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1)04-0096-07
　　20世纪的中国左翼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迅速改变世界格局，重新分配政治权利，并深刻地影响到人的精神发展向度的不可回避的现象。与之相伴而生的左翼文化运动，作为革命运动内部参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领域，同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的价值追求和表现形态。参与左翼文化思潮建设的知识分子，是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裹挟着自身与民族的双重危机感与革命潮流遇合的。左翼革命为他们展示了一幅五彩炫目的理想图景，以疾风暴雨般的激进方式迅速除旧布新的想象给了人们乐观的价值预期，知识者敏锐地感知到革命给民族和个体的命运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且相信革命蕴含着社会的正义力量和普适的道德原则，故此，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参与到革命的实践，获得了革命者的身份认同，从而铸炼出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情感方式。
　　一
　　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精神特征的语汇。无论从现实政治权力更替的层面，还是从文化构成和人的精神发展层面而言，革命都呈现出了破坏与重构相辅相成的巨大力量。近期学术界对“革命”一语的语义学考察，用较为充分的材料论证了该词语在不同语言和语境中被误读、被误植的历史[1]。但自晚清以来，革命的内涵在知识界一般被确认为是一种以激进、暴力的手段来颤覆现存社会秩序从而获得权力的行为。20世纪中叶，随着左翼革命实践的深入与发展，革命更被赋予了一种崇高救世的普遍性内含，被认定是社会道义的体现而为更大多数的民众所服膺。中国近现代语境中的“革命”实际上是《易传·革卦》中“汤武革命”论的遥远回声，既有以暴诛暴的手段功能，又不乏顺天应人的伦理价值。
　　回顾自晚清以降中国不间断的革命爆发的历史，不难发现，促成革命的重要动因就是基于一个古老民族在外族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的威胁下，面临生存危机，谋求救世的渴望。在选择民族生存的自救方式时，经历了由借助西方技器之学到鼓民力开民智的启蒙努力，最终倾向暴力革命的内在的曲折理路。晚清的体用之争，维新派希望执守现有的体制而师夷长技以求强国富民，然而甲午惨败宣告了维新主张的破产。继起的启蒙思想，力图借思想文化的改造来解决问题，严复将清朝废除海禁以来所施新政无所收益的症结归为智卑德薄的民众[2]，梁启超则把塑造新民视作政治变革，图强自新的基础[3]。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派崛起，他们在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目睹了维新改良派变法力量的微弱，开始鼓吹激进的政治革命。陈天华在蹈海自沉前曾激愤陈辞，认为欲求抵御外侮、民族自强，绝不能寄希望于满洲变法，而必须进行反清革命，所谓“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4]。孙中山更是不满改良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呼唤以暴力革命推翻帝制，以期中国危机的彻底解决，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5]。显然，革命所具有的摧枯折腐的时效性和彻底性，对于寻求救亡图存的晚清志士仁人是颇具吸引力的。
　　历史往往是有某种相似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经历了由文化层面的启蒙走向激进革命的重大转换。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就表述过这样的思想：“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而转为人国”[6]在他看来，立人为本，创造健全、独立的人格是第一义的，而立国则是人立而后一个必然生发的结果，即个体人格的确立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前提。到“五四”时期，经历了长期苦闷与疑惑的鲁迅，以反抗绝望的意志结束沉默开始呐喊，他将自己的文学写作定位在唤醒沉睡的国民和救治人的灵魂这一启蒙立场上，与早年的立人思想依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五四”启蒙思潮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要层面上将人的解放视为本质目的，个性解放、人的尊严与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精神诉求。
　　然而，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出现之后，新文化运动最为本质的价值追求发生了位移，问题与主义之争蕴含着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建设和从政治上根本解决问题的不同理念，看似或重学术研究或重政治探讨的分歧，实质上却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以人的解放为本质目的和以政治革新为目的的思想裂变。李大钊等倡导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之所以能在知识界流行并进而得到更大多数激进的知识分子的认同，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以俄国革命作为事实依据，俄国革命在当时的知识者心中是一个用暴力手段颠覆背离民意的腐朽政权而赢得自由与幸福的成功范例；二是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结合了知识分子对人类完善状态的大同世界图景的想象，从而有了启蒙思潮所张扬的人性解放的理想必定会在未来完美世界实现的信念。