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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专家”

 

1937年11月，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一介书生李敷仁与同仁在西安创办了一份通俗报纸《老百姓》报，以普通工农群众为主要阅读对象，宣传抗日，主张民主，用百姓的话说出百姓的疾苦与心声，并采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受广大民众欢迎。《老百姓》一纸风行，国内发行13个省，甚至在苏、英、美等国也有订户。1940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老百姓》报之后，李敷仁还办过《国风日报·农村周刊》、《民众导报》等，被青年农民尊为导师。1946年4月30日，他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重伤未死，得咸阳百姓相救，幸免于难。此案震动全国。

在中国报业史上，李敷仁和《老百姓》报具有独特的魅力，在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通俗报纸中，迄今还鲜有一份报纸攀上这样的高度，今天知道的人恐怕已不是很多了。



李敷仁（1899～1959），原名文会，字敷仁，笔名老百姓、劳百姓等，生于陕西咸阳县北杜镇一户贫苦人家，1905年上私塾，1913年考入咸阳县立高等小学校。“乱世尚武”,1916年他投笔从戎，考入潼关陈树藩的军事教育机关——模范营骑科，因母病还乡，在家乡带头和扰民的兵、匪斗。1919年，他开始在当地设馆做起孩子王。1922年，他考入西安第三中学，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之一，参加了省学生会的工作，领导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西安三中，他受到早期中共党员魏野畴的影响，接触了《新青年》等刊物，读过《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存》等。

1926年夏天，李敷仁毕业后找不到教书工作，应邀到模范营时的老连长、已经是师长的何经纬部当了一阵教导队分队长，不久即回到故乡，在咸阳高等小学当国文教员，半年后被县里聘为校长。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陕西，他加入了国民党，还帮助村里、镇里办起了农民协会以及农民夜校。

1928年8月，他到南京、上海寻找新的出路，在上海一家叫《生华》[的]期刊编辑部做编辑、校对，边学边干，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新闻事业，为他以后办报打下了一些基础。当年他就应邀回到西安，在国民党省党部宣传科当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后升任宣传科长、报社总编辑，写过《地皮将透的咸阳》、《虎口余生记》、《空前的大荒旱》等文，指出“天灾的原因是人祸——人祸就是军阀”！他还兼任陕西省立二中、西安市中等学校的公民教员，被一些师生誉为“公民专家”。1930年11月，杨虎城回陕西后，他离开国民党省党部。

1931年春，他到西安一中任公民教员，还在省立医院做总务科长。6月，在杨虎城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但1932年3月就提前回国，一度在北大旁听。他回到陕西后，重操旧业，先后在省立二中、汉中五师、西安女师、西安师范、固市中学、兴国中学教公民课，一干就是十多年。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写了《以鲁迅的话悼念鲁迅》一文：

 

他像个莽原上奔流的壮丁。他瞧见许许多多的死魂灵！在热风野草中仿徨，瞻仰着桃色的云，南腔北调地吟风弄月，他更瞧见坏孩子盗表，青年人苦闷的象征，工人绥惠略夫。他于是以自由之笔，在夜的故乡里，朝花夕拾，作成狂人日记，尽量地呐喊，要救救孩子！…… 《老百姓》报
事出非常，一年辛苦一弹尽；
幸而返里，不然也是一命毕。

 

1937年7月，他被陕西省教育厅派到国民党举办的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10月，他却在西安师范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其实他早于1932年起就被国民党列人了黑名单。



1937年11月12日，在七七事变以后的烽火硝烟中，李敷仁和一群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办起了《老百姓》报，创办资金仅仅是两个新生儿满月的100多元喜酒钱。这是他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在第二期的刊头语中他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宣传坑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后他在1946年写的《忆〈老百姓〉报及其与读者的结合》文中说：“报纸要交给人民，成为人民的报纸，说老百姓心中要说的话。”

《老百姓》报是周报，先是八开两版，后扩大为四开四版，内容有社评、评述、一周战事、社会情况、名人传略、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形式有政论、杂文和富有浓厚西北地方色彩的快板、数来宝、劝善调、秦腔唱词等。报纸不仅大量引用民歌、民谣、民谚，还有方言、土语，通俗化是它的第一大特色。由于它敢讲实话，内容新颖，形式活泼，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受到识字不多的底层老百姓广泛欢迎。《老百姓》报一共出版了113期，到1938年创办一周年时不算加印的，订户就已突破万份，共发行了100多万份，行销国内13个省，是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的通俗报纸，而且国外美、英、苏、法、加、瑞典、匈等国都有订户。

