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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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史学界经久不衰的课题。美国历史学家罗斯玛丽·福特曾对80年代西方学者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成果做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1]中国的军事史研究者徐焰和曲爱国则对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合论述。[2]本文的重点在于介绍80年代末以来在朝鲜战争史研究中出现的新材料、阐述的新看法。限于篇幅，上述文章已经评介过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涉及。
　　关于新的文献资料及其来源
　　随着档案文献的公布，国际上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出现了两次高潮。1976年美国国务院编辑的多卷本文献资料集《美国对外关系》开始公布有关朝鲜冲突的美国档案文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1979年出版了介绍美国军方对朝鲜政策形成所起的作用的两部着作。其时，英国档案也陆续公布出来。到1984年，《美国对外关系》中朝鲜战争时期的各卷全部出齐。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界关于这场战争及其起源的研究着作迅速增加。第二次研究高潮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7—1990年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同时出版的还有《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和其他一些文献。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和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3]中国文献资料的公布不仅促进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保存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全部复本，有关中国领导人出兵朝鲜决策的46封电报全部被译成英文在美国杂志上刊出，[4]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论着将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作为附录全文刊出。[5]此外，笔者得知，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已经由旅美学者陈兼译成英文，不久即将出版。
　　90年代初，俄国也发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朝鲜内务省副相姜相浩、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隐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了解内情的前苏联外交和军事官员(如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格奥尔基·洛博夫、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格奥尔基·波尔特尼科夫、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的首席顾问瓦伦丁·索济诺夫等人)。有关这些回忆和采访的文章在俄国、韩国和美国的报刊杂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这一时期，在研究者中特别引起轰动反应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苏联档案开始大量公诸于世。在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与金日成、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中苏朝三国领导人之间以及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把其中的215件档案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等人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在香港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6]与此同时，有些学者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掘出不少俄国档案材料，并在他们的论着中加以引用或全文刊出。[7]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朝鲜研究中心还与俄国外交部的外交学院签署了共同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学术合作协议，从而得到了一批俄国解密的原始材料。目前该中心正在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合作，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翻译。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一方面将这批文件的复印件提供给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并存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以供研究者使用，一方面把其中的216件档案(由曼绍洛夫和威瑟斯比)译成英文在该中心编辑的《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5/96年第6—7期刊出。笔者最近在莫斯科访问得知，俄国学者又在档案中找出约2000页关于朝鲜战争的新文件。
　　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的涌现，朝鲜战争研究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披露，各种不同的新观点和新问题也开始出现在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中。
　　关于1949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1949年，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南北双方剑拔弩张，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尽管在三八线附近冲突和交火事件不断，这一年并没有发生战争。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研究者首先考察了这一年的3—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
　　韩国学者金澈凡认为，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第一次向斯大林通报了他要进攻南方的计划。由于北朝鲜军队还没有获得对南朝鲜军队的绝对的优势，斯大林对此态度消极。但这并不说明斯大林不赞成，而是表示要到北朝鲜的军队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实行这项计划的时候，才愿意支持金的计划。朴文洙对这次会谈分析后断定，斯大林对朝鲜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比较很感兴趣，似乎已经在设想或考虑不久的将来在朝鲜燃起战火的可能性。[8]与此相反，大多数学者根据俄国档案披露的会谈记录认为，会谈中虽然谈到了三八线附近不断出现的麻烦和冲突，但并没有涉及使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俄国学者曼绍洛夫指出，与西方文献中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广泛流传的说法相反，两位领导人并没有计划或讨论过一个传说中的金日成进攻南方的方案。俄国文件证实，那些基于《赫鲁晓夫回忆录》所谓３月5日会谈期间金日成迫使斯大林支持通过促使南方爆发起义来发动进攻的纯属推测的传说，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而所谓斯大林告诉金日成：在制定出更详细的计划之后再到莫斯科来，这更是想入非非。至于会谈中有关军事援助的问题，曼绍洛夫解释说，1948年12苏联军队从朝鲜撤出后，暴露了北方军事上的脆弱，而南方好战领导人关于“北进”的狂热叫嚣更使北方对其军事上的压力感到高度紧张。因此，金日成极力要在朝鲜半岛上实现一种军事上的平衡。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也指出，许多留意朝鲜地区局势的人都注意到，19４9年春李承晚政府开始对北朝鲜表现出一种新的强硬态度。后来它被解释成一种“威吓政策”。它旨在阻止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以换取美国承担防御义务，并保持对南方的压力。这种新的“威吓政策”使莫斯科和平壤政策制定者的头脑里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疑问，即是否应该根据南朝鲜的意图和实力来重新看待南北方之间军事力量的强弱。[9]
