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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54(2004)06-0054-04
    一、“鞋者谐也”：鞋与性
    中国人崇尚“和谐”。这一心态也体现了对于“鞋”的文化隐喻中。在《管锥编》第 二册中，就有“鞋者谐也”条，引述了唐传奇和唐诗中有关“鞋者谐也”的记载，指出 此为“唐人俗语”。[1]既然“鞋者谐也，夫妇再合”，鞋也就有了性的意味。叶舒宪 就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一书中引述了古典小说和民歌中关于“鞋”作为乱伦、偷情 的象征的材料，证明“从原型批评的视野上看，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其特有的性象征 意义而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鞋与性的隐喻关联也同暗示性行为场所的‘床第之 间’密切相关。发现某人的鞋在床下，这自然喻示着某种非婚的两性关系，这是鞋喻原 型在古典叙事文学中常见的表现手法。”[2]在中国，“破鞋”作为水性杨花、放荡堕 落、道德败坏的女人的代名词，也十分流行。有趣的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论述，在西方 ，“鞋和拖鞋则有女生殖器的意味。”[3]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也在《性心理学》中指 出：“在少数而也并不太少的男子中间，女人的足部与鞋子依然是最值得留恋的东西， 而在若干有病态心理的人的眼光里，指导留恋的不是女人本身而是她的足部或鞋子，甚 至于可以说女子不过是足或鞋的一个无足重轻的附属品罢了。”[4]潘光旦在对该书的 译注中也引证了不少中国古代小说、诗歌中的足恋、履恋现象。[4](P.266-267)彭卫在 《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一书中也述及了中国古代的恋履癖。[5 ]如此说来，以鞋喻性，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文化象征。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当代小说，我们会注意到：“鞋”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在当代作家 笔下也呈现出十分丰富的意义——时而印证着上述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成果，时而又突破 了有关的论述，从而拓展了我们对于“鞋”这个意象的认识。
    二、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文化批判的证明
    在1984—1988年间，在“寻根”的浪潮中，冯骥才发表了系列小说《怪世奇谈》：《 神鞭》、《三寸金莲》和《阴阳八卦》，旨在寻找“中国文化心理的问题”。其中，《 三寸金莲》就意在“表现当时妇女这种缠放、放缠的自我束缚。”[6]小说通过一个女 性幼时被迫裹脚，后来的所有不幸都因此而生的故事，从容刻画了裹脚的历史与风俗( 小说开篇有一句话：“人说，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小说中也引述了有关小 脚的史料)，男人欣赏裹脚的病态心理与种种讲究，女人在“缠放缠放缠放缠”的“瞎 胡闹”中挣扎的可怜与可叹。有趣的是，尽管作家的本意是批判，但小说中以天津方言 讲故事的有趣口吻仍然给全篇平添了许多幽默色彩。这样，就在有意无意中冲淡了批判 的主旨，从而使《三寸金莲》的批判意义较之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那样弥 漫着悲凉之雾的批判呈现出不同的色调。
    裹脚是道鬼门关，可“受苦一时，好看一世”的说法却能化“苦”为“乐”；裹脚有 许多的讲究(有“七字法”为证：灵、瘦、弯、小、软、正、香)，于是也就有了许多“ 说不清道不明”的把戏(如小说中关于赛脚大会前在鞋内做假的手脚)，有了精明人在真 假之间折腾的空间；因为“莲癖”有相当的市场，于是就有了穷家小女因小脚出众而顿 时身价百倍的奇事；此外，小说中对佟忍安恋足成痴、众“莲痴”以鞋为怀传酒尽兴的 描写也写尽了“莲痴”的无聊与荒唐；小说最后写小足被时代淘汰、被“天足”打败， 也传达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虚无意味。这样，小说就通过《三寸金莲》写出了传统 畸形文化、变态人生的难以理喻，荒诞莫名。
    三、刘庆邦的《鞋》和红柯的《靴子》：柔情的证明
    1997年，刘庆邦发表了短篇小说《鞋》。小说通过一个村姑为没见过面的对象做鞋写 出了中国农村相当流行的一种风俗。小说中写道：
    这似乎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关口，人家男方不光通过你献上的鞋来检验你女红的优 劣，还要从鞋上揣测你的态度，看看你对人家有多深的情义。画人难画手，穿戴上鞋最 难做。……给未婚夫的第一双鞋，必须由未婚妻亲手来做，任何人不得代替，一针一线 都不能动。让别人代做是犯忌的，它暗示着对男人的不贞，对今后日子的预兆是不吉祥 的。为这第一双鞋，难坏当地多少女儿家啊!
