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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春夏，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际，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的所谓伊塔事件，6万多中国边境居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非法越过边境前往苏联。在此期间，5月29日，煽惑、裹胁边民出走的少数坏人还煽动群众，在自治州政府所在地伊宁市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伊犁区党委，[1]
　　进行打、砸、抢活动。造成这起中苏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是什么？三十多年来，无论是苏联、西方，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和历史学家，由于有关档案材料的缺乏，对这个问题或未能展开比较深入的论析，或是只能通过推断进行讨论。[2]
　　今年8月，笔者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先生为研究战后中苏关系问题，专程到新疆查阅资料，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和伊犁自治州档案馆看到了有关这次事件的很多材料，并就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事人和知情人士。由此，对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外逃苏联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及根本原因，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现依据所掌握的材料，从历史根源、苏侨问题、国内因素和苏联因素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历史根源：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边境问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位于新疆的北疆地区，其西北、东北分别与原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以及蒙古国为界。1954年11月，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后改区为州，行政区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和直属奎屯市共24个县市，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全州面积35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77万。[3]
　　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方面化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沙俄时代。早在1851年，沙皇政府就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4]
　　沙皇的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伊犁，而且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十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7万人左右“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五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5]
　　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
　　上述这种状况，为以后苏联在新疆，特别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首先，苏联长期以来关注新疆，虽然其政策时有变化，但始终不忘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施加政治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斯大林在对外战略上基本继承了老沙皇实行地域扩张、建立缓冲地带的传统做法，苏联继续加强了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并在30年代中期，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等国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初战失利，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部撤出了新疆。但随欧洲战场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4年夏，苏联又开始重新染指新疆，在酝酿与中国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谈判时，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共的立场，一方面为在谈判桌上取得预想的收获，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反对汉族政府的武装暴动。
　　三区革命时期，苏联对伊、塔、阿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十分明显。苏方不仅掌握着三区的政权机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顾问，而且还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大量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搜集各种情报；三区民族军内部自1944年至1946年，排以上的军官均由苏方配备。[6]
　　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放弃支持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在幕后导演了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和平谈判，促成了1946年6月和平条款的签字。此后，苏联虽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苏联在三区政府部门的官员、顾问以及军队的军官等，但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派进该地区的军政各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苏联不仅保持了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而且还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三区依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致1947年一批汉族革命者进入伊犁时，感觉就像到了外国，到了苏联一样，“苏联领事馆实际上决定着那里的一切”。[7]
　　1949年初，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苏联为保证其在华利益，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建议新盟友中共迅速占领新疆，并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斯大林在与新中国的对话中，依然保留了对新疆问题的发言权。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苏两国谈判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期间，苏联在最后阶段要求中国签订了一个《补充协定》，其意图是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排除第三国势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新疆和东北的渗透，从而在50年代，巩固和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8]
　　其次，苏联通过发展苏新贸易和苏侨企业，不断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经济影响。
　　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苏联与新疆的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据苏联海关的统计数字，1934年新疆对苏联出口货物为594.5万卢布，从苏联进口货物为473.0万卢布，到1941年分别增长到4370.0万卢布和4709.7万卢布，七年中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八倍。[9]
　　尽管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和盛世才实行反苏政策，苏联对新疆的经济影响曾一度跌落，但以后不久，随着三区革命爆发和苏联势力卷土重来，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再次加紧经济渗透。在鼓动并援助三区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同时，苏联开始着手在伊犁建立各种商贸公司和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垄断市场，进而掌握了三区的经济命脉。以至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竟一再建议中国政府将新疆省会确定为伊宁。其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而伊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10]