　　到1949年夏季，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对于南朝鲜的战争叫嚣和军事准备，朴文洙认为是北朝鲜领导人企图通过指责南朝鲜将在夏天向北方发动一场全面进攻来哄骗苏联领导人。为此，平壤向莫斯科发出假情报以便争取苏联批准北朝鲜的计划。尽管斯大林原则上并不反对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但他担心美国在平壤达到其目标之前干涉朝鲜问题。曼绍洛夫则指出，1949年上半年，南方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军事优势正在迅速地消失。美国军队陆续撤退，使他们在军事上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渴望在美军离开南方之前发动一场对北方入侵的原因。但是，与北朝鲜的日渐强大相联系，南朝鲜在促使美国承担防务责任和取得实际军事援助问题上所遭受到的挫折，肯定对李政权在美军撤出后实现北侵计划的企图，起了积极的阻遏作用。[10]
　　俄国档案材料还披露出1949年夏秋斯大林阻止金日成实现其军事计划的内情。很多论着都提到苏联不同意北朝鲜关于进攻瓮津半岛以及在三陟地区建立解放区的计划，甚至放弃了苏联军方提出的重新在朝鲜部署一些苏军作为前哨试探性防线的紧急对策，斯大林还对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支持北朝鲜军事行动而没有向莫斯科汇报提出严厉指责。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到1949年夏季末，北朝鲜与苏联政府在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上分歧越来越明显。前者要求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后者则指示加强在南方的游击活动并开展和平统一运动。关于这个问题，托尔库诺夫认为苏联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首先是为了防止南方进攻，而北朝鲜领导人则是急于在受到南朝鲜入侵的威胁时能抢先发起进攻。朴明林认为，苏联主要考虑的是，从目前国内外的形势来看，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时机还不成熟。对南方的进攻，会为美国向联合国要求允许对南朝鲜派兵提供借口。而外国军队在南韩的长期占领，最终将导致朝鲜统一的推迟。曼绍洛夫则认为，斯大林显然已经相信，他很可能会在朝鲜被他的对手拖下陷阱，从而使他在还没有准备好同主要敌人冲突的时候，就被迫同美国作战。[11]
　　对于1949年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分析的结果，使曼绍洛夫得出了如下结论：虽然在1949年初，南方有过向北方侵略的企图，但它缺乏实现这一进攻性目标的军事能力。至于北方，它这时不仅没有南侵的意图，而且除了守卫边界线以外，它的军事力量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而通过夏秋季紧张的临战体验，南北双方对于朝鲜内部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得出了正好相反的教训。南方显然认为，它已经丧失了机会，不再能够凭藉自己的实力通过战争赢得胜利，从而开始摆出一种防御的态势。与此相反，北方则认为，只要在汉城存在着一个充满敌意的政权，南方侵略的阴云就将始终笼罩在北方的上空，因而不应当再对南方的武装骚扰忍气吞声。它不能冒险等着李承晚来决定是否对自己发动入侵，而应当对南方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朴明林的观点是，战争在1949年没有爆发的决定性的原因在于：苏联方面没有同意北朝鲜的计划；中国的革命尚未成功；北朝鲜还没有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到了1950年，这三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12]
　　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
　　朝鲜战争的起源是各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俄国档案开放以后，关于这个问题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看法。1995年7月24—25日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讨论朝鲜战争史的专题学术会议，不仅有各国专家、学者参加，还有许多战争期间供职的军人和文职人员旁听，并提出问题和进行评论。会议讨论了新的档案证据对长期存在的“传统派”和“修正派”之间争论的影响。金学俊、陈兼、詹姆斯·马特雷、约翰·梅里尔等许多与会者都认为，俄国和中国的档案证据以及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和访谈录已经削弱了近几十年来认识的基础，即朝鲜战争多半被描述变一场国内战争。然而，马特雷同时又告诫说，有些朝鲜战争研究者试图恢复“传统派”的解释也歪曲了这一冲突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传统派”与“修正派”两个极端的分析几乎使一代人对朝鲜战争的研究陷入了二者必居其一的境地，现在摆脱这种状况的时刻已经到来。[13]
　　各国学者普遍认为，俄国档案文件已经对1950年上半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发展状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描述：当1950年初金日成再次向苏联提出他的军事计划时，斯大林表示可以考虑；经过斯大林与金日成的3月会谈，苏联同意北朝鲜以武力手段解决统一问题，并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苏联军事顾问与朝鲜人民军共同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并付诸实施。尽管如此，对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内在因素和根本原因，学者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苏联驻平壤大使馆工作了15年的瓦列里·杰尼索夫博士强调1949年和1950年南朝鲜领导人的战争叫嚣使得莫斯科同意了对南方发动进攻，苏联领导人认为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是解放了李承晚，使他得以企图通过武力手段达到统一。而李承晚一伙的战争叫嚣受到莫斯科的认真对待。金学俊同意沿三八线的军事冲突是莫斯科最终决定向南朝鲜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主要原因，但他强调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在决定进攻南朝鲜中的关键性的作用以及毛泽东卷入决策的重要性。约翰·梅里尔则认为一种关于战争的地方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正在出现。朝鲜作为一个国家的分裂，应归咎于超级大国的影响，但也应归咎于日本的殖民主义和朝鲜的政治历史。半岛分裂后的不稳定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撤出，而冲突是在战争爆发后才国际化的。[14]华庆昭指出，朝鲜统一问题是朝鲜民族的内部事务，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别人都无权干涉，至于说到朝鲜战争，核心问题是美苏两国应共同承担责任。金澈凡也提出，对朝鲜战争事实的研究，应当同时考虑到国内局势和国际政治。不能否认，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已被美苏一分为二，而朝鲜半岛当时已经保持在冷战格局之中的这一事实，应当是战争的主要根源。无论如何，重要的是，任何仅仅根据推测而试图把战争的责任放在参加者一方的做法，都是应当避免的。[15]沈志华在他的研究着作中把朝鲜冲突放到冷战形成的国际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南北朝鲜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将自己的理想、权力和制度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从而实现民族的统一。问题在于北朝鲜的设想和计划得到了苏联的同意和支持，而南朝鲜同样的设想和计划却没有或暂时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和支持。因此，战争的爆发就如同在一场对抗性极强的搏斗中，做好准备的一方抢先出拳而已，战争的基础则在于三八线把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区域(或国家)，在于战后美苏两国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冷战局面，在于世界分裂为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对抗集团的格局。[16]
