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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亚：1965年4月25日生于广西梧州市，198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建筑系，大学期间受朋友影响开始诗歌写作。1991年与麦子、杨克一起创办诗歌民刊《自行车》，并主办至今。2011年获《诗探索》年度诗人奖，职业为建筑师。现居南宁。

1．很多年前，我们在一起

2001年8月之前的南宁，就像以前一样，没什么区别，即使是《自行车》复刊后，这个城市的诗歌和过去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改观，一切都在静悄悄中进行。罗池在这个城市的江南，在嘈杂的溜冰声，大排挡的猜码声，以及宋祖英的歌声和警笛中，做着他的翻译，整整几年，他不断地将英文字母变成中文，那时在他家里，还没有那两只乱窜的可恶的肥猫，只是养着一只睡着不动的乌龟，这一切就像他，和我同居一城却很少走动，相距甚远。

有一天我办公的楼下，站着一个青年，这个我从没见过的青年给我打来电话，我看见他时，他正站在华东路39号中医二附院对面一个电话亭的旁边，肤色黝黑，身上，带着一个外地县城青年的痕迹，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交谈，只是随便问了几句，送了他几本《自行车》后就分手了。他则原路返回，到市中心朝阳路的一个汽车站去，他的手里，有一张回北流的车票。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和他熟了，他之前使用的笔名“松子”则成了我们饭桌上攻击的对象，之后他索性把那个名字扔了，在额头上贴回“伍迁”这个标签。

花枪出现在这个城市时，身边总会带着一群女孩，2001年3月，春天，一个有点小雨的上午，他也站在后来伍迁站过的地方，笑嘻嘻的样子，轮廓分明，他的身边，是他从网络弄下来的三个推着自行车的师范学院女生，我估计她们崇拜花枪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我的家里，她们整整齐齐地坐在一起。不过，这没什么，这些花枪带来的姑娘，总是给了我们一种鲜活的生活乐趣和笑声。哦哦感谢花枪。

1993年6月：自行车成员和洛夫合影（前排左起非亚、沈奇、洛夫、无尘、格真，后排左起商殇、陈祖君、罗池、肖旻、阿权、白水寒、麦子

即使这样，这个城市的诗歌仍然是悄然无声的，直到这一年的12月，一个叫谭延桐的山东人给我打来电话，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多出了一个写诗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在我脑海出现已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么近的出现在这个城市还是着实让我惊讶。那个下午，我约他在他家附近的区人大会堂后门见面，由于塞车我超过约定时间到达时，他正焦急地向门口的武警打听自己站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我所说的，而在我把钱交给出租车司机的同时，则在车窗玻璃的后面，猜出这个穿着灰色风衣的人贵姓谭。

陈祖君和梁亮一老一少出现时，我并没有更多的期待，祖君其实不老，年龄比我还略小，90年代弄《自行车》时我们就认识。当他从北京求学完毕再返回南宁时，我们的联系已空白了很多年。在友爱路一家桂林餐厅里，12月的一个晚上在热腾腾的火锅的周围汇集了很多人，而那个坐在离我三尺，在一个木凳上叫梁亮的青年，不过是祖君手下的一个大四学生，我努力地在脑海里搜索，也只是想起在某个乐趣园网站偶尔见他扔出一两块砖头，在我眼中，那时还未毕业的他，不过是一只声音还未洪亮的小公鸡而已。

典韦出现的时候，时间已过了2001。新一年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期待，这个城市的诗歌，由于长时间的被窒息已经令人麻木，因此，当有一天一个叫“韦东光”也时常在网上出现的人，给我打来电话时，我不过是把他当作一个普通诗歌爱好者而已。出于对他期待的回复，在一次到罗池家里聚会时，我顺便用电话把他叫上，那次在罗池家里，还有梁亮和花枪，而对于罗池来讲，我把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叫到他家那里，也不会是一件让他有什么值得激动的事情，是啊，诗歌青年，谁知道呢？但不久，这个叫“韦东光”的人在那个下午，在花枪温暖的阳光雨露下很快就变了，他变化与成长的速度让花枪都倍感惊讶，在一阵摇摆和酒席的废话之后，包括他的名字他的诗，最终由“狂飙”变回“韦东光”再变成今天的典韦。

