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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方哲学发展的现代转折的含义
　　不同倾向和派别的哲学家对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评价往往是大不相同的，但他们都会承认，在现代和近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区别，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在近现代之间发生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或者说转向或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根据对西方社会和哲学发展史的深刻分析，揭示了１９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１９世纪中期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流派也大都对传统的欧洲哲学采取几乎是根本性的批判态度，要求改变它的发展方向，并纷纷把自己的哲学理论的提出当作是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从那时以来，哲学上的各种转向（例如，语言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人本主义的转向，释义学的转向，等等）之声不绝于耳。它们的意义往往有重要区别。究竟何种转向更加深刻，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在西方哲学家内部，也难于达成共识。
　　但是，在对传统的欧洲哲学采取批判态度并要求改变哲学发展的方向上，在对哲学问题的提法和回答上，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共同之处。正是这种共同之处把西方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区分开来，从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新转折的主要标志。为了对现代西方哲学有较为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当然需要对各家各派的理论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它们各自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但同时也应研究它们的共同之处，特别是那些使它们与古典哲学区别开来的地方。也就是了解西方哲学由“古典”和“现代”的转化在整个哲学发展上所具有的重要的、可谓划时代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较为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于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顶点的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我国哲学界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往往抱着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流行的看法上。第一，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黑格尔为止的西方哲学反映了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求的合理的和积极的因素。至于自此以后的西方哲学，则主要是作为已失去了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无非是为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利益和要求作辩护，从而不可能包含合理的和积极的因素，在理论上表现为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第二，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克服了它以前的西方哲学的种种缺陷，继承和发扬了西方哲学的优秀遗产和进步传统。并由此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真正的革命变更，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至于现代西方哲学恰恰相反，它们抛弃了西方哲学的优秀遗产和进步传统，而发挥了其消极、落后以至反动的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这两个看法是密切相关、互为表里的，它们也都不是凭空提出的。人们无论从理论上或历史现实上都可以为其找到为之印证的理由。然而，这些理由有的只有局部的、特殊的和相对的意义，不能作为提出上述两个看法的充分根据，否则，就只能是以偏概全，真理可能转向谬误。
　　随着左倾教条主义的得到清算和克服，哲学界现在已很少有人再支持上述看法。越来越多的人从原则上肯定现代西方哲学同古典西方哲学一样存在着合理的和积极的因素，有的人还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了较多的研究，甚至企图把这种研究与对中国传统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然而，如果对西方哲学从传统（古典）到现代的转折所具有的可谓划时代的意义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习惯了的那种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就不能真正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含义，从而也不能如实地认识现代西方哲学与古典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
　　为了了解西方哲学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化的意义，首先就需要分析和研究古典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成败得失。
　　　　二　西方哲学在近代的转折和进步
　　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几次重大的转折。如果说从多姿多色的古希腊罗马转向神学一统天下的中世纪犹如从白昼进入黑夜，那末从中世纪转向“文艺复兴”可谓开始了新的黎明。的确，对于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段时期的近代西方哲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它们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除了少数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外，很少有人会表示怀疑。尽管由于哲学立场不同，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哲学的取舍和评价标准在某些方面必有差异，但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所具有的人文和科学精神的进步意义，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了肯定。
　　这一时期的欧洲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性主义精神。当时的许多先进思想家，对作为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贬低理性、抬高信仰为特征的传统的宗教和神学，以及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都进行了淋漓尽至的揭露和批判，并论证和讴歌了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能力。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特别是人文主义者）就已把具有理性的人当作他们关注的中心，把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促进人性的解放当作他们的理论出发点。他们号召人们冲破传统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禁锢，把注意力由彼岸的天国返回到现实的人间。在１７－１８世纪的欧洲哲学中有着各种派别（例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分野。但它们在提倡理性、限制信仰上有着很大的一致。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固然是以颂扬人的理性为根本特征。培根等人的经验主义哲学体系也同样以尊重理性为前提。１８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对理性主义的原则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都把理性当作是人的本质，并把是否符合理性当作衡量是非善恶甚至美丑的根本尺度。以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这一时代当作理性的时代。以黑格尔为最后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则可谓处于这一时代的顶峰。
