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条约谈判内幕(1949—1950年)—俄国解密档案中的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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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两国是近邻，毗邻边界绵延7000余公里。古人云：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新中国自诞生之日始，确曾走过一段对苏联“老大哥”亲顺有加的路程，双方“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投桃报李，并肩携手。但是，曾几何时，大国之盟歃血初干，兄弟即阋于墙，进而分庭抗礼，乃至60年代末兵戎相见，转而踏上对抗之途。毛泽东着手编织新的大国关系网络，试图中美联手抗苏。纵观新中国建立以后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从休戚与共到面折庭争、相煎太急，一条波折不断的曲线勾勒而出。这其间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谁又能道得清楚？这里且先采撷新中国与苏联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一节，回顾两国合作的最初历程。
　　小引
　　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之际，针对中共中央此前多次提出的毛泽东亲自访问莫斯科的请求，斯大林决定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米高扬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当双方讨论到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一点，那就是如何对待1945年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此时坐镇西柏坡，正在运筹帷幄，书写缔造新国家大文章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或许是还未及认真考虑有关的问题，抑或是急于得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故而对这一条约的保留与否，以及旅顺海军基地和长春铁路等条约中的敏感问题，做了模糊处理。
　　时隔数月，毛泽东派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了莫斯科。在6月末至8月初的40余天中，刘少奇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再次谈到了是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问题。
　　但是，已开始对中苏条约的前景忧心忡忡的斯大林想把这个问题拖下来。也许，他是在向中国摆出一个姿态：你们不是要求我们给予帮助吗？那么，我差不多已经解决了刘少奇提出的这方面的所有问题，现在，该轮到你们中国人来报答了。而报答的内容，要待毛泽东到莫斯科来解决。当然，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报答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维持旧的中苏条约，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刘少奇访苏以后，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口头变成了现实。不过，就双边关系来说，解决中苏之间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根本问题，还要看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直接对话的结果。
　　笼罩在1945年中苏条约命运之上的云雾，正在轻轻地拨开。
　　在签订新约问题上中国急苏联不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即发来电报：“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接到的第一份外交文件，它对于公开宣布了“一边倒”政策的新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不顾所面临的千头万绪的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新身份，重又急管繁弦地提出了访问苏联的要求。
　　11月5日，他通过联共（布）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表达了去莫斯科的愿望。毛泽东说，他希望在12月去莫斯科拜访斯大林，因为那时恰值斯大林七十寿辰，与苏联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将从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这样，“访问莫斯科将更具有公开的性质”。
　　三天后，毛泽东亲自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访苏愿望，并说明在访苏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还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
　　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新任驻苏大使王稼祥，说明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泽东去莫斯科的时间。“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科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会见苏联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毛泽东拜会斯大林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罗申问起毛泽东的访问性质，谁将陪同他前往?周恩来回答：访问期间除了同斯大林建立私人的友好接触外，大概毛泽东还想和他讨论中苏条约问题。政府成员中任何人也不随同前往，但如果访问结果制定了新的中苏条约，那么周恩来本人将前往莫斯科签字。
　　在强烈要求访苏的同时，毛泽东还要向斯大林说明，中苏结盟在事实上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苏联。中国决不是靠乞求援助来达到与苏联结盟的目的，为了共同对付美国，苏联需要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它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
　　于是，11月17日，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联络人的李克农，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指出，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并且要“扩大它们在中国的影响，以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按照李克农的说法，帝国主义者宣传的重点是指责苏联正在“窃取中国的食物和资源，并且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这个信息确切与否不得而知，但毛泽东让李克农传递它，一方面无疑是要提醒莫斯科，在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中，中国的地位也是不可小觑的。毕竟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泽东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不放心。一方面也有其言外之意，那就是新中国领导人对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满意的。
　　可见，毛泽东这时急于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毕竟新中国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新面貌，特别是以一种显示共产党国家之间平等关系的新条约来代替以往的旧条约，更能向国人和世界证明毛泽东选择“一边倒”政策的必要性。而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心事，斯大林此时应该是心知肚明了。
　　不过，尽管苏联方面已正式答复中国，同意毛泽东于斯大林七十诞辰庆祝活动之前赴莫斯科开始他的正式访问，但在斯大林的心中，对修改旧约或是签订新约问题却依然是顾虑重重的。
　　毛泽东似乎感觉到了斯大林的某种意图，因而对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能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毫无把握。出发前，他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感觉是正确的。
　　毛泽东与斯大林初次交锋心事各异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在雅罗斯拉夫里火车站，苏联政府以当时的最高官方礼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斯大林没有亲往火车站迎接，代表斯大林前往迎接的苏联官员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外贸部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人。