大雁和黄土路的出现就各不相同，黄土路之前更多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自行车这帮家伙，和广西写小说几乎就没什么来往。在一次朋友们的聚会中，和黄土路同在东葛路这一条街道上班的伍迁，把黄土路带给了我们，他的谦逊、轻松、幽默和趣味，决定了他会和我们大家玩在一起。而对大雁的寻找则要有趣和艰难得多，这个不算太大的城市，躲着千奇百怪的人物，要把他们从角落里挖出来必须按照一条线索穷追下去，这个由罗池，伍迁等人弄来的线索，一直到典韦三次造访之后才在广西民族学院得以找到，从那时起，南宁的诗歌圈子在多年之后总算可以凑上一桌了。

大兵李江华将一枚炮弹发射到北海外面一个美丽岛屿涠洲岛时，贾东阳正带着他美丽的妻子不远千里来到南宁。当我接到电话从家里出来步行五分钟在一棵大树下看到他时，一个北方人看上去跟南宁街头的人也没什么区别，花枪在更晚的时候带着李江华出现在我家里时，贾东阳和李江华这两个北方人的皮肤，比我们这些南方人好不到那里，不过这样挺好，可以把诗歌弄得更狠更粗糙一点。第二天下午，在杭州路的一家酒馆，一帮人的说话声和突然而至打在铁皮屋顶上的暴雨声噼里啪啦地混合在一起，老板娘灿烂的笑脸则在我们付完帐后，被我们扔在身后。而之后，大兵李江华就被一艘铁船弄到了北部湾上祖国的一个火山岛，我们真希望他不时能给我们弄来炮弹，让我们操蛋的生活开几朵鲜花。

当老蒋这个傻比（哦哦这是他自称的）从网络上冒出来时，我才知道这家伙没死，十年了，他消失得实在太久，当然我说的这个网是2002年6月出现的“自行社论坛”，有了这个根据地后，我很少再跑到乐趣园撒野，也因此得以在这里碰上老蒋这么个家伙。直到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名字蒋跃民改成“马贡”之后不久跑来南宁，把一个月的工资送进作协腰包参加一个什么培训时，梁亮这个自行佬在网上狠狠地干了他一家伙，老蒋的话真多，够哥们，在东葛路“奥德华”餐厅最小的一个六人包厢，我们一见如故，罗池和我还有他我们这三张烂嘴凑在了一起。之后也是在“奥德华”，我们借着酒劲给他打电话，原因是我们突然谈到他时，为这个写诗的世界又多出一个姓马的不满，伍迁把他的名字倒过来随口说出的两字，成了我们打电话给他的理由。这个自行车的老家伙，在我们的一阵爆笑中在日后的岁月，真的由“马贡”彻底变成了“贡马（公马）”。

