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领导思想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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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是我国古代先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它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和培育着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并启迪着许多治国安邦者的政治智慧。它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成为历史上众多为政者治国安民的指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周易》所阐发的天地之德,君臣上下,进退存亡之理、治国安邦之道去运筹帷幄,扶危济困,富民强国。在历史舞台上演了众多出色的活剧。时至今日,《周易》所蕴含的领导思想精华,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时。相反,它对当今的领导者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一、革故鼎新,顺天应人
  革故鼎新是由《周易》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易·杂卦》中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这一成语就由此而来。革,顾名思义,变革、革命,破旧立新;鼎,是用来承接革的结果的,故取意更新。
  《周易》认为,世界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无物不在变,无时不在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易·丰卦》)事物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存在着阴阳两种对立的方面,两者相感、相摩、相济,“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系辞上》)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同上)。而且事物的变化具有日日更新的特点,新东西层出不穷,永无止境。这即是“日新之谓圣德,生生之谓易”(同上)。基于这种认识,《周易》提出人的思维方式和治国原则,应当遵循阴阳变易的普遍法则,“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应当发生变化;经过变化,事物的发展才不会僵滞;只有不僵滞,它才能永葆生命力。因此,作为担负着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神圣使命的领导者,就不能消极僵化,而必须顺应时代和民心的要求,主动积极地革故鼎新,除旧布新。《革卦》说:“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即是说,变革得当,悔恨自然消除。天地自然不断变化才形成四季;商汤、武王推翻夏桀、商纣的革命,都是上顺天道,下应人心的正义之举,因而变革实在伟大啊!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杰出为政者无不“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系辞下》)在实际生活中,为政者只有善于变革、变通,才能真正做好领导工作。使领导艺术达到“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辞上》)的境界。
  然而,变革图新绝不是无知盲动,随意而为的。作《易》者认为,要取得变革的成功,必须掌握好如下几个原则:
  其一,顺天而变。“顺天”,就是顺承天地万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大有卦》指出:“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即是说,做事顺应天地之间的规律,所以才会风调雨顺,获得大丰收,增加大量财富。《易传》指出:“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要求变通,变革应当顺应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乾卦》还特别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圣贤之人其道德犹如天地那样高大,其明智犹如日月,其行事符合四时的规律,其预料吉凶像鬼神一样准确,他从事前所未有的事业也不违背天道,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去做工作,这样的人行事,尚且不违背天地运行规律,何况一般的人呢?“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卦》),把革命归结为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因此,变革必须“顺天”,即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去行事,才能取得好的结果。