　　六个小时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他自己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并与毛举行了正式会谈。
　　会谈很快进入中苏条约这个实质性问题。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强调说：1945年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议签订的，而雅尔塔协议包含着有关苏联战后在远东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一系列问题，改动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威胁到苏联的利益。因此，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至于涉及到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旅顺港驻军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斯大林的解释，令毛泽东感到有些意外。他承认：“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
　　面对斯大林明确表示的态度，毛泽东为难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而愿意用变通的办法撤出军队，以便让每一个中国人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却做到了”，使民族资产阶级心服口服。事实上，中共中央原先商定的方案是，要签订一个新的平等条约，却并不要苏军立即撤出旅顺。因为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海军还需要一段时间。而斯大林的意见在这两点上恰恰与中共中央的意愿相反。于是，毛泽东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也不应匆忙地从旅顺港撤军”。
　　不过，毛泽东并未就此轻易地改变初衷。他对斯大林提起“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而斯大林答道：“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做相当大的修改。”两人各说各的，斯大林竭力不让自己的思路与毛泽东的完全重合到一起。
　　尽管如此，毛泽东依旧刻意地提示道，“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这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这次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毛泽东与斯大林心事各异，分歧显而易见，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毛泽东竭力宣泄对会谈结果的不满
　　第一次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很不满意。据柯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还向他发了一通脾气。毛泽东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12月21日，毛泽东在参加过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之后，收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发来的电报，得知大家赞成如若苏方不准备签订新约，那便就旅顺驻军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算了。但是，在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之后，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都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果他这次访问的结果不能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不能充分显示新中国的新面貌，其影响将会怎样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国内民主人士已经提出：1941年3-4月苏日谈判签订中立条约时，斯大林曾亲往车站迎候抵达莫斯科的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并且还与其热烈拥抱；而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却不去火车站迎接，这像话吗！……舆论愤然，反应极大。
　　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邀请柯瓦廖夫去谈话，提出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请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召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恩来也暂不必来莫斯科。当然，毛泽东再三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同志定夺。这时，毛泽东对即将于23或24日举行的与斯大林的会谈仍然寄予很大的希望。
　　然而，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这再度令毛泽东十分失望。
　　这次毛泽东真的动气了。为渲泄心中的积郁，他拒绝了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毛泽东后来曾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他说：我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目的就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我们不满的情况。可见毛泽东之所以大发牢骚，不过是有意向斯大林表示自己的不满而已。
　　对于毛泽东的抱怨，以及西方新闻界关于毛泽东在这次访问中受到冷落的评论，作为主人的苏联却是“满腹委曲”。苏联方面认为，当1949年11月10日周恩来向罗申大使转达毛泽东的访苏愿望时，还曾声明说，毛泽东去莫斯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休息休息，治治病。莫斯科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采取了各种措施力求不加重毛泽东的访问计划，给予他休息和治病的机会，并不是有意要冷落他。12月21日，为庆贺斯大林诞辰七十周年在苏联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会议。会上，同苏联高级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团就座的有许多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被安排在贵宾席的第一排，与斯大林并肩而坐。大会开幕后，外国客人中第一个获许发言的即是毛泽东。这种安排突出强调了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重视。22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贺寿宴会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又一次给予毛泽东以特别的关注。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提议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领导人干杯时，首先建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相反，倒是毛泽东12月19日发给斯大林的贺信与其他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信不同，内容简短，非常官方化，并且明显的“冷淡”。苏联人觉得，这一点是很难解释的。
　　但不论苏方的感觉如何，事实是，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和27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1950年1月1日前，毛泽东与苏方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等待对方做出让步。
　　斯大林在条约谈判中先行做出让步
　　1950年元旦这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说：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并强调自己“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