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老百姓自己的事，把抗战的大事简单具体地告诉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疾苦真实地说出来，《老百姓》报克服了大量难以想象的困难，光社址在两年五个月中就迁过四次，先从西安师范搬到西安青年会，1938年11月被日本飞机炸毁，李敷仁因事临时回家，才幸免于难。他在这个月27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

第二次搬到培华职业学校的房子，1939年3月2日又遭日机轰炸；第三次迁到新址，10月10日的轰炸又挨了几弹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始终坚持照常出版。

当然，更严峻的还是经费问题。1939年春节前夕虽然已有百二分销处，40名通讯员，广布黄河两岸，但经济上几乎支撑不下来，同仁们都是些中学穷教员，愿意每月出5元，最终也没有实行。他们只好登报募捐，一次募得1674.52元，全年募捐所得有3000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角、两角捐出来的，同时得到、韩望尘、杜斌丞等西北有声望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报社请了17位董事，都是陕西各界的名人，他们每月拿出20元支持办报。

1939年11月12日，在纪念《老百姓》报创刊两周年时，李敷仁说，“我们除向出过募捐款的各界人士诚恳致敬以外，并向各位声明：我们愿以最大的努力，来保养《老百姓》长命百岁！

在李敷仁主持下，《老百姓》报以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辛辣、犀利的笔锋揭发贪污，痛斥奸商，宣传抗日，嬉笑怒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产生了其他报纸无法起到的作用，不仅替老百姓说了不少话，老百姓也说了不少话，《老百姓》报因此被誉为“人民喉舌”，被称为“咱老百姓自己的报纸”。老百姓亲热地称《老百姓》报和编辑是咱“老百姓”，李敷仁索性以“老百姓”做自己的笔名。李敷仁的文章常常切中时弊，击中要害。1938年10月24日，他在第42期发表社论《反对隔桌子打人》：

 

而今是民国了，老乡！不要说以民作主，就是拿官来作主，试问老百姓跑光了，你能打日本、建立新国家吗？你连白蒸模都吃不进嘴了！孔夫子说：做官人要“使民如成大祭”。孟夫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皇上不值一个“大板儿”。前次国民政府，到汉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家商量好的议案，马上下令全国各省县政府，“如有违法滥权，侵害人民”，老百姓得依法上告或请愿，总要叫老百姓不吃亏才是。这是多么替老百姓操心的公事，所以我们大声喊叫，反对“非刑拷打”! “反对隔桌子打人”!

 

河南读者甚至首创了老百姓报阅读会，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四省得到推广。1939年4月25日，《老百姓》报发表《老百姓阅读会组织规程》，两年间仅保持经常联系的读报会就有37处，会友达2000多人。第46期发表的李敷仁《保卫家乡歌》，深入人心，起到了动员老百姓组织起来抗日的积极作用。李敷仁常说：“用人民的喉舌，作为唤起人民的号炮。”除了报纸，还发行了小丛书15种、7万册以上。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所出的《新闻学季刊》上提到《老百姓》时，说它“内容文字皆十分通俗，直接深人民间，影响不小！”

在《老百姓》报存在的不到三年中，它就拒绝了三次收买。一次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来是行动委员会和胡宗南的战干四团。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政治部、陕西省党部先后找李敷仁，请他干一份兼差，继续主编《老百姓》报，他谢绝了。收买分化不成，等待着他们的就是禁止发行、检查稿件、上黑名单、逮捕编辑等等。先是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是战区政治部新闻检查所，一字一句都要经过检查，目的就是要置《老百姓》报于死地。

1940年4月6日，《老百姓》报预感不妙，在第112期刊出紧急启事，称“现一面交涉一面出刊”。4月18日，他们倒填日期“1940年4月17日”出版了第113期，也就是终刊号。李敷仁流着泪连夜写出《与读者告别》文，回顾了《老百姓》报走过的曲折艰辛的历程，表示：

 