　　关于朝鲜战争起源讨论中分歧比较大的是中国与朝鲜战争爆发的关系。有很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在1949年4月与金日成的代表金一会谈时就支持金日成的作法，并同意把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籍士兵送回国；1950年2月与斯大林会谈时又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进攻计划；1950年5月与金日成会谈时更进一步表示要给金的军事行动以直接的援助。而曼绍洛夫的文章和白宙铉等人编译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明确提出是苏联、朝鲜和中国共同策划了这场战争。这一结论似乎支持了传统学派关于“共谋论”的观点。[17]
　　关于斯大林与毛泽东商议的问题，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提供的情况是，斯大林在接到什特科夫1月30日关于金日成要求实现其军事计划的报告后，有一个多星期拿不定主意。他给毛泽东发了措词很谨慎的密电，模棱两可地说：假如对于成功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就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同北京再次协商之后，2月9日，斯大林同意在朝鲜半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赞成平壤通过军事途径统一祖国的意图。这一天实际上就是朝鲜为了用武力统一两个国家而进行进攻性战争准备的正式开始。沈志华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沃尔科格诺夫引证的材料有误，因为斯大林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并没有向他提过金日成的计划，更不可能通过电报进行商议。[18]关于毛泽东与金一会谈的情况，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季夫注意到金日成曾三次同苏联外交官们交换过毛泽东与金一的会谈内容，而这几次报告有实质上的差别。在1949年5月14日的报告中金日成讲，毛泽东与金一认真讨论了朝鲜局势，并强调金日成应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在必要的时刻，中国会派军队进入朝鲜。但是，金日成1949年9月12日和1950年1月17日通报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告诉金一，近期出兵南方不妥当，理由是，总的形势对北朝鲜不利，而且中国正忙着与蒋介石作战，不会给北朝鲜多大的帮助。[19]
　　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他不会支持在中国的东北边境爆发一场可能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1949年对金日成的人力支援是因为北朝鲜受到战争的威胁；毛泽东与斯大林从来没有讨论过金日成的计划；而1950年5月毛泽东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不得不对金日成的方案表示认同。另一方面，尽管斯大林强调金日成的计划必须要得到中国的同意，但金日成并不愿意让毛泽东介入他的事情，甚至对中国封锁消息。[20]薛礼泰认为毛泽东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有两个原因：第一，金日成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夸大了斯大林对进攻南朝鲜战役的热情；第二，毛泽东已经要求苏联援助进攻台湾，因此担心对金日成的计划提出怀疑可能会刺激斯大林在中共进攻台湾问题上的神经。[21]结论是，金日成反复向苏联提出采取军事行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终于在1950年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支持。
　　关于苏联对朝政策变化的原因
　　学者们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提供的关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其政策的理由的唯一证据，就是1950年5月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所说的，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有可能同意朝鲜同志的计划。于是，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就成为说明苏联政策变化原因的主要根据。关于这一点，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
　　在1995年7月的华盛顿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引起了争论。巴让诺夫断定由于冷战在1950年已经全面展开，在朝鲜的战争就成为可以接受的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危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的认识的影响。杰尼索夫博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朝鲜进行一场战争。第二个因素是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冈察洛夫则认为应该更仔细地考察掌握核武器对斯大林思想的影响，因为虽然他有了原子弹，但他还没有掌握运载方式。这意味着苏联实际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苏联宣布它具有核能力，但并没有实际使用核武器的能力，这就会强烈刺激对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影响，冈察洛夫指出，当斯大林在1949年接见刘少奇时，已经形成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看法，因此他在1950年初的决定不能归咎于这一因素。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在1月5日的谈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詹姆斯·马特雷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着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一个原因。此外，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马特雷在俄国文件中发现的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表现出来的绝望。李钟植认为，既然俄国文件清楚地表明斯大林非常关心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如果美国对朝鲜的态度表现得更坚决一些，战争就不会爆发了。陈兼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美国干预的可能性是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一直是前一时期讨论金日成计划的中心问题。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22]
　　冈察洛夫等人的着作对此作出的结论是，1950年4月斯大林对美国在亚洲的政策进行分析后决定直接卷入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其目标在于扩大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把美国的力量和从欧洲吸引开。[23]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苏联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24]托尔库诺夫认为“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宣布已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25]威瑟斯比认为“已经改变了的国际形势”，无疑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一个促使苏联对东北亚政策作重大改变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产生了打败美国的信心，他相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且将在50年代中期爆发。苏联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准备应付美国的进攻，要么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闪电战。同时她也指出，斯大林这样做决不是为了考验美国的决心，相反，斯大林非常不愿冒险挑起一场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只是在金日成的一再请求下，并保证战斗将很快结束而美国不会干涉之后，才同意北朝鲜的计划的。而且当美国军队真的参与保护南朝鲜时，他采取了激烈措施使苏联远离这场冲突，甚至到了实际上抛弃受苏联保护的北朝鲜的地步。有关的证据使人完全可以想到，如果华盛顿明确地宣布美国将保卫南朝鲜反抗北方的进攻，斯大林很有可能就不支持金日成重新统一的计划了。[26]