　　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的体现的理性主义精神，与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出现的科学精神是互为表里、彼此促进的。当时的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从神学以及以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家们已不再援引神力（天启）去洞悟某种神秘的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理性能力（经验和思维）去认识他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当时先后兴起的各门自然科学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理性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成果有时达到了可以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的程度。哥白尼、刻卜勒、伽里略和牛顿这些科学大师的发现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自然科学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侄梏下的这种解放促进了哲学获得同样的解放。哲学已不再像在中世纪那样是神学的婢女，而是人本身的意识、理性的产儿。上帝的万能被代之以理性的万能。凡人所需要了解的一切均可通过人本身的理性获得像数学推理一样清晰和精确的理解。总之，自然科学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理性的胜利。
　　近代西方哲学在从当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获得其所需的论据和知识材料的同时，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导。这具体表现在它们对实验自然科学的成果从哲学上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不仅以之为基础而重新提出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更为自然科学以及人的全部现实生活制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这对自然科学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培根提出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制定的理性演绎法正是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典范。他们以后的许多西方哲学家，特别是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初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作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论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认识的辩证法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和论述。康德对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强调成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可谓集古典西方哲学的辩证法的大成。
　　这种在实验自然科学基础上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深入和具体的研究意味着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已普遍地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反省思维的基础上，从而克服了古代哲学所特有的素朴性和直观性。这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发生了一次被称为认识论转折的重要的转折，使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尽管当时的哲学家仍把世界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当作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这也正是哲学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所必然要研究的基本问题），但他们的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已与建立在感性直观和猜测基础上的古代哲学以及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并使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中世纪哲学有了重要区别。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也就是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现在已非常明确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像恩格斯提出的那样，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虽然早已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版第２２０页）。而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是理性的反思。这意味着由认识论转向所开辟的哲学的新时代是理性的时代，或者说是反思的时代。
　　　　三　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
　　但是，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光辉夺目的进步时，即已包含了严重的缺陷和矛盾，由此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主要表现为：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由相信理性万能而造成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主义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了有强烈独断论倾向的思辩形而上学体系。认识论的转向虽然以反省思维克服了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却又因其将主客心物等绝对分离而陷入了二元论。而二元论往往导致独断论或怀疑论。
　　当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先进的思想家们纷纷拨开神学的迷雾，重新开始探索古代的先哲们即已提出并进行过较为笼统的研究的关于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的本质、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等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人从神学禁欲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面向现实人间生活。对人文精神的倡导是当时哲学的主旋律。理性在当时实际上被理解为具有广泛含义的人性。而世界在人的目光下也同样具有丰富多彩的特性。甚至在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那里，人和世界大体上仍是活生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培根那里，“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１６３页）。然而，在往后的发展中，人和世界都被狭隘化了。人的理性成了失去血肉的思辩理性，人的存在成了思辩理性的化身，世界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建的世界。当着哲学家用这样的理性去构建关于人与世界的哲学体系时，这种哲学往往成了思辩形而上学。理性的被片面化和绝对化是这一切转变的主要动因。
