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孟人格思想的差异及其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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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孟学说,一脉承传、源流贯通。但在人格思想方面,孔子所津津乐道、反复倡扬的是“君子”,而孟子所崇奉高标、心所依归的是“大丈夫”。那么,孔子的“君子”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各有什么特点,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又有哪些区别呢?本文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孔子的“君子”人格理论,在《论语》中的表述颇多,其内涵极为丰富,难于一言以蔽之。因此,在“君子”人格基本特征的概括上,学术界也见仁见智,各有所得。
  下面三段话是论者考察“君子”人格常常引用的材料,也是孔子对学生有关“君子”提问的直接回答。
  其一:“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其二:“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
  其三:“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我觉得这三段话看起来是孔子对“君子”概念的直接论述,但实质上不足以体现“君子”人格的内涵。因为孔子说这三段话的根本意图在于阐明一人要成为“君子”的方法和途径。
  作为一个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要为社会培养一批他理想中的“君子”。而他的学生在品德追求上,将成为“君子”当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子路、司马牛、子贡向老师请教的是怎样才能成为君子的问题,孔子分别告诉他们的方法是“修已”、“内省”和“先行”。子路为人果敢率直、粗陋鲁莽,与“礼”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孔子告诫他要成为“君子”,关键在于“修已”。即加强自身修养、去掉粗野鲁莽的坏毛病。而司马牛,因为他的哥哥司马桓tuí@①作乱于宋,家人或死或逃,便产生了忧愁恐惧的情绪。正是忧惧在心的司马牛请教成为君子的门径,孔子才说:“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至于子贡,能言善辩是其显着的特点。当他问君子之道时,孔子十分关切地教导他:“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可见,这三段论“君子”的言论,重在表达孔子关于人格修养的方法,而不是对君子人格内涵实质的具体表述。
  那么,“君子”人格的特点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以为综观孔子的言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下方面:
  第一,谨慎。孔子标树的“君子”人格,从其大体而言之,内在要求显然是“全德之称”的“仁”;外在要求显然是须臾不离的“礼”。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就是从总体上说的。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循礼以达仁。“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因此,孔子要求学生向着仁德君子的目标,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将自己的行为完全约束在“礼”的规范与秩序之中。在这种“立于礼”、“约之以礼”的严格训导要求之下,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便成了“君子”人格的第一大特点。所谓“仁者,其言也rèn@②”,“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皆是“君子”们的规范约束。《为政》介绍说:“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尤。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因此,孔门第子总是临事而惧、再思而行,他们常常自我反省,自我修正,以期达到君子的标准。“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生怕言行有悖于“君子”标准,可见“君子”惯常行为之谨慎。
  第二,谦让。孔子不仅十分明确地提出过“君子无所争”(《八佾》)、“君子矜而不争”(《卫灵公》)的道德要求,而且,把谦让不争视为从政治国的一条要则。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因此,谦让不争理所应当地成了“君子”人格的要求之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值得注意的是,孔了提倡的谦让品德,除了求知识的不自满足、品评人物的实事求是和接受批评、勇于改过等积极内容外,实质上也有隐瞒成绩、贬损自我的内涵。如他表扬孟之反说:“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雍也》)孟之反在一次战争撤退时,走在队伍的最后作掩护,明明是他有意冒着生命危险主动当后卫,却要说成是马跑不动的原故。孔子称之为“不伐”而加以赞扬。孔子还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意思是说,君子本没有什么可争的,但如果免不了要争高低的话,也应像古人宴饮宾客、以箭助乐一样,“揖让而升,下而饮”,这才是谦谦君子的竞争方式。由上可见,由于受“礼”的束缚,谦让不争便成了“君子”的又一特点。
