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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一书是先秦道家学派的奠基之作。在这部书中，老子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一系列哲学概念和范畴，创立了宇宙存在和生命境界相统一的形而上学体系，阐述了“归根曰静”的人生境界和“涤除玄鉴”的修养方法，构建了“无为自化”的政治哲学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本文试对老子哲学思想体系作一全面考察，以就教于学界前辈同仁。
　　　　　　一、“道”与“德”——老子论宇宙存在与生命境界
　　“道”是《老子》书中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概念，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在把宇宙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存在的基础上，确立了“道”的本体地位。
　　老子认为，万物都由“道”而生，获得生命，“道”因而是万物存在的依据，即“万物之宗”。老子把“道”与万物之间这种生与被生即从无到有的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道”为物之母，物为“道”之子。母性即在于能生，而“道”之所以为宇宙本体首先就在于它具有产生天地万物的特性和功能。从这种认识出发，老子进一步把“道”比喻为幽远深妙的女性生殖器官——玄牝”。如同女性那伟大的生殖能力一样，“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母。虽然“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母，但“道”并非是脱离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的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实体、基质，而就是天地万物本身，是宇宙世界所具有的那种生生不已的创生机能。正是这一机能使得宇宙世界流动不息，周行循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万物从无到有，从有又返回到无；万物有生就有死，但一物之死的同时，又有新的它物降生，生死相继，永不歇息。这充满了生死变化的宇宙世界，是那样广阔无垠，无穷无尽，幽深玄秘，你无法真正地把握它，更不能给它以真确的命名，只能勉强称之为“道”，名之为“大”。
　　对这个神妙无垠的大道世界，老子还用一连串虚幻莫测的特殊术语来加以描述，称之为“玄”、“妙”、“混成”、“恍惚”、“窈冥”。因为广阔无垠的“道”的世界不是某种具体的存在物，它无象、无声、无形，故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虽然没有边际，但又并非不存在。因为有着太多的包容，它自身反倒仿佛是一片空虚，就是说，与具体的万物的有形有色有声相比，“道”是无，是空虚，但正是因为它没有某种具体的象、声、形，反而能包容一切象、声、形。它能够产生万物，所以它虽非实体，但却实存。它是一切有形之物产生和变化的根据，因而是真实的存在。这一存在不仅包含有现实世界的存在物，还包含着可能存在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因为无论现实和可能的事物都必定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从“道”是创生机能而非实体存在来看，“道”是无，但从“道”产生物、包容万物来看，“道”又是有。“道”是无与有的统一，是现实与可能的统一，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一句话，是宇宙世界本身，或者说是宇宙世界的创生机能——那种生生不已的存在状态。老子认为未有天地万物之前就应有生成万物的机能，所以“无”物却是天地的本始；而万物生存就是有，所以“道”即是万物之母。它玄远幽秘，是宇宙世界千变万化的总门。这就是说，作为整体存在的宇宙世界的本体之“道”，其“体”无形，它不是具体的存在物，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但又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无限可能性的存在，由潜能而生成万物，万物就获得了自己的规定性，成为现实的存在，所以“道”又有“用”的方面，这个“用”就是“生”，是“有”。从“无”到“有”，从潜能存在到生成万物，是形上之道显现自身、由体而用的过程。这一过程流转不息，生生不已，构成了宇宙世界的千变万化、万千气象。
　　正是因为天下万物都为“道”所生，而“道”不过是宇宙世界自身的创生机能，而生成万物说到底也就是万物自生，所以“道”当然不会占有和主宰万物，而是任万物自我生长发育。老子把“道”的这种创生万物却并不占有万物的特性称作“玄德”又叫作“自然”。“自然”也就是“无为”，任由万物自我成长，不加干预。从“道”自然无为和包容万物的特性出发，老子十分重视和强调天下万物各自的独特价值和存在意义及其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认为，美与恶、善与不善、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音与声、前与后，都相互依存而各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样，天下万物自由生长，不同事物的相互对立和互相渗透便构成一个和谐而统一的宇宙世界。