　　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国学者已经做过全面的论述。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战争开始后中国对朝鲜冲突的对策，先是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随着对战争长期化的估计以及战争局势的发展，确定了派兵入朝作战的战略决策。[27]最近出现的争论问题在于发现了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从而引起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几年来，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广泛引用这个文件，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至少毛泽东本人已经决心派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几家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又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同时，还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这两封时间相同而内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文件绝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伪造品”，而中国公布的文件则“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未发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错误”，甚至不能排除“中国当局为了表现他们认为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正确的历史看法，改动或歪曲了文件内容”的可能性。还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俄国档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现在官方批准的中国文献及后来学者着作中的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至14日电报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以此提醒人们“应该对中国关于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文献格外小心地对待”。[28]
　　沈志华在香港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尽管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但这两封电报的真实性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的确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也确有电报原件为证，虽然发表时略有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国的文件也是真实的。沈志华认为，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这封电报，是因为该电不是中国发出的，而是罗申直接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俄国档案中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则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他指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正式讨论。实际情况是当时中国的很多领导人都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同时，沈志华的文章认为，毛泽东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并不是就像当时罗申和斯大林及后来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中国对出兵援助朝鲜“犹豫不决”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文章对两封电报的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的结果说明，朝鲜战场出现的危急并没有使毛泽东改变出兵朝鲜的决心，而只是改变了他实现既定目标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复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方式。其原因一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二是要得到他在电报中要求的由苏联提供空军和其他军事援助的保证。[29]
　　关于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谈判
　　1950年10月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及其结果与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有直接的关系，也反映出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国内学术界便有不同的看法，最近，俄国学者又撰文对此发表了颇为不同的见解。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目前中国方面发表的已有周恩来的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的回忆，最近俄国学者曼绍洛夫也对斯大林的翻译尼古拉·费德林进行了采访，据说费德林在会谈后整理了一份会谈备忘录，不久即将公布出来。由于不同人的回忆本身存在着差异，学者之间也自然有不同的看法。[30]
　　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李海文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曼绍洛夫根据费德林的回忆，也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但张希、齐德学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31]力平和熊华源则引证了周恩来本人的谈话，说明当时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32]沈志华指出，周恩来在出国之前(10月6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就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说明当时中国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是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至于曼绍洛夫关于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材料证明，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33]
　　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着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34]还有一种说法则据师哲回忆认为，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是毛泽东13日给周恩来到回电中有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一句。[35]曼绍洛夫根据费德林的回忆提出了第三种说法，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而没有结果。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与周恩来一起给毛泽东发过联名电报。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绍洛夫还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会谈中“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的要求，并且“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36]沈志华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以及10月1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回电判断，同时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举证，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初步意见是一致认为中国不出兵。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同一天，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作出“迁就”。显然，这些举动都是对中苏领导人会谈结果作出的影响。[37]
