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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应该追求美、创造美，应该通过他们的创作去展示生活的美，进而激励人们去追求美的事物、美的生活。自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学就是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和展示美的世界与人生的。古希腊的神话中，神的形象是按照人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进入到了神的形象中，体现着一种完整和谐的美。阿波罗、雅典娜、阿芙洛狄忒等光辉的美的形象，都体现着理想的人和美。古希腊人正如当时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所说，“我们是最爱美的人！”追求美和赞美美也成了古希腊人终身奋斗的理想。在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中，美占据着统治地位，丑只作为附庸、反衬和阴影。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热爱秩序，并制造秩序。世界在努力仿效上帝的统一性时获得了多样的统一，或者说获得了和谐，也就是美。在和谐的整体里，丑是相对的，个别的，它反而衬托着整体的美。所以，中世纪的文学竭力讴歌天国的永恒之美。但丁的《神曲》虽然描绘了人类精神在沉迷惨淡的地狱里可怕的经历，但最终展示的是一个处在永恒光明中的人类前景，即使在地狱阴暗的世界里，也没有失去美的崇高形象。可以说，在《神曲》中，美涵盖了丑，丑是局部的，美是整体的；丑是瞬间的，美是永恒的。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人的美学理想得到光大宏扬。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作者借哈姆莱特之口盛赞着人的崇高与完美：“人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身上尽管有“行动的矮子”的一面，但“巨人”的特征毕竟是他的本质特征。他那为“扭转乾坤”所作的种种努力显出了轰轰烈烈、壮怀激烈的英雄本色。美最终战胜丑的理论，使人文主义文学充满了觉醒后的人的信心与理想，古典主义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高大形象的塑造，更是对美的呼唤和对丑的贬斥。到了１８世纪文学中，美仍然是表现的主要对象，但丑的地位似有上升。歌德《浮士德》中，美和丑、善和恶始终同时存在。浮士德对善的追求，始终伴随作恶的动机；在代表美的浮士德身旁，始终有代表丑的靡非斯特与之形影不离。但浮士德以后进入了天堂，进入了美的境界，丑促成了美的实现后，最终还让位于美。不过，浮士德一生的追求本身说明，善的结果是由于恶的欲望的驱动；人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美与丑、善与恶的较量最终谁胜谁负，似乎还不得而知。作为１８世纪欧美最伟大的文学家的歌德，他对美与善的境界永恒与否所留下的怀疑，也就带来了１９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雨果对美丑并列的呼唤，应该说，这是对丑的理解与发现的深化。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说，古代的人，面对着美丽的大自然，最初的话语只是一种赞美。但到了近代，人接近现实的真实，“她会感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合乎人性的美。她会发觉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关。”［①］对丑的认识的深化，使１９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注重了对丑的描写，但最终肯定与歌颂的仍然是美。《巴黎圣母院》中美与丑对照得分分明明，从而加深了对丑的展露，但真正歌颂的还是至善至美的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达。对敲钟人加西莫多的反复描写，目的是赞美他心灵的美，而不是欣赏外在的丑。巴尔扎克反复描写金钱的魔力、情欲的泛滥，归根结底是为了揭示人性的善与美，他为没落阶级所唱的挽歌的魅力，就在于对人性美的颂扬与呼唤，对美的境界的憧憬与向往。到了１９世纪中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特莱尔的创作“揭竿而起”，唱起了丑的赞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恶”是永恒的，因为人性本身是恶的，人性恶是永恒的，社会恶也是永恒的。在他的小说中，犯罪与犯罪意识、卑琐与歇斯底里成了被肯定的对象，“白痴”成了美好的人物。波特莱尔则高呼“给我粪土，我变它为黄金！”《恶之花》就是为了“发掘恶中之美”，它是一朵“病态之花”，这也就是书名《恶之花》的含义。此后，２０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就高举“以丑为美”的大旗，这类作品中充斥的是：死亡、黑夜、堕落、犯罪、情欲、淫荡、畸形、变态、疯狂、绝望、瘟疫、脓疮、尸体、蛆虫……这简直是恶的大展览，丑的大检阅。“以丑为美”，“反向诗学”，成了现代派文学的美学理想。这是何等的“反传统”！