　　理性的被绝对化与１７世纪以来理性精神在各个领域的胜利直接相关。例如，以理性为基础的数学和实验自然科学的光辉成就，使许多西方思想家相信理性具有无上权威。他们由此把理性当作一种普遍有效的尺度和万能的手段，似乎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由理性来建立。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由理性来判决，一切科学都是由理性概念构成的，也都以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来作为其真伪标准。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都应由理性来衡量。社会秩序应当是理性的秩序。理想的社会只能是理性的社会。而一切思想和文化体系也同样应当是理性的体系。
　　近代西方哲学家们正是在理性的这种五彩光环照耀下从事哲学活动的。他们以为，哲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那些最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或者理性原则。只要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就可以用以构造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推演出全部知识体系、甚至存在体系。因此，一旦这样的哲学体系被建构出来，它就应当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就具有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无上地位。换言之，哲学被当成了“科学的科学”。
　　这种由绝对化的理性概念建构出来的哲学体系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独断性的思辩形而上学体系。它在理性派哲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笛卡尔之从他所谓绝对可靠的“我思”出发推演出他的全部哲学体系开了这种倾向的先河，斯宾诺莎之主张用几何推理为典范推出人类全部体系是对笛卡尔的进一步发展。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体系从康德以来就被认为是独断论的典型形式。康德批判了他以前的欧洲的理性派哲学家，认为他们在没有详细探讨人的理性认识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以前就肯定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和确定性，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因而陷入了独断论。黑格尔用他的辩证思维的方法对思辩形而上学、特别是其独断性作了更为深刻的批判。然而，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本身就没有摆脱思辩形而上学。根本原因即在他们同样是运用思辩理性去建立关于存在和认识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
　　带有思辩和独断倾向的远不止是理性派哲学家，近代西方的大部分哲学家可谓都如此。他们无不企图构建出一个内容广泛、甚至无所不包、能描绘出整个世界的图景的形而上学体系。然而，当时的自然科学虽已开始成为科学并已有很大发展，但其所提供给人们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仍然是片断的、局部的、残缺不全的，对世界的许多方面和许多事物它们还远未涉及，因而还远不能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为了描绘出这样的图景，他们无法根据客观事实，只好依靠理性思辩，因而他们的体系必然是具有独断倾向的思辩形而上学的体系。
　　近代西方哲学家从他们应用绝对化了的理性去建立形而上学体系来说，必然走向思辩形而上学；从运用这种理性去建立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说，则必然落入二元论。二者又是一致的。因为其形而上学体系是通过认识论和方法论建立起来并主要表现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意味着其思辩形而上学是一种具有二元论倾向的理论。
　　近代西方哲学家的二元论倾向的基本特点在于：当他们把主客心物思有灵肉等区分开来后，未能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而把它们完全分袭和绝对对立起来了。笛卡尔之把心物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是这种二元论的最典型的形式。其实，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倾向的远不只是笛卡尔等少数哲学家，当时绝大部分哲学家都未能避免。
　　其所以如此，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当时自然科学刚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往往带上神学的痕迹。笛卡尔物理学之最后归顺神学，牛顿关于第一推动力的思想就是突出的例证。它已有一系列光辉的成果，但还远未扩及意识和精神领域，不能说明意识的起源和性质，从而也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物质的基本属性是广ｍàｏ，意识的基本属性是思维；物质不能产生意识，意识不依赖物质，这在当时的科学和哲学中几乎是众所公认的。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曾提出意识是物质的属性，但也因不能对此作出科学解释而缺乏说服力，未能改变哲学中心物分离的状况。总的说来，意识和精神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神学的制约。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虽然已不满足于古代科学对自然只是进行一般的、笼统的研究，而进到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即研究自然的各个局部、方面和过程，但这种研究也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远不足以使他们得以进行新的综合和概括。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这些局部、方面、过程之间的联系，看到世界的整体性及其运动和发展。这样势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孤立和片面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在当时必然占支配地位。自然科学中的这种状况影响到哲学，使这一时期的哲学同样受到这种思想方法支配。虽然许多哲学家都把以主客、心物关系为核心的认识论问题当作哲学的中心问题而进行了相当深入和具体的研究，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使他们不能正确解决主客心物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不能把这种关系看作对立统一关系，而是把它们分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二元论。
　　思辩形而上学倾向和二元论倾向使近代西方哲学遇到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其中如下两点就是较为突出的。
　　第一，近代西方哲学家大都把制定符合科学精神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己任。他们在这方面虽然获得了巨大成果，但最后却又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例如，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性知识从何而来呢？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哲学家把自己局限于主体所及的感觉经验范围，因不了解主客心物感性理性等等之间的依存和转化关系，只好拒绝作答，由此陷入了怀疑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派哲学家则借神学的余荫，以人人具有天赋观念或天赋的认识能力来作答，陷入了独断论。而一当天赋观念之类被驳倒，势必同样陷入怀疑论。康德企图用主体的先天综合能力在科学范围内统一经验和理性，但又认为科学只能及于现象世界，从而进一步肯定了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世界、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自然领域和社会伦理领域、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分裂。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等康德以后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企图借助“绝对自我”、“绝对精神”，来克服各种二元分裂现象，但他们不过是把主客心物等关系问题归结为意识内部关系问题。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及费尔巴哈等人提出了反映论，但由于他们的反映论是消极的、被动的，未能肯定主体的能动性，因而也未能正确解决主客心物等的关系问题。