　　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还有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即苏联是否拒绝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援助。曼绍洛夫认为，与中国传统的解释不同，斯大林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的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从1950年7月初到10月底，他毫不动摇地坚持如果中国同志决定进入朝鲜，他将派苏联空军和空防部队从空中保护中国的地面部队，他甚至考虑把这些部队直接派到平壤。所谓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说法是周恩来为阻止毛泽东下决心出兵而编造的理由。[38]沈志华分析了自7月初至10月底中苏领导人有关空军支援的往来电报以及后来苏联空军实际参加作战的情况后指出，有两个问题是中苏领导人在谈判前没有明确的，即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是与中国地面部队同时出动还是待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再出动，和苏联提供空中援助的方式——是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还是保护中国的后方及交通线。这就是说，斯大林的承诺是含糊的。而中国方面的要求，至少中国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清楚的，即要求苏联空军在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时为他们提供空中掩护。关于出动空军的时间，斯大林是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才明确表态，要推迟两个到两个半月。关于空军支援的方式，斯大林是在会谈后才说明，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只是保护中国后方。后来，苏联空军虽进入了朝鲜上空，但也仅负担保护交通运输线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说斯大林背弃了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有些勉强，但苏联的确没有满足中国提出的要求和出兵条件。[39]
　　关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基本考虑
　　中国出兵朝鲜的基本原因也是朝鲜战争史研究中一直众说纷纭的问题，新的档案材料披露后，学者们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
　　对中国文献研究的结果使克里斯廷森认为，美国1950年10月7日越过三八线，是促使毛泽东相信需要派兵介入战争的重要事件。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一反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战的政策，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这一行动提醒毛泽东注意，美国随时都可能背信弃义，进犯中国的领土。因此，美国越过三八线的举动就使中国相信美国具有侵略意图，以致他不理睬美国方面随后所作的将严格控制自身行动的许诺。美国在台湾和北朝鲜的存在，意味着中国将要长期面对来自两方面的令人难以承受的战争威胁。美国在朝鲜的军事扩张行动，也使毛相信，不论以后美国强权外交具体如何运作，在中美两国军队之间终究是要打一仗的。[40] 曼绍洛夫也倾向于把中国自身的安全保障作为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朝鲜战局发生逆转时，莫斯科、北京甚至平壤都没有什么政治意志了，他们很少希望为保卫北朝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因此，如果美国减少矛盾，在外交方面更坚定、更有说服力地向莫斯科和北京说明它在朝鲜战役中的目标，即它决不想进攻中国大陆或威胁苏联远东的领土，那么苏联和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决定让金日成政权下台，并接受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麦克阿瑟将军不断从他的东京司令部发出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且赤裸裸地把它与对苏联和中国的潜在的直接威胁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把动摇的中国人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几乎是强迫他们违背自己意愿地介入了朝鲜问题，从而也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重新考虑他撤离北朝鲜的决定的理由。[41]
　　陈兼在对中国档案材料进行了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不像长期以来西方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虽然北京是1950年10月做出的介入朝鲜问题的决定的，但早在7月就在这方面采取了措施。中国介入的原因比简单地保护它的邻国更广泛、更复杂。毛泽东的革命观念表现出他们那一代人对中国民族解放的激情和责任，表现出他渴望中国在世界政治中虽不能占统治地位但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心。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强调他们无法忍受华盛顿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蔑视；他们决心向“美国的傲慢”挑战。中国做为一个“中央王国”地位的复兴将会通过按照中国模式鼓动亚洲和世界革命来实现。朝鲜危机提供了试验这一理论的机会。中共领导人希望利用介入朝鲜问题来提高新政权的国际威望和影响，恢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危机的态度来自于他们要寻找一种方法动员中国人民支持1949年胜利后的继续革命的决心。换句话说，中共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理解就是迫切需要保持和提高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并没有制造朝鲜战争，但是当面对由战争带来的危机时，出于安全考虑的行为基础就完全沉浸在这种革命动力之中了。[42]薛礼泰也引用新的中国材料提出了关于中国决策的某种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毛泽东决定参与战争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美国决定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等于是美国人宣战了；第二，毛泽东相信介入朝鲜问题将对国内政治产生有益的影响；第三，中国东北受到美国向北朝鲜推进的威胁。总之，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没有把他们公开宣传的意识形态作为目的，他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43]台湾学者李明也作了比较广泛的解释，他指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即国际主义义务，苏联的压力，保卫国防和控制国内局势的需要。[44]沈志华强调中国出兵朝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被迫作出的决策，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考虑有三个方面：第一，避免被人指责走上铁托式的道路，而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第二避免在中国境内与美国进行战争，从而引起中国局势的动荡；第三，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中国东北。[45]
　　关于停战谈判与战争结束的原因