　　这种“反传统”的美学理论之所以在１９世纪中后期和２０世纪出现并盛行，首先是因为如前所说的近代自然科学证实了人类的渺小，使人们认识到，既然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的，人也就不可能摆脱动物性，也即非理性，因而，恶并不完全来自于外界，人自身具有恶的根源，人的本质力量不一定是美的，同时有丑的一方面。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但同时也携灾难给人类。原子弹的爆炸，那个岛上的蘑菇云是人类的杰作，是至美的，但更为震撼人心的是那蘑菇云下的遍地尸骸，这不是前所未有的奇丑奇恶吗？艺术要真实反映生活，那么真实地展露丑也就成了不可推辞的历史使命。其次，古典式的美将神圣的光环冠之于英雄的头上，但历史事实告诉人们，１９世纪、２０世纪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们，如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等，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英雄”与野心家，崇高与卑劣，美与丑，难道是共附一体的吗？对此，人们不仅怀疑而且感到失望和空虚，原有的价值观念变了，传统的美学理想被现实击毁，于是，又用冷峻的眼光去审视被忽视了的人类的丑与美，一种对丑的崇拜与赞美也就由此产生。
　　当然，现代派文学对丑的崇拜，并不仅仅只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丑与恶既然是人类固有本性所致，而从古希腊到１９世纪初的西方文学都以尚美为主，这是因为当时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它们，但在西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当中，人们也忽隐忽现地看到了它们的存在，因而在２０世纪以前的文学中也就如前所述那样时而在颂扬美时而又揭露丑。尤其是，远在人类的原始时代，人们并没有明确的美丑界限，丑以怪诞凶恶的面貌出现，而这种怪诞凶恶，并不被认为是丑，而认为是美。因为原始时代人们的思维意识是宗教意识，原始艺术与审美活动的关系不密，而与图腾、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紧密相关，因而丑恶的形式常常与宗教的神圣感结合在一起，以至美丑不分，美丑混淆。如原始人的面具，不仅不美，且令人恐惧。这种艺术形式，人与兽、人与怪是混在一起的，美与丑也就融为一体，丑被作为美来崇拜。可见，现代派文学的崇丑和美丑不分，一定程度上是原始人的审“丑”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现代社会历史与文化外因的诱发下的一次回复显现，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如此说来，现代派艺术家们不就成了嗜ｊｉā＠①成癖的怪物？他们难道是简单地把丑当作美来追求和颂扬的么？
　　我们不妨从罗丹的雕刻《老妓》谈起。老妓名叫欧米哀尔，年轻时非常美，被诗人维龙称之为“美丽的欧米哀尔”。而在罗丹手里，却将她雕成一个年老色衰、干瘪丑陋的“老妓”。但记录罗丹关于艺术的谈话的葛赛尔，看了这个雕刻后却拍案惊曰：“丑得如此精美！”诗人所歌颂的“美丽的欧米哀尔”，变成了丑陋的“老妓”，而“老妓”到了罗丹手上，却又“丑得如此精美”，变成了艺术中的美。罗丹并没在赞颂生活中老妓的丑，而是通过艺术形式，将其变得更丑，从而暴露其丑的真面目，让人们看清丑的本质，引起人们心灵的震颤，这又成了艺术的美，这是在丑的自我否定中肯定了美，表现了对美的理想的追求。描写丑的艺术家正是与丑恶作斗争的人。
　　作为西方知识阶层的现代派作家，他们处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上，对现代人的命运、人的本质、人类前途的反思是尤为深刻的。他们发现了人类自身具有恶的根源，人的本质力量有美的一面又有丑的一面；他们看到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失去了上帝”，充满精神危机的平庸、病态、畸形的“荒原”；他们也看到生活在这病态的社会中，他们自身也不能不被毒瘴之气所败坏，他们自己的灵魂也难免变得平庸卑琐、病态畸形，他们自己的人性中也难免善恶与共、美丑并存。可贵的是，他们面对这个缺少美、缺少高贵、神圣与崇高的社会，面对自我的丑与恶时，并不甘心沉沦于平庸腐臭的死海之中。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来表示对平庸腐臭的社会的反抗，表示与人性之恶的抗争。只是，他们又不愿再像古典艺术家那样天真地高扬人性美的大旗，吟唱人性美的赞歌。因为，艺术要反映现实，而现实本身的美与崇高正被丑与平庸所虐杀，廉价的赞歌不是让人们在盲目的迷醉之中淹死在平庸腐臭的死海里么？他们愿做和能做的，只能是借助艺术形式，揭开社会的脓血烂疮，刺破自己的那颗污浊的心灵，在丑的自我暴露自我否定中，重新肯定美，让读者通过现实打碎幻想产生的痛感同时觉悟到现实的可卑和浪漫情调的不真实。可见现代派作家“以丑为美”并不是把生活中的丑当作美来肯定，而是通过对丑的描写，让丑自我否定后，在丑当中升华出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派作家做到了“你给我粪土，我把它变成黄金”。他们不回避现实，不超然于现实，也不回避自身的存在，他们无情地解剖、否定现实与自我的平庸和腐臭，通过与丑的撕斗来显露对美的追求。这是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更高意义上的乐观主义，更高层次上的审美理想！