　　作为宇宙世界的创生机能，“道”产生了天地万物，但“道”对万物又是“无为”，体现了宇宙世界“自然无为”的根本精神和原则。这样看来，“道”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本体，不仅仅是生命活动的“创造者”、“赋予者”同时还是一个价值本体、道德本体。对“道”的这一双重意义，老子用水和江海、河川与母亲来象征和比喻。水无形无色，但却能够包容一切，可以滋润大地，养育人类，决不与万物相争。这与用母亲象征和比喻“道”是一致的。水对它物的柔弱不争，母亲对孩子的生长哺育，象征着宇宙世界的“自然”精神，体现了“道”的“无为”的特性，这是万物得以自由生长的保证，是宇宙世界能够既充满生机又和谐存在的关键和秘密所在。而这也正是老子哲学的归宿和命意所在。老子哲学的目的是要把握宇宙世界的存在状态，给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寻找一个存在论的本体依据，并建立起社会人生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以“道”为最高范畴，以“自然”为“道”的精神品格和内涵，以“无为”为其功能特点和行为原则，构建了老子哲学的形而上的“道”论。
　　在提出“道”论的同时，老子还提出了“德”论。他在以“道”来揭示和展现整体的宇宙世界的存在状态和根本特性之后，又从天地万物的角度和方面来考察生命存在的特性和活动过程，从鸟瞰宇宙世界走向了微观地透视个体生命。“德”论所要回答的正是天地万物如何获得生命的本质和特性，如何实现自身的问题。
　　“德”字在《老子》书中是仅次于“道”的一个重要范畴。老子认为“德”由“道”而来，是“道”在物中的显现和作用。“德”性也就是“道”性，但“德”性对物来说又只是一种潜在的特性，要使它转化为自身的物性，还必须不断地蓄积。所谓积“德”也就是要师“道”，师“道”也就是把由“道”所获得的“德”发扬光大，使其由隐而显，达到与“道”同一。老子这里所讲的由积“德”而复“道”，意味着生命主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真正地实现了自我，体现了宇宙的根本精神和特性。老子在肯定万物为“道”所生之后，一方面讲“道”“自然无为”，不干预万物的生长发育，另一方面又讲万物须积“德”修“德”以达到复“道”，这实际是在强调生命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和以何种方式进取。自身努力和进取方式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生命境界：“上德”与“下德”。
　　总之，老子哲学从宇宙整体观念出发，以“道”来表征宇宙世界的创生机能，目的在于论证和说明万物的生成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世界整体中的有机成份。宇宙世界的存在表现为天地万物的生成代谢，流转不息，“道”的提出，取消了天命鬼神对于万物的主宰，把万物的发生依据和变化根源归还给了万物自身，认为是万物自己在生成、变化、流转不息、生生不已。“道法自然”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也无非就是对万物自我生成和生长发育的肯定。从“道”对万物的角度讲，万物的生长发育是自生自成，但从万物之间的关系讲，“法自然”也就是柔弱不争。只有“自然无为”，万物之间才能和谐相处，避免争斗，建立起统一的宇宙世界。对人来说，更是要依据宇宙世界——“道”的精神，自然无为，才能在自由的环境中正常地生活。这种理想的实现，要靠积“德”修“德”以复“道”来实现。“德”因而就成为生命——主体的生存境界。对老子的哲学体系来说，“道”从“无”到“有”，是从形而上落实到形而下，生成天地万物；而从“道”到“德”则是讲万物主要是人如何实现自身，如何体现宇宙精神——“自然无为”。在老子哲学中，“道”和“德”所要揭示的是宇宙世界的“生”，所要实现的是宇宙世界的“和”，而贯通起“道”、“德”、“生”、“和”的便是“自然无为”。宇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不断地分化为天地万物，万物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构成和谐的整体。天地万物为“道”所生，并获得“德”通过蓄“德”而体“道”，表现为返回于“道”。这里的“返”并不是讲天地万物为“道”所生而又变为“道”，而是讲万物和人为“道”所生，并通过蓄“德”来体现出“道”的自然无为的精神和特性，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体”（四十章），即是说万物和人都以“道”为其本体，蓄“德”体“道”以“自然无为”为精神本质，其外在表现就是守柔处弱，而不是相互侵扰和彼此争夺，所以老子又说“弱者道之用”（四十章）。只有这样，宇宙世界才能成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反者道之体”和“弱者道之用”即是宇宙世界运动、变化的根本法则——“常”，又是天地万物和人生存、发展的基本原则——“命”。这样，老子哲学就以“道”论为基础，而以“德”论为归宿，建立了一个存在论和境界论相统一的即体即用的生命论的哲学体系。