    在这样的描写中，虽然也有性的意味(例如做鞋与“贞洁”之间的联系)，但更多的， 似乎是“责任”。女主人公在做鞋上的万千思绪，也曲折折射出村姑的复杂心态(“俗 话说大脚走四方，不知这个人能不能走四方。她想让他走四方，又不想让他走四方。要 是他四处乱走，剩下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待嫁的姑娘不怕笨，就怕婆家有个巧手姐 。……她说什么也不能让婆家姐姐挑出毛病来。”“她想入非非，老是产生错觉，觉得 捧着的不是鞋，而是那个人的脚。她把‘脚’摸来摸去，揉来揉去，还把‘脚’贴在脸 上，心里赞叹：这‘脚’是我的，这‘脚’真不错啊!既然得到了那个人的‘脚’，就 等于得到了那个人的整个身体。”)……在这样的描写中，作家传神写出了村姑的淳朴 、可爱和对爱情的渴望。
    在小说的“后记”中，作家告诉读者：此篇其实是一篇伤怀之作。作家年轻时的对象 曾为作家精心做了一双鞋。可后来，作家进城以后，觉得那鞋太土，回家探亲时，就将 鞋退给了那个对象。这样当然伤害了那个村姑的心。“我辜负了她，一辈子都对不起她 。”一双鞋，就这么牵出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而在那故事的深处，则是无限感伤的情怀 。
    红柯以擅长写西域的浪漫故事而知名。他发表于1998年的短篇小说《靴子》，也是通 过一个戈壁女孩面对一个醉酒男人的靴子产生的紊乱心绪，写出了新疆的风俗：“天山 南北，有家有室的男人都是让女人脱靴子。”“她听那些结婚的女人说：脱了马靴的男 人更像男人。”她为那客人脱了靴，又把那脏兮兮的靴子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小说 中有了这么一段有趣的描写——
    骑手总是在草原深处，在鲜花盛开的地方，不由自主地滚下马鞍，一手牵马，迈步向 前。在草原丰美的大腿的根部，马靴一下又一下，马靴那么结实那么有劲儿那么棒，马 靴每动一下，草原和骑手都要发出惊天动地的喘息和粗重的呼吸。骑手和骏马跟着靴子 ，穿过牧草穿过花丛穿过草原之花最有生命气息的蕊部，一下子出现在辽远的地平线上 。……骑手鸣咽，骏马呜咽，在他们的呜咽与歌声里，靴子不再是靴子，是他们与草原 共创的一个新生命。骑手抱着自己的脚，骑手感到脚才是男人的一切，男人的灵魂和智 慧在他伟岸的躯体上打个结，把他与大地绾在一起。
    ……靴子成了大地的神物……骑手向靴子膜拜、靴筒里装着一个高贵的灵魂。
    在上面的描写中，明显具有性意味。不过，在此，性的隐喻充满了诗意，浪漫的诗意 。这诗意属于草原，坦然而又充满力量。这诗意当然不同于刘庆邦笔下的诗意。在刘庆 邦笔下，吹拂着的，是中原女孩的温柔心情；而在红柯这里，则涌动着西域少女的浪漫 想象。
    就这样，一双男人的靴子使一个女人充满了感动和爱的渴望。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1980年代的“寻根派”李杭育到1990年代的红柯，都对 中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李杭育看来，“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 ”“重实际而黜玄想的传统，与艺术的境界相去甚远。”“中原文化便是中国文化之规 范。”他因此而赞美吴越文化的传统：“幽默、风骚、游戏鬼神和性意识的开放、坦荡 ”，因此而认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7]红柯也 在赞美西域新疆的浪漫风情，“大美、戈壁之美、群山之美、大漠之美”的同时，常常 不忘针砭中原文化的“内向腼腆”、“工于心计”。他认为：“生命力、生命意志这种 终极大美，这种创世精神是西域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中原文化所缺少的。”[8]他欣赏 唐人的强悍，认为许多唐人投身边塞是因为“中原大地无法容纳他们强悍的生命力”。 中原人缺乏血性。只有“胡羯之地的精悍之血”才能“滋养”诗人的任侠与狂傲。”[9 ]诸如此类的批判当然言之成理。然而，无数展现中原人顽强生命力和道德美的作品， 仍然显示了中原文化不容贬低的精魂——例如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郑义的《老井》 、阿城的《棋王》对坚韧民魂的讴歌；又如莫言的《红高梁》对百姓火热生命力的礼赞 ；还有贾平凹的《天狗》、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刘玉堂的《温柔之乡》对 淳朴民风的赞美……中原民魂的瑰丽，又岂是“礼教”、“理学”能概括得了的?何况 “礼教”、“理学”也不完全是僵化、猥琐的同义语。
    刘庆邦的《鞋》也因此而别具深长的韵味。它与红柯的《靴子》风格迥异但各有千秋 。