中宣部下令各省新闻检查所，调验报社、通讯社的登记证，《老百姓》在一九三七年冬季开刊时，只得到省政府教字一六六七一号指令“准予发行”四个字，而登记手续，从此就屡办不成。以至于四于十八日接奉长安县转下省府令，即日停刊！ 幸免于难

 

在最后谢幕的时刻，李敷仁没有忘记感谢所有支持、帮助、关心过《老百姓》报的人们，其中包括了国内名流学者，甚至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战区政治部、教育厅、动员会的人，“或提办津贴，或加意指导，或各方训勉”。《老百姓》报的停刊对李敷仁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对朋友说：“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1942年10月，李敷仁被派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国民党封官许愿，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赠送签名照片，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动心。在重庆，他见到了着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邀在育才中学做了两次演讲。

1944年10月16日，他在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主办的西安《国风日报》上创办《农村周刊》，为老百姓大声疾呼。当地老百姓奔走相告，“《老百姓》复活了！”在11月12日发表的《勿谈国事》中，他说：

 

原来在前清的时候，……不管皇上多么混蛋，朝政多么黑暗，谁还敢放个屁！……后来孙总理起来革命，赶走皇帝，把专制政体改成“民主共和国”，就是说，国家大事应该叫老百姓来管，不应该叫皇上称孤道寡。……

现在世事变了，不但老百姓能够谈国家的大事，而且政府还要对这件事大加提倡；……大家越能谈国事，“国事才能变好”，大家也就能过幸福的日子了，反正国事是大家自己的事情。

 

在《小学教员的生活》文中，他大声疾呼，发出了“救救先生！救救先生！”的呐喊。

好景不长，不过一个月零六天，到11月21日，《农村周刊》只出了六期就被绞杀，真可谓昙花一现。

1945年5月21日，陕西省教育厅所属民众教育馆创办《民众导报》，四开小报，每周一期，请李敷仁主编。他说这是报纸式的杂志、杂志式的报纸，一半发表评论、杂文，一半刊登国内外新闻、通讯。《民众导报》继承了《老百姓》报的传统，语言通俗，笔锋犀利，详细报道了咸阳灾情、县长刘发钰贪污及当地人民惩办贪官污吏的要求，刘重金聘请律师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广告栏中逐条答辩。李敷仁亲自到咸阳农村深入调查，还组织老百姓举代表成立“控诉委员会”，还鼓动学生成立“咸阳旅省学生驱刘后援会”，召开“咸阳旅省同乡会”通过了声援议案。这一切《民众导报》都作了报道。他以记者身份参加驱刘大会，刘终于站在了被告席上，当局也只得当场宣布将刘撤职查办，退还赃款、赃粮。从此李敷仁的名字就更传遍了咸阳城乡，成为当地老百姓心中的偶像。

《民众导报》出到第十期，已发行一万多份。当年12月12日举行了万份纪念号，西安各界前来祝贺，盛况空前。第18期因发表《停止棉花借款吧》社论，受到当局严重警告。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民众导报》出版了25期，在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下了功夫。1946年，当局开始追究《民众导报》的立场、背景，李敷仁和中共、民盟的关系。在当局的步步进逼下，李敷仁决定5月1日离开《民众导报》，离开西安。

但已经来不及了，国民党特务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在1946年5月1日对他下了毒手。他们把李敷仁绑架到咸阳西北的苏家庄，向他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打准，第二枪从背部右侧射入，穿过颈项两动脉之间。但他重伤未死，被当地百姓所救。

李敷仁惨遭暗杀，引起各界抗议，西安各界组织了自卫委员会，教育界组成“五一”李案后援会，通电控诉当局的罪行。民盟中央向当局提出严正抗议。重庆、上海、北平等地新闻界、文化界，也先后通电抗议。李敷仁随后去了延安。

李敷仁长期致力于搜集、研究民歌、民谣、民谚的工作，1942年他在重庆曾和郭沫若讨论过民俗学等问题。他这方面的编着有《中国民歌集》、《抗战歌谣》、《古今谣》、《关中民歌集锦》、《中国谚语》、《老百姓语汇考》等，是个卓有成就的民俗学家。他主编的《老百姓》报、《农村周刊》、《民众导报》，积极推广通俗化，在报业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笔。

1958年2月19日，李敷仁因“心力衰竭”而逝世。

傅国涌 2011-04-11 20: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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