2005年，和诗人夏宏，赵旭如在长沙

2．悲伤省的朋友们

2004年五一，我和罗池以及他的妻子小潘一起，坐上6次特快从南宁去了长沙，我们去那里的目的很明确，因为有赵旭如，非牛这样的朋友在那里，更重要的是，长沙这个地方比较居中，夏宏从湖南娄底过来，小古和黄列云两个学生从武汉下来，甄言从广州上来都很方便，而我们，相互之间因为诗歌已认识有一段时间了。那天晚上，在奔驰的火车，我的手机不断收到非牛和赵旭如的短信或者电话，询问我们具体到了哪里，当我们终于来到火车站出口，我一眼就看见人群中非牛举手和我打招呼，而我奇怪非牛怎么会认出我，后来问他，他说曾在网上见过我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赵旭如和非牛，高大、有力、沉默的赵旭如，把我们带到自己一辆陈旧的越野车里，然后将我们，拉到五一路一个位于街道转角的旅馆。我喜欢这个有些陈旧的旅馆，它的前面是一个街头花园，深夜的出租车唰唰地划过大街，人行道上梧桐树已经枝繁叶茂，到长沙后有一天晚上，我和夏宏以及罗池一起，就坐在这个街头花园的草地上吹风，看前面车水马龙的街道和灯火闪烁的高楼大厦。而对于长沙这个城市，我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我曾在岳麓山下一个没有围墙的地方读着自己的大学，那些街道曾经留有我的一些记忆和气味。那天晚上，放下行李非牛就把我们带到旅馆后面的一条小街宵夜，后来在非牛的文字里，我知道了那里叫东庆街，而第二天也是在那条街上，我们一群人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的地方，是一个叫“汇友”的小餐馆，这是一个多么恰当的名字，代表和暗示着自行车这次快乐的见面和聚会。那天半夜，长沙突然下了一场雨，我在床上醒来，可以听到狂风夹杂着雨水泼打在窗口外面的声音，第二天起来，我才发现窗外是一个废弃的正在拆除的房屋，一截楼梯、一些柱子生硬地立在那里，破败、荒凉，犹如那一刻灰色的天空。不过，在非牛领着我们走上大街，打车去赵旭如家里时，我们的心，又像一个雨后的早晨那样清新明亮。赵旭如的家似乎很远，往南，越过了火车站，在一个叫高桥的地方，欧式风格的海关大楼高傲冷漠地伫立在路边，这里是赵旭如上班也是他生活的地方，当然也是他写下一首首孤独、内在、荒凉、对自我怀疑的诗歌的地方。在长沙的那几个晚上，我们除了吃饭、喝酒，就是聊天，或者呆在赵旭如的家里看影碟，当然在最后，我们也一起登了一次岳麓山，在麓山寺后门的一块空地，我遇见了一个仙风道骨的老道士，他在那里打拳，而我给他拍了一张特写，原因是我希望自己，在年老时也可以像他一样，洒脱飘逸。在长沙的第二天晚上，夏宏，小古，黄列云，甄言，还有我，五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半夜，我们几个人嬉笑着从罗池夫妇的客房搬来一个床垫，而黄列云和小古，铺上床单就直接睡在客房的地板上，这是我第一次乱七八糟地和几个诗人睡在一起，而之后在赵旭如家里的两个晚上，我们也是这样随便地打地铺，有一天晚上，在客厅的一个角落，我半夜被吵醒，发现夏宏和罗池好象还有小古，正一起坐在客厅一边看碟喝酒一边说话，对于罗池这样的夜猫子来讲，我知道，夜晚正是他一天最清醒和精神的时刻。

一年之后的10月，我又一次去了长沙，在湖南大学靠近湘江路边一家普通的菜馆，我和夏宏，非牛，还有赵旭如又一次见面，饭后，赵旭如开着他那辆陈旧的越野车，把我们带到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之间路边的一家歌厅，在二楼的一个包厢，我只记得，那包厢的墙面似乎是暗绿色的，在一张靠墙的沙发上，我们坐在那里，拿着话筒，对着电视大声嘶嚎，中间，夏宏把我拉出包厢，在走廊，用我的索尼相机为我拍摄了构图古怪、色彩迷离的照片，这些照片的风格当然是夏宏式的——片段、破碎、不完整，带有迷幻、漂浮、不确定的味道，犹如我们夜晚的那种生活；当我们从歌厅出来，深夜的街道行人稀少，树木安静，路灯暗淡，我想起夏宏酒桌上笑称自己为“悲伤省”人士的一句话，也许这句话，我以前也曾听过，但这一次，我是如此清晰地把“悲伤省”这几个字和眼前的一切联系起来，而我早已在他们的诗歌中，比如夏宏自己的和赵旭如的诗歌中，也包括苗苗（叙灵），以及后来单和、安舒凝这两个湖南女孩子的诗中，认识了他们深埋在内心里的一种悲伤，这不是矫情，这是真的，在长沙这个笼罩着一层灰霾的内陆城市，在操蛋的所谓娱乐之城下面，潜伏着一些低调清醒以及痛苦分裂的灵魂，而这，也是我后来，写下一首《悲伤省》的诗歌献给夏宏的原因。