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中，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相互重叠，而政治问题在这一逻辑结构中，是一切问题之本，使得用政治革命的方式对所有问题进行“根本解决”的呼声高扬。也就在此时，巴黎和会上中国人的外交失利激发了知识者的民族危机感。原本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共和政体脆弱的民族国家就面临着两重生存的焦虑，一是列强蹂躏下的生存问题，即政治层面上的救亡问题；一是古老民族的现代性转型的问题。而巴黎和会的耻辱触发下的“五四”风潮，突现了救亡意识。在20年代初，陈独秀、李大钊等正努力筹建一个政治团体，来从事目标明确的参与国家建构的具体运作，依照他们的设计，解决民族生存问题即政治救亡是第一位的，其他问题都可纳入救亡这一总目标之下分别解决。而要清除民族生存危机，则必须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国内由贪官污吏、政客军阀所组构的腐败政体。解决民族生存问题就这样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纠合到了一起，而新文化运动初始阶段的文化追求，特别是人的解放这一孜孜以求的目标成为政治变革的副产品。这似乎并非是单纯的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激进知识分子对革命具有“根本解决”价值功能的想象中，可以使启蒙所负载的价值承诺在政治救亡的履践中实现。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五四”之后知识分子阵营的分野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本来渴望实现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转型是自晚清以来力图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知识者的共同心愿，如今却出现了具体路径选择的分歧。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坚持个体的健全人格和自由意志是社会解放的前提，提倡理性精神支撑下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渐进发展，而这一切主张在现实实践中屡遭挫折，其价值理性的难以建立，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7]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中，革命意味着摧毁、颠覆充斥黑暗和异己力量的旧世界、创造理想新世界的强大动力，陈独秀一向津津乐道的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遥远的例证，俄国暴风雨般的社会变革又是触目可及的事实。革命作为一种急近的、立竿见影式的变革方式，无疑对那些渴望迅速改变中国积弱贫穷现状的知识分子有着深深的诱惑。
　　在确认了以“根本解决”的方式能够消除民族生存危机的同时，倾向左翼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个体的存在与革命的契合点。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知识者走向革命之路时，都似乎叙述了一个反叛与归‘依的情感成长故事。“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叛姿态，实际上就是一次切断联系传统社会的脐带，告别“父亲”的仪式，但那更多的是在文化层面上借西方文明来试图解决思想的困惑与焦虑，而左翼知识分子的反叛从自身的角度讲，则是为了争取生存权与“活着”的广阔空间的具体行动。瞿秋白在少年时期即遭受了家庭破产、母亲自尽的不幸，生存压力使他迷茫：“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了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中，融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8]，他感到“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9]，他开始反叛，选择的方式是遁逃，“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心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面西而去了。”[10]在北京，他曾借读佛经去参悟人生，但依然是迷惑与颓废，直到读了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后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产生了兴趣[11]，来到苏联，目睹了以暴力革命创造的新世界，才终于将自己定位于“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贤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12]。至此，他完成了一个由破落户的子弟到革命者的心灵历程。实际上，20年代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如丁玲、蒋光慈、洪灵菲大都也有过类似瞿秋白的情感体验。希望借助革命争取生存权力，到对革命伦理所呈示的人类存在完善状态的观念的认同，直至对革命所蕴含的世界大同终极理想的归依，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情感基础。
　　二
　　左翼知识分子是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参与革命实践的。他们的精神品格也是在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创造与革命意识、革命行动的互融过程中生发的。因此，要考察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必须关注革命实践与文化创造是以何种关系加以联结的。
