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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 南京 210093）
　　19世纪40年代下半叶，当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转向用效用等因素来解释价值问题的时候，马克思却以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魄力坚定地认可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相对科学性，并通过对它的批判性研究，达成了自己在哲学观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变革。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相互关联性。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成熟之时就是其经济学观点的完善之日。事实上，1846年的马克思在具体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面还是相当有限的，李嘉图的观点对于马克思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从现实物质生产的领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上，而不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价值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通约性。这尽管并不影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其完善的哲学观点，但一旦马克思立足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那么，上述这种状况便会表现为马克思具体的经济学观点与他的经济哲学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间的不完全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强大的内在张力，它不仅促使马克思在经济理论方面不断地向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发展，而且，在我看来，随着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上的深入，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也不断地得到了丰富和充实。众所周知，《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用成熟的哲学观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着作，我们用上面的这种思路来对这部着作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哲学的贫困》在经济哲学观点与具体的经济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哪些不完全一致性。
　　价值问题是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也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核心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方法的指导下，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交换价值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这是贯穿整个《哲学的贫困》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不仅标志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超越，而且也标志了他对李嘉图的超越。但是，在对价值规定的具体理解时，上述后一个超越却尚未明显地表现出来。与李嘉图一样，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的”〔1〕， 并说“李嘉图已指出这个事实”〔2〕。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思考中，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还只是以最一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还没有凝炼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尽管这两个概念都标志了对劳动的一种抽象，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与前者相对应的是创造不同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与后者相对应的是舍掉了不同特点后的劳动，即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上面，我们还无法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其它私有制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对于李嘉图来说，这一概念跟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的理解是直接相协调的。而对马克思来说，对价值问题的这种理解显然与他已经具有的关于价值的社会历史性观点不相一致。如果再与马克思后来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下列观点即价值“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3〕相对比一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哲学的贫困》在对价值的理解方面的“滞后性”。
　　工人的工资问题是与商品的价值问题紧密相关的。既然马克思此时在价值问题上还尚未深入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层面，那么，他当然也就不可能从“劳动商品”深入到“劳动力商品”的理论层面。一旦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很好地贯彻社会历史性的原则，那么，既然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的，劳动商品的价值即工资当然也必然是由可能生产这种商品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的，这种劳动时间具体表现为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因而，它当然表现为一个固定的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持的就是这种最低工资理论。这种观点在包括重农学派在内的许多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都有。很显然，它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观点不相一致的。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改变了这种观点。在谈到重农学派的最低工资理论时，马克思说，“他们错误地把这个最低限度看作不变的量，在他们看来，这个量完全决定于自然，而不决定于本身就是一个变量的历史发展阶段。”〔4〕
　　在这里，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了马克思此时在理解价值问题时与李嘉图的不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价格的上下波动理解为偶然现象，而是把它视为劳动价值论的现实基础。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尚未从这一思想中得出在价值问题上的新的观点。
　　货币理论是价值理论的直接结果，有什么样的价值理论就有什么样的货币理论。仅仅从凝聚在商品中的具体劳动的角度来理解商品的价值，那么，必然会把货币仅仅看成是流通手段。李嘉图和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坚持的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基础就在于此。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持的也是这种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因为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5〕与此相矛盾的是， 马克思在这一着作中事实上已经对货币的社会历史性特征作出了十分明确的界定，“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正如个人交换一样，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6〕应当说， 上述这两个方面之间的不协调性是真实存在的。
　　在地租理论上也是如此。一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方法的指导下，马克思已明确地指出了地租问题的社会历史性，并且还批判了李嘉图把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的错误观点，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却还是认可了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把土地当作一种原有的、自然的东西是李嘉图只承认级差地租而不承认绝对地租的思想基础，如果把土地视为一种具有现实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东西，那么，就应当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土地所有权依然具有独立性，它依然参与对农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这样一来，绝对地租的存在就显然是一种历史性的事实。尽管不能要求马克思在刚刚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1847年就得出这种绝对地租的理论，但这毕竟说明了《哲学的贫困》在地租问题上的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观点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正象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这种“距离”和不协调性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张力，它促使马克思不断地超越李嘉图经济学的水平，直到达成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由《哲学的贫困》而联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马克思1847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丰富和发展问题。《哲学的贫困》在经济学方面的内在张力导致马克思最终在1857年确立了剩余价值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在1846年达成的哲学历史观有没有获得充实和丰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得出剩余价值概念之前，一般意义上的交换价值概念是马克思哲学思考的经济学基础。“交换价值”所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形式，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包含历史主体被物化的理论视角。因此，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6年底致安年柯夫的信中从个人本身力量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从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角度来理解交换形式，并把人类历史明确地阐述为生产力和交换形式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历史的时候，马克思所进行的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从客体的视角对人类历史的科学研究。尽管在《形态》中，特别是在其第一卷第一章最初所写的几个手稿中，马克思也谈到了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异化问题，但我以为这并没构成一个理解人类历史的新的理论视角。在这一章的最后的誊清稿中马克思明确地强调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必须具有真正实证的科学的角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必须十分明确的是，对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的阐述已经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的内容。
　　下面再来看看“剩余价值”概念所蕴含的哲学视域。与“剩余价值”相对应的是劳动者不再作为人而仅仅作为劳动力商品而存在。人被抽象化为物，工人要想生存就必须甘心成为物，把自身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资本表现为一种天命。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在外在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恰恰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而只是资本这一物的历史。这是一种错乱和颠倒，但马克思在《1857—58经济学手稿》中却把这种错乱和颠倒称为“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正是这种“错乱和颠倒”的现实社会的历史发展才不断地凸现出人类自由个性状态的实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颠倒”表现为人对自然界的崇拜，人被自然所奴役。显然，马克思这里所采用的是从主体批判性的视角对人类历史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条线索所面对的是人类历史的现象的层面，它只构成对《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的丰富和充实，而不是什么对人类历史的另辟稀径的研究，因为，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马克思这一条思想线索的基础恰恰是《形态》中已经阐明的对历史本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角度的研究。＊
　　注：
　　〔1〕〔2〕〔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7、 106、125、139页。
　　〔3〕同上，第46卷（下），第299页。
　　〔4〕同上，第26卷（1），第38—19页。
　　 〔责任编辑：金宁〕
　　
　　
　　
南京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21B1哲学原理文析东19971997 作者：南京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21B1哲学原理文析东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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