　　　　　　二、“归根曰静”与“涤除玄鉴”
　　老子哲学不是一般的自然哲学，其“道”论必须向“德”论延伸，落脚于论证人的生存和发展，解决人的“应有”和“现有”、“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老子建立了一个以“道”为本体的宇宙结构体系和生命存在模式，以此为根据，来对照人的现实存在，论证和企图建立人的理想的生存状态，主张通过“积德”和“修德”，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人在老子哲学的宇宙结构和存在体系中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老子认为，宇宙间有四大存在，“四大”是围绕着人来提出的，讲“道”是为了给人“立法”，讲天地是予人以生存环境。按照老子的思维逻辑，宇宙世界是和谐的整体存在，“道”是宇宙世界的本体，人、地、天都以“道”的“自然无为”的特性为生存法则，这样，万物就能自由和谐地生长。但现实的人生却完全不是这样，人们迷惑于自己的私欲、私利而不知“道”，是由来已久的。人之迷迷于其私欲、私利，人道背离天道其表现即是为私欲、私利所驱使的社会不公。因而“欲”是引起社会纷争和动乱的根本原因。
　　老子认为，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与“欲”相联系的“知”是造成人生悲剧的又一原因。它是帮助“欲”得以实现的工具，也应当加以抛弃。在老子看来，好的治民之法只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身体强健，但要约束和抑制他们的心志，要使民无知，无知才能无欲。因此，老子主张“绝圣弃智”。但老子并不是绝对的主张“弃知”、“去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知、有益的知。老子认为知道有所满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贪得无厌，才会不致于受到屈辱、不致于给人带来危害，才能够保持生命的长久存在。这样的知才是真正的知、有益的知。这种知也就是知“道”，是对于“常”即宇宙根本精神和法则的把握，决不是对那些纷纷扰扰的欲利，对那些可能引起“大伪”的“智慧”的知。懂得这一点，人们才会感到自己是无知的，也才会避免到处逞强好胜、争相夸耀，保持一种虚怀若谷的心境和静默谦虚的态度。
　　应当看到，老子批评人们追求名利、欲望和荣华富贵，并排斥为了实现这一生活目的和追求而运用人的智慧，目的是维护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利益和和谐的人际关系。他看到了利欲和智慧的消极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并不了解，人们对利欲的追求和智慧的运用更有其进步的一面。因为追求利益和运用智慧能够开掘和发挥人的潜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实现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的批判带有片面性。
　　从“欲”和“知”有害于人生的认识出发，老子认为，理想的人生境界应当是无欲、无知，保持一种“虚静”的生活状态。“虚静”的实质是“自然无为”，它体现着“道”的精神和特性，在这种境界和状态中，统治者无为，民“自宾”、“自化”：百姓无为，智者不作，无欲无知。人们彼此之间不相侵扰，也就都获得了安宁纯朴的生活。这意味着回复到人生根本上来了。老子把“静”看作是万物之根、人生之命、大道之常，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只有静，才能既不伤身，又不害人；既不给他人造成损害和祸害，也不给自己带来痛苦和烦恼，从而使社会安定，生活宁静。这才能保持自我和他人的生命的长久存在。
　　 《老子》书中使用了一系列诸如“柔”、“弱”、“小”、 “下”等概念和术语来表达“虚静”的内涵，并与“实”、“盈”、“强”、“大”、“上”等概念相比较，或直接或以隐喻的方式来论证“虚静”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并凝炼成为“柔弱胜刚强”的命题。老子认为，表面的强壮却意味着正在走向死亡，而表面上柔弱却包含着强大的生命力。柔弱意味着富有生命力，它不是虚弱、脆弱，不是懦弱、软弱，而是柔韧，具有一种不断发展和成长着的生机，必定胜于强壮。因为老子哲学是讲宇宙存在和生命境界的哲学，它强调宇宙世界的生命运动，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和生命的强弱，这是很自然的。老子以“柔弱胜刚强”，对“归根曰静”的人生理想作出了经验论的论证，不失为生命运动的辩证法，并因而成为一种生活的智慧。