　　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作为文化史、文学史的专名意义上来使用左翼文化、左翼文学的概念，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宽泛性的革命文化的指称，那么就会发现，在20年代革命勃兴之时，就对左翼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对于一个初建的政治实体而言，文化建设不仅意味着对政治实体赖以建立的根基的理论阐释和传播，而且是拓展话语空间并最终赢得话语权力的有效途径。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一大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相继成立，他们所实施的文化纲领，都是在努力营造与无产阶级革命和巩固政权利益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力图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强化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并使文化建设体现出组织性意图和具体的革命行动的功能。同样，20年代初期的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文化领域一方面继续译介马克思主义原典和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着手创造一种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历史要求的新型文艺。邓中夏、沈泽民、蒋光慈等辨析、区分了无产阶级文艺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差异，对沉湎于个人狭小天地里无谓喟叹、感伤的个人主义文学时有批评，并界定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以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为目的的文学。
　　在他们的理论探讨中，值得重视的是对革命与文学关系的诠释。在他们看来，具体的革命行动与作为精神现象的艺术创造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孪生关系。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在论及俄国革命爆发的原因时，就多次谈到文学在其中的作用，他说：“…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13]，并强调“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14]在倡导革命文学之后，郭沫若对革命与文学的共生共存现象有了更明确的说明，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说：“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并且认为“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15]。革命是破坏和创造的统一，它带给人的是冲破束缚的自由遐想和开天辟地的无尽欲望，而艺术本质上是人的自由天性在想象的空间里无拘无羁的张扬，在这一点上，革命与文学有着天然的亲合力。早期的共产党人并不关注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化建构自身自足的发展逻辑，而是将其视作革命实践的具体方式，特别赋予了文学充任革命先导的职能。
　　左翼知识分子正是在渴望直接介入革命实践和作为时代宁馨儿责无旁贷的创造精神激励下，带着强烈的冲动踏上了革命的不归之路。捷克作家昆德拉曾说抒情时代就是青春，抒情态度是人人具有的潜在态势，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正是在证实潜在的青春狂热为革命情绪激活的事实。青春的激情、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一个恒久不易、沉潭死水般的环境中往往有被消蚀的危险，青春只有适逢巨变的时代才能毕现神奇光泽。中国历史上激发青春热情蓬勃而出的时代实在是太少了，多的是在儒家文化浸润下克己、中庸、不语怪力乱神的平静、保守的生存状态。而20世纪中国不曾间歇的革命为青春型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回顾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最初风潮涌动之时，似乎都裹挟着青年人激越的情感，新文化运动由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走向政治革命的契机就是“五四”学潮，后来的三·一八、一二·九的社会振动，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直至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概莫能外。从青春期心理角度而言，是青年人不甘心束缚，渴望公正和良知，追求乌托邦幻境，又涉世未深的冲动使然。但在中国，当业已老迈的传统社会肌体生命力衰退，失却了自身的造血功能，渐至僵化，面对生存危机无从应对之时，确需青年发出变革的声音，其振聋发聩的警世之声又往往成为革命的先导。李大钊曾分析晚清革命爆发的原因并与欧美革命的产生进行了比较，结论是“中国之革命，则全酝酿于学生之运动”[16]，他显然意识到了革命的颠覆性和青年的反抗性之间的同构关系。虽然政治革命的启动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原本应当埋头书斋的青年学生，本身即表现出中国革命的某种不正常状态，同时，也可能由于青年的盲动，使革命夹杂诸多的非理性因素，从而埋下危险的种子，但毕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青年无可选择地相互遇合了，使政治斗争和青春热血表现了紧密的亲合性，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20年代初期那些从事左翼文化建设的知识者，几乎都是情感炽烈、浪漫奔放的青年，他们充沛情感的底色便是革命，其中创造社在这一点上是颇具代表性的。