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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是发生巨变的一个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产生了从内容到形式均不同于古代文学的现当代文学。而20世纪的中国传记文学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传记文学的特殊性，传记文学还没有引起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国内一些常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着作或教材中，几乎没有提及“传记文学”的字样。关于现当代传记文学的研究，除在国内报刊上偶然可以看到零星的短评之外，至今尚无较系统的着述问世。笔者认为，20世纪的传记文学是一个自成格局且有其特殊性的文学现象，描述其发展衍化的过程，评述传记文学作家的创作及理论，梳理各类有代表性的作品，总结其得失，从中找出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既可以为后来的传记文学提供借鉴，也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填补一个空白。为此，本文拟对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历史位置、基本特质及其发展的基本走向等作纲要式的述评。
　　　　　　一、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位置
　　　　（一）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传记文学？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我认为，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即其特殊性在于它是历史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它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个体人物生平事迹和性格的一类文学样式。关于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是属于历史学，还是属于文学，这与对传记的认识有关。中国传统的看法，认为传记是历史的一种表述形式，它是属于历史范畴。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太史公书》，被列入“春秋”家，显然划在历史范畴。以后沿袭《史记》体例的正史作者，都把其所写的“传”当作历史着述看待。直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把“传记类”放在史部，而且把“传”与“记”分开称：“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但现当代的学术界公认《史记》中的多数人物传记是传记文学，它既是历史着作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文学。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实际上指出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史记》也为以后传记文学在史学与文学上的结合树立了榜样。
　　现代一些学者与作家们在强调传记坚持真实性的前提下，随着传记中文学性的增强，提出了“传记文学”的概念。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是胡适，他在1914年9月23 日的日记就题“传记文学”（注：《胡适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316页。），后来他又多次以“传记文学”为题在北京、上海、台湾作讲演。郁达夫在1933年作“传记文学”一文，1935年又作《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此后朱东润作《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传记文学与人格》、《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着述，较早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传记的发展，并论述了传记文学的艺术特征。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传记文学”命名的书刊、团体、学位，比比皆是，传记文学作为一类文学样式已是客观的存在。虽然当代学人对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还有不同看法，但一般学者已承认“传记文学”的存在，并强调它必须在具有真实性和文学性的条件下，归入文学门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就列有“传记文学”条目。传记文学既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那么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至当今的传记文学，理应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具有与现当代文学共同的基本特质。
　　从传记文学观念到传记文学体裁、语言形式等等，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不同于古代传记文学，它与现当代文学具有一致性，表现出与现当代文学一定程度的同步发展趋向，因而它可以成为现当代文学的一分子。
　　以传记文学中的自传观念说，古代自传以表现传统观念的述志抒怀为主要内容，而现代自传则具有“五四”新文学以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新文化意识的基本特质。郁达夫的自传以自我揭露为主，郭沫若的自传重在自我表现，沈从文的自传表现自我觉醒。这些自传显然已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
　　以传记文学中的他传说，古代传记中的史传和散传，多以体现传统的思想意识，尤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而现代传记，如胡适在1919年底发表的《李超传》，为一个不相识的受封建家族压迫贫病而死的女大学生作传，支持了妇女反封建、求解放的愿望。显然与“五四”新文学表现“人的解放”大目标一致。
　　以传记文体形式说，早在本世纪初梁启超为西方名人作的传记，如《罗兰夫人传》、《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等，已采用章节的形式，扩大了传记篇幅。以后的现当代传记创作多出现中长篇作品。这与古代传记以短篇为主，不分章节有明显区别。而现当代传记有文学性传记、评论性传记、考据性传记、回忆录、日记等，形式更为多样化。
　　以传记语言说，古代传记几乎全用文言写成。而现当代传记几乎全用白话。这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推广白话的结果。
　　可见，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从“五四”时期起，从内容到形式与古代传记文学已发生断裂。而与现当代文学较为亲近，汇入到现当代文学大潮中。
　　　　（三）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既受外域传记文学的明显影响，又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并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仍保持了自己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独特品性。