　　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材料的公布，朝鲜战争研究在停战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原因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主要集中在1950年底1951年初中国是否应该接受联合国方面的停火建议，中国、苏联和朝鲜方面对停战谈判的方针以及1953年达成停火协议的主要原因等问题上。
　　齐德学认为，中国军队在1950年底越过三八线开始第三次战役是识破了美国和谈阴谋而作出的正确决策，毛泽东与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只是毛泽东从政治上，而彭德怀从军事上考虑的角度不同，因而在何时越过三八线进行第三次战役的时机问题上想法不同。1951年初联合国的停火方案是美国精心安排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把戏，“华盛顿巧妙的策略使北京承担了破坏停战的责任”。[46]徐焰认为，第三次战役之后，中国决定稍事休整继续南进，并于1月17日宣布拒绝美国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提案，关键在于中国在此时提出的战略任务仍然是全歼敌人，解放全朝鲜。这反映出当时对敌方的力量估计不足。即使从军事上讲，当时接受停火也是必要的，当进攻方取得力所能及的最大战果时，应该乘敌方处境不利时在政治上取得最有利的停战条件。[47]陈兼的文章指出，1950年底，中国人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北京领导人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印度不断地向中国保证，13国的建议并不是由西方策划的；为换取北京接受停火，他们还保证将中国的其他利益也考虑在内。中国在战场上的指挥员，特别是彭德怀，对中国军队是否应继续进攻持保留意见。虽然取得了暂时胜利，但由于后勤系统薄弱和缺乏空中支援，这支军队还是脆弱的。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在获得国内增援以使其地面及空中劣势得以改善之前不应再继续进攻。然而，毛泽东在志愿军前两次战役辉煌战果的鼓舞下，依然坚持最初制定的“消灭敌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的目标。陈兼度为，当时，中国若接受这一议案将肯定能把华盛顿置于两难境地。尽管华盛顿并不完全同意13国议案的所有原则，但美国还是投了赞成票。正如艾奇逊后来所说，华盛顿面对一种困难的选择：支持该议案的结果是“失去朝鲜人并会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震怒”，不支持该议案则会导致“在联合国中失去多数的支持”。艾奇逊承认，作出支持该建议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望中国会拒绝接受它。陈兼还认为，中国军队打过三八线后，又有一次在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联合国三人停火小组于1月11日提出了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原则，包括了外国军队逐步撤离朝鲜，召开四大国会议解决台湾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很可能给北京提供了一次结束战争的良机。虽然中朝联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战果，但由于他们的补给线过长，伤亡不断增加，进攻的潜力已近枯竭。立即停火可使中国军队占据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休整和准备时间。但是这次机会也错过了。[48]
　　谈到朝鲜停战谈判长期拖延未果时，威瑟斯比指出，1951年8月前，如果所提条件能够接受的话，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想要达成协议了，而斯大林则坚持强硬路线，“对尽快结束谈判不表现出急切和兴趣”。只要斯大林在世，中国和北朝鲜采取措施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斯大林认为只要不出现美国和联合国部队再次进入北朝鲜的危险，战争继续下去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在谈判被迫陷入僵局之后，战争会从几个方面给苏联带来好处。这场战争牵制了美国军队，使美国没有可能在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同时耗费了美国的经济资源，并给杜鲁门政府造成政治上的困难。它为苏联提供了获取美国军事技术和组织情报的极好机会。朝鲜战争加深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敌意，从而使中国更坚定地与苏联站在一起。鼓动中国在朝鲜继续战斗，对于莫斯科来说显然是利大于弊。俄国文献表明，斯大林对于谈判的主要考虑是保证中朝方面不要给人以软弱的印象，因为只有战争继续处于僵局，才有利于苏联。[49]
　　娜塔利亚·巴让诺娃分析了中朝方面对停火谈判的战略后认为，如果战前的状况能够恢复，中国和朝鲜都热衷于达成和平协议，如果所要求的条件达不到，他们还是比较愿意继续进行谈判。中国和朝鲜普遍都不想继续战争，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大规模轰炸，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他们也努力避免表现出软弱，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处在强者的位置上，才能使美国在谈判中变得诚实和灵活一些。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大量电报和信件中，巴让诺娃得出结论认为，在共产党方面达成停火协议的最大障碍在苏联，斯大林总是不满足于从朝鲜战争中得到的利益。从1951年谈判之初，尤其是整个1952年斯大林一直想将在朝鲜的战争继续下去。战争拖住了美国，加剧了美国社会内部以及美国同西方盟国的紧张局势。同时也防止了中国与美国接近，而这是斯大林从30年代起就一直担心的。中国与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时间越长，中国政府放弃与苏联的联盟转而投向美国寻求援助的可能性就越小。[50]
　　日本学者和田春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1952年周恩来访苏时，朝鲜要求停战，苏联也想停战，但中国不愿停战，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51]
　　关于朝鲜战争结束的原因，多数学者都认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过去的政策，主张立即实现停战。中国有着作指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为了稳住局势，急于实现停战。苏联的建议与朝中方面主张遣返全部战俘和准备长期作战的方针有相当距离，也同斯大林在世时的意见有差别。周恩来回国后，经中朝方面反复商议后才同意了苏联的建议。[52]
　　意大利学者费尔南多·奥兰迪指出，在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主张缓和紧张局势。1953年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第858/372cc号决议，决定采取措施实现朝鲜停战，并要求中国和朝鲜严格遵照苏联提出的解决方案行事。奥兰迪注意到乔冠华写的一篇报告，该报告建议中国方面不应该在谈判问题上首先采取行动，以免被华盛顿认为是中国软弱的表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同意乔冠华的结论。所以，似乎在苏联新建议提出的前一个月，毛泽东的态度仍是很“古板的”。停火协议签字后，毛泽东对苏联大使谈话时还说，从军事观点来看，再将战争继续拖一年是没有坏处的，这样可以在领土问题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毛泽东强调，停火协议签字并不是因为军事原因，而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53]
　　陈兼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北京在战俘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并不是要关上停战的大门，而是想在坐到谈判桌旁之前先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有利地位。这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美国人利用战俘问题把北京迫于守势的作法的反应，而不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所作出的一种不情愿的姿态。至于乔冠华的报告，陈兼认为其主旨是认为美国在朝鲜战场上采取新的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建议中国可静等美国人提出下一个动议。毛泽东看后甚至预言，美国人可能会去找苏联人提出动议。所以说，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中国人已准备缓和他们在战俘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他们想要美国人先迈出第一步。陈兼指出，朝鲜停战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戏剧性。斯大林的逝世可会对发生此一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这一变化应主要归因于北京以往根据中国领导人对局势变化的估计而制定的政策，并非仅仅是对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反应。[54]