而另一次呢？当悲伤继续发酵，一些事情总让我始料不及，2007年10月我因别的事情又一次去了长沙，晚上，我刚在酒店住下，电话就响了，打电话的人是2007年初去了西藏的赵旭如，他从夏宏那里，知道我来了长沙，电话里，他告诉我，他现在正和夏宏一起，在湖南大学靠近湘江边一个酒家喝酒，要我也一起过来，那天我在酒店住下已经很晚了，更重要的是，我住的地方离湖南大学非常远，当我推脱说“改天吧”，赵旭如却坚持一定要我过去，口气肯定得几乎是不用商量，我似乎听出了他的一些醉意，当我快速地打车出门，深夜的长沙街头人车稀少，灰色的城市在灯光的照射下一片橙红和迷离，我在湖南大学靠近湘江的牌楼前下车，横过马路就看到夏宏赵旭如默默地立在路边，深灰的衣服几乎和夜晚混在一起，这是一个诡异的仿佛梦一样的夜晚，我直觉它就是这样，我几乎没喝什么酒，因为2007年开始我就戒了，但夏宏和赵旭如又喝了不少，尤其是老赵，那天晚上，因为夏宏说错的一句话，老赵突然发起了火，啪啪地摔起了杯子，紧接着是酒瓶，最后动手把夏宏抱起来，摔到一边，而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上去把他扯开，抓住他的手，吆喝他不要这样，并硬是把他推进路边的一辆出租。那天晚上，夏宏的表情固执而平静，平静得都让我有点吃惊，悲伤仿佛写满了他的脸，在赵旭如走后，我换了张桌子坐下来陪夏宏，说了些安慰的话，后来，我们一起打车走了，中间，在某一条午夜的大街，夏宏下了车，和我告别，而我在车上，侧头看了看街灯下他逐渐消失的身影，我想起以前赵旭如的一首诗《暴力》，诗中的几句仿佛就是那天晚上的写照，在夏宏下车不久，我接到了他发来的“对不起”的短信，而事实上，有什么对不起的呢？我只是感到事情有些不可思议，我只是希望突然发生的一切像梦一样可以很快过去，事情确实也是这样，大概过了很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赵旭如的短信，告诉我，他和夏宏和解了，和解，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语啊，我当时觉得。

2005年，自行车兴安诗年会

3．广州，枕木酒吧，或者桂林兴安

在广州，开始的时候有衣，甄言，还有黄列云，后来黄列云去了上海，而小古，则从北京，来到了广州，他再辗转去了长沙是后来的事情。我们就是这样，那里有朋友，我们往往就会出现在那里，事情本来就是如此。2005年1月，很多年后我去了一次广州，在一个傍晚，衣，以及陈述，出现在我住的位于老城区一家宾馆的骑楼下面，我看到衣时，他正坐在他黑色轿车的驾驶座上，侧着头向我微笑，这是我第一次和衣见面，之后我们具体去了哪里吃饭我已经忘了，但是饭后，我们去的一个酒吧，我却记得很清楚，那个酒吧位于市中心一条繁华大街的后面，由一个住宅改造而成，有一株大树在院子里，入口的地方，向下低下去，厚实的台阶铺着废弃的枕木，门口的一条小路，有一个门牌叫“光明路1号”，在广州的三个晚上，我们竟疯狂地全呆在这里，每次来我们都换地方坐，后来在一起的，还有黄列云和甄言，而我只是觉得，那种由厚重、粗糙原木做成的家具，非常适合在那里聊天喝酒。衣是湖南人，一个帅哥，和我是大学校友，我们碰在一起，纯粹一种巧合，原因是2003年有一天他游荡到自行车论坛，而我发现之前我们彼此其实都相互听说过对方，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认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认识了，并且一见如故。2006年夏天，我出差广州，罗池夫妇刚好也从南宁过来，我们一起，在衣的家里吃饭，在座的还有甄言和陈述，当然还有一大箱啤酒，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在衣宽大的客厅里我们一起喝酒聊天，中间我到厨房做了一道凉拌云耳，衣说味道不错；第二天中午，在五羊新城附近的一家菜馆，我见到更多的广州诗人，比如宋晓贤，阿斐，欧亚等等，而广州，总是有上好的粤菜，一些不错的酒吧，2007年初我又一次出现在广州，晚上，衣把我带去一个由工厂车间改造的很大的海鲜餐馆，餐馆的中间，有一条很大的船，我们在那里吃一种特殊做法的河鱼，而第二天晚上，甄言带我去了偏僻的水边吧，在一起的还有杜绿绿，拖把和陈述，中间，酒吧的主人江南藜果执意邀请我们上台朗诵自己的诗歌。