　　20世纪的中国传记文学在“五四”前后主要受西方传记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了，中间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外文化交汇的范围日益扩展，大量西方政治、哲学、文学名人被介绍到中国。早期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外读到许多名人传记。紧随着西方的传记文学也被译介到中国来，如法国卢梭的自传《忏悔录》，1928年5月上海美的书店就已出版，以后陆续又有不少译本出版。 这对30年代前后的中国现代自传的兴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建国初期的当代文学受前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较多。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中译本在解放后为人们所熟知。吴运铎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出版后，人们把作者誉为中国的“保尔”。而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又促使大量各种西方名人传记译介到中国来，这为多元化的当代传记文学，尤其是为近10多年的“传记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四”以后的现当代传记文学虽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断裂，但古代传记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对人们的影响却不是在一夜之间可消除的。如《史记》、《汉书》，如韩愈、柳宗元，这些古代传记名着或着名的传记文作家，对现当代的传记文学作家无形中会有影响。如作为现代传记文学先驱的梁启超，自小熟读《史记》，1902年他作《三十自述》说：“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者八九。”《史记》一书几乎已融汇在他脑海中，怎能不受影响呢？现代作家中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等，都熟悉《史记》，在他们的自传或研究文章中都曾提到《史记》。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出版过专着《史记考索》。中国古代典范的传记文学的存在，使20世纪的中国传记文学仍然有个中国人熟悉的对比参照系，因而对它的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独特品性起某种制约作用或启示作用。
　　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由于与外域传记文学有横向的联系，汲取其现代的一些思想精神，借鉴其形式和表现手法，因而使其与现当代文学一样，汇入更浩瀚的现代世界传记文学之中，并具有现代意义。它又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有某种内在的承传关系，如继承古代史传的“实录”精神，保持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特色，使它又不等同于一般的现当代文学。因而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以现代意义和文史结合的独特品性的特色，在现当代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二、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多元化格局
　　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既然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它的发展历程必然会打上社会历史的深深印记。从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进程看，其明显受同时代社会变革、社会思潮的推动、制约和影响。本世纪的中国传记作家们力图追上时代的步伐，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人的解放，直至表现人性的多样性，这大致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基本走向一致，处于同一发展轨迹。下面就近百年传记文学的发展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轨迹作简要的描述。
　　　　（一）第一个时期：从本世纪初至1949年建国，约半个世纪，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向现代传记文学转化，现代传记文学开始自觉的时期。
　　这一时期又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本世纪初至1919年的20年，属于近代的晚期。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传记文学与理论。梁启超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殿军，却又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先驱。他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当年为谭嗣同等殉难六烈士作传，表彰改良派志士们的爱国维新业绩。其传记文体格式及语言基本上沿袭古代史传中列传的作法。而进入本世纪以后，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流亡日本后的第四年（1902年），他作了《三十自述》的自传及《李鸿章》、《匈加利爱国者噶苏氏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一系列中外名人传，其中所写西方名人传内容上宣扬资产阶级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传记形式上仿效西方传记，语言上采用半文半白的“新文体”。他的这类传记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正向现代传记文学转化，从内容到形式成了现代传记文学的先驱。但必须指出，梁启超的传记文学创作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传记理论偏重在历史传记方面，倒是他在《作文教学法》一文中对传记文的要求，强调写出传主的性格，接近现代传记文学的理论。另外，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近代着名翻译家严复也是较早给外国人立传的人，他有《孟德斯鸠列传》、《斯密亚丹传》等名篇。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传记文学是近代传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第一个高潮。章太炎的《邹容传》、《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蔡元培的《徐锡麟墓表》、《杨笃生先生蹈海记》等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烈士立传，充满爱国精神。辛亥革命时期，作家们在各种“白话报”上，编写白话传记，如《黄帝传》、《孔子传》、《中国革命家陈涉传》、《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等，宣传民族革命和爱国主义。阿英认为：“这种文学形式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对革命发挥作用，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文艺阵线方面的一种突出成就。”（注：阿英：《辛亥革命文谈之五：传记文学的发展》，载《人民日报》1961年11月20日。）
