的评价问题（注：钱理群《人之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汪晖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中，对“五四”自由主义思潮与文学也有精辟见解（注：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3、4期。）。陈思和在借谈周作人道路时，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亦有精彩的阐发（注：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对自由主义文学的个体研究或群落研究，更有一些出色成果。如易竹贤、耿云志先生的胡适研究、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研究、陆耀东先生的徐志摩研究，以及吸引了众多中青年学者注意力的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徐志摩研究，和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海派、九叶诗派的研究。这些成果不仅拓展了学术领域，而且冲击了旧有的研究格局。不仅形成了学术界的热点，而且也是出版界的热门。在这些论着中，研究者采用了“自由派”、“自由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自由主义文学”等等提法。不过，限于研究课题的原因，几乎未见对这一学术概念的深入细致地探讨。
　　由此看来，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提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概念有着充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应该说，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如同“民主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法西斯主义文学”一样，是一个从外部概括文学现象的提法，或者说是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自由主义文学是针对中国现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色彩较浓、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一种社会学概括，是对原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学概括的一个补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提这一概念并注重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对既有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格局的一种调整，一种新的理解。
　　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是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三个方面。这些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具有独立性；其作品注重人性的发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具有主体性；作为文学思潮，它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它拥有现代作家中的庞大阵营，至少下列着名人物属于此列：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胡秋源、苏汶、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朱光潜、萧乾、师陀、宗白华、梁宗岱、李健吾、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穆旦等。具有较明显的自由主义意味的群落如“现代评论派”、“语丝派”、“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京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等，由于它们通常不具有结社的宗派意义，而更具有创作态度创作方式和思潮上的相似性，因而笔者不用“自由派”而用“自由主义”这一较宽泛的提法。
　　本文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自由派文学”、“自由作家”等概念是一个种属关系。“自由派文学”一般用于某一流派，“自由作家”（“自由主义作家”）只是指其创作主体，而“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既包括作家也包括作品，既包括社团也包括流派，既包括思潮也包括创作。
　　这一概念具有两个文学史参照系：就不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古代无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和近现代西方没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文学反自由主义文学而言；就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左翼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右翼文学、大众通俗文学而言。
　　　　　　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概观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文化思想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后者在文学领域的显现。“五四”及20年代民主自由思潮在文坛亦十分活跃，在自由主义老巢欧美国家留学后归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结成了一些纯文学的、非纯文学的社团，文学与文化并举，也渗透在政治领域（换届频繁的军阀政府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占有一定比重，但往往起不了大作用）。30年代革命文学大兴，左翼文学运动几乎成为当时惟一的文学运动（鲁迅语），那些坚持“五四”个性主义的作家们以“保守”对激进，他们扞卫文学的“武器”便是自由主义。但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声音微弱无力。抗战和抗战胜利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壮大，它的领导者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文学文化事业，它的敌手则疯狂诋毁压制自由民主之声，因而自由主义思潮也呈衰弱之势，但在40年代后期，它还有过一次“最后的辉煌”。简要说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彼长此长，彼伏此伏。当然，二者并不直接等同，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更模糊一些。并非所有自由主义作家都直接宣扬过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他们并非口口声声喊自由。并非所有非自由主义作家都不要自由。他们有时甚至是十分强调国家的、阶级的自由。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价值观有着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基，如对个性自由的强调、对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文学独立性的肯定、对自由和美的关注等。就写作态度与方式而言，他们不受组织和口号的限制而呈现“自由”的品性。这是最起码的两点，比如这一些作家中，既有视自由为文艺之生命而着力张扬的朱光潜，亦有从不标榜自由旗号从不涉及政治哲学的张爱玲，他们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文学家。