早期的创造社以“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来从事文学创作”，非常强调艺术审美的非功利性，在开始倡导革命文学后，其宗旨却由表现自我变为反映社会，由呼唤个性的解放变为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前后所追寻的目标虽然不同，对人生的思考也有所变化，但凭籍的青春热情和创造新世界的慷慨激情却前后一致，除旧布新内在冲动的情感方式也是相同的。青年人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的乌托邦想象总是一片澄明，所预设的奋斗目标总是指向终极的完善状态，而这恰又与左翼革命在理论上的价值归宿是同一的，所以，左翼知识分子的青春型文化心理，还表现在寻求富有青春特征的理想过程中与革命的价值指归的不断契合上。在早期左翼文学创作中，有这样一类青年知识者的形象，如蒋光慈《少年飘泊者》中的汪中、张闻天《旅途》中的王钧凯、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这些小说的结构形式都有一个类似于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框架，而其内在的蕴含却是要体现主人公“寻找意义”的理念，主人公飘泊生涯中痛苦的人生遭际，与寻求理想的艰难精神探索相伴，成为渴望改变个人的命运，同时又努力把人类幸福、平等的宏大关怀诉诸实践的青年知识者，将自己的青春与革命结合起来的隐喻。中国现代革命的青春型特征对左翼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怀抱为革命所激发的青春热情成为左翼知识分子一个非常醒目的文化标识。
　　在神圣的真理和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映照下，左翼知识分子对个人、个人生活的意义做了重新的规定。在他们看来，革命队伍中“我”的称谓己不含有自我的意味，而应当是一个群体的代言人、是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个人主义被认为是一个绝对有害的观念，被摒弃在革命者的价值观之外。故此，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建设者行为方式的独特性被消解了，在他们看来，革命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一个能够搞飞行集会、丢炸弹大无畏的革命实践家，其次个人生活必循集体的目标。所以，左翼知识分子在设计个人生活时，极力贬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同时又将革命者的个人体验进行了一番纯洁化的整合。
　　在左翼文学中一度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的小说便较为集中地表现了知识者超越日常生活而使精神进入到纯境和圣境的努力。这类小说所展示的知识者如何将受情这一极其私人化的情感体验革命化和集体主义化的过程是耐人寻味的。两情相悦的爱情生活从本质上讲是带有排他性的，不仅表现在对来自他者介入的拒斥，而且也表现为对超乎爱这一人类天性之外的种种意识、权利侵袭的祛避。那种将革命的思想作为爱情唯一基础的观念，剥离了在爱情生活中同样重要的性情、私人趣味乃至生理相融等等内容，使爱情变为外在情势的附着物，这无疑是对爱情本质的扭曲。而在早期左翼文学表现革命者爱情生活的创作中，建立情感唯一的要素便是革命，爱因革命而产生，爱因革命而圣洁。蒋光慈的《野祭》中章淑君正是不愿过平淡的日子，选择了一种“有味道”的革命生活，牺牲后才赢得了先前求爱不得的陈季侠的爱，而陈季侠对原来倾心追慕的郑玉弦的鄙视则源于郑过于世俗化的爱情观。丁玲以瞿秋白为原型塑造的韦护在与丽嘉的恋爱中犹疑、苦闷、焦虑，最终察觉革命与爱情不能两全，于是舍爱情而求革命。这类小说提供了如下两个方面的爱情镜像，一是革命与爱情的融合，只有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爱才是崇高的，是在革命集体中具有合法性的爱；另一方面，沉湎于爱情而忽略了革命的使命，则是必须鄙视和抛弃的。革命对爱情生活的整合，既使革命具有了一种绝对的权威，又使爱情远离了低俗和世俗化，从而有了圣洁的意味。在左翼文学中两性关系的构成，是同志的关系消解着“爱人”的关系，革命与性爱的对立凸现了这批文学文本的书写者，即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在困惑，刻骨铭心的爱如何与革命的追求相统一。韦护最后放弃了对丽嘉的爱，并不是因为丽嘉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理解，而在于爱本身成为革命的牵绊，于是抛却爱而投身革命，用自虐的方式，用爱的牺牲来成就一位具有钢铁意志的革命者，完成了对世俗性的抵御与反抗，昭示着对精神纯洁性的向往。这在左翼知识分子踏上革命旅途之时便初见端倪，此后经过多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愈加彰显。
　　三
　　出于颠覆旧有文化秩序、创造新质文化秩序的目的，左翼知识分子在以文学参与历史建构的努力中，试图革新文学的叙事方式。的确，早期左翼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创造时明显带有一种“新人”心态。所谓“新”就表现在对传统，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的疏离态度上，表现为对一切现有文化规范的破坏。他们参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和苏联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以历史发展的线性进化观，认定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可以预见的最完美最合理的社会形态，而自己作为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员，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自己所置身的集体将是创造未来历史的主体。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他们是以自己作为当今世界的新人，未来社会的主人的心态来从事文化活动的，因此，在构筑左翼文化纲领之初，就对“五四”以来的文化建设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在与鲁迅进行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便宣布鲁迅时代已结束，同时宣布“《阿Q正传》的技巧也随着阿Q一同死亡了”，并指斥“五四”新文学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产物，提出了自己的表现阶级观念、集体主义、以文化建设为革命具体实践的“新”的文化理念，虽然这些主张多是从俄苏和日本的左翼文化运动中直接汲取的理论资源，但在中国2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毫无疑问是一种带有先锋性的新质的观念。