  第三,厚道。厚道的本质特征表现在诚信无欺上。“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诚信笃厚是孔子提倡的一大美德。“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学而》)“君子”的“主忠信”主要表现在“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无论是事奉父母、为政治民,还是交结朋友,君子都要忠诚厚道、竭力尽心。这种论述在《论语》中屡见迭出。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信则人任焉”。(《阳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与厚道君子格格不入的品质是浮华欺诈。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又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公冶长》)他多次表示对多言、巧言、佞言行为的鄙视与厌恶,因为“巧言乱德”、“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重然诺、行笃敬的厚道君子则远离了浮华虚伪的恶德。“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第四,温顺。《论语》开篇第一章就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人家不了解我,不重用我,我也不气恼、不怨恨,处之泰然。这种温顺的君子精神,体现在君子行为的诸多方面。如对君王的“事君尽礼”、“事君以忠”(《八佾》)对父母的百依百顺,“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孔子又说:“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孝”为仁德之本,本立而道生。恪守孝道的君子在思想行为上的温和顺从之特点也就非常突出了。
  总之,“君子”人格内涵的基本特征是谨言慎行、谦让不争、忠实厚道、温和依顺、克已循礼。人们平时称道的君子风度,也不外乎这些特点。
  毫无疑问,孔子不仅是君子人格理论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君子人格的实践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是位温文尔雅、慈善可敬、谦虚好学、彬彬有礼的“大君子”。他在当时就获得过“夫子温、良、恭、俭、让”的赞誉。《论语·乡党》篇是记录孔子平时生活行为的专章。于此可见“躬行君子”是怎样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今读其书,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此言至切。我们先看孔子的衣、食、住、行。“君子不以绀zōu@③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寝不尸,居不客。”“席不正,不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客观地说,《乡党》所记载的孔子生活情况及生活习惯,有一些是属于孔子的个人好尚,有些是出于美观健康之需。但是,作为有修养的“君子”,孔子的生活行为也有很多是受“礼”的束缚。“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就不是生活本身的要求,而是“礼”的制约。因为孔子说过“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当然也要身体力行了。
  在为人处事上,孔子对国君的态度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jué@④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这段文字将孔子对国君的敬畏之情和入朝后严肃的气氛、紧张的心理及退朝后的轻松情形写得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在这里得到了某方面的具体印证。对大夫的态度:“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yín@⑤yín@⑤如也。”“侃侃如也”,按朱熹的解释就是刚直的样子;“yín@⑤yín@⑤如也”就是和颜悦色的样子。孔子遇上接下这状态是不一样的。从一个角度说,一部《论语》既是“君子”人格理论的全面阐释,又是孔门师徒对“君子”理论躬身实践的忠实纪录,我们要把握“君子”的人格内涵,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
  不过,“君子”人格内涵除了谨慎、谦虚、厚道、温顺之外也还有刚强的一面,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这些言论都体现了“君子”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刚强不屈的品格。我们说,循礼而行的“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而不是奴隶,就在于他能够坚持自己蹈仁守礼的志向。只是这种以仁礼追求为旨归的响亮语言,在“君子”人格理论中,毕竟属于凤毛麟角。
      二
  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孟子首倡“大丈夫”人格,而且身体力行。翻阅《孟子》一书,“大丈夫”一词仅出现过三次,集中在孟子与景春的对答之中。但“大丈夫”人格理论和精神气质则在全书中有较多的体现。有时,孟子称扬的是“大人”和“豪杰之士”。实质上,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它们共同体现了孟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
  那么,“大丈夫”人格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孟子》书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候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段话是孟子对“大丈夫”人格的总论,其主旨非常明白和突出,再联系孟子其它一些言论来综合考察,“大丈夫”人格之特点就昭然明朗了。
  第一,“大丈夫”高扬自我,虽穷犹兴。