　　总之，实现了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转向的近代西方哲学实际上却以在认识论上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近代西方哲学是以提出应当以人、而不是神作为哲学的中心而开始其发展历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在倡导人文精神时，既强调人的理性，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绝大多数近代西方哲学家都要求摆脱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以及其他一切绝对的传统和权威对个人发展的任何束缚，主张思想解放。他们大力倡导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却使他们事与愿违。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更没有灵魂的机器（特别是在一些机械唯物主义者那里如此。正像马克思说的，这种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在思辩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此，人无非是体系中作为“动物”中一个类的“人”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不是存在于人的现实存在中，而是存在于体系中的“人”概念中。这正像柏拉图理念论中人的理念是原型，而具体的人是模本一样。于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都被消解于思辩体系中了。人们在摆脱了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后，现在却又受到思辩形而上学体系的束缚。
　　对近代西方哲学存在的问题，中外哲学家还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等其他各种提法。这些提法的所指与我们上面所讲的大体相同，只是角度和着重点有所区别。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指的是把本体（存在本身、先在的本质或者说实体）当作事物的具体和特殊的存在及其各种特性的基础。本体（实体）概念是体现事物的存在及其特性的本质属性的概念。哲学思维的任务就是揭示和阐明本体概念，然后据以推论出其他一切。本质主义是一种泛指认为事物的本性、甚至其存在取决于其本质属性的观点。它往往把事物的理性概念当作其本质属性的体现，从而企图从理性概念的体系推出存在的体系。因此，无论是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或本质主义，都是以把理性概念绝对化并用以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为基本特点。
　　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唯物主义不彻底，而且基本上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其辩证法往往与唯物主义相分离而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发挥；在对认识论的研究中由于把经验或思维片面化、绝对化而走向了怀疑论或独断论，并归根到底转向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唯心主义始终占支配地位。这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的表述是符合近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情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作过许多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所有愿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所必需认真学习和记取、并用以作为指导的。不过，由于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些论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人简单化和僵化了，以至往往远离了它们的原义。鉴于上面提到的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的提法也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而且较易与西方哲学家的提法衔接，所以近年来中国哲学界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提法。
　　　　四　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
　　不管使用什么提法来表述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以后，又倒退到了它原来的出发点上。不过现在它的地位改变了。它已失了过去那种呼唤人的觉醒、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朝气蓬勃的精神，而转到了它过去所反对的东西的方面。换言之，它在否定了自己的对方后，现在轮到自己该被否定了。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现在必需实现新的转折。
　　这一转折是怎样实现的呢？这包括了近代哲学怎样走向终结和现代哲学怎样形成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两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它们的是非如何评价）历来都曾引起各派哲学的激烈争论。由于对它们的回答直接影响到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论，因此很值得对它们重新认真加以研究。
　　对近代西方哲学之走向终结，既应当看作是一种根本性的变更，又应当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说它是根本性的变更，是因为从文艺复兴（更确切地说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模式已完成了它的发展历程而需要从整体上加以否定了。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这一哲学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思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尽管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的哲学观点互不相同，有时甚至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例如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对立），但它们的基本理论预设和理论框架大体类似。即使像对二元论及作为其逻辑结果的独断论和怀疑论作了尖锐批判、并试图通过提出“实体就是主体”的命题而克服主客分立的二元论的黑格尔，最终也不仅未摆脱这种理性独断和二元分立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反而建立了一个集这种模式的大成的思辩形而上学体系。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既具有共同的成就，也存在共同的问题。我们上面提到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不只是属于某一哲学家或某一哲学派别的，而是属于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整个时代的。
　　如果上面的说法是对的，人们在评价这一时代的哲学时，就不宜孤立地来肯定或否定某一流派或思潮，而应把它们放在整个时代的哲学模式的背景下来作分析。这样，古典西方哲学的终结就远不只是某个特殊的哲学流派或某种特殊的哲学理论（不管它表现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的终结，而是整个这一时代的共同的哲学思维模式的终结，这是一种格式塔式的转型，或库恩所谓范式（模式）的变换。
