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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态哲学是以生态及生态系统为对象的哲学反思。 这里的“生态”，包括人类生存与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存环境，是其二者的统一体；这里的“生态系统”，包括“人——自然”系统和“人——社会”系统，是其两系统的关联巨系统。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认为“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也“就是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学说”。〔 1〕还有诸多学者用“人类生态学”（〔美〕巴罗斯，1922年），大地伦理学（〔美〕A·莱昂波特，1933年），“系统生态学”（〔美〕E·P·奥德姆，1952年），“地球伦理学”（〔日〕丸山竹秋，1991年）等理论专门研究生态领域价值问题。
　　我国自80年代初开始，研究生态哲学有关论着亦相继问世。但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把生态哲学混称为“生态学哲学”，并把生态哲学仅仅理解为生态学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仅仅从生态学角度研究生态问题并以此来建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这里的问题在于：前者大大地缩小和限制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视界，混淆了“生态哲学”与“生态学哲学”的界限；后者缺乏必要的哲学提升层次和理论统摄高度，混淆了“生态哲学”与“生态学”的区别。
　　我以为生态哲学与哲学、生态学、生态学哲学等学科的关系极为密切自不待言，但又不同于它们。在我看来，生态哲学是考察和研究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及其相互关系和规律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领域，而不是整个物质世界，当然也不是生态领域的某个或某些领域。它是整个生态领域的哲学理论，给人们提供生态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而不是一般生态理论的简单重复和汇集，亦不是生态实例的机械堆积和汇总。生态哲学与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对问题是一般还是具体的研究上，因为它们都是各自研究对象的一般说明，而在于这种一般说明的研究对象、领域的整体与部分的区别上。换言之，哲学是以整个物质世界为对象，而生态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的一部分——生态领域为对象。生态哲学与生态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领域不同，因为它们都是对生态领域的说明，而在于对生态领域研究、说明的层次不同。换言之，前者以生态领域的普通规律和一般应用为研究对象，是对生态领域的最一般说明和最高抽象概括，后者则以生态的具体规律及具体应用为对象，是对生态领域的比较具体的说明和实证的考察。可见生态哲学是既有分析性又有规范性的哲学分支。
　　这里更为关键性的问题还在于：生态哲学与生态学哲学亦有区别。生态学哲学是以生态学为对象，研究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一般理论与方法，即研究生态学中的哲学问题，因而属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不研究任何生态实际问题。而生态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研究生态问题，它既是现实的生态问题的深层哲学思考，又是对生态分支学科哲学底蕴的揭示和扬弃，可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综合优化发展提供一般思路和方法论。
　　我认为生态哲学的理论体系四为一体：第一，生态本体论。它探对以人为核心的生态系统的生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要点有：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同一性；生态时空与社会时空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及辩证关系；生态（人与自然及其关系）平衡的性质及其“生态”与“人态”平衡的实质。第二，生态认识论。它研究作为生态主体的人及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并认识生态客体的历史活动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它从实践角度看，是人对人类的生态活动及其后果进行的理性思考。要点有：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生态系统、过程、结构、要素等）及相互关系；生态客体的发展规律与生态主体的实践活动；生态主体对自身以往认识和实践的反思。第三，生态价值论。它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价值关系。要点有：生态主体需要以及生态资源、能源、遗传、经济、科技、工艺、文化、权利、义务、责任、伦理等基本生态价值观念及评价；这些生态价值观念如何内化为公众的生态行为准则；如何外化为有利于生态生产和生态文明形成的社会制度。第四，生态方法论。研究人的生态哲学思维，即人们在认识、改造生态客体和生态主体以及创造世界的过程运用生态系统思维方式，研究生命与环境，包括人类社会及其活动所有的问题的规律性。要点有：对生态普遍规律应用的原则；生态原理实践的准则；生态整体关联的一般方法。
　　2　生态哲学思想源远流长， 但作为学科形态出现却是现代的事情。生态哲学是伴随着生态问题的日趋全球化和生态学研究领域的日益拓展化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起初，有关“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研究只涉及生物与环境及其关系，并未明确包括人及人类社会。问题在于离开人或社会的所谓生态研究是无论如何升不到哲学层次的。令人欣喜的是，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早在1922年首次提出“人类生态学”概念，认为人们应该研究人类的生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进而论述人与自然和生物环境的相互影响。生态哲学家弗·迪卡雷斯把人类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演变作为统一课题来研究，才算找到生态学的真正归宿。现代系统生态学家E ·奥德姆认为生态哲学是“人与环境整体性的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它“使生态学领域出现革命”。〔2〕B·康芒纳则提出颇具哲学世界观意蕴的四个生态学的规律：事物皆相互联接；物质不灭皆并入循环；自然最熟悉自己；不能无偿获得一物。〔3〕俄国着名哲学家弗罗洛夫认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 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第一，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第二，在世界性环境污染条件下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第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他认为，这些问题不仅仅在各国、各地区范围内，而且在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全球范围内都有解决的必要性，因此恰恰是社会政治因素在解决生态问题当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还认为，如果只把生态问题看作是某些协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技术措施的评价或筛选，是极狭隘的。〔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东斐济和东加勒比地区“人与生物圈”各项活动的首席技术顾问布鲁克菲尔德教授认为，“对生态系统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意味着生态系统是问题的中心，但这并不是说‘自然的’的生态系统是问题的中心”，“人不仅可能是，而且实际上就是他所创造或改造的所有生态系统的主体‘动物’。因此，我们需要找的是一种方法，它不仅包括主体动物的所有活动，而且把这些活动与同一空间之内的所有其它动植物的活动及它们所处的共同环境——不论是自然的、经过改造的或完全由人创造的环境，统统联系起来。”〔5〕
　　挪威着名哲学家A·内斯于1972 年提出“浅”生态学与“深”生态学理论，认为浅生态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表明，我们应该保护环境，但不是为了环境本身，而是因为环境对于我们的价值。而深生态学否认环境中的人的形象。而赞成关联的总体的形象。因此，生物体被视为“生物网的网结……”。浅生态学通常被称为“资源管理”或“资源保护和发展”的研究，它满足以改良主义的方式按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范式”发挥作用，并且经常采用经济还原法来进行决策。相反，深生态学着重于探讨现存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安排，并且要以生态承受力的观念取代经济增长的观念。〔6〕