  其二,因时而变。作《易》者认为,大自然和社会的生生不息,变化日新,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都是在一定的“时”下实现的。一切都要随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因此,一切变革者都必须学会审时度势,认清变革的时势和根据,才能因势利导,除旧布新,取得成功。那么,如何因时而变呢?作《易》者认为,一是与时偕行。时代在不断发展,时势在不断变化。人也要跟上时代步伐,与时俱进,趋时而新,顺时而变,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如《乾卦》所说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这便是“与时俱进”的最早出处。《艮卦》还进一步强调:“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即是说,止和行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必须根据时。动静都合乎时,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说:“其道光明”。二是因时制宜,见机而作。即善于捕捉时机,利用机遇,掌握火候。在《周易》中一再强调要把握好变革的时机。在事物发展初期,条件不成熟,不能轻举妄动。“初九,巩用黄牛之革”(《革卦》)。初期只能用中顺之道巩固,而不能轻易变革。一段时间过后,时机成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同上)。即抓住时机及时变革,才能取得成功。而在不利条件下,则不要轻易盲动。要“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
  其三,顺应民心。作《易》者认为,变易、变通,其目的是“以利天下”(《系辞下》),“万民以济”(同上)。变革、变通的目的是为了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利益。因而,变革是否满足天下百姓的愿望,是否符合天下百姓的利益,是否取得天下百姓的理解、信任和拥护,是变易成败的关键。所以,作《易》者在顺乎天,因乎时的基础上,还强调应乎人。即变革要顺应天下百姓的心愿,符合他们的利益。它指出:“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即是领导者要了解天下人的思想,用以确定所要从事的变革大业,用以判断天下的是非得失。强调“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同上)。即要了解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还要洞察天下百姓的行为动机。在明察天道民心的基础上,应乎人心去变革,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信任和拥护,取得变革的成功。
  总之,《周易》主张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顺天应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变革之举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万事顺遂,吉祥亨通。今天的改革者们要想取得改革创新大业的成功,也必须遵循“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一古老而又具有永恒价值的根本原则。
    二、忧勤惕厉,居安思危
  在《周易》丰富的思想内容中,以居安思危患意识最为突出。纵观《易经》的六十四卦,可见到它贯穿了一条忧患以及如何解脱忧患,趋吉避凶的主线。在它的诸多爻辞中,不时见到“亨、利、吉、吝、厉、悔、咎、凶”之类的字眼。提醒世人当牢固树立忧勤惕厉的精神,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周易》认为,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相倚相伴,相互演化的。《易传》指出:“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即是说,当人们常怀忧患意识时,提高警惕,未雨绸缪,虽身处危境,却能转危为安;相反,在太平之日,安而忘危,存而忘亡,往往导致倾覆之灾。而作为一般人而言,在危厉之境中生发忧惧之心,在不利之时为争取有利局面而拚博,并不难做到。难就难在于平安之时,仍能念念不忘危亡,在顺境之中仍能念念不忘将有祸患。人性的弱点就是善于忘却。富起来了,高升了,出名了就忘了姓甚名谁了;太平了,便在温柔富贵乡里乐而忘忧,安而忘危。冷静地审视和反思天下、国家的治乱兴衰,人们不难发现,危亡之局并非突然降临。顺境之中的懈怠,恰恰就埋藏下了导向危厉之局的祸源,亦正是在顺境之下的懈怠效应的积累,最终导致了混乱危亡之局的总爆发。用孟子的话说,这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作《易》者们深知这一安危演化规律,因此告诫世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系辞下》)。即是说,今日之危、亡、乱是从昔日平安、生存、大治的局面中转化而来的。因此,作为明智之人,必须警醒自己处其安而不忘其危,保其存而不忘其亡;拥其治而不忘其乱。始终保持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易·乾卦》)的谨慎态度,才能保有自己身家性命的平安无事,才会有国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居安思危,尤其注意防患于大功告成之时。《易·既济卦》说:“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其意是说,水在上而下流,火在下而上燃,是谓水火相济,象征着大功告成。而在大功告成之际,人们最容易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从而产生松懈心理,不知思患,以为忧患已过,从今往后,就可以尽享太平之福了。