　　其所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是因为这种变更既合乎哲学和思想文化本身发展的逻辑，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换言之，这种变更既有思想和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源（认识根源），又有社会历史根源。
　　促使古典西方哲学走向终结的思想文化根源涉及到诸多方面。其中除了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外，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近代西方哲学无论是就其成就或缺陷来说，都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息息相关。近代西方哲学发展模式之取代古代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代对自然的研究超越了古代那种对自然进行一般的、笼统的研究的水平，进到了对自然的各个局部和过程进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从而开始正式形成为科学。这种研究对促进人对自然界的深入的认识和使人从与自然的关系中取得更多的自由，都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研究以认识主体与其对象（客体）相分离、认识对象与其周围的事物相分离以及主客均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为前提，从而必然导致二元分立和把认识绝对化的思维模式。这正是造成近代西方哲学存在上面提到的那些缺陷的重要原因。然而，到了１９世纪中期，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已开始明显地显露出新的范式转换的征候。这特别表现在当时一系列自然科学已开始从自然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从它们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细胞学、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以及其他重要科学发现都突破了原有的科学研究模式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也必然要被新的模式取代了。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当自然科学对生物和非生物的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也就响起了旧的形而上学的丧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３３９页）。
　　促使近代西方哲学转型的社会历史根源同样是多方面的。而且由于人们在政治和哲学上的立场不同，对社会历史根源的分析必然大相殊异。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或西方哲学家内部也往往意见相左。也有的人宁愿回避关于哲学的社会历史根源问题。但是，对于如下几点情况，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似乎都是难以简单否定的。
　　第一，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与社会历史条件有密切的联系。任何时代的哲学，不管其理论形态多么抽象，归根到底都要受到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为现实社会的某种需要服务。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哲学领域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变化中找到它们的根源。对这一点，不少西方哲学家也是非常强调的。德国着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就明确地说：“哲学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后果，”“任何伟大的哲学都离不开政治思想。”（引自Schillp编《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英文版第７０页）因此，在分析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时，必需考虑其社会历史条件。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全部西方古典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是对全部近代西方哲学的一种范式变换，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出，正像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一再指出的那样，不是他们个人的随意创造，而是适应当时欧洲社会发展的需要，即已开始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争取自身解放的需要。马克思早年就明确地指出了他的哲学的阶级背景。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７页）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但是，他们总得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它的创始人所指出的那种社会历史背景。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它们也必然具有与之相对应的背景。
　　第三，１９世纪中期（大致以１８４８年德国革命为标志）欧洲社会历史已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当时经济危机的出现，社会和阶级予盾的激化，思想文化上的坠落，已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的信念，打破了他们对理性万能的幻想。人们也必然要重新审视作为这种信念和幻想的基础的理性主义哲学。由于近代西方哲学广义地说都是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人们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怀疑就不只是涉及某一近代思潮或哲学家，而是涉及到建立在二元分立和把理性绝对化基础上的这种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对理性普遍失去信念的社会背景必然导致理性主义哲学的危机。
　　总之，无论从思想文化（包括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哲学本身）或社会历史条件说，西方哲学发展到１９世纪中期已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以二元分立和将理性绝对化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模式被取代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五　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
　　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终结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模式、即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不过，无论是旧的终结还是新的形成都不是突然发生和立即完成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转型过程。而转型期的哲学往往具有不彻底、新旧混杂、甚至折衷的特点。这为对它们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都提供了可能性。它们也都可能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人们之所以对近现代哲学的转型在性质和发生的时间上有不同看法，与此有密切关系。
　　１９世纪中期（甚至可以往前推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黑格尔逝世）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哲学出现了一段可谓动摇和混乱、冷落和凋零的岁月。在素有哲学之乡之称的德国，随着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以往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被抛弃了。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哲学而热衷于牟取实际的利益。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相互竞争，但它们往往都是由过了时的哲学残渣杂凑而成的，在公众中没有多大影响。在英法等国，哲学也失去了昔日的兴盛。然而，这种冷落和凋零似乎并不能笼统地说就是西方哲学的没落，更不意味着哲学的绝对荒芜，而是转型期往往难以避免的暂时的沉寂。因为新的哲学思维模式无论是就其提出和被人接受来说，都需要有人们一段时间的反思和比较。在这段旧的哲学模式已破、新的模式尚未成熟的时期内，人们显得对哲学冷落或提出一些奇谈怪论，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然而，就在这段冷落、动摇和混乱的时期内，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已有一些哲学家在酝酿新的哲学思维的模式了。