　　该时期后一个阶段，即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阶段的传记文学家们在理论上开始有了现代传记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创作成就上表现为20～30年代的自传小高潮以及40年代初的历史人物传记和解放区的人物传记速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反对封建意识的个性解放思潮，西方传记如法国卢梭《忏悔录》的传入，使当时的传记作家出现了现代传记文学的自觉意识。胡适在1933年写的《四十自述·序》结尾说：“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提倡写自传，并且要别人也“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他本人的实践虽未完全做到，但后来郁达夫、郭沫若的自传真正实践了胡适的主张。胡适提出传记文学“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实际上从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特殊性出发，给传记文学指出了不可旁贷的使命，在胡适稍后，郁达夫于1935年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提出：“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郁达夫的传记理论强调“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表明他已意识到了新传记文学要全面写人，要有文学性。胡适、郁达夫的传记理论，标志着作家们从自传到他传都有了现代传记文学的自觉意识。
　　30年代先后出现了一大批自传，影响较大的如胡适的《四十自述》、郁达夫的《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等。其中胡适提出“传记文学”的概念，并提倡自传和实践，在兼顾史学性的同时，开始尝试加强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对确立传记文学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作出了贡献。当时一批自传的出现形成了一个自传文学的小高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个性解放思潮在自传文学中的直接反映。它们作为同一种文学形式集中出现，并且在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和外部社会生活方面各有独特的成就，应该视为现代传记文学，是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成果。
　　40年代初出现的历史人物传记，以吴晗的《朱元璋传》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为代表。由于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家们再在自传中写个人的婚恋和琐碎生活，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而如果要通过传记形式直接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有难处。因此聪明的传记家们选择了历史人物传记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反映他们深切的爱国思想。当然，学者出身的作家们选择这种传记形式，与他们对历史和文学研究的造谐，对传主材料的熟悉有重要的关系。吴晗是明史专家。朱东润先生早在1913年去英国留学期间就对传记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他又大量阅读过英文版的外国传记名着，用心研究过中国的古代传记文学，正是在这样深厚的学术基础上，他撰写了《张居正大传》。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解放区，战争的环境不允许作家们安心创作完整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因此，解放区的传记创作多是些人物速写、人物采访，严格说不是传记文学，只能说是传记片断。但他们的作品为抗日英雄和解放区的将领们留了影，显然也是有历史意义的。
　　　　（二）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约30年，这是当代传记文学逐渐进入低谷的时期。
　　此时期又可分为建国后17年和“文革”10年两个阶段。建国后17年，是党在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延续并发展的时期。传记文学在建国初主要有一些英雄人物传和革命回忆录，如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陶承的《我的一家》、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的《王若飞在狱中》等。这些作品宣扬革命英雄主义，对凝聚民族精神，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类传记品种较为单一，对英雄人物有理想化的描写，其生命力受到限制。在“文革”前出现的影响较大的传记作品是冯至的《杜甫传》，朱东润在《杜甫叙论·自序》中称这是“一本有意义的作品。”还有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写出从皇帝到平民的改造过程。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虽在“文革”前完成，但当时尚未出版。这是一部学术分量特重的考证性传记，其学术价值和传记文学价值已为学术界所关注。
　　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即为“文革”10年，此期间由于整个文学事业遭摧残，传记文学几乎一片空白。但彭德怀将军在“四人帮”迫害下写成的《彭德怀自述》值得称道，令人起敬。作者不是有意创作，却表现了一个真正的老革命家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威武不屈的品格。
　　回顾这个时期的传记文学创作从品种较单一到最后的衰落，使传记文学发展跌入低谷，其原因值得反思。这固然是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但如进一步考虑，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也有关。因为在“文革”前流行的文学观念是“文学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注：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4年10月版，第93页。）。传记文学当然不能例外，如果选择的传主不当，这样的传记就不能生存。又从当时流行的历史观看，人们已将领袖神化，“文革”中则发展到顶峰。作为人的领袖的传记当然无法写。在这两种观念的制约下，传记不可能发展。
