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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90年代初，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大量发表，把国际学术界对于苏联史，特别是苏联对外政策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了苏联的远东政策。在整个1949年，莫斯科坚持应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以军事手段完成朝鲜统一大业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的唯一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1]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各种推断和广泛争论。
　　叶·巴让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瓦·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了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李钟植和陈兼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谢·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即表明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詹·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着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约·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2]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的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3]约·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4]阿·托尔库诺夫等在其着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5]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和中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二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更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本文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
　　形成决策的前提
　　从逻辑上说，斯大林同意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认可朝鲜半岛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不惜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对远东的战略和策略。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个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和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在战后的几年当中，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例如在欧洲和远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同时，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例如近东的土耳其和伊朗，苏联有意推行一种有限扩张的对外政策。不过，对于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与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促使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莫斯科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因此，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做出的最后反应就是全面调整其外交政策，从而使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出以冷战为特征的战争边缘态势。此后，斯大林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变得更具有进攻性和挑战性了。[6]
　　美国与苏联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7]
　　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在远东也进入了紧张的对抗状态。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自然是加强美国与苏联在远东敌对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一结果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但其本身毕竟不是莫斯科有意造成的局面。朝鲜半岛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在战后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到1949年，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朝鲜南北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8]
　　当时莫斯科估计美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的意图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9]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10]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进攻。[11]甚至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也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使苏联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清津的海军基地，以及在平壤、江界等地设立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些基地的设施有可能被北朝鲜军队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12]与此同时，苏联全力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朝鲜统一的运动，这就是于1949年6月开始的成立“统一祖国民主阵线”及其开展的大规模宣传活动。[13]不仅如此，在北朝鲜边界受到挑衅时，莫斯科还制止朝鲜人民军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反击行动。
　　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可以利用军事反击行动实现朝鲜的统一。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14]9月15日什特科夫大使也报告了北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认为，朝鲜半岛内部的政治形势对北朝鲜是有利的，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15]
　　但是，斯大林坚决地拒绝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这说明在军事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这说明在政治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此外，进行局部的反击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16]这个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17]
　　北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18]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和“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19]这进一步证明，斯大林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本文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北朝鲜还没有好充分的准备。[20]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会因为美国不进行干涉就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而只能是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会作为实现动机的必要条件来考虑美国是否进行干涉的问题。否则，莫斯科就可以在任何美国不会进行干预的地区采取军事对抗行动了。因此，对于美国干涉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北朝鲜方面是否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因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决议所提到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21]
　　如果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完全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换句话说，斯大林可能认为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根本问题是当时莫斯科还没有形成改变对朝鲜政策的动机。如果说到斯大林的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在1950年初的举动。
　　[1]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凡本文直接引用的俄国档案文件均出自我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或其他地方看到的保存在那里的俄文档案复印件，有的原件无档案号。这里，感谢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及陈兼、凯瑟琳·威瑟斯比、奥德·韦斯塔、谢尔盖·冈察洛夫为我提供的帮助。
　　[2] 以上观点是在1995年7月华盛顿关于朝鲜战争学术会议的讨论中出现的，威瑟斯比向我提供了由她本人撰写的“会议报告”。
　　[3] 见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第151—152页。
　　[4] 约翰·加佛：《争论、范例、责任与50年代美中冲突的起源》(Polemics, Paradigms, Responsbility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PRC Confrontation in the1950s)，《美国与东亚关系季刊》1994年第3卷第1期，第27—28页。
　　[5] 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关于朝鲜问题的新看法》(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новый　взгляд)，莫斯科1995年，第32页。乌菲姆采夫是瓦列里·杰尼索夫的笔名。
　　[6] 对上述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7] 利用最新材料对柏林危机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见米哈伊尔·纳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俄国档案的新资料》(Берлиннский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近现代史》1995年第3期。
　　[8] 详细材料见1949年4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9，第13-14页；1949年5月2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未标明收报人)电；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等。有关1949年春夏沿三八线发生小规模冲突的详细情况，可见约翰·梅里尔：《朝鲜半岛战争的起源》(Korea：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纽瓦克1989年，第130-151页。
　　[9] 1949年4月17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
　　[10] 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1949年6月4日缅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6，目录9，案宗14，第57页。关于苏联军事援助的情况还可见朴文洙：《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与朝鲜战争：历史的回顾》(Stalin's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Revisited)，载《朝鲜观察家》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48页；《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页。
　　[11] 什特科夫曾多次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缺乏武器，在战斗中“无力抵抗”，“在战备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状况。1949年2月3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4月20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字迹不清)电。1949年6月25日什特科夫的报告也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存在“南方的威胁”。见《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21页。
　　[12] 1949年7月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总统档案馆。档案文件上有苏联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斯基7月4日的批语：“同意”。
　　[13] 1949年6月5日、6月2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总统档案馆。
　　[14] 1949年9月3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36-138页。
　　[15]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1-21页。
　　[16] 1949年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71次会议决议，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30-32页。
　　[17] 1949年9月23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指示稿(二)，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33-38页。
　　[18]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俄总统档案馆。
　　[19] 1949年10月26日、11月20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俄总统档案馆。
　　[20] 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参见沈志华在《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中的介绍。
　　[21] 例如，南朝鲜游击队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在1949年秋，那时游击队已发展到可以正面进攻大城市，并能与南韩军队师一级兵力作战的规模。而到1950年春天，南朝鲜的游击活动由于受到镇压，已经大体平息下去了。详见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上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4页。
　　

沈志华 2013-08-28 10: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