有此意识则反而危险了。因此,演《易》者告诫世人,越是在大功告成之际,越要高度警惕自己懈怠心理的滋长,越发应当持守深度的大忧患之心,越要思患而防患。因为大功告成虽然意味着灾患已除,但新的灾患每每产生于无患之时。如不及时惕防,灾患之星将渐次积累而演发。因此,在大功告成之时,更需惕惕自警,并采取切实措施以予防患,才能最终避免新的灾患的降临。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们都深明这个道理。开国领袖毛泽东便是最突出的一个。毛泽东深知大功告成之时,思想极易懈怠,极易腐化,因而本着“忧勤惕厉,居安思危”的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时,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发出“绝不当李白成”的铿锵誓言。为新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知柔知刚,刚柔相济
  刚柔之说,也是《周易》中十分重视的观点。在它诸多卦辞卦象中,不时可以看到刚柔的字样。刚和柔分别是天与地、乾与坤各自所固有的德性。乾(即天,属阳)的德性为刚,代表刚强、进取。坤(即地,属阴)的德性为柔,代表柔顺、宽容。《周易》对刚和柔的德性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乾卦》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的功能是生成万物而不自居,永远生生不息,向前发展。宇宙万物正是因为资取了天的这种功能,才得以发生和发展。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正应当效法天,即宇宙自然的这种精神,不断发奋进取,永不停息。所以,《乾卦·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行健,运行周而复始,永不止息,君子应当效法天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对坤柔的评价则是:“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大地深厚无比,负载万物,具备包含、宽容、广阔、远大的德性。君子也应当效法坤德,以深厚的德行包容万物:“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
  《周易》还揭示了刚和柔二者的辩证关系。认为两者是相随相伴,相应相推,相合相济的关系,正象天与地相应,阴和阳相和一样。《易传》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系辞下》)。阴阳相互结合,刚柔也要相应相济,这样才能化育世界万物。为此,《周易》一再强调刚与柔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必要性。《恒卦》说:“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阳刚居于上,阴柔居于下,两者相辅相成,既能谦逊、宽容、柔顺,又能积极奋进,刚柔互补,因而办事亨通,没有灾祸,有利于长久坚守正道。在《解卦》中又说:“刚柔之际,义无咎也”。处在刚柔相济、相辅相成的地位,就意味着君臣、夫妻和衷共济,自然不会有什么灾祸。《易传》还以文王为例,说明只有刚柔相济,才能在艰难曲折的情势中游刃有余,逢凶化吉,最终取得成功。《明夷卦》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如果内含着远大志向和出众才能,而在外又能忍让、克制和顺从,就能因此而能承受巨大的灾难,周文王正是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面对艰难曲折,坚守内刚外柔,刚柔相济的正道,才能终有所利。正如太阳暂被蔽住光明,但终有灿然脱出之时一样。
  《周易》所揭示的刚柔相济的思想,在领导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刚柔相济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黄石公三略·上略》曾高度评价刚与柔的微妙和在治国中的巨大作用。黄石公说:“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意谓高明的领导者掌握了刚与柔的奥妙,行动起来就可以应付自如,展开它可以囊括四海,收起它却不满怀,安置它不用房屋,保护它不用城郭,只要把它运筹于心中,就能使敌国屈服。因此,领导者如能做到“当刚则刚”,“当柔则柔”,“刚柔相济”,方圆结合,则功无不立,事无不成。在历史上,不少高明的领导者正是深明刚柔相济的领导艺术,导演出众多生动的为政活剧。汉武帝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当政期间,既不用秦始皇一味逞强霸道的统治方法,也一反汉初的用柔为主的统治方略,而是霸王道杂之,一手严惩劣迹昭昭的豪强,一手推行思富养民,安抚人心的怀柔政策,做到刚柔相济,宽猛结合,恩威并施,使动荡的政局转危为安,保证了西汉统治的长治久安。
  其二,刚与柔是领导者必备的两大基本品格,缺一不可。刚是立身之本,无刚难以自立,更难成事。作为领导者,没有刚正不阿,勇猛果敢,坚定不移的顽强意志,就无法兴利除弊,惩恶止奸,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没有开拓奋进的精神,就无法取得事业的成功。柔是养性之基。只有具备柔的品性,即具有豁达大度,包容万物,谦恭谨慎,不骄不躁的品格,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实践证明,刚柔相济是较之纯柔、纯刚更理想的品格修养。二者相辅相成,才更有威力。刚不及而柔过之则失威,柔不及而刚过之则失众。正如曾国藩所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为官术》)。这是曾国藩为官一世的经验总结。因此,领导者应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做到“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系辞下》)。能柔能刚,能圆能方,能退能进,能弱能强,做一名刚而不愎,柔而不弱,刚柔兼备,刚柔适度的领导者,也只有这样,才是高明的领导者。