    四、苏童的《回力牌球鞋》与朱文颖的《高跟鞋》：时尚的证明
    鞋，具有性的意味。
    鞋，又不仅仅具有性的意味。
    不同的时代，流行不同的鞋。于是，鞋也就自然有了流行时尚的象征的意味。
    例如苏童的短篇小说《回力牌球鞋》，就追忆了一段由一双回力牌球鞋引发的悲剧： “那双白色的回力牌球鞋在一九七四年曾经吸引了几乎每一个香椿树街少年的目光。” 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回力牌球鞋曾经是20世纪70年代青年的时尚。在物质匮 乏、文化单调的年代，也自有特别的时尚(例如“文革”中的军装、武装带、毛主席像 章和回力牌球鞋)。不过，小说中交代：“这种鞋很少见，不是谁都能买到的。”小说 中的陶因为叔叔从外地给他带回来一双回力牌球鞋而兴奋无比，到处炫耀。他的朋友则 因此而受到刺激，变得沮丧。一双鞋，使得友情破裂。同时，这双鞋也成了大家觊觎的 目标，并最终引起了一场误会，一场血案。此后，“不管走到哪里，陶总是喜欢观察别 人的脚，观察别人脚上穿的鞋子。”在这场悲剧中，鞋与性没什么关系。那双回力牌球 鞋成了特殊年代里欲望与匮乏、炫耀与嫉妒尖锐冲突的证明。
    朱文颖的长篇小说《高跟鞋》以“高跟鞋”作为流行时尚的象征，可谓十分准确。高 跟鞋是女性的鞋。小说开篇就写出了高跟鞋的女性意味：“高跟鞋总是一种兴高采烈的 东西”，而“大多数女人都是物质的动物”。小说提请读者注意：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 、成天为生计所累的中年妇女是“从来不穿高跟鞋的”。但那个过着富足生活的“时髦 姨妈”则因为穿了一双“非常古老而经典”的高跟鞋而显得“高贵”，“每个细节都是 经得起推敲的，都是极为精致的。”还有像王小蕊、安弟这样的小资女性也常常穿着高 跟鞋在繁华的大街上追逐着现代生活，捕捉着享乐的机遇。这样，“高跟鞋”就成了时 髦、消费、情调的集中体现。新时代的小资们是上海滩上的“彻底现实主义者”。她们 在浮躁与享乐的浪潮中载沉载浮，她们在爱情和性的游戏中寻找着刺激，也体验着被欺 骗、被改变的滋味。一切都琐细而平庸。但在琐细和平庸中，时代在飞速发展中发生了 剧烈的变化。人们的命运和观念也发生了飞速的变化。《高跟鞋》写出了这时代的某些 本质特点。在这部小说中，高跟鞋与性也没有多么直接的联系。它是时尚、身份的证明 。高跟鞋在当今女性中的普及，正如回力牌球鞋在“文革”中的稀少一样。
    五、韩少功的《鞋癖》：历史心理的证明
    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一直在寻找着楚魂遗风。他1991年发表的短篇 小说《鞋癖》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寻根”的成果。小说通过母亲热心做鞋、总是 催儿女们买鞋的怪癖的描写，引出了一个“天问”：“妈妈的鞋癖到底是怎么来的?” 小说中交代，在《澧州史录》中，记载了一段悲惨的历史：清朝乾嘉年间，澧州土民一 齐发颠，披头散发，狂奔乱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称皇上、皇亲，是为“乡癫”。朝 廷派兵剿办，断“癫匪”六百余人双足。“我十分想知道，断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个 或几个就是我的祖先?而母亲奇特的鞋癖，是否循着某种遗传，就来自几百年前那些大 刀砍下来的人脚?”这当然是无法证明的猜想。而作家的意思则在揭示“人真是最说不 清楚的”。是的，有无数的人生之谜，历史之谜，是人类的实证研究永远也解释不清的 无解之谜。作家只能猜想：母亲的鞋癖，也许由于“乡民断足太多，鞋稀而贵，便对鞋 子产生了一种特殊心理”，由此形成了这样的风俗——
    “以前家乡人送礼，不送酒不送钱，就最喜爱送鞋的。”……那时候到某家去，只要 看床下鞋子的多寡，便可辨别这户人家家底的厚薄。收媳妇嫁女，新娘子最要紧的本事 就是会做鞋。给死人送葬，很重要的一项仪式就是多烧些纸鞋让亡灵满意。连咒人也离 不开鞋，比如“你祖宗八代没鞋穿的”之类。这种嗜鞋习俗确实有些特别。
    这也是历史。是与癫狂、杀戮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是不大为人熟知的地方历史；是在 血痕被时光冲淡以后已经积淀在了民俗中的变形的历史。而这一页历史，也集中体现在 了非理性的“鞋癖”中。有多少习俗、多少怪癖、多少集体无意识就是这样形成的呢?
    这也是历史。是非理性的历史；是由偶然事变和莫测心理变化交织而成的历史。又有 多少习俗、多少怪癖、多少集体无意识因为没有得到类似的关注与研究而湮没在了滚滚 红尘中呢?