　　关于朝鲜战争的教训和影响
　　在总结朝鲜战争的历史教训方面，克里斯廷森从威慑理论的两个基本观念——对保证安全的许诺和威慑的确实有效性出发，研究了制止战争升级的问题。与过去许多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同，克里斯廷森对中国新的档案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要美军于1950年10月7日实际上越过了三八线，无论是保证安全，还是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对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争论中，没有哪一种提议中的政策会阻止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增加轰炸威胁不会吓倒中国，只会使毛更加强烈地准备对美国实行大规模袭击。利用建立缓冲区的计划来劝阻毛停止战争升级行动，也将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克里斯廷森也研究了中国制止战争升级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在极力阻遏美国人方面遇到了几个严重的问题。第一，美国在坚实的现实政治利益的驱动下一定要越过三八线，中国只有用一种强烈的和清晰的警告才可能改变杜鲁门的方针，但周与潘尼迦发表的联合公报却没有触及到这方面的界限问题。第二，华盛顿与北京缺乏直接的接触，北京要想传送一种足够强烈和有效的信息，以阻遏美国实施其战略是困难的。第三，中国方面最明确的警告只是在杜鲁门已经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以后才送达的，中国人的最后通牒更多的被看成是一种强制性的威胁，而不是一种遏制性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朝鲜战争最重要的教训在于：国家间应当寻求并保持高层有效的接触，特别是在敌对国之间。在他们的外交关系不能保持良好愿望的情况下，它就会为危机的沟通提供机会。[55]
　　许多学者从制约美苏两国在冷战中发生更大冲突的角度，总结了朝鲜战争的教训。乔恩·哈利迪利用对当事人进行采访的大量材料，详细描述了苏联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所进行的不为人知的空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进行这场确定无疑的武装冲突，是冷战时期他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较量。两个“超级大国”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战争，其时间持续了两年半——但是他们却成功地对此进行了控制，不仅仅是在地理范围上，而且对公众封锁了消息。作战双方出于自身的原因，保守着交战的秘密，尽管空战的规模很大，且付出了许多伤亡。[56]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约翰·米勒写道，因为这场冲突证实了超级大国参与有限战争要冒很大风险，所以朝鲜战争“很可能成为极为重要的稳定性因素。这种事件生动表明双方在推行自己政策时所采用的手段是有克制的”。[57]威廉·斯德克同意这一点，他断言，即使当时没有爆发朝鲜战争，也会出现另外一些更加难以控制的危机。总之，朝鲜战争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处在苏联与美国对抗的边缘，因此就可能成为避免某些事情恶化的必要的方法。考虑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朝鲜战争对于这两个超级大国保持“长久和平”的影响，斯德克相信，1950年到1953年的牺牲虽然是悲剧性的，但却不是完全没有用的。战争减少了美苏以后发生更大对抗的前景，“或许还为微弱的缓和做好了准备”。[58]
　　关于近年来朝鲜战争研究的趋向和特点
　　就笔者的观察，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材料的公布，国际上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和新和特点，即档案材料的多边化和研究方向的国际化。在80年代末以前，西方研究者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美国的档案文件，朝鲜战争研究的主体也在美国，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群体。无论是什么学派，他们所关注的都是美国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冷战热化的年代，出现了传统学派；当美国出现反战高潮时，产生了修正学派；在缓和时期，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80年代以来，随着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大量公诸于世，北京、莫斯科、东亚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档案材料的多边化引起了研究方向的国际化。这不仅表现为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已经从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政策的分析转到对中国和苏联政策的研究，现在召开关于朝鲜战争的国际学术会议没有中国、俄国、韩国学者参加是不可想象的，许多美国学者打破了西方外交史的研究系统，更重要的是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不是从本国有角度，而是从世界范围和国际结构的角度，利用多边档案，研究多边问题。这无疑是朝鲜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现象。
　　本文只是客观地介绍近年来朝鲜战争研究的情况，限于篇幅和笔者的眼界，必有不少疏漏和舛误之处，恳望学界同仁见谅和指正。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
　　[1]罗斯玛丽·福特：“解开朝鲜战争之谜：近十年关于朝鲜冲突的政策分析”，《外交史》1991年第15卷第4期。中译文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沈志华译)。
　　[2] 徐焰：“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曲爱国：“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基本情况”，《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 其中为学者广泛引用的有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杨得志的《为了和平》、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柴成文和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外交部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以及王焰等编着的《彭德怀传》等。
　　[4] 见李小兵、王希、陈兼：“毛泽东向朝鲜派遣志愿军：1950年7月至10月的46份电报”，《中国历史学家》第5期（1992年春季号）。
　　[5] 如托马斯·克里斯廷森：“威胁、保证与和平的最后机会：毛泽东朝鲜战争电报中的教训”，《国际安全》第17卷第1期(1992年夏季号)；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路易斯、薛礼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
　　[6] 遗憾的是，在韩国报纸上刊出这个“摘要”不是文件的原文，而是经过编辑加工的，带有强烈的倾向性，虽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却较少学术价值。
　　[7] 如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对此应该惧怕吗?——朝鲜战争内幕”，《星火》1993年第26期(中译文见《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沈志华译)；弗拉奇米尔·彼得洛夫编和评论：“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的作用：已经解密的秘密文件”，《东北亚研究季刊》1994年第13卷第3期；凯瑟琳·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1945—1950年)：俄国档案中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工作报告》1993年第8期，“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美国与东亚关系季刊》，1993年第2卷第4期，其中11个俄国档案文件的中译文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一书的附录)。