作为一种轻便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总会不经意地出现在某个地方某个街头，2005国庆，自行车的一大群人一起去了桂林附近的兴安，我们去那里是因为贡马就住在那，兴安有灵渠，并且风景不错，更主要的是桂林的附近，还有张弓长，原配和低腰，那次，在一起的还有罗池，黄彬，徐季冬和余莽，衣也从广州坐火车带着全家赶了过来，我们住在贡马为我们找的一个简易的私人旅社，夜晚或者一大早，“哒哒哒”穿过街头的电动三轮，经常吵得我睡不着。在兴安，灵渠两边的民居刚刚被改造成一条名叫“水街”的仿古街道，有点云南丽江古城的风格，居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考虑生意的事情，沿灵渠两边夜晚可以喝酒的地方似乎并不太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找到了一家小酒馆，在临水的亭子里摆上花生和漓泉啤酒，在那个夜晚，凉风从水面上吹过来，悬挂在屋檐下的灯笼随风摇曳，秋天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们围坐在一起把酒谈诗，这是一种属于诗人的理想生活，快乐、自由、无拘无束，当夜深人静店家催促我们买单，离开后我们又辗转于另一家烧烤摊，同样也是在灵渠，同样也是拼接起来的桌子和一瓶又一瓶的啤酒，直到半夜两点我们离开那里，在水街出口的附近，黄彬和低腰两个家伙意犹未尽，一起为手中最后的一瓶啤酒，在午夜的街头猜码劈酒，而我们，一群人晃荡在兴安县城午夜安静的街头和路灯下，就像一些清醒的四处漂荡的游魂。而另一次类似的活动是在南宁附近的杨美，这是一个位于南宁邕江上游左江旁边的古镇，镇上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也有大量的杨桃、黄皮、芒果、龙眼和荷花，我们住的一家农家旅馆，前面就是一个荷塘，一些杨柳垂挂在岸边，和风吹来可以闻到阵阵清新的花香，那天晚上，老板娘亲自为我们做饭，而我们则把饭桌搬到旅馆的门口，在门廊下围坐一起共进带有乡村风味的晚餐，那次小猛，张弓长，周连政和余莽从外地一起过来，之前的白天，我们在南宁的街头，参加了一个由原配策划的“诗歌是有用的”的行为艺术，我们从新华书店开始，沿着兴宁路商业步行街，过朝阳人行天桥，一直走到万达商业广场，才正式结束，在摩肩接踵的行人中，我们唯一的收获是卖出诗歌的几元钱和一次有趣特殊的经历，晚上12点多当我累了起身准备去睡觉，罗池突然骂了一句“他妈的”，意思是我不该浪费这么美好而宝贵的闲聊时光，当我洗漱完毕躺在床上，我其实并未能完全睡着，窗户的外面一面漆黑，而我总是不时能听到他们在楼下、在门口、在半夜的空气里传递上来的低沉的交谈声和偶尔的一两声村庄里的狗叫，这是一个多么宁静安详的乡村之夜啊。

