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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汪堂家）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并不是一个哲学流派， 也不是一种外延分明、内涵具体的当代思潮，更不是20世纪的西方学者苦思出来的理论体系，而仅仅是一些存异求同的学者从当代芜然庞杂的理论观点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这些共同倾向在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和其他领域主要表现为：对主体主义传统的批判，对工具理性主义的反拨，对终极价值目标的存疑，对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消解。“游戏”（play）不仅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语汇，而且成了他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甚至成了一种四处蔓延的文化精神。
　　“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相对于“现代性”（Modernity）和“前现代性”（pre—Modernity）而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美国学者伯恩斯坦（R.Bernstein）曾做过不甚全面但不失真实的概括：“所谓后现代性的特征是：否定、解构、怀疑和揭露的不断更新的游戏精神”〔28〕。“现代”一词源于拉丁文的modernus，早在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被用来表示随着基督教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新的文化潮流和生活态度。从时间意义上讲，史学家们一般把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视为“现代”的真正开端，高扬主体主义旗帜，倡导理性主义精神，尊崇科学主义权威成了“现代”的重要标志。美国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对“现代”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现代’这个词意味着人的意向是要操纵世界和他自己，虽然这种意向能否成为事实是另一回事。……现代人假设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变为科技问题，如果现今科技尚未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发明一些新科技。”〔29〕
　　“后现代主义”既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也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甚至是“现代主义”的极端化的产物。如果我们不是人为地割断历史的联系，而是以客观的态度去对待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转向，我们就应当承认一个在时代流变中隐含着的事实：“后现代主义”的许多问题无不以萌芽的形式潜存在“前现代”和“现代”的争论之中。从尼采、福柯、德里达这些常被人们视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家身上，我们常常能发现一种在破坏传统中依恋传统的倾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知识或文化的考古”保持着强烈的兴趣，而且是因为他们常在语源学的追溯中流露出对古希腊文化语汇的偏爱。从这种意义上并且仅仅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每每在对现代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中表现出对古代希腊传统的尊重，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希腊精神的真正传人。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恰恰最具有抹不掉的古老色彩。
　　那么，人们是在何种意义上将德里达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呢？
　　德里达之所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首先是因为他力图消解现代主义所依托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制造的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德里达所使用的方法常被称为解构方法，他的理论也因此被人称为解构主义。实际上，“解构”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哲学策略。德里达在谈到这种策略时明确指出，“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消解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颠倒那个等级关系”〔30〕。但是，德里达所说的解构远不只是对这种对立双方的等级关系的颠倒，而是“通过双重的姿态、双重的科学、双重的写作来实施对传统对立的颠倒，并对该系统进行全面置换。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解构才会提供在它批评的对立的领域里进行调和的手段，而这个对立的领域也是一个充满非散漫的力量的领域”〔31〕。
　　因此，现在剩下的问题显然是：如何对充满传统对立的系统进行全面置换？按照德里达的意图，解构一方面意味着突破原有的系统，打开其封闭的结构，排除其本源和中心，消除其二元对立，另一方面意味着将瓦解后的系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外看看它隐含了什么，排除了什么，然后将原有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它们相互交叉、相互重叠，从而产生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德里达把这种解构活动称作“旧语移植活动”，即在保留旧名称的同时将新的意义移植进去。如果我们以解构的方式去阅读原有的文本，就会发现原有文本的界限已不复存在，而成了向我们无限开放，向其他文本无限开放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外面的东西不断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替补。从这种意义上讲，每一次解构都出新意，并且这种新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与其他可能的文本的相互交织中组成“意指链”（Chain de Signification）。意义无规则、无固定方向地“撒播”在解构了的文本之间。但撒播本身不是意义，而是“意义的种植”。解构证明了意义的不断生成性，也证明文本的非自足性和无限开放性。
　　从德里达的一些让人费解的语言中不难看出，解构理论所针对的恰恰是传统形而上学所固守的这样一种立场：文本和意义都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写作就是制造意义的结构，阅读则是把握作者的原意。在德里达看来，写作恰恰是一种制造痕迹的游戏活动，它使文本成了没有固定中心、没有封闭结构、没有超验所指的开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因素散漫无序，但又相互参照、相互替补、互为“痕迹”。正是这一点使文本的意义无限拓展，使阅读和理解成了一种消解传统的二元对立，暴露和补充所指方面的不足的自由活动。就此而论，“解构”并非完全消灭原有的东西，而是在拆散原有的东西的基础上用新的东西去替补原有的各种因素并使之附着于原有的东西之上，从而使文本成了变动不居和不可穷尽的意义之网，也正是这一点使批评家成了无限文本的无限创造者。
　　德里达之所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其次是因为他激烈批评“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即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 ）和言语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假定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仿佛整个世界和文明的历史都有赖于这种僵硬对立。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现代人常常使用的一系列对立概念上，如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真理与错误、自然与文化、同一与差异、心灵与物质、存在与虚无、善与恶、男与女、生与死、能指与所指，等等。不仅如此，逻各斯中心主义还为这些对立的两极设定了等级，对立双方在它那里不是一种对等的平衡关系，而是一种主次关系和从属关系，第一项每每处于统治地位和优先地位，第二项则是对第一项的限制和否定。逻各斯中心主义还假定思想和观念之外存在某种终极实在、绝对本原、真理或规律，而我们的语言文字始终要参照它们，表现它们，提示它们。德里达之所以把这种追逐外在意义、终极实在、绝对法则的思维方式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因为它把意义、实在法则视为不变之物，并把它们作为思想和认识的中心，而Logos 一词在古希腊文中原本具有法则、言说、原则、理性、比例等意思，因而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上述思维方式的内容。言语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殊形式。按这种思维方式，言语是思想的再现，文字是言语的再现，写作是思想的表达，阅读则是追寻作者的原意。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貌似正确，但歪曲了思、说、写的关系，特别是歪曲了说与写的关系。就思与说的关系而言，“说”决不是“思”的简单再现，说与思从一开始就存在差别，说的东西不能与思的东西等量齐观，充其量它只能与思的东西相近，因为说出的东西比思的东西要么多些，要么少些。因此，以作者为中心的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就应当受到质疑。
