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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第18届国际史学大会论文提要)　沈志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中苏关系史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战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不仅对于世界两大体系的形成和对垒以及冷战在亚洲的出现和升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确定了在国际关系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基本构架。在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关系从结成联盟到发生对抗的变化过程中，经历了结盟、合作、蜜月和分裂这样四个发展阶段。决定中苏关系走向的本质因素是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而其表现形式却是意识形态的统一或分歧。
　　一、不平等的联盟
　　二战后期，罗斯福与斯大林在维持国际秩序世界和平方面取得了一致：大国合作，主宰世界。战后苏联的远东战略继承了沙皇俄国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安全战略，力图在太平洋确立出海口和不冻港，在远东建立一圈缓冲地带。正是在这样的主导思想和对外战略的指导下，苏联以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为由，通过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定了它在远东的基本权益和势力范围，也决定了它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基本对华政策。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冷战的发生，使斯大林在欧洲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而在亚洲采取维持现状的缓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的现实迫使苏联改变了对华政策，即由支持国民党转到支持共产党。但斯大林并不愿意在与新中国的交往中失去既得利益。新中国面临的紧张的国际局势现状和紧迫的经济重建问题决定了毛泽东只能采取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尽管附加了种种不平等条件，但脆弱的新中国毕竟在与苏联结盟的关系中得到了一种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援助。意识形态的一致和国家安全利益的要求决定了这种联盟关系，而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实力差别则决定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联盟关系。
　　二、有冲突的合作
　　中苏联盟是南北朝鲜冲突能以战争形式出现的客观因素之一，而战争又反过来加剧了中苏合作中的冲突。由于新中国的独立倾向和苏联被排斥于对日和约之外，朝鲜半岛在苏联远东战略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的战略重心则在于经济恢复和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在金日成与斯大林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同意首先支持北朝鲜完成统一事业，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又迫使中国放弃进攻台湾的战役。在朝鲜战争中苏联表面上处于中立地位，美国介入战争后苏联更是退居幕后，把中国推到第一线。一方面美国在台湾海峡和中朝边境对新中国的生存造成威胁，另一方面苏联有可能在美军越过鸭绿江时以中苏联盟为由再次出兵中国东北，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迫不得已做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苏联在战争中的自我保护政策加重了中国入朝作战的困难和牺牲。在联盟与合作的表层下，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加深，斯大林本人的威望和面对强敌的国际环境维系着中苏的联盟关系。
　　三、不寻常的蜜月
　　斯大林的去世使中苏关系出现了转机。苏联新领导人趋向缓和的对外政策促使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赫鲁晓夫为巩固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极力推行对华友好方针，在中苏结盟时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上，苏联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而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也得益于苏联的大量援助。中苏关系进入了真正的蜜月时期。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的提高及赫鲁晓夫国内政治地位的不稳定决定了中苏关系趋向平等的客观条件，而中国与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需求成为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基础。
　　四、意料中的分裂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莫斯科宣言的发表，确立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他可以公开对斯大林进行批判，试图改革苏联的经济体制，并对美国采取缓和的外交政策。这种在缓和中求发展的基本国策与中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矛盾(波匈事件已见端倪)。中国与美国由于朝鲜战争而产生的公开对抗的僵局，以及在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急于求成的心态，促使毛泽东在对外和对内政策上都采取了一种日趋激进的方针。于是，基本政策的对立导致了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中苏两国领导人彼此之间不满和猜疑的加深。(关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三面红旗的争论。)尽管这一时期表面上还维持着同盟友好关系，但分裂已经势在必行。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的分裂终于以意识形态争执的形式公开化，并从此走上对抗的道路。
　　中苏关系的演变表明，虽然从联盟到分裂，在形式上都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和分歧，但在实质上还是国家利益以及体现国家利益的基本国策的冲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是国际间的普遍现象，问题在于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和手段。意识形态的因素掺杂其中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矛盾的难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只会把人们的认识和决策引入歧途。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2013-08-28 10:0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