　　尚在１９世纪上半期，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就有一些哲学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公开站在非理性主义立场上向传统的理性主义挑战。他们认为，哲学应当突破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论的模式，应由以往认识论（无论是经验派或理性派）所强调的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转向对人本身的内心结构的研究；由对主客二元分立的关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研究转向对主体本身的内在结构的研究；由倡导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的可靠性转向肯定人的内在的心理体验和非理性的直觉；由对普遍的人性，即人类共同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转向对它们的否定，转向对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的强调。这也就是要求冲破以往哲学家用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概念（不管是哲学的、神学的还是科学的）编织的束缚人的独特的生存和个性的罗网，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的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在他们的这些思想中，已可窥见后来出现的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所谓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或者说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雏形。
　　另有一些哲学家（特别是英法实证主义者）则着重批判传统哲学的思辩形而上学，强调哲学应当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他们由此既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思辩唯心主义，也反对１７－１８世纪那种企图给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唯物主义，认为它们都把哲学变成了超越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的形而上学，而后者束缚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他们反对哲学探索自然的本质寻求事物的客观规律，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限，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他们大体上继承了以休谟为典型代表的经验派哲学的传统，不过，他们不满意休谟的怀疑论，更不满意旧的经验论由于缺乏实证自然科学根据而带有的思辩性。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排除思辩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确切性的哲学。他们由此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科学主义思潮。
　　尽管１９世纪上半期，特别是４０年代以前，欧洲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尚是以理性和主客心物二元分立为基础的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上面所说的两股哲学思潮（特别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尚未引起西方舆论界的充分注意，未成为具有强大影响的哲学学派，但它们却已无可逆转地预示着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向。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由于欧洲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哲学发展的形势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被人抛弃了，上述两种思潮倒是越来越得势，以至于形成为一百多年来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潮。这期间，在西方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哲学流派，其中也有些流派仍带有明显的思辩唯心主义特征，它们往往与一些古典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或宗教哲学关系密切，甚至是由后者脱胎而出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它们当作这两种思潮以外的第三种思潮，即宗教和思辩唯心主义思潮。但这些流派的理论影响相对说较小，而且它们大都与上述这两种思潮有较密切联系，甚至就是它们的变种。因此，１９世纪中期这两种思潮的正式形成，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与古典哲学有重大差别的新阶段，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大致上都可归属于这个阶段。
　　　　六　现代西方哲学的坠落和超越
　　从追问关于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哲学体系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模式的观点看，从立足于心物主客二元分立、并把由此而产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等的对立当作哲学发展的基本路线的立场看，上述两种哲学思潮的出现和流行，的确意味着哲学上的一种坠落。它们不仅的确抛弃了以往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而且也否定了这个传统赖以存在的基础。因为它们不仅明确无饰地反对各种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而且还在反对二元分立的要求下根本取消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标准意义下的关于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从唯心主义是一种认为世界的本质、本原是精神，物质是由精神派生的学说看，绝大部分西方哲学家也都反对唯心主义。但从唯心主义是一种从作为主体的人出发来看待人和作为人的对象的世界并认为现实世界是由人本身所建立的世界的学说来说，这两种思潮大体上都可归属于唯心主义，不少西方哲学家公开称自己的哲学为唯心主义。因此，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归属唯物主义作为其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它们的评价只能是否定的。与此相关，如果谁试图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寻找唯物主义因素，并把是否具有这种因素当作评价它们的根本尺度，那必然会脱离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趋势，把它们自己认为应当否定的东西当作肯定的东西。看来，这似乎是一条不宜走而且走不通的路。
　　对否定了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的现代西方哲学是否应当由此而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呢？这实际上涉及到是否应当坚持传统的哲学思维模式的问题。如果坚持，那必然否定。即使人们有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愿望，只要他们仍然坚持传统的哲学思维模式，那这种愿望就永远只能是一种无法付诸实现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作过这种表示，但一涉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具体评价，就往往望而却步的原因。