　　老子把“归根曰静”的人生境界常比喻为“守母”。“母”是“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本，是人之根本。人为母所生，为“道”所出。母亲能够保护子女，子女如能守“道”，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生活原则，无知无欲，就能化“道”为“德”达到与“道”合一，从而进入人生理想境界。从“守母”的角度，老子又把这一境界比喻为“婴儿”的境界。“婴儿”虽然柔弱但却富有生机，而婴儿之所以富有生机，是因为他还未同他物、他人形成对立和冲突，未曾受到伤害和侵扰，没有消耗他的精力，他的生命力处在潜藏的状态。否则，如果象成人那样向外追求，必然要消耗自己的精力。所以，利欲是对生命力的损耗，是对“道”的背离，对“德”的破坏。老子希望依靠圣人的作用，感染和影响人们，使其心思化归于浑朴，回复到婴孩的无知无欲的原初状态即人生的理想境界，从而保持自己内在的生命力。同时，老子又把“守母”的境界比喻为“朴”，“朴”即“道”，老子主张“复归于朴”就是要求体现“道”的精神特性，如果说“婴儿”象征着纯真，无知无欲，“朴”则象征着质朴，是宇宙世界的原初本始状态。在原初本始状态中，“道”尚未分化为物，因而还是一个整体，万物的自我欲求不会突破度的界限，也就不致形成彼此间的冲突和对立。对人的生存来说，克服欲知的束缚，保持“常德”，不离开并畜养“常德”，这就回复到了“婴儿”和“朴”，超越了现实人生，达到了理想境界。这就是说，以“归根曰静”为其本质的复归于“婴儿”和“朴”就是实现了与“道”合一，因而是体现了“道”而拥有了“德”，从追逐名利和运用智慧的不合理的现实人生进入了和谐统一的“道”的宇宙世界和生命境界，实现了人生理想。
　　那么，怎样才能复归于“婴儿”和“朴”，以实现蓄“德”而体“道”，达到理想境界呢？老子提出了“涤除玄鉴”的人生认识和修养方法。“涂除”是洗去的意思，“玄鉴”是指通过洗去杂念即无知无欲而使心灵深处明澈如镜，从而把“道”赋予人的“德”显现出来，并不断地蓄积涵养。这既是去认识“道”也是来蓄积“德”，是从把握宇宙世界的精神和实现人生理想的结合上，所提出的一种独特的认识和修养方法。它既是认识方法，更是修养方法。首先，这种方法不是感性认识的方法，不是通常那种以具体事物为对象的认识。
　　因为“道”并不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是宇宙世界的精神特性和运动法则，认识前者要不断增长和积累具体知识，而把握后者恰恰需要抛弃前者以不受具体事物的限制，因而“道”虽不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外的某种实物，但也并非限于某一物，只有排除一物的限制，才能拥有一切物，以至于达到对于宇宙世界的整体把握。正是因为“道”并非一物，而是包容了一切物它才是伟大的。要认识和把握“道”，就需要把那对于具体事物的知识“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才能体现出“道”的特性，体现出宇宙精神和法则，从而得以进入人生理想境界。其次，它也不是理性认识。“道”不是具体的某种实物，因而不能获得实物才有的“名”，故而不可言说。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说它不是物，或是无物。即使名之为“道”也是勉强称之。既然不能以“名”称之，当然就不能成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因为理性思考必须借助概念、范畴来进行。正是因为如此，在《老子》书中，关于“道”的哲学的阐述不是以概念，范畴的推演来进行的，而是通过象征、比喻或以种种“正言若反”的表达来暗示或呈现出来。
　　总之，老子实际上是认为，认识和把握“道”无须向处追索，只需向内反观，因为“道”生成万物，特别是生成人时，已赋予它们以“德”，反观“德”也就是体认“道”。但由于人不仅有“德”，还有欲和对外界事物的知，正是它们使得主体的“德”隐而不显，所以要“见道”，无非是把遮掩着“德”的种种杂念和意识加以扫除，而使明澈如镜的心灵显露出来。这就是“涤除玄鉴”。通过去除知、欲，用“静”或“无”的方法，使人的心灵保持虚灵而平静，从人的异化的状态中回复到“道”或“朴”的原初状态，如同“婴儿”那样柔弱而富有生机，这就是最高的人生理想。老子把这种理想境界与人的异化状态作了种种对比，在他看来，为欲利和知、智所驱使的人生是丑恶的，而只有含“德”体“道”、“归根曰静”的境界才是美好的。
　　应当说，老子从批判现实人生的追名逐利，提出要通过无知无欲而保持人的心灵纯朴和淡泊宁静，这对制止人的片面发展，避免社会混乱，是有积极意义的。加之老子并非禁欲主义者，而只是反对过度地追求物质享受，这更是很可宝贵的。他从维护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人在物质欲望之外应该有更高的超越追求，以突破物的界限而达到对宇宙世界整体及其精神、特性和运动法则的把握，并认为这是人生美好的理想境界，这对开阔人们的精神世界，提高生活境界确实是有益的。只是他未能同时看到，达到这一境界并不与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相对立，并且也必须通过整个人类的历史实践的不断发展，甚至通过异化状态的“发酵”才能酿造出更加甘甜的人生美酒。
　　　　　　三、“无为自化”与“小国寡民”——老子的政治策略与社会理想