　　在与罗申的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又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1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北京发来的5份电报。其中一封电报说，北京得到自己的情报人员1949年12月21日发自香港的消息：国民党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向蒋介石报告了美国人关于要他在台湾保住政权，防止共产党占领台湾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中指明了国民党活动家谁应任政府和军队的首脑，谁应从政府的组织机构中除名，以及在实质上，一切国家管理机构和军队指挥机构，都必须在美国及其顾问们的控制之下。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美国人才答应给蒋介石提供财政方面的帮助，而“如果蒋介石不能很老实地实现这些要求，那么美国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建议蒋介石离开台湾，由美国人自己占据台湾”。
　　毛泽东传递上述信息并不是无意的，他其实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毕竟毛泽东并非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私下里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1月2日，他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取决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他还提出“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他要签订新约的决心。
　　至于英国和缅甸要承认中国的问题，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说，“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在12月18日周恩来即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方面转达此类消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斯大林无疑是个刺激；而美台关系的发展，不论中国的情报确切与否，都是他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他必须在亚洲紧紧抓住中国这个新盟友，与美国进行对抗。
　　这样，当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不签订一个新条约是不行了。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开始打破，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
　　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门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直接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选择：(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1月3日新的一天开始时，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
　　至此，倾压在中苏条约命运之上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毛泽东努力做出友好合作的姿态
　　最难的一关过去了，毛泽东开始尽力表现出友好合作的姿态，弥缝中苏关系中可能出现的裂痕。
　　1月6日、9日，毛泽东多次向苏方人员解释他必欲签订新约的考虑：“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毛泽东并对苏方的顾虑表示理解，肯定地说：“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中国政府将会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签署的那些协定，而且将以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来进行谈判。
　　为了表示中国坚决站在苏联一边，决不向美国靠拢，毛泽东在1月13日特别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毛泽东将此事通知了苏联方面，说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同时他又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国“将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有利”。
　　不仅如此，鉴于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1月6日发表文章，批评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主张走和平夺取政权道路、认为驻日美军对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观点，毛泽东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参加对这位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的老朋友的批判。后来，毛泽东还特意让人将这篇文章译成俄文送给斯大林看。
　　当然，在中苏之间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也还出现过一段不和谐的小插曲。
　　1月17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有挑拨苏中关系的言论，提议，最好由中国政府先于苏联外交部就此问题做出反应。毛泽东表示同意，但特别询问道：“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莫洛托夫当即回答：“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
　　毛泽东同意，只是又提出：“艾奇逊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
　　莫洛托夫思索着说：“也不能否认他们将利用散布谣言作为某种烟幕，来实现其占领的计划。”
　　毛泽东随即答应立即起草声明草案。但此后，中国却是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了驳斥艾奇逊的声明。
　　这件事令斯大林很不满意。1月下旬的一天，他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专门晤谈中国以胡乔木名义发表上述声明的问题。斯大林说：“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并责备道：这么一来，“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毛泽东受到这种指责，憋了一肚子气。在与斯大林同车前往他的别墅时，车厢内的气氛沉闷得像灌了铅。为了缓和局面，师哲询问斯大林，是不是答应过要到中国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斯大林立即回答道：“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他的话还未讲完，毛泽东就问师哲：“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毛泽东何以要在此时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做出反应，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无论事情真相如何，这件事毕竟反映了毛泽东坚持己见，不愿听人指挥的强烈个性。
　　不过从总体上说，上述不愉快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双方之间逐渐酝酿、烘托出的融洽的谈判气氛。
　　苏方精心准备条约及有关文件草案
　　虽然中苏之间签订新的条约以代替1945年条约的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但是在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的具体问题上，中苏双方的意见却又不同了。
　　苏联到底是一个有着三十余年建国经验的国家，各级职能机构齐全，各类专家学者毕备。因此，当毛泽东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充分考虑，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正要动身赶赴莫斯科之时，苏联方面已在紧锣密鼓地着手准备条约及有关文件的草案了。
　　从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起草出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草案起，到1月16日止，不过短短的十天时间，这个草案文本已是六易其稿。而作为最后文本的第六稿，名称已改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即是沿用了这个名称。
　　在起草条约的过程中，苏联的法律专家们竭力在如何保留旧条约的内容上下功夫。毕竟1945年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那个有效期为三十年的条约，以及相应的有关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大连的协定，充分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一切权益。而斯大林是绝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些权益的。