　　探究技术文明与人文主义精神的有机结合，成为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1993.8.22—28·莫斯科·主题是， 转折点上的人类：哲学的前景）的一个热门课题。兰克（德国）认为科技发展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同社会各层面，诸要素紧密相关，特别应有合理的伦理价值导向，统一权利的责任，慎重周密地作集体决策，以防止技术误用滥用。昆塔尼拉（西班牙）认为，应切实研究技术体制中的主体因素，注重其中的行为评价，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收到科技进步促成社会发展的功效。弗罗洛夫认为，当代任何科学项目都不能孤立于社会与人的根基之外，都应纳入人文主义文化体系来思考、运筹，否则会导致否定性、悲剧性后果。蒂敏尼卡（美国）根据现象学的“生活世界”学说，指出当代技术文明的危机在于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失衡，应确立一种“自然——生活”的基本概念……使之既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又发展人的创造性才智。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则认为：地球是人生存的“家园”，应确认其自然的价值；单纯只以人为中心作环境决策，会发生只求短期效益的弊病。〔7〕
　　在现阶段，下列西方社会思潮和观点应引起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鼓吹科学主义和工业进步的实证主义，强调人藉助于人本身形成的理智武器去遭遇和克服未知东西的能力，它认为这种能力导致人日益发展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支配。它还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就整个而言，是一个用计算和控制的世界来扫除习俗和无知的世界的有益过程，这个过程还在于用在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研究人本身。例如，美国人曾相信能够依靠自己的技术解决一切问题。
　　浪慢主义及悲观主义。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典型。它认为科学技术使人非人化，历史的目标不应是对自然的统治，而应是同自然的和解，这就意味着要抛弃那种使自然服从于人的“粗野”而“无望”的企图，要摆脱逻辑和数学的“专制主义”。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它出现于本世纪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保护运动中，是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其理论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产物。他们立足于现代生态学，对今天人类以科学技术为中坚的生产力对自然的伤害和过度的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批评。
　　综合上述，在西方生态哲学研究中，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唯科学主义，狂热单向而不计后果地推崇科学技术而走向了它的反面。以浪漫主义悲观主义为代表的反科学主义却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共同特征。他们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消极方面提出合理的批评的同时，却站在浪漫主义立场上根本否定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意义，从根本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更是值得商榷并引入高度警觉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科学技术始终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造成对人的奴役和统治的并非完全是科学技术本身，而主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垄断，资本主义式的、空前绝后式的应用。爱因斯担说得好：“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8 〕我们寄希望于人类当代的明智的选择。
　　从全球范围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在实现这一主题的过程当中，加强并加速生态哲学理论的研究，对于人类角色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模式的变革，科技绿化的进程以及未来文明的走向都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在我看来生态环境问题决不是单纯孤立的问题，如若处理不好，它不仅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人类的身心健康，阻碍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有可能转化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乃至尖锐的政治冲突。“文明如果是自发的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马克思语）
　　——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当今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遇到了如何避免重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如何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达到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研究生态哲学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既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展望世界和未来21世纪的发展趋势，将工业化、现代化和生态化“毕其功于一役”，才能制定出产生重大经济效益、良好社会效益和最佳生态效益的科学决策。可见，生态哲学对国家宏观规划和决策是必不可少的。那种轻视生态哲学，蔑视生态问题的种种谬论，是急功近利，缺乏战略眼光的短视者的观点。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生态哲学是在诸多生态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抽象出来，再把这一抽象上升为思维具体，形成它的概念、范畴、规律、原理及其体系，这样形成的科学的生态哲学理论反过来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第一系列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进一步有效地指导人们的丰富多彩的生态实践。例如，我们对“生态价值”作出哲学规范，对生态经常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提供理论基础。而人们的丰富多彩的生态实践和生态科学等学科本身的发展又为生态科学提供材料、概念和方法。随着人类实践的拓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整体素质的强化，生态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会肯定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完善。尤其是在当代，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生态哲学，这对生态系统的宏观控制和卓越管理，对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角色的行为，对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以及众多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和综合科学的渗透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1〕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自然——技术——社会》， 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3页。
　　〔2〕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第3版序言等。
　　〔3〕叶平、韩刚森：《生态哲学理论的建构及其意义》， 《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
　　〔4〕徐春：《苏联学者对生态问题的哲学研究》， 《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5〕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 《国外社会科学杂志》1984年第4期。
　　〔6〕W·福克斯：《深生态学：我们时代的一种新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5年第7期。
　　〔7〕盖示山：《世纪之交的哲学和人类》，《哲学研究》1993 年第11期。
　　〔8〕《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56页。
内蒙古社会科学呼和浩特6～9B2科学技术哲学包庆德19981998作者单位　内蒙古大学哲学系 作者：内蒙古社会科学呼和浩特6～9B2科学技术哲学包庆德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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