　　他们认为文学写作是革命斗争的一翼，努力使之成为宣传品、留声机，因此，那些反抗与压迫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和“寻找意义”的结构模式的出现正是迎合着宣传、鼓动的需要而有意为之的。这些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强烈制约的叙事方式是在疏离“五四”文学叙事的人道主义话语和个人化写作的过程中显示了“新”的价值取向，而且在叙述技巧和具体手法的运用上也抗拒着普适的艺术原则。蒋光慈早期的小说结构单一，急于叙述而疏于细致的描写，显得粗糙，人们当然可以从左翼文学刚刚兴起可供借镜的范本极少，以及作家本人艺术才能的局限等等方面分析这类创作不成熟的原因，但绝不能忽视他在创造一种新质艺术时在形式方面新的追求。他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中有意识地将革命文学与传统文学脱离，并认为革命文学的稚嫩是因为全然不同于以往各个时代的文学，它是新的、自我成长的。左翼文学写作中文本形式的追求是在刻意反拨“五四”文学的文本规范，力求创立无产阶级文学写作新的美学标准。当他们的创作获得了强烈的新闻阅读反响之后，更巩固了自己文体形式创造的自觉性。蒋光慈的小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他不无自得地对妻子吴似鸿说自己拿与鲁迅相同的稿酬，因为自己的书受欢迎[17]。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轻易改变自己的写作路数。在左翼文学的写作者们看来，他们的创作看似粗糙，实则具有独立创造的意味。当他们高呼“革命就是艺术”的时候，实际上也表述了艺术的形式就是革命的形式这一层含义，所以，他们断然割裂与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可能的联系，以新的美学标准的确立，来显示作为革命者破坏旧秩序，创造新世界的雄心和魄力。文学是留声机、文学是宣传、文学是革命斗争的一翼等观念在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中被一再强化，这种取消文化创造独立品格的泛政治化、革命化倾向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危险，即作为文化建构主体的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生产方式和产品有被工具化的可能，这是当时竭力以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参与革命进程的左翼知识分子自己所始料未及的。
　　一种叙事模式的确立，与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叙事态度密切相关，而且与创造者独特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品格互生互融。当文学写作被认定为左翼知识分子革命行为的具体表现时，其叙事话语既折射出他们青春型文化性格内在的破坏固有秩序的强烈冲动，又渗透着基于现实体验而勇敢反抗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激越情感。左翼文化运动在生成的过程中，屡屡遭受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钳制。国民党1933年所颁布的《查禁普罗文艺作品密令》中指称左翼文学“煽动力甚大，危险性甚大”。在文化压制的同时，对左翼知识者的肉体绞杀也时有发生。“左联五烈士”、潘漠华、洪灵菲即倒在血泊中为自己信守的真理而殉难。“诗人之死”呈现了诗与特定意识形态的空前紧张状态，暴力侵袭下的诗不可能获得自足发展的广阔空间，只能在血腥味浓重的现实境遇中寻找突破。左翼诗人永远不是簇拥在上帝身边吃糖果的角色，而只能是反叛的斗士。当仇恨变成不可遏制的情绪后，革命文学的叙事出现了暴力对抗的模式，政治斗争的言说成为革命文学中的主流话语。殷夫的《血字》将血写的“五卅”视作报仇的枷子和囚禁仇敌的铁栅，蒋光慈将都市工人起义的《短裤党》延伸到农村暴动的《田野的风》，叶紫的小说对大革命时期农民斗争记忆的不断追怀，大都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张扬着暴力倾向。这既是左翼文学的独特性所在，也是它无法生成更为丰富的创作形态的根源所在，这种斗争模式无疑与左翼知识者对现实中人众立场的简单划分有关。郭沫若在20年代就强调现代中国人无第三条路可以选择，“不是左，便是右”“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粗暴的二元对立模式成为左翼文学诠释社会生活结构的基本框架。对政治暴力手段的尊奉、斗争话语的流行，使左翼文学极少出现“五四”文学中的尊重和关怀生命的主题，只是在一片喧嚣声中强化了红色暴力的合法性，生命在此化为脆弱的蝉翼。鲁迅对此曾指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18]，在他看来不能将政治斗争置于人的生命关怀之上，同样不能将阶级仇恨置于一切人类情感之上，革命文学恰是在这一点上走入了误区。