　　社会政治哲学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老子建立社会政治哲学是从批判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入手的。他以“道”为原则和依据，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进行了深刻揭露和严厉批判，他认为“道”常无为，本来是非常易于理解的道理。人们只要依“道”而行，就能和谐相处，于己、于人、于整个社会都是有利的。但人们却不能懂得这一浅显的道理，不去实行这个应有的原则，不去走那光明宽阔的大道，而偏要走上狭窄的小径，纵情于声色货利，沉湎于五色、五音、五味，用智逞强，追名逐利，为盗作贼，纷争不己，整个社会生活已是混乱不堪，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老子认为，从政治管理的角度上讲，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统治者不是以“道”治民，而是以“有为”理国。统治者“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他们自逞己见，自以为是、自我夸耀，抬高自己，结果越是施政严厉，人们反倒越加狡黠。统治者设立的禁令忌讳越多，人民就越是贫穷，盗贼也反而不断增多。之所以有人提倡仁义、孝慈，正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背离伦常之道的社会现象。总之，正是由于统治者有所作为，才使得国家社会陷于贫穷、混乱之中。
　　不但如此，统治者自身的生活也是骄奢淫逸，靡烂不堪。即使是国家、社会贫穷不堪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过着奢侈靡烂的生活。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他们横征暴敛，甚至威胁到人民的生死，逼得人民以死来抗争，到了这个时候，老百姓死也不怕，统治者就是想要用杀灭的办法来镇压人们起来闹事，也不会有任何效果的。更为严重的是，统治者还穷兵黩武，致使战争不断，给社会生活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多么惨烈的危害！
　　正是因为老子认为统治者背离“道”的精神和特性，不是无为而是有为，从而造成了国家的衰败、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痛苦，要改变这种现实，就必须去除统治者的“有为”。就是说，只要统治者不带头追名逐利，滥用智慧，不去烦扰和侵害人民、人民自然知道怎样劳作、怎样生活，自然符合于“道”的要求，淳朴宁静，行为端正，富足美满，生长化育。对于统治者来说，也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目的，只有“不为大”才能达到“成其大”的目的，只有“无私”才能达到“成其私”的目的。在老子看来，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并不是其个人的生活享受而是能否维持他对国家的统治，后者才是统治者的“大”和“私”，如果为了个人生活的享受而去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甚至发动战争，到头来必将葬送自己的统治。《老子》中有大量关于“圣人”、“候王”、“君”的思想品格和行为原则的论述。从其现实身份来讲，他们是“候王”、“君”，而从其理想人格形态上讲，则是“圣人”。老子希望和要求“候王”、“君”能够以“道”治国，在政治统治上贯彻“自然无为”的原则，成为理想中的“圣人”。通过这一转化，达到拯救社会、革新政治的目的。尽管这在主观上可能是为了帮助“候王”、“君”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但客观上也确实有利于解除人民百姓的苦难，缓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
　　对于“圣人”这一人格形象，老子用所谓的“三宝”来集中说明。老子说他所保持而珍惜的“三宝”，一是“慈”，即对他人、他物慈爱；二是“俭”，即要求限制过分的物质欲望；三是“不敢为天下先”，即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头，也就是他经常说的“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自为大。他认为只有“慈”才能勇武，“俭”才能广大，“不敢为天下先”才能成为众人之长。他认为，“三宝”之中以“慈”为重，因为“慈”体现着“天”——“道”的精神趋向。他并把能否保“慈”提高到关系着统治者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老子的“三宝”中，闪耀着可贵的古典人道主义和宇宙世界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光辉。