    我一直觉得：优秀的文学作品，经典的文学意象，常常具有超越理论的意义。理论对 作品的分析，理论对意象的阐释常常受到了理论框架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 ，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此也完全适用，只需把“生命”二字 改成“文学”就可。而注重对那些常见的文学意象的研究，注意开掘那些文学意象的丰 富人生与文化意义，也就自然具有了还原文学世界的丰富性、超越文学理论的理念性的 意义。文学的意象研究，因此而自成一格。
    收稿日期：200襄樊学院学报贵阳54～5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樊星20052005从文学传统看，“鞋者谐也”，鞋有性的意味。当代作家在作品中赋予鞋更为丰富的 文化意义。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中的鞋，是文化批判的证明；刘庆邦的《鞋》与红柯 《靴子》中的鞋，是柔情的证明；而苏童的《回力牌球鞋》与朱文颖的《高跟鞋》是时 尚的证明；而韩少功的《鞋癖》则是历史的证明。当代小说/“鞋”/意象/文化意义/Contemporary fictions/Shoes/Image/Cultural significance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4JK036)陈犀禾，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王金“Shoes”in Contemporary Fictions
   FAN X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In view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the word“shoes”had a metaphor of sex .In contemporary fictions,the writers have revealed mor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ir fictions referring to the“shoes”.In“San-cun-jin-lian”,FENG Ji-cai criticized the feudal tradition;but LIU Qing-bang and HONG Ke showed that shoes sometimes became the cultural symbol of love in their fictions “Shoes”and“Boots”;and SU Tong as well as ZHU Wen-ying took the shoes as a sign of fashion in their fictions“The Tennis Shoes”and“High-heeled Shoes”.While HAN Shao-gong showed in his“Addiction to Collecting Shoes”that the shoes embodied historic remembrance.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樊星(1957-)，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 作者：襄樊学院学报贵阳54～5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樊星20052005从文学传统看，“鞋者谐也”，鞋有性的意味。当代作家在作品中赋予鞋更为丰富的 文化意义。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中的鞋，是文化批判的证明；刘庆邦的《鞋》与红柯 《靴子》中的鞋，是柔情的证明；而苏童的《回力牌球鞋》与朱文颖的《高跟鞋》是时 尚的证明；而韩少功的《鞋癖》则是历史的证明。当代小说/“鞋”/意象/文化意义/Contemporary fictions/Shoes/Image/Cultural significance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4JK036)陈犀禾，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

网载 2013-09-10 20: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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