　　[8] 金澈凡：“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调查——对于修正派观点的批评”，《东亚观察》1994年第6卷第2期；朴文洙：“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朝鲜观察员》1994年第25卷第3期。
　　[9] 亚力山大·曼绍洛夫：“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及朝鲜战争的起源”，“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1章)，莫斯科1995年。笔者访问后得知，乌菲姆采夫即下文将要提到的杰尼索夫的笔名。
　　[10] 朴文洙前引文；曼绍洛夫“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
　　[11] 托尔库诺夫等前引文；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韩国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1994年博士论文；曼绍洛夫“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
　　[12] 曼绍洛夫“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朴明林前引文。
　　[13] 见“1995年7月关于朝鲜战争历史讨论会的综述材料”。在1996年1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凯瑟琳·威瑟斯比向笔者提供了由她整理的这份有关会议发言的综述材料(以下简称威瑟斯比“综述材料”)。关于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及新修正派和传统派的争论，可参见金澈凡“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调查”一文。此外，亨利·埃姆则详细介绍了韩国史学界主体论、内因论、外因论、复合论等各个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问题的不同观点。见亨利·埃姆(任兴淳)：“‘消除’朝鲜的分裂：近年来南韩历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阵地》1993年第1卷第2期。
　　[14] 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15]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金澈凡“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调查”。
　　[16] 沈志华前引书第3章。
　　[17] 亚力山大·曼绍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6—7期(1995/96年冬季号)。有关“共谋论”的介绍，参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的起源与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季刊》，1991年第1期。
　　[18] 沃尔科格诺夫前引文；沈志华前引书第6章。
　　[19] 托尔库诺夫等前引书第1章。
　　[20] 郝雨凡、翟志海：“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中国季刊》1990年第121期；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俄国外交部档案揭秘”，载《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笔者后来得知青石即杨奎松)；沈志华前引书第6章；冈察洛夫等前引书第5章。陈兼对师哲采访时得知，毛泽东在1950年5月金日成来访之前根本不知道斯大林已经与金日成进行过讨论，见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纽约1994年。
　　[21] 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22] 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23] 冈察洛夫等前引书第5章
　　[24] 约翰·加佛：“争论、范例、责任与50年代美中冲突的起源”，《美国与东亚关系季刊》1994年第3卷第1期。
　　[25] 托尔库诺夫等前引书第1章。
　　[26] 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
　　[27] 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王亚志：“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28] 亚力山大·曼绍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证据”；叶甫根尼·巴让诺夫：“对朝鲜战争策略的评价：1949—1951”，《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6—7期(1995/96年冬季号)。
　　[29] 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的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关于中国领导人内部的不同意见，参见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纽约1994年；王焰等编着：《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
　　[30] 例如，对这次会谈的时间就有不同的说法。师哲的回忆说会谈是在10日和11日举行的，而费德林的备忘录则认为会谈是在9日和10日举行的。
　　[31] 见李海文前引文；曼绍洛夫“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张希前引文；齐德学前引书第2章。
　　[32]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熊华源前引文。
　　[33] 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10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争论”，《党史资料》1996年第4期。
　　[34] 见齐德学前引书；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35] 李海文前引文；张希前引文。
　　[36] 曼绍洛夫“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
　　[37] 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
　　[38] 曼绍洛夫“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
　　[39] 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
　　[40] 克里斯廷森前引文。
　　[41] 曼绍洛夫“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
　　[42] 陈兼前引书及在1995年华盛顿会议的发言。
　　[43] 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44] 李明：“中共介入韩战的得失及影响”，《历史月刊》1990年第28期。
　　[45] 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46] 齐德学前引书第4章。
　　[47] 徐焰前引书。
　　[48] 陈兼：“中国结束朝鲜战争的战略”，“冷战在亚洲”香港会议论文。
　　[49] 威瑟斯比：“斯大林与朝鲜停战谈判：1950—1953年”，“冷战在亚洲”香港会议论文。另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50] 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51] 和田春树：“斯大林与日本共产党(1945—1953)：根据新的俄国档案”，“冷战在亚洲”香港会议论文。
　　[52] 裴坚章前引书。
　　[53] 费尔南多·奥兰迪：“北京-莫斯科联盟与朝鲜战争及其结束”，“冷战在亚洲”香港会议论文。
　　[54] 陈兼“中国结束朝鲜战争的战略”。
　　[55] 克里斯廷森前引文。
　　[56] 乔恩·哈利迪：“朝鲜空战：苏联方面的故事”，载威廉·威廉斯编：《革命战争：朝鲜与战后世界的转变》，芝加哥1993年。
　　[57] 约翰·米勒：《走出世界末日》，纽约1989年。
　　[58] 威瑟斯比“综述材料”；威廉·斯德克：《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普林斯顿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