　　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老子对远古盛世充满了眷恋和怀念。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政治关系从君臣上下相安无事到日益紧张和对立的演变。在“古之善为士者”和“古之善为道者”的远古盛世里，人民仅仅知道有统治者的存在，但不会受到他们的侵扰，统治者“自然无为”，没有礼仪制度，没有烦令苛政，人民自然地生长化育，六亲相和，孝慈充盈。后来随着统治者权势的加大，人民开始亲近而赞扬他，以至于畏惧他，甚至终于又轻侮他。因为统治者以仁义礼智治国驭民，结果反而带来了无穷的祸害，战争频仍，人争民贫。老子认为，这种社会现实，是不会也不应该长久地存在下去的。他向往着“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理想国”里，规模不大，人口不多，与他国之间不相往来，绝无战争，彼此相安无事。人们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逸，乐于其俗，结绳记事，不用文字。一切文明进步的成果都束之高阁，有而不用。不争不夺，无事无乱。这里有国、有兵、有甲车、舟舆，但内外均无交往，处在隔绝和封闭之中。有物质上的衣食满足，但无精神上的追求和发展。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呢？由于这里存在着各种文明进步的成果：政治上的国、甲兵，经济上的什伯之器、舟舆、甘食、美服，思想文化上的文字，如此等等，所以并不等于原始社会。但这也不是现实社会，他实际上是老子针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弊病提出来的一种救世方案，只是，在这个理想社会的蓝图里清晰可见原始公社制度下那种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景象。
　　与“理想国”相对立的社会现实是战争乱天下，民饥受煎熬，君主有为，智者用智，逞欲逐利，一片纷纷扰扰，正可谓“天下无道”。这里民饥、战多是果，为欲用智是因。所以，拯救社会就必须除欲去智，返朴归真。因为圣智、仁义和巧利三者全是巧饰，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要使人们遵循这样的生存原则：保持朴质，减少私欲，抛弃学问，唯其如此才能够得到安宁。而要实现这个理想，从现实走向理想社会，还要依靠“圣人”的作用。通过“候王”、“君”从“有为”转为“无为”，促使人民百姓一同依“道”而行，以实现社会安定，人民百姓生活淳朴、自由自足。
　　老子生活在中国古代社会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转变和过渡的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日益膨胀起来，统治者的政治野心也正在日益扩张，社会生活充满了争夺和混乱。这既给普通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也给统治者的地位造成了危胁。面对这样一种纷争不已的现实，老子怀念过去那种安定淳朴的社会生活，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既保留文明进步的巨大成果而又能避免人类生活中的道德堕落，于是只好以牺牲文明进步的办法，来拯救道德的堕落，使人们摆脱当前的生存困境，回到无欲无知的状态中去。从老子要求保持人们的自然道德境界，实现社会安定，维持普通人民的正常生活，反对统治者的威权扩张上看，老子哲学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但从他要求限制人的欲望，以至排斥文明进步，反对人类文化发展上看，老子哲学又有其消极、落后甚至反动、有害的一面。老子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真正能够促使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真正拯救社会混乱的正确道路和方案。如果说老子在宇宙、社会和人生问题上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体现在“道”的“自然无为”特性中的自由和谐的理性精神。这一精神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社会存在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要实现这一理想并不是直接简便的，而需要人类不断地从挫折中总结经验，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逐步加以实现。对此，如果说整个人类需要历经长久的实践才能获得这一认识，那么在几千年前的老子那里，他还没有达到这一认识也就并不奇怪了。但是，老子把个体的生命存在放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和在整个社会生活以至宇宙存在的宏观背景上加以考察，这对推动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发展，对促进中国古代哲学深入思考人生、社会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校校办）
　　　　　　　　　　　　　（责任编辑：王光照）＊
　　
　　
　　
学术界合肥30-36,41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李仁群19961996 作者：学术界合肥30-36,41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李仁群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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