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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程光炜)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向”，在眼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所说的转向，不是指历史的断裂，而是对历史的重新叙事，是对研究视角、学科话语和描述方式的重新建构。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
　　如果市场时代可以称之为“后革命时代”的话，那么，它与“革命时代”则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虽然它仍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自己的价值目标，但是它不再把暴力革命及其思想确认为完成这一使命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主张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心上来。在此情况下，影响社会公众生活的不再是“传达文件不过夜”的宏大的国家叙事，而是市场价格、股票行情、社会保险及其人生百态，和以大众文化和传媒为主导的日常叙事。其次，一元化价值压力的消失，为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出现准备了思想的温床，具体地说，“后革命时代”事实上是一个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功能多层化与发展的现实“场域”。大城市周围星罗棋布的小区，农村人口的流动和转移，信息与世界的联网，都意味着对大一统叙事的分割、游离和解构，它们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活和价值“单元”，使“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对未来民族国家的“预设”有了某种天壤之别。因此可以说，“革命时代”强调一元化叙事，而“后革命时代”却主张多元化叙事，它主张给所有的历史与文学叙事以绝对平等的地位。最后，由于文化越来越听从市场逻辑的支配，而不听从先验理论逻辑的支配，主流文化在失去对文化市场的掌握权的同时，也在失去对历史叙事的特殊解释权。在此背景下，与主流文化关系密切的老一辈知识精英正在随“革命时代”而远去，另一批疏于“革命时代”而亲近市场时代的中青年知识精英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正以自己的文化想象“重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图”。
　　那么，“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势必就会作出以下的调整：第一、在历史认识论上，它不认为自己的发生与发展是“革命时代”的直接产物，而是认为，“现代性”才是构造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观和文学观的主轴，“革命”只是现代性诸多表现之一种。因此，它对文学史叙述不应有某种不容置疑的“裁决权”。近十年来，一些卓越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着作，已经超越了上述阈限，并对这一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二、主张文学史建构应该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原生态的文学史图景之中，走出秩序化的、等级化了的文学史状态，警惕文学史家非客观的遮蔽和删节，尤其应该警惕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学的压抑、对多元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歧视性处理。我们以为，文学史家应该重新“回到现场”，回到1950年之前那个“被叙事”现代文学史的现场，以宽容的文化襟怀、精细的研究眼光，对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重新爬梳、清理和发现。而且，应该扩大历史叙述的视域，不光关注文学史、作家作品的发生史，也应该关注现当代文学的办刊史、出版史、社团史、作家心态史、大众文化传播史等等，也就是说，力争把影响到现当代文学发展和走向的“综合因素”与“合力”置于历史的叙述当中。第三、我们不反对继续用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不赞成将之建构放大成一种主体性的、处于显学地位的研究模式。这是因为，它作为“革命时代”的“思想遗留”，已经不足以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真实状态，描述其多元共生的审美形态，即使有些关键词是出于一种大胆的假设，其实它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实际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单是一部主观意念中的“对立史”，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里，它更是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民间社会、都市文化、知识精英、政治集团，或者说内忧外患等几条线索之间的“纠结史”、“矛盾史”；不是缘于一种对立的冲动，而主要是各种因素的互动与冲突而构成文学史复杂多变的图景的。所以，现代性问题，才是构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板块、组织文学叙事、影响作家作品文化心态和审美意识的“焦点”所在。我以为，以“现代性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而不是以“对立史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应该是现在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四、在上述情况下，“文化研究”取代(至少是暂时取代)“纯文学研究”自然成为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在我看来，所谓文化研究主要考虑的不是策略性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挫折联系起来，把作家作品的生产和传播置于现代教育、社会体制、现代文化、现代出版、政党制度以及大众文化传播的多重视野之中。也许只有这样，过去政治史所遮蔽的诸多文学现象和问题，才可能获得重新被“发掘”、被“发现”的历史契机。而一些长期争论不休、但实际上缺乏学术价值的问题，也能由此得以澄清，被合理地悬置起来。当然，文化研究对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并不意味着简单代替文学史研究，把文学问题“泛文化化”也是应该警惕的。
　　我们注意到，除少数一些文革前毕业的出色的研究者仍然在这一领域中耕耘外，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阵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有“77级、78级”背景的人，开始成为这一学科的主力军，通过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正在完成其历史性的“转轨”。另外，一批近几年毕业的博士生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他们更具锐气和开拓性的姿态，使这一阵容增色不少。我们知道，“文革的终结”不只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精神传统包括其思想范式(包括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终结。文革以最极端的方式预示了“革命时代”的危机，即一种不再是社会生活中心的危机，或者说是走向边缘——成为一种历史遗产的危机。正是文革的终结孕育了市场时代，在文革的废墟上结出了“后革命时代”的花朵。在我看来，77级、78级中的少数知识精英，即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开始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重建，开始了不同于上代人的思想的求索。文革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是这一思想“求索”的产物。文革后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后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当前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正是这一历史范畴的知识分子群体。不难设想，世界观、人生观的变化，必然会直接影响到文化观和文学观的变化，影响对学科话语、体系、概念和描述方式的新的形成。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民间的还原”等一些问题的提出，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学史叙事框架的明显调整，许多人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式的改变，实际就发生在我们所说的“文革终结”——“世界观重建”——“后革命话语”这一学科转轨之中。当然，由于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这一转轨将要付出的思想代价，它本身的艰辛和遥远，也是可以预计的。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是市场时代的代言人，而是市场时代的批判者。它利用市场时代的颠覆力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叙事，但不等于是市场的合谋者。因为无论在精神向度，还是在价值趋向上，它与市场时代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承担的实际是反思革命和反思市场的双重历史任务。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表示过这个意见，革命和市场是影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两支主要力量，在二者的干预、渗透和控制下，中国文学所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各国、也不同于东方的日本、印度的异常艰难的道路。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以逐步牺牲自己的历史主体性来获得发展的生机的。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势必既要重新审视革命的历史，也要重新审视市场的历史；它既要研究革命是如何结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框架、文学叙事和概念范畴的，也要研究市场是如何影响到文学的生产和传播的。还应看到，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双刃剑，“革命”和“市场”培育和生产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要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术语，组织了它基本的历史线索。虽然“现代性”研究并不等于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但是至少它应该是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和工作。
　　2002.5.29
　　
　　
　　
南方文坛南宁19～2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程光炜20022002 作者：南方文坛南宁19～2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程光炜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0: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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