  在“大丈夫”面前没有顶礼膜拜的偶像,没有高不可攀的权威,虽然“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但“圣人”也不过“与我同类者。”(《告子上》)“舜,人也,我,亦人也。”(《离娄下》)“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尧舜”本是儒家崇奉的圣人,孟子将“我”与“圣人”归为同类,且可为之,这不能不说是其自我意识的体现。而自我意识正是人格的基础,无自我意识便没有人格。众所周知,孟子“圣人与我同类”的命题是建立在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凡是人都有共同的本性,圣人比凡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既然如此,那么,只要你“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告子下》)当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是包括所有的人在内的,真正能成为尧舜的,只有士君子、大丈夫而已。可见孟子的“大丈夫”所指的只是极少数先知先觉甚至连君王也在他们之下的“贤士”。所谓“彼亦人也,我亦人也”中的“我”,指的就是“大丈夫”自己。
  正因为如此,“大丈夫”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都有异乎寻常的肯定,也就是说,他的自我意识相当突出。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又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万章上》)这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和“以斯道觉斯民”的社会责任感,无疑是“大丈夫”人格力量的体现。孟子还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乎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一般人要有待于客观条件,才能有所作为,至于“豪杰之士”,其个人潜能的发挥,没有客观条件,也能有所作为。或许有人怀疑,这种清高自许、睥睨一切的言论未免空泛。但孟子有自己的解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广居”、“正位”、“大道”,就是仁、礼、义。这是“大丈夫”遵循的正轨。“大丈夫”得志了,带领民众一同“居仁由义”,不得志时,一个人也“修身现于世”。无论外在的条件如何,个人的志向操守则是坚持不移的。所以,“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可见“大丈夫”人格是高扬自我的人格,其自我意识和雄强的品格有别于“谦谦君子”。
  第二,“大丈夫”正道直行,不卑不顺。
  孟子是“大丈夫”人格理论的首创者,他的行为方式无疑也是“大丈夫”人格的直接体现。我们在考察“大丈夫”人格特点的时候,就应该注意记载孟子行为方式的有关材料。
  干诸候、说人主、倡仁义、平天下是孔子和孟子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二者又各不相同。与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的“畏大人”不同,孟子傲视王侯,公开提出“吾何畏彼哉?”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待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君王仗着地位与权势贪图享受、骄奢淫逸,这此都是以“平治天下”为已任的“大丈夫”所不愿干的。论志向、品德,君王远在“我”之下,那么,他的权势地位又算得了什么?凭着这一点,孟子在君王面前确实屡屡表现出他的刚直与高傲。他不仅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前所未有的观点,而且对君王提出公开的批评:“不仁哉,梁惠王也”、“无或乎王之不智也。”有时还当着君王的面给予严厉的教训和质问,逼得“王顾左右而言它”。他甚至要求:“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招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孟子的君臣观,历来被帝王们所厌恶。像他对齐宣王说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常常令统治者读得心惊胆战,怒火中烧。这不能不说是“大丈夫”人格所显示的威力。
  对君王如此,对大夫就更不用说了。“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所饥岁,子之民,老赢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公孙丑下》)这种揭人短处毫不留情、不畏权贵、正道直行的品性是温顺君子望尘莫及的。孔子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又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这种怕结怨于人、明哲保身的“君子”行为模式与“大丈夫”怎可同日而语。孟子在论“大丈夫”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以顺为正者,安妇之道也。”又曾评论孔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离娄下》)即孔子从来不做过头的事、不讲过份的话。事实上,“立于礼”的“君子”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有内在气质和行为方式上确有明显的区别。
  第三,“大丈夫”浩气凛然,宁折不弯。
  《孟子》书中有一段人们熟识的对话:“‘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公孙丑上》)孟子对“浩然之气”的解释虽有几分“难言”的神秘色彩,但其基本特点还是明白的。一是“至大至刚”。朱熹说:“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这是用正直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的内在的特点;二是“配义与道”。“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四书集注》)这是“浩然之气”外在表现出来的特点。