　　当然，在现代中国文坛，自由主义作家并非是完整全面坚持和宣传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的宣传家，也并非视文学为宣传自由主义的全部教义的工具。自由主义作家往往不把文学当“宣传”工具，他们强调的是自由主义的文化、文学活动。有的作家对自由主义政治有强烈向往，更多的是对自由主义的精髓——个人自由的追求，而且还体现着文学自由的精神，包括自由创造文学艺术、充分发挥创作个性的态度、独立的写作立场等等。
　　受西方尤其是英美自由主义文化熏染的自由派作家，当他们较集中地面向社会和文学发言的时候，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便出现了。
　　古代中国虽有少数在局部意义上争自由的个体，但并无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更无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笔者一般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指代出现在现代中国的这一文学现象，只因古中国无自由主义文学可言。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包括自由民主思想传入中国，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意识有了较大转换，自由作为一种反封建的新式武器被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广泛运用，有的表述亦有相当深度。但“自由”只是变革者的政治学说而非人生哲学，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精神融合到文学中去，仍然把文学当作功利的载道的工具，如同把“自由”当工具一样。只有王国维的超功利美学思想散发着自由主义的光芒，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萌生。但王国维的光芒被梁启超所掩盖，功利文学压倒自由主义文学，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创作思潮并未出现，但自由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艰难发展的伏笔，在近代已深深埋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思想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凸现于历史进程，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成为自由职业者，自由主义文学的局面初步形成，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比近代启蒙思想家更多地强调了个人自由的价值，他们对个人本位主义都十分重视。尤其是胡适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大力宣传介绍，使他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化（文学）的始祖。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明确追求，他的遭遇，则几乎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缩影和象征。而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使他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奠基者。当然，“五四”及20年代的文坛是一个复合体，民主主义作家、自由主义作家和少数提倡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其思想和组织都处于杂陈状况，区别并不特别明显。在反对封建旧文化这一点上，他们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作为思潮流派的自由主义文学可以说是以“现代评论派”为先河，但在胡适与陈独秀等人关于《新青年》编辑方针的争论时期实际上已露出了自由主义与其他阵营分野的最初端倪。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虽同途却殊归，在1927年后的新的社会形势下各有其舞台，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左翼文学适应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形势，自觉继承了功利的载道的文艺观，以文学为斗争工具，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确也存在着近政治而远艺术、理论先于创作大于创作、集体话语淹没个人话语、声势压倒独思的现象。如果说左翼作家视文学为反国民党政治斗争和反抗外敌侵略的工具的话，那么巴金、老舍、曹禺等民主主义作家则视文学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工具。巴金一辈子都在声称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而是为表达“我控诉”而写作，老舍的平民意识和温和的人道主义立场，曹禺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正世道的批判，承袭着“五四”民主主义的传统，具有强烈的忧患感使命感和批判锋芒。支配着他们的创作动机的，不单纯是审美创造，而更带有启蒙主义的情怀，当然启蒙也是一种隐性的“载道”方式。至于国民党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更是自甘把文学当枪使，不过他们所持的是一杆破枪、废枪，没有多少力量。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月，这几类文学都有着明显的功利性质，虽然程度有异、指向不同。唯有自由主义作家坚持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立价值，梁实秋的以人性论对阶级论，“自由人”胡秋原的“勿侵略文艺”观，苏汶的“第三种人”姿态，沈从文的在文学神庙中供奉人性的告白，林语堂的抒性灵倡幽默，他们之所以几面不讨好，皆因“不合时宜”。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其他文学阵营分化与对立的阶段。到了40年代，则进入了它挣扎与断裂时期。作为思潮，仅是沈从文、朱光潜掀起过一点小波澜，但很快偃旗息鼓。在延安，自由主义文艺观受到了严厉清算。不过自由主义文学家在此期也奉献了一些较出色的作品。比如站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拷问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躲进公寓的张爱玲挖掘都市男女的心理，都有相当的深度。在40年代中后期散发着自由主义之光的“九叶诗派”，则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最后辉煌。在理论建设上，朱光潜的有自由乃有真文艺观、李健吾的美学批评，也有着不凡的建树。
　　从以上极为粗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理论上以王国维美学思想为萌芽，但作为思潮则肇始于“五四”。它的演进是曲折的，发展是艰难的。究其原因当然十分复杂，它牵涉到对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认识，中外文学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进程等问题。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弓加（屮下加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71～186J1文艺理论刘川鄂19981998 作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71～186J1文艺理论刘川鄂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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