　　在德里达眼里，写甚至比说更具优越性。写往往更能反映语言的差别性，说却常常掩盖乃至取消这种差别性，在同一语言系统之内，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不少同音异形的词，仅听读音是无法辨别的，只有通过辨形才能将两个音同形不同的字区别开来。为了说明这一点，德里达生造了differance一词。在法语中，differance 与difference读音相同，仅听读音无法区别它们，根据字形却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写”最能体现语言是一个差别系统的事实。
　　但是，德里达生造differance一词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他一方面对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怀有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激烈批评现代主义对文本和阅读的理解。德里达指出，differance是潜存于文本中的一种散漫力量，由于differance的存在，人们原以为有中心和本源的地方其实并无中心和本源，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变成了充满差别的系统，在系统之外并不存在超验所指。德里达有句名言，即，“语言保持着差别，差别保持着语言”。语言和文本的意义因差别而存在，但差别不是自我封闭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功能。德里达用differance来表示这种差别。differance有多种涵义，但有两个源于拉丁文differre的意义，一为“差别”，一为“延缓”。因此，differance实质上是包含差别的延缓或包含延缓的差别，我们不妨把它译为“缓别”或“分延”。德里达力图用differance表明，差别不是同时性的差别，而是历时性的差别，是自由活动的差别，延缓不是同一物的无差别的保持，而是体现差别的活动。这就意味着文本不是一个已完成了的文集，不是一本书或书边空白之间存在的内容，而是文字之间互为参照的“痕迹”。因此，阅读决不是寻找一种原初意义，理解决不是以作者为中心。以把握原初意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的阅读方式和解释方式必须让位于对作品的解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德里达近几年对政治问题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的新着《其他头衔》（L'Autre Cap） 力图探讨欧洲共同体的理想和前途以及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影响。《马克思的幽灵》（Les Spectres de Marx）则提醒世人，马克思的精神没有并且不可能从当代世界中消失。随着现代世界的危机，特别是精神危机的加深，人们有必要恢复马克思的彻底批判精神，以便严肃地对待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日益扩张给全人类提出的严肃问题。德里达相信，当今世界的普遍饥饿与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资本主义统治世界市场的结果。注：因本专题96年第10期编入了刘放桐先生的文章《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故在本期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哲学的走向（笔谈）》中未再收入刘先生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位问题》一文。＊
　　〔1〕詹姆士：《实用主义》，纽约1963年英文版，第91页。
　　〔2〕奎恩：《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15页。
　　〔3〕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页。
　　〔4〕同上书，第9—10页。
　　〔5〕里彭主教在“英国促进科学协会”上的讲演。
　　〔6〕参看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第33—48页。
　　〔7〕参看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
　　〔8〕参看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第177—202页。
　　〔9〕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第21页。
　　〔10〕Nietzsche,Friedrich,Beyond Good and Evil.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p.9.
　　〔11〕Nietzsche, Friedrich, The Will to Power.　New　York:Vintage Books,1968.p.317.
　　〔12〕Deleuze, Gilles,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83.p.88.
　　〔13〕Rorty, Richard,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p.141.
　　〔14〕Nietzsche,Friedrich,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 andEcce Homo. 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p.80.
　　〔15〕ibid. p.45.
　　〔16〕ibid. p.129.
　　〔17〕Deleuze,Gilles,Nietzsche and Philosophy.p.89.
　　〔18〕ibid. p.94.
　　〔19〕ibid. p.99.
　　〔20〕ibid. p.197.
　　〔21〕Derrida,Jacques,“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in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ed. Richard Macksey and Eurenio Donato.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48.
　　〔22〕Rapaport,Herman,Heidegger and Derrida:Reflections on Time and Language.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p.93.
　　〔23〕Deleuze, Gilles,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p.152.
　　〔24〕Derrida, Jacques, Spurs: Nietzsche's Sty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107.
　　〔25〕Derrida, Jacques,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in　The　StructuralistControversy. p. 264.
　　〔26〕Foucault, Michel, “What is an Author?”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05.
　　〔27〕Barthes, Rol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Image—Music—Text. London: Fontana, 1977. p. 143.
　　〔28〕R. Bernstein, Philosophical Profile, New York 1988, P. 59.
　　〔29〕Peter Berger, Pyramids of Sacrifice Boubleday—Anchor; 20 Gerden City, NY1976.
　　〔30〕J.Derrida Positions, P. 56—57, Paris Minuit. 1972.
　　〔31〕J.Derrida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　 392,　 ParisMinuit.
　　
　　
　　
天津社会科学6-23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汪堂家19961996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6-23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汪堂家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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