　　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是着名的“以丑为美”，“发掘恶中之美”的杰作。作者描写如猪、如蛆虫、如瘟疫、如脓血烂疮的生活，同时也把自己比作吞食尸体的蛆虫，这是一种自我亵渎。他写道：“我是伤口，同时是匕首！／我是巴掌，同时是面颊！／我是四肢，同时是刑车！／我是死囚，又是刽子手！／我是吸我心的吸血鬼，／－－一个被处以永远的笑刑，／却连微笑都不能的人，／一个被弃的，重大的犯罪者！”（《恶之花·自惩者》）自我亵渎欲念，就是发掘恶中美的动力。他要通过自我亵渎而自我拯救，也希望读者自我亵读而自我拯救。波特莱尔之所以如此冷酷无情地亵读自我，是出于对平庸的现实与自我的增恨和对人生的执着的爱。可见，波特莱尔在《恶之花》中“发掘恶中之美”的本质是对人性之真之善之美的追求。他的这种自我否定、自我亵渎中体现了“困兽犹斗”的抗争精神、英雄气概和崇高之美，这不是更高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吗？
　　艾略特《荒原》的审美理想正好是《恶之花》的继承和发展，那一片“荒原”正是“死亡”的象征，而“死亡”意识是荒原的本质。在艾略特的死亡意识中，死亡即是新生。他描写死亡，其实是在歌颂新生；他表现丑，其实是在肯定美。
　　当我们这样理解了现代派的“以丑为美”之后，我们也就能够发现现代派作家笔下那些“反英雄”形象的背后仍不无对崇高美的肯定与追寻，在他们那种“反向悲剧”的深层仍不失悲剧的崇高性。
　　既然人的本性是美丑混合，甚至是永恒的阴暗，那么，在西方现代派作家审美视野中，传统文学中的“英雄”已不复存在。他们反对传统的英雄主义，而把现代人的英雄行为写成荒谬可笑。在这种审美原则的指导下，现代派作家笔下出现的是异化的人，荒诞的人，孤独的人，病态的人，他们就是所谓的“反英雄”或“非英雄”。这类“反英雄”似乎没有崇高的英雄品格和壮烈的英雄行为，他们孤独、失望、悲观、冷漠、玩世不恭，在现实中四处碰壁，毫无结果。他们不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因而也就不具备传统文学中英雄的崇高美。其实，这仅是“反英雄”形象的表层特征。“反英雄”虽然没有传统文学中“英雄”们壮怀激烈的言行，但他们在面对毫无希望的、平庸卑琐的现实处境时，不与之同流合污，能超越现实，执着地追求精神的自由；在明知不可为的困境，仍不失抗争的勇气和信心；在命运的无情捉弄面前，仍能倔强地、无畏地努力与命运争斗，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在更深的意义上，“反英雄”仍然具有英雄气概，仍具有崇高之美，其中闪烁着现代人的审美理想之光。加缪《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就是一个“反英雄”。他对周围的人都是冷漠无情的，万事与他无关。日常琐事，宗教信仰，婚姻恋爱，甚至坐牢处死，都无所感受。玛丽姑娘问他是否愿意与她结婚，他说无所谓；邻居要和他交朋友，他也无所谓；他杀死了别人，并被处以死刑，他也无所谓。看上去他似乎是一个麻木到了极点的冷血动物。但加谬解释道：“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情感。因其倔犟而显得深沉，这是一种真理的绝对的情感。”只要在《局外人》中读一读毫无英雄姿态的人，愿为真理而死的故事，人们就不大会误解了。加缪所要肯定的是莫尔索那种反抗社会与命运的“倔犟”精神。如前所述，现代派文学不强调具体故事的写真，而求超现实之真。《局外人》中莫尔索的“局外人”的行为和处境，只一种精神象征，作者想要传达和要读者体悟的是隐含于故事框架中的那种不向荒谬世界低头的西绪福斯式的英雄精神。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身处牢笼般的邮轮中，他与上层社会抗争，结果被投入监狱的牢笼；出狱后他再与资本家抗争，但因不被人理解而未获成功，最后投向了动物园猩猩的笼子，并被猩猩掰死在笼里。从“笼子”到“笼子”的抗争的结局是死亡，这象征着现代人寻找归宿的悲惨结局。扬克这个似人似猿的“毛猿”是尴尬处境中的现代人的象征，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反英雄”。这一形象的美就在于他那明知不可为偏要为之的抗争意识，其中仍不失虽悲犹壮的崇高美。萨特笔下的主人公是来自“虚无世界”的孤独人，他们感到了生存的空虚与无聊，感到了生活的毫无意义的荒谬性。