　　左翼知识分子在根除个人主义倾向的同时，也在文化建设中不断传达集体的声音，故此革命文学叙事中经常出现的是集体的记忆，以一种众声喧哗的方式消解着个体的经验。“群体”作为一个叙事符码不仅指示着在反抗血腥暴力的斗争中集体的巨大力量，而且在群体与个体的对峙中隐喻个体的渺小、个人欲求的狭隘与自私。这种表述的依据不完全因为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中进行群像刻划、渲染集体狂欢的创作形成风尚，更是取决于在大量叙述个人成长的故事中，个体情感不断趋同的精神走向。在不同作家笔下，知识者寻求真理的路径各不相同，但归依的目标总能在投身集体后得以实现，集团意志的终极指向无一例外是个体价值认同的归宿。在此，个人的体验变得模糊而又无关宏旨，个人欲求的理由也显得极不充分。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在大革命失败后异常颓唐，以邪恶的方式报复社会，她的个人遭际的情势，完全有可能出现肉体堕落后的灵魂毁灭，但作为真理代表的李尚志的现身及他背后的集体的救赎，却让王曼英实现了洗心革面的蜕变。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是在治愈了身体的疾病、洗尽铅华之后，投入了李尚志的怀抱，隐含着消除私人记忆才能获得群体接纳的意味。集体仿佛具有一种特殊的引力，将个体人生的多元性规范为整一。左翼文学的集体话语是对“五四”个性解放文学的反拨，透露出了革命阵营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镜像，即蒋光慈所说“集体的生活已经将个人的生活送到了不重要的地位了”[19]。这种抑制自我表述的欲望，消释个人声音的集体话语实践，实际上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在确认自己作为未来历史发展主体的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身份之后，将文学写作引向重构与创造新世界的一个阶级的宏大叙事的努力。
　　在20世纪中国革命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叙事的起点无疑是革命所蕴含的巨大的变革力量，给人可能带来的生存转机的丰富诱惑。在知识者眼中，革命的指归是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平等的实现，革命解放全人类的终极关怀目标又给了知识者对彼岸的无穷向往。在刚刚踏入革命者行列时，他们相信革命将激活自己的青春热情和无尽的创造力，将在革命的冶炼中不断完善并进而去改造整个世界。或许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革命不仅只有浪漫蒂克式的青春狂想，而且路途中还布满了泥泞与荆棘。
　　［收稿日期］2001-07-05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宁96～102K4中国现代史刘晓林2002200220世纪的中国左翼革命是深刻改变了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向度的重要现象。在革命所昭示的社会正义感和普适的道德原则的影响下，初涉革命之途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凭借青春激情反抗现有社会秩序、抵御庸常的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圣洁化的文化性格，并以新质的文学叙事呈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革命/革命文化/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性格revolution/revolutionary literature/Leftist intelligentsa/cultural personalityRevolution,Youth and the Pioneering Narration of Literature——On the Culture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Modern LeftistIntelligentsaLIU Xiao-lin(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Qinghai NormalUniversity,Xining810008,China)The Chinese Leftist Revolution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isthe important phenomenon that changed the orientation of theintelligentsa's spiritual development.Under the influence ofthe soci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moral principle that areenlightened by the revolution,the intelligentsa who were firston the revolutionary way developed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They fought against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resisted thephilistine worldly life,seek the spiritual purification.Theyalso presented the unique tendency of values with the newliterary narration.刘晓林(1965-)，男，陕西西安人，青海师大副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青海师范大学　中文系，青海　西宁　810008 作者：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宁96～102K4中国现代史刘晓林2002200220世纪的中国左翼革命是深刻改变了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向度的重要现象。在革命所昭示的社会正义感和普适的道德原则的影响下，初涉革命之途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凭借青春激情反抗现有社会秩序、抵御庸常的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圣洁化的文化性格，并以新质的文学叙事呈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革命/革命文化/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性格revolution/revolutionary literature/Leftist intelligentsa/cultural personality

网载 2013-09-10 20:44:1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