  试想,为什么孟子在生活行为中不如孔子那般讲究礼节,而更多地注重气节?应该说,这是异于“君子”人格的“大丈夫”精神支配其行为的结果。我们再看下面的材料:“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自己不屑于与人谈争斗之事,对讨教军事的国君避之犹恐不及。孟子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梁惠王下》)孟子认为,滕国虽小依附别人终非长久之计,如果靠自己的民众勇敢地起来战斗,宁死不屈,也许有条生路。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唯礼是从的“君子”与“至大至刚”的“大丈夫”在思想行为上的不同表现。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其为人处世,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他眼里,不是臣子首先对君王尽忠尽礼,而是君王对“贤士”先“致敬尽礼”。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尽心上》)这种乐自己的道,忘别人的势,是刚强气节的表现。“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告了上》)这也是刚强气节的表现。
  综上所述,孟子倡导的“大丈夫”人格高扬自我、不卑不顺、刚强不屈的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无论面对权势、富贵,还是处在穷达、强弱的境地中,都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坚持自己的操守。一句话,“大丈夫”乃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三
  通过以上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内涵及孔子和孟子行为方式的考察论析,可见,“君子”和“大丈夫”人格之差异是确实存在的。概而言之,其差异的主要表现是,一则阴柔多于阳刚,一则阳刚多于阴柔。虽然,“君子”也有阳刚的一面,但综观孔子作为一个“君子”典范的全部言行,说他阴柔多于阳刚,应是切合实际的。至于“材剧志大”(《荀子·非十二子》)的孟子,其言其行,豪气四溢,“至大至刚”之特点十分突出。或者说,“大丈夫”人格是对“君子”人格一个侧面的扩而充之和发扬光大,但两者却不能等量齐观。然而,许多论者将孔孟人格思想合而为一,则未免失当。
  事实上,“君子”和“大丈夫”人格在历史上对人们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所谓“君子风度”、“大丈夫气概”,在日常语言中已被注入了不同内涵:凡生活中谨言慎行、束身寡过、诚实厚道、彬彬有礼者,多被誉为有修养的君子;而立志高远、敢作敢为、不畏强暴、宁折不弯者,常被尊为气节高尚的“大丈夫”。这种语言习惯的差别正是对孔孟学说中“君子”和“大丈夫”原始意义的承袭。
  我们翻检历史,更为清楚地看到:古人何时以“君子”自律,何时以“大丈夫”自励,两者是不会出现“彼可取而代也”的现象的。一般说来,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利益一致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内部,“君子”人格更被人们崇奉和追求,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君子”人格作为修身养性的道德追求目标。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君子人格”是和平稳定环境里人生修养的主导方向。可是,当人们想有一番大的作为或碰到大灾大难及恶势力的压迫时,在信仰、利益受到外来威胁时,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作出必居其一的重大选择时,想到的精神力量之源,往往不是“君子”,而是雄强刚健的“大丈夫”。《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年青时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也!’”《后汉书·赵典列传》:“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三国志·辛毗传》说侍中辛毗因不愿依附中书监刘放和中书令孙资,结果被谗言中伤,出为卫尉。辛毗对儿子说:“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为公而毁其高节者也?”《晋书·石勒传》:“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南史·王僧达传》:“大丈夫宁当玉碎、安可没没求活。”宋代文天祥《生日和谢爱山长句》:“丈夫壮气须冲牛。”宋代林逋《省心录》:“大丈夫见善明,则重名节如泰山;用心刚,则轻生死如鸿毛。”明代杨仲年《失题》:“丈夫溅血寻常事,留得人间姓氏香。”在我国古代诗文中,这类材料,不胜枚举。“大丈夫”人格确实是大志向、高气节、宽胸襟的象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对后人的鼓励、鞭策和激扬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这种“大丈夫”人格,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心态和刚直不阿的品格,形成了中华民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硬骨头”精神。
  经历两千年的时间考验,“君子”人格和“大丈夫”人格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考论两者的差异,旨在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各自的精神实质,汲取其中的精华,为现实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不在于比较其高低优劣。过去的时代,社会需要和造就了无数“君子”,也需要和造就了无数“大丈夫”,今天和将来的社会也同样如此。作为个人修养,“君子”和“大丈夫”的优秀人格素质应兼备,只是因时代的变迁,“君子”和“大丈夫”的人格内涵也应被赋予符合时代意义的新解释。从这个意义说,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君子”和“大丈夫”人格将代有传人,辉炳千秋。
                      (责任编辑:章克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鬼加隹
  @②原字认去人加刃
  @③原字经去右加取
  @④原字踪去右加矍
  
  
  
求索长沙072-077B5中国哲学史徐新平19951995 作者:求索长沙072-077B5中国哲学史徐新平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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