但是，面对荒谬的世界，他们并非无能为力；他们相信自己在孤立无援的同时，又是绝对自由的，他们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自我超越，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自己使自己成为英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中的主人公马蒂厄处于不公道的社会中，对自由、正义与幸福作出了艰难的选择；长篇小说《恶心》中的主人公洛根丁在自我意识对“存在”产生领悟后，选择了“自由之路”从而摆脱了“恶心”。他们是平庸的凡夫俗子，但又是超越平庸的现代强人。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每每是处于敌对环境中卑微、寂寞、孤单的小人物，他们感觉到了自己力量的微弱，抗争不会有结果，但没有一刻停止过抗争。《城堡》中的土地丈量员为了小小的生存权力而不停地奋斗着，这是对命运的一种反讽。《变形记》中的甲虫也不缺少英雄气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舰》中的主人公尤索林是最为典型的“反英雄”。他生活在“疯狗”一样的世界中，因而也免不了歇斯底里。起初，他只有一种自发的求生本能，只觉得周围的人都在迫害他，因此他在恐怖情绪的支配下只是一味地逃避，其行为荒诞可笑。以后，这种自发的本能又变成了自觉的挣扎，这比盲目的求生更进了一步。他在死亡面前，不仅选择了生，而且选择了自由的死。从逃避死亡到正视死亡，这是对荒诞和死亡的挑战，是对荒诞世界的超越。他赤条条地走出队列接受长官授予的勋章，这是一种反荒诞的荒诞，反疯狂的疯狂，其中表现了反社会的挑衅心理，在这个荒诞沉睡的世界里，尤索林是难得的觉醒者，他用自己的疯狂的行为去唤醒那些沉睡者，以勇敢的自我选择为被唤醒的沉睡者树立抗争的榜样。这一人物身上不是隐含着具有审美价值的硬汉精神么？
　　既然“反英雄”形象身上同样有崇高的美，那么，这些“反英雄”在进行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并在毫无结果中死去时，他们留给读者的尽管难免有失望与悲观，但其中却不缺乏悲剧性，而且这种悲剧意识更富于历史的深度“理想主义倾向”。因为，“崇高的东西永远是最有悲剧性的。”［②］在平庸中沉沦，在逆境中应顺环境的行为不具备悲剧美，而明知不可为偏要为之的抗争才是真正的悲剧。所以，西方现代派文学通过表现人类在逆境中的困兽犹斗之苦，让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在灵魂的痛苦洗礼中显示出崇高悲剧美，它提醒人们对现代生活的艰巨性的认识，它比那种人造的“理想国”，比肤浅、表面的乐观主义更为深刻真实。
　　尤金·奥尼尔曾说过：“一个人只有在达不到目的的时候才会有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从而才能找到自我。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挂的天堂。”［③］辛格尔也说：“对于有创造力的人，悲观并非颓废，而是救赎人类的一种强烈的热情。”［④］现代派文学确实热衷于描写丑与恶，热衷于表现现代人的生存焦虑、迷惘、困惑、梦魇和绝望，他们笔下的世界缺少未来、缺少理想、缺少人道，到处充斥了邪恶和荒诞，失去了传统文学的“理想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派作家果真美丑颠倒，对生活失去了崇高的追求。恰恰相反，他们描写丑是为了否定和暴露丑，在这种美学追求的背后，隐含着对人生的严肃、深沉而复杂的爱，这爱同恨是一样的真，一样的深。他们在凄切的悲歌中激荡着对苦难人类的救赎之情，他们不再通过倡导宗教信仰、社会改良、英雄救世来表达对人类的理想主义信念，他们不再借助描绘“理想国”的虚幻之光来安慰那些祈求得救的灵魂；而是在赤裸裸的展丑中表现对美的执着，在刺破了现代社会的毒疮烂包之后，使机体有了复苏的希望，让现代人直面目睹了危机四伏的现实之后，获得在危机中崛起的信心与勇气。这不是更深刻的理想主义、更富有现实感的审美理想么？由此看来，现代派文学自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①　《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着选》（英法美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７３页。
　　②　尤金·奥尼尔《论悲剧》，引自《美学文学家论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４３页。
　　③　尤金、奥尼尔《天边外》，引自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０页。
　　④　转引自《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８７页。
　　　　　　　　　　　　　　　　　　　　责任编辑　张树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病改丙为加
　　
　　
　　
东北师大学报长春072-075J4外国文学研究蒋承勇19951995 作者：东北师大学报长春072-075J4外国文学研究蒋承勇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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