　　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十三个草案，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等等，呈报给斯大林。苏共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
　　应该说，这十三个草案差不多囊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不可谓不周到。但是，其中却惟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本身。个中原由何在？显然，在苏联方面看来，这两个协定根本没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有的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有的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协定的议定书草案里了。
　　那么，苏联方面经过精心准备后最终形成的草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什么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
　　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三十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外，其他如扩大中长铁路的资产组成、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更加有利于保障苏联的利益。
　　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则除了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二至三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一切照旧，待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这便是中苏条约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准备，而此时周恩来才刚刚到达莫斯科。
　　中苏第三次会谈定下基调简捷明快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之后，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开始了。出席会谈的双方人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由于是正式讨论如何修改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精神焕发，情绪高昂。
　　两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过，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与斯大林已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对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以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为基础，而在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双方配合默契，都注意在大的基调上寻找共同语言。比如，当毛泽东询问变动旅顺口的协定是否会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时，斯大林说：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而当斯大林表示虽然苏联不打算在大连保留任何权利，但倘若大连继续作为自由港，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符合美英的利益时，毛泽东即提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
　　应该说，这次会谈的结果大体上符合苏方的设想。但斯大林似乎对如此轻易取得的成果感到不放心，会谈后，他曾打电话问毛泽东“还有什么考虑、愿望和要求，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做些什么”？毛泽东回答：“周恩来今天已进城去了，正在克里姆林宫商谈呢。”斯大林说：“我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或想法。?”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
　　毛泽东的谈判可以说是大笔写意，建立大的构架，渲染大的氛围；周恩来的谈判则是工笔重彩，勾勒细的线条，填充小的色块。苏方有的人士认为，在中苏条约问题上，周恩来的立场比毛泽东的更坚决，甚至是强硬的。正是在周恩来的影响下，毛泽东才改变立场，决定要与苏联签订新约的，并且，毛还是以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立场的这种转变的。其实，做如此评说的人是太不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不了解中国的东方式外交的奥妙之处了。事实上，1月5日毛泽东就已在关于周恩来赴苏时间和谈判准备工作问题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无立场上的差异，他们两人不过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罢了。
　　谈判随即进入具体化阶段。于是，中苏之间新一轮的分歧和争论揭幕了。
　　周恩来提出的方案令苏方一怔
　　1月23日，双方代表正式举行了关于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外交谈判，并且首先讨论的是现成的苏方草案。次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认真研究了苏方草案后，迅即拟出了一个修改文本。当晚23时，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了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
　　这时，就条约本身而言，中苏双方还没有什么分歧，中方提出的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无任何原则上的区别。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但当谈到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的问题时，分歧出现了。
　　1月26日，苏方在与中方接触之后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草案中要求中国政府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凡经大连港的苏联进出口货物等均免征关税；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虽隶属中国，但港口正副主任的职务须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等等。可以说，苏联方面对涉及其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不仅是考虑周到，而且还在不断地加码。
　　但是，中方的设想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代表团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在同一日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这个草案首先在形式上就与苏方的不同，它是把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统统放到一个协定中去解决，并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在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说到内容，差距就更大了。其中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草案提出：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同时要声明将这些权利和义务归还给中国；二、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应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这样一来，除了旅顺撤军的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设想。
　　周恩来的草案使苏联方面感到十分意外，他们立即着手进行反复地研究和修改。起初，苏方的几份修改稿中有的删改处非常之多；而斯大林本人在批阅修改文本时，差不多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都勾划掉了。不过，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但显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1月28日苏方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了。当然，苏联没有也不会接受中方关于要他们放弃对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一切权利的提法。