4．南宁，聚与散

正如夏宏所说：“自行车里写字的人不少生活在南宁这座绿化好、物价比较便宜、环境比较静谧的城市。而想起来，在南宁写字的这些人，会觉得有点美国60年代垮掉一代“在路上”的味道。“激昂”、“糜烂”。一堆“烂人”，在嘈杂、破旧的餐馆高声喧哗、大口喝酒、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伴随几声的怪诞大笑，震碎了包间的玻璃窗、响彻南宁平静、祥和的夜晚”一样，在南宁这个中国大陆最南方的省府城市、一年一度编印《自行车》的地方，十几年了，朋友的聚散显得那么的平常、稀松，或令人伤感，或令人留恋，在这个城市，似乎只有我和罗池长时间地居住于邕江南北，一动不动，而更多的朋友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比如这几年，甄言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典韦去了百色，赵菊去了北京，周连政去了靠近越南的凭祥，黄彬不久前去了湛江，徐季冬则去了南宁之外的贵港，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来了一两次后会选择暂时居住在这里，比如原配，他的到来使我们聚会时多出一个具有思想火花的朋友，而每次我们倾巢而出，总是因为一些外地的朋友过来，比如森子，比如小引、张执浩，也或者自行车里的其他人，他们的到来，总会成为我们这些平时各居一处的人见面的理由。当然也有一些人悄悄地到来又悄悄地离去，比如往，两年前的一天中午他来找我，在我单位的门口，然后我们一起，去了我单位附近的上岛咖啡，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这是一个低调异常的朋友，在广西贺州的一个角落，写着那些迷幻奇怪的诗歌；而更早前那些来来往往的朋友就更多了，比如戈鱼，1992年我和他在我单位对面的小饭馆还有安石榴一起，吃了个午饭之后，就再没见过他，我们，更多是书信、电话、或者短信联系，而最近，他因多年后又有了第二个女儿，遇到了计生办的罚款和一些麻烦。菡子呢？我经常收到他从杭州打来的电话，或者诗歌稿件和信件，他在那里，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一个绑扎钢筋的民工，而当他在春节期间回到桂林附近的家乡，在信里，他总会向我描述乡下冬天的景致。而麦子，这个《自行车》以前的创办人之一，也是我的好兄弟，偶尔会回到南宁，在明秀路的家里，用一台打印机编印他的《星期三诗刊》，这是一本真正手工制作的薄薄的诗刊，粗糙的牛皮纸封面常常让我有一种感动。当一切过去，有很多次，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傍晚的时候我行走在江北大道的防洪大堤上，江的对面，一直喷出白色烟雾的糖厂附近，就是罗池住的地方，而我已经有很久没去找他了，那里叫群众艺术馆，位于福建路口，它的楼下有好几个餐馆和大排挡留下过我们很多次聚会喝酒的痕迹，而马路对面的海鲜市场，也经常是我们和外地朋友见面的地方，尤其是夏天，那里有新鲜的可以自己挑选然后交给餐馆加工的各式海鲜，其中位于屋顶的大竹棚餐厅，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在那里有时可以看见夜晚蔚蓝深邃的天空，大片的风从周围吹过来。新东西酒吧呢，以前我们也去得很多，在那里搞过很多次诗歌朗诵，后来少了，因为晚上十点开始的吉他弹唱，总会打断我们的谈话，而谈话，是我们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我们发现了安静异常的旭园，这是一个民国时期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居住的宅院，靠近中山路夜市，有三个大小不同的院子，前面的院子是三面围合的平房，后面是一个三层的老房子，站在老房子外面的回廊可以看见不远处的邕江，房子的地板是木头做的，楼梯当然也是。2006年最后一天，自行车的一大群诗人就呆在那里，小猛，周连政从外地过来，黄彬，罗池，原配，黄土路，徐季冬以及二木等人也都在这里，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夜晚的美好时光，我们难得地坐在一起，交谈，喝酒，吃花生瓜子，然后一起等待新一年的到来，这不是一个伤感的时刻，因为平静的诗歌就在我们中间，也因为诗歌，我们不停地聚与散，行走与停顿，或者在街头驻足，或者在大桥上远眺河边的风景，这一切，多么像自行车里的另一位诗人，现在隐居广州的韦建昭在一首诗里写的，在早晨，我们“竖好衣领，争取在第一缕阳光到来的时候，迈步走向大街”。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这样，一直都是这样。

2002.12.30一稿

2008.4.12修改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