    四、守位曰仁,聚人曰财
  执政者的执政地位的维系,从根本上说是民心的维系。那么如何维系民心呢?作《易》者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下》)。即是说,天地的最大功德是化生万物,圣人的最大宝物是权位,要守住执政地位,就必须用仁义之行去赢取众望所归,用物质财富来生息万民,凝聚人心。同时,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须保持清明,使百姓能够遵纪守法,安居乐业。这一切都安排得很适宜,就叫“义”。这样,社会就能安定,政权就能得以巩固。为此,作《易》者围绕着巩固政权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一整套争取民心的仁政措施。
  (一)柔性领导,教思无穷。
  作《易》者认为要赢取民心归服,不能采用强硬手段去压服,而应采用柔性手段去治理民众。在《临卦》中说:“咸临,贞吉”。其意是说,以感化的政策待民,治道才贞正,才会吉祥如意。又说:“敦临,吉,无咎”。即以温柔敦厚之心对待下民,要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难,要容忍他们的过失,这样才能大吉大利,没有灾祸。还说:“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甘即箝,其意是说,用高压政策和手段去统治民众,没有什么好处。若能忧惧改过,才不会有灾祸。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实行暴力政治,必然丧失人心,不会有好的结局。而唯有实施符合人性的领导方法,才能有效赢得民心,从而使政权得以巩固。
  在作《易》者所主张的柔性领导方略中,尤其推崇教化的方略。在《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圣人注重观察社会人文现象,用以教化天下的人,促成大治。这便是“文化”即“以文化成”的最初出处。《临卦·象传》还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此卦象是泽水之上有陆地,泽水与陆地相临无间,土是宽厚的,水是柔顺的。二者相亲相待,君子观此象就应效法之,应该像泽水与陆地那样上下互相临近,教化和关心民众无尽无休,容纳和保护民众永无止境。那么,用什么去教化万民呢?《蛊·象传》指出:“君子以振民育德”。即用德教振起万民,培育民众的道德风尚。作《易》者认为,振民育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领导者要在德行上率先垂范。《兑卦》中说:“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即是说,领导者能够阳刚居中坚守正道而对外则谦柔恭顺,那么民众就会喜欢他。因为他这样做是顺应天道,合乎人心的。在劳苦艰辛面前,领导者能够吃苦在前,以身作则,那么民众也会忘却一切劳苦艰辛;在艰险危难之时,领导者能率先趋危赴难甘冒难险,民众就会忘记死亡的危险。领导者乐于把率先垂范的精神发扬光大,那么他的教化就会使民众心服口服了。如此以“德”去教育民众,感化民众,社会就会安定有序了。正如《咸卦》所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领导者以其德行感化百姓就会使天下和平安定。
  (二)为政易简,明慎用刑。
  作《易》者认为,仁德之治,除了体现在以善待民众、教思无穷之外,还应体现在为政易简上。《系辞上》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发令施政平易,就便于了解;简易,就便于遵行。容易了解,就会使百姓亲附;容易遵行,就能取得功效。百姓亲附,就能保持长久;见到功效,就能壮大。能保持长久,这就体现了领导者的高尚品德;能够壮大,就可以成就领导者的伟大事业。《周易》为政易简的精神实质,用老子的话来阐释,就叫“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治国应当像煎小鱼那样,不要频繁地翻动,否则会把鱼翻碎。也就是说,施政要宽简,反对领导者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没完没了地干涉和折腾百姓。《淮南子》也持相同的观点:“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览冥训》)。“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主术训》)。认为只有为政宽简,才会使人民亲附,事业才会成功。而为政烦苛,只会劳民伤民害民。这种为政易简的思想,为众多明智的执政者所重视。其中汉初刘邦等人最为突出。刘邦君臣以秦王朝因暴政苛法而亡为戒,提出了约法省禁,轻徭薄赋,偃武修文,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展了生产,促进了社会安定,为“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如果我们把为政易简理解为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名目繁多的审批项目,减少各种巧立名目的乱收费,那么,它对于赢取民心,发展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仁德之治,还应包括“明慎用刑”,即在断狱行刑中也要体现人本精神。《旅卦》中说:“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的卦象是野火烧山,明亮而不留遗物。领导者观此象,就应想像到人君治国也要清明谨慎,既不能滥施刑罚,又不能久拖不办。《豫卦》又说:“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高明的领导者知道按天地运行的法则去运作,使刑罚清明公正,这样天下百姓就会为之折服。作《易》者还认为,刑罚的宗旨主要是惩恶扬善:“君子以遏恶扬善”(《大有卦》)。因此,《周易》主张惩教结合,对那些弃恶从善,改过自新的人要“赦过宥罪”(《解卦》)。宽容赦免。明慎用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清明政治。事实证明,只有推行这种政治,才能有效地使百姓归服。