　　总之，当谈判进入到具体细节问题时，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显豁而出：在确定签订新的条约之前，苏联坚持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此时，苏方最初提出的新约草案却完全沿袭了旧约的内容。与此相反，中国以前同意保留旧条约及相应协定的实际内容，而在形式上必须以新约取而代之；但到讨论草案时，中方提出的文本却与旧约的内容大相径庭。所以，双方出现分歧在所难免。尽管苏联方面再次做出重大让步，接受了中方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草案，可是矛盾却并没有完全消除。
　　中国军队需要绕行西伯利亚？
　　1月31日，中国方面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及议定书草案。这一天至2月2日，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到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对条约文本两国代表只作了些许文字修改，对于各项协定也未产生原则性分歧；只是在讨论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议定书的时候，苏方或许是由于感到让步太多，为尽量扩大自己在中长铁路上的权益，又提出了允许苏军自由使用这条铁路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新的争论。中方为寻求条约形式上的平等权利，显示中国共产党最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权利，对运兵一事，采取了据理力争的态度。
　　在中苏双方以前谈到中长铁路问题时，考虑到苏方的利益和旅顺口暂时还要驻军的特殊情况，周恩来曾同意苏联在将中长铁路移交给中国后继续沿这条铁路调动军队。但是，当苏方在议定书草案中正式提出“苏联军队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的建议以后，中国方面立即表示异议。周恩来提出，这种调动必须以受到战争威胁为条件，并且还要求在议定书中加上一条，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使用苏联境内的铁路从东三省向新疆进行调动，以显示这并非是苏联单方面的特殊权利。
　　对此，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同意在调动军队一条中增加受到战争威胁这一前提条件，但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一定要从东三省经西伯利亚、阿拉木图绕行上千里来运送中国军队到新疆。他们甚至怀疑中方从根本上就反对苏联利用中长铁路。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抱怨说，他们对中方“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正是周恩来本人确认苏联可以使用这条铁路的，而“现在，当我们同意将中长铁路交给中国时，中国人的意见又变了”。
　　周恩来为此不得不反复地进行解释，说明这完全不是苏方所认为的什么“反提案和对抗性议案”，既然两国条约为同盟互助关系，那么，“如果在协定草案中规定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长春铁路调遣部队，而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国土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人们就很难相信这是一条平等互利的条款了。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米高扬最后亮出了“杀手锏”，提出：要么按照苏方建议达成协议，要么就把协定中已经缩短的归还中长铁路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如此一来，中国就会失去提前收回这条铁路的权益：归还期限由过去的三十年也即1975年，缩短至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底以前。如果根据米高扬的提议，中国收回这条铁路的日期大致又要延期到1962年了。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放弃了先前的要求，只是坚持苏方须作口头承诺，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米高扬接受了这个请求。
　　至此，这场争论总算结束了。不过，苏联方面对此反应十分强烈，米高扬忿忿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说到中长铁路是苏联无偿转让给新中国的财产一事，这里就不得不重提一笔历史旧账了。其实，早在30年代初，斯大林为了稳住日本，避免在远东树敌，已将中长铁路低价卖给了伪满洲国。只是到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迫令蒋介石与其签订城下之盟时，又强行将这条铁路作为了中苏共有的财产。所谓苏俄的巨额财产，不过如此而已。当然，对于这块历史的旧疤痕，中国方面认为，还是暂时不去揭它为好。
　　另外，在双方商讨向苏联贷款和提供原料的问题上，周恩来也特别注意协定草案措辞所表现出来的主权问题和平等问题。比如，对于贷款协定草案中所写中方“供应原料”以及所供应的“原料价格”等措辞，周恩来均加上了“半成品”的字样，并且把“所有多余的钨、锑、铅、锡在10－12年间，根据每年的换货协议规定卖给苏联”一句，强调性地改为“中国不再使用的所有多余的钨、锑、铅、锡都可以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基础确定，从1950年至1963年14年间，根据每年的换货协议规定进行”。
　　做这种字面上的修改，其用意明显地是担心以原料出口抵偿债务的这种形式，会令人怀疑中苏关系其实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那种不平等关系。对于备受各种不平等条约伤害的中国谈判代表的这种感情，苏方同样也是难以理解。当周恩来问到“苏联政府是否打算买下全部多余的钨、锑、铅和锡，中国政府是否有可能将部分多余的产品卖给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时，米高扬索性以赌气的口吻回答说：苏联政府准备购买全部多余的产品，但“问题是，这些多余的产品中国将不再使用了”!
　　说到两国谈判代表在一些问题上谈不拢，乃至争执起来，其原因主要应该有两个：一是苏联方面过分纠缠于他们的既得利益，还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的观念；另一个便是因为新中国政府刚刚成立，中共领导人对国内舆论的反应极为敏感，不愿在与苏联签订的协议中出现任何给人以不平等印象的条文。
　　不论怎样磕磕绊绊，中苏谈判进行到2月2日时，大局已定。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定稿的各项协定和议定书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以后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有时间在莫斯科参观工厂和集体农庄了。
　　尾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局
　　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对于斯大林来说，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议和旧的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就将不复存在。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一损失，斯大林坚持还要签署一个文件。
　　2月10日，中国代表团又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的诸种经营活动的存在。这即是所谓的《补充协定》。斯大林是想通过消除美、英、日等“第三国”势力在东北和新疆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本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2月11日至13日，新一轮谈判开始了，中苏双方举行了三次会谈。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小小的修改意见，如将“租让”改为“租让权”等等。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这显然是针对《补充协定》而给苏方出的一个难题。数年后，毛泽东曾多次在谈话中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表示出对这个协定的强烈不满。
　　1950年2月14日晚6时，中苏两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签字仪式上，毛泽东与斯大林站在最中间。各种镜头对着他们，摄影灯的强光炽盛，出席仪式的中苏官员精神亢奋，场面十分热烈。不久以后，中苏两国的报纸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但是众所周知，双方都没有公布那个《补充协定》。
　　应该说，中苏两国签署的这些文件，尽管有些条款还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的利益和愿望的。它不仅使中国可以完全收回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而且它的平等性质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极大地提高并巩固了新中国政府的威望和地位。后来的事实证明，中苏新条约和新协定的缔结，对于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推动和加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