　　然而，对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的这种坚持，并不意味着坚持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但它们都实现了对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的超越。马克思早在＜费尔巴哈论纲＞等早期着作中即已明确地否定思辩形而上学，肯定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强调哲学应以人为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现代西方哲学通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因此二者之间可谓殊途同归。一句话，它们同是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模式。因此，如果坚持传统的哲学思维模式，那在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这种坚持不是哲学上的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从１９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的发展出现范式（模式）转换以来，一百多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它又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迁。大大小小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复，使人目不暇接。它们的理论特征又彼此相异。各种思潮和流派内部也多不纯一。就对它们的具体的思想评价说，往往是真理与谬误并存，进步与倒退交织，革命与反动同在。抱着完全相反的立场和观点的人都不难从其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例证。因此，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的超越，很难笼统地对之作出是非评说。然而，至少它们如下的几种趋向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第一，作为对传统思辩形而上学、特别是其本体论的超越，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放弃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并把哲学置于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的科学的企图。这种超越在外表上似乎是对哲学的一种消解，因为它大大地限制了哲学的范围和职能。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进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它们越来越不需要哲学来代行其职能。再让科学服从哲学只会束缚科学的发展。哲学只应去作它自己该作的事情。后者究竟是什么，诸家之说不同（例如，帮助树立正确世界观，作为对智慧的训练，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作为科学方法论，等等）。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二，作为对是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所谓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的情感、意志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包括它们的性质和作用）的研究。这些研究有时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例如有的人夸大了情感意志的作用，走向了唯意志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但他们毕竟扩大和加深了人们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而那些未经理性改装和凝固化（其中可能包括着各种扭曲）的本真的精神活动可能是通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门户，对它们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作为对传统认识论的超越，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这种认识论基础的二元论倾向。这并不是完全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等之间的差别和关系，而是要求将二者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活动。康德曾企图借助主体的先天综合能力来超越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实现他所谓哲学中的“哥白尼倒转”。然而，他又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反而加剧了二元论倾向。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则企图进一步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来克服康德的不彻底性。在如何解释这种能动性上他们之间众说纷纭，其中有的说法可能荒谬，但也有一些不无真理成分。有的人甚至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相当接近的思想。
　　第四，作为对传统人道主义的超越，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作了揭露和批判。近代西方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却因其思辩形而上学和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而使人被物化并从而失去其本真的个性而告终。当现代西方哲学家从哲学上重新研究人时，他们首先要求的是恢复人的本真的存在，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各家各派在这一方面观点不同，但他们大都强调要把人看作是完整的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不是哲学体系中的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而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任何哲学问题都是因人的存在及其活动而获得意义。传统哲学的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它们实质上“遗忘”了人。它们的失落是人的失落。而哲学的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人的回归。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各种哲学转向归根到底是向人的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人的哲学意义的种种说法自然存在着许多矛盾和谬误，但也有不少真理的火花，是很值得研究的。
　　总的说来，现代西方哲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继续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领域。黑格尔曾说过，人们不能在岸上学会了游泳再下水，只有通过下到水中实践才能学会。同样的道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是非功过，也不能只是信赖权威的现成结论，唯有通过自己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才能知其究竟。
　　注：
　　本文系作者为《现代西方哲学》新版重写的《绪论》中的一节。
　　
　　
　　
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石家庄056-066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刘放桐19951995 作者：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石家庄056-066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刘放桐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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