  (三)崇尚富有,为民聚财。
  《周易》从聚人以财的用意出发,十分推崇财富的作用。《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把让百姓富裕起来称作大业,能使财富不断增长称为盛德。又说:“崇高莫大于富贵”。把追求财富、生产财富看成是崇高的事业,是人间正道。那么为什么推崇财富呢?因为“物畜然后可养”,“物大然后可观”(《序卦》),有了充分的财富储备,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物畜然后有礼”(同上)。物质财富充裕了,才能实现礼治。这种观点与管子所说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论断十分相似,都是把财富视为治理百姓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汉代的史学家班固也十分赞同这种观点,他说:“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汉书·食货志上》)
  既然财富是聚人之本。那么,领导者应如何帮助百姓增加收入呢?作《易》者提出了如下几点主张:
  一是发展农工商。古代文明以农立国,十分重视农业。体现在《周易》中,便是提倡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反对“不耕获,未富也”(《无妄卦》)。主张“以茂对时育万物”(同上)。领导者要善于引导百姓选择好的地方,抓住时令种植各种作物。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顾工商业的发展。“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系辞上》)。领导者要重视组织人力加工制造各种器具,以供天下人使用,为人们的生产带来便利,以实现富有之大业。发展商业也是《周易》追求富有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下》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外,《周易》还主张发展交通业:“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同上)。《周易》这种重视发展经济,为天下百姓谋取物质利益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它成为历代开明政治家,改革家冲破儒家只讲义,羞言利的思想禁锢,大胆推行有利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武器。
  二是损上益下。《益卦》说:“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高亨先生注云:“减轻税之剥削,君之财物收入稍减,民之财物保有稍加,是谓损上益下”(《周易大传今注》)。这样做,广大民众当然会高兴无限,所以叫“民悦无疆”。由此使民众增加了收入,赢得了民心,给社会安定、国家大治带来了光明,所以称“其道大光”。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为政者要让利于民。它成了我国古代养民、裕民、富民政策的理论基础,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是裒多益寡。《损卦》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即是说,治国者应善于取多余以补不足,衡量财富的多少以平均施受于人。又说:“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同上)。提出在一定的情势下要削减富者、强者的财富,增加贫者、弱者的收益。这种均富思想,在生产力落后,贫富之间差距太大的情况下,是有其合理的成份的。
  综上所述,《周易》关于“守位曰仁,聚人曰财”的思想,从本质上讲,就是强调领导者要以民为本,一切以人民心愿为依归,要亲民、利民、富民、教民,以赢取天下人心。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政权才能巩固。这个执政规律,为历代执政实践所证实,也需要当代领导者所谨记。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47~52C3管理科学伍云20072007
《周易》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原典着作。撩开其神秘的面纱,从中可以窥见其蕴含着丰富的领导智慧。笔者从革故鼎新、顺天应人;忧勤惕厉,居安思危;知柔知刚,刚柔相济;守位曰仁,聚人曰财等四个方面解读其领导思想精华。
作者: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47~52C3管理科学伍云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1: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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