　　　　（三）第三个时期：从1978年进入新时期以来，至今已20年，是传记文学的繁荣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对历史上尤其是党内一些领导人进行平反昭雪，并由此扩大到对一些现代作家、学者的历史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价，因而在80年代初以来出现了一大批现当代政治人物传。随着思想桎梏的解放，中国人写的当代领袖传记，日益表现出历史的真实性和反思性。一些回忆或记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传记相继发表，将领袖由“神”还原成人，同时写了领袖的一些日常生活，艺术上表现为具有故事性和可读性，满足了人们渴望了解领袖真实生活的好奇心。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出版，更使领袖传记出现了一个高潮。写其他领导人物的传记也大量出现。写政治人物的传记领域扩大到过去颇为神秘的领域，如宗道一近10年写了一批新中国外交官的传记。
　　一些着名的现代作家、艺术家、学者多有研究专家为他们立传。如王晓明的《鲁迅传》、李辉的《萧乾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戴光中的《赵树理传》、《胡风传》等。这些传记大都材料翔实，注重真实性，力图用文学手段再现传主的性格和人格，同时表现作者本人对传主心灵的理解。
　　进入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各种明星传摆上了书店的新书架。着名影星刘晓庆的《我的路》、《我这八年》、《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在众多的明星传中开了先河，并较早为人注目。刘晓庆自传中表现的敬业精神和自强个性颇为突出，其中《我的路》写得较严肃，而《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带有较明显的商业性，缺少艺术性的经营。对这类明星自传，读者中颇多微词。但不能一概而论，这类自传的作者如果能注意自重，作品有点文化内涵，只要有读者愿消费，也应允许其存在。如果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品位低下，自然不久会被社会所淘汰。
　　90年代以来中国传记文学出现了明显的“传记热”，具体表现为传记类书籍大量出版，传记刊物增多，《人物》、《传记文学》、《名人传记》等办得严谨而有机趣。传记研究着作也应运而生，如《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陈兰村、张新科着）、《中国传记文学史》（韩兆琦主编）、《传记文学史纲》（杨正润着）、《传记文学概论》（李祥年着）等先后出版。群众性的传记文学研究团体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等相继成立，并出版了《中外传记文学通讯》、《传记文学研究》等刊物。1995年首届（1990～1994）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评奖，《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心灵的历程》（刘白羽）等12部传记作品获奖。此外，不少高校近年开设了传记文学课，有的已培养出了传记文学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已不是一时的“传记热”，而是一种传记文化现象。
　　随着国内“传记热”的出现以及西方传记文学影响的加深，当代的中国传记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首先主要表现为传主的多元化。若以传主身份区分，可大致归纳为八类，即：现当代政治人物传（包括领袖人物传，反面政治人物传）；作家、艺术家、学者传（包括这类传主的自传）；当代影视歌坛体育明星传；当代人新写的历史人物传；现当代的科技人物传；海外风云人物传（包括海外政界、商界、科技界人物传）；现当代企业家传；普通人物传（即非名人传，如朱东润为亡妻写的《李方舟传》）等）。
　　其次，传记文体多元化。从文体形态的角度看，当代传记逐渐打破过去以时间为顺序的较为单一的叙述形态。有文学性强的标准传记；有评价性较重但又有文学色彩的评传；还有偏重于历史性的传记。更有长短不等的各种自传、回忆录或短篇人物传记集，等等。由于传记文学本来就处于历史与文学的边缘地带，是一种边缘性文体，侧重点不同，都可产生不同样式的作品。再由于读者口味不一，传记文学形式上的多元化也是满足各种读者口味多样化的需要。
　　再次，传记作者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传记作者队伍的扩大，除原有如叶永烈这类专业作家外，教授、学者、记者、干部、名人或其亲属，都投入到传记写作之中。由于作者对传记文体的把握有强弱，文学素养有高低，自然形成了传记作品的思想水准与文学水准参差不一，出现了传记作品质量的极大差异。
　　值得指出的是，近几年出现的“传记热”有喜有忧。可喜的是传记文学作品繁多，其中一些优秀作品，作者创作态度严肃，对重新评价某些历史人物，解释某些历史事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其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塑造了有文学价值的传主形象。但喜中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如一些传记文学作品受到商业化的影响较大，或以出卖隐私吸引读者，或材料严重失实，叙述技巧与语言亦缺乏文学性。传记创作中如果缺乏精品意识，其最终必须会使“传记热”降温变冷，这应该引起传记创作者们警觉。
学术论坛南宁65～6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兰村19991999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作为现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由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物质决定的。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具有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独特品性，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自觉时期、低谷时期和繁荣时期。本文列举各时期的代表作并分析其特点，指出当代传记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20世纪/传记文学/现当代文学/基本走向/传记热/多元化作者：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321004） 作者：学术论坛南宁65～6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兰村19991999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作为现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由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物质决定的。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具有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独特品性，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自觉时期、低谷时期和繁荣时期。本文列举各时期的代表作并分析其特点，指出当代传记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20世纪/传记文学/现当代文学/基本走向/传记热/多元化

网载 2013-09-10 20: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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