　　到1949年，苏新贸易总额仍保持在7200万卢布，“当时新疆几乎所有的工业用品都是从苏联进口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11]
　　此外，伊犁苏侨企业的发展也加深了苏联对那里的经济影响。全国解放后，当地的苏侨协会不断开办工商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伊、塔、阿地区苏侨协会开办的工商企业，资金即达270万元。苏侨协会的商贸组织相当庞大，在解放初期，仅伊犁的机构即有职员百余人，并在乌鲁木齐、兰州、上海等地设有商业代办处。这些企业占有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商业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垄断了伊宁市场。[12]
　　显然，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必定会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影响。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以因政策改变而消除，那么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是难以挥之即去的。苏联对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在伊犁地区，从三区革命时期起，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袭下来。1950年3月，赛福鼎参加中苏条约谈判回国途经阿拉木图时，曾要求苏方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中小学课本。苏联即把他们的学生课本直接翻印后交给中方，而通用的苏联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区少数民族的中小学生上学伊始，实际上接受的即是苏联的国民教育。这种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更换。[13]
　　由于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极少，致使伊犁等地区的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联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刊杂志。塔城地区直至1959年，还有苏联的书报、杂志68种。[14]
　　此外，在50年代，苏联方面还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15]
　　如此10余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兹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16]
　　说到伊塔事件的历史根源，还有必要说明一下伊犁地区中苏边境的历史状况。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在此漫长的中苏边界上，基本情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
　　所谓有边无界，即是说在很多边境地区分界线不清，双方的人员和牲畜根据多年放牧的习惯，经常来回流动，夏天到北边，冬天到南边，历来如此。[17]
　　新疆和平解放后，由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中苏关系友好的现状，伊犁方面对中苏之间是否应该保留边界线的认识，一直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中苏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友好的，团结的，是互相信任的，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应该明确，中国不是对苏联，苏联也不是对中国，而是中苏两国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派遣特务和间谍的活动，双方密切配合，保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安全。[18]
　　所谓有边无防，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中国方面长期没有军队驻防。据邓力群回忆，他在1949年8月从莫斯科到伊犁时，只需苏联驻伊宁领事护送即可，因为在中苏边境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口岸只有苏方设立的边卡，而中方没有任何驻军和边境检查人员。[19]
　　全国解放以后，在上述对中苏边界问题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实际仍旧一直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直至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地区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边防线仅300余公里，而且只有30%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无法巡逻。[20]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方面长期以来对边境地区没有实施全面地、严密地控制，边界线上留下了许多无人管理的空隙，使边民能够经常地、零星甚至小批地自由越过边界而不被发现。另外，就伊犁州的边境居民来说，伴随祖国观念的混乱，国界观念也极为淡薄。一些边民或者出于好奇，越过国界去看看苏联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干脆就到苏联境内去打猎、拾鹿角；少量人员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21]
　　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新疆自治区方面发现，苏方自1960年6月以来积极加强边防工作，对边境全线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增设边防哨所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还在毗邻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此时，虽然新疆各边界区县也已开始调查中苏边界情况，但面对苏方的新动向，自治区也只是要求加强边卡干部和巡逻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严守边界、不越不退的原则，慎重处理一切边界纠纷和越界事件。[22]
　　[1] 1950年7月中共伊犁区委员会成立，受新疆分局领导，下辖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委；1952年5月伊犁区党委撤销，伊、塔、阿地委改由新疆分局直接管辖。1955年3月中共伊犁区党委重新成立，伊犁地委撤销，伊犁区党委下辖塔、阿两地委和原属伊犁地委的9县1市党委，及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委的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见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伊犁自治州党委组织部、党史委、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新疆自治区伊犁自治州组织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2] 1997年10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奈·韦斯塔（OddArne Westad）就其提交大会的论文《中苏同盟是如何瓦解的？——政治、饥荒与难民》中有关伊塔事件的问题，提请与会学者讨论。韦文引用苏联大使给中国政府的照会等俄国解密档案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认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在于“大跃进”政策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和饥荒，是中国错误的国内政策使然。1961年春天便已出现了大批边民越境的情况；最大规模的逃亡发生在春季，是因为漫长的冬天耗尽了当地边民的口粮。而且，中国边防军人从边境撤出，留下大片无人看管地区，有意协助边民外逃。据说，这种看法在西方普遍存在。
　　[3]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78-80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沿革》，中共伊犁州委党史委1998年编印，第1、36页。
　　[4] 有关条约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新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5]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伊犁州公安局史志办1988年编印，第33-35页。
　　[6]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7页。
　　[7] 沈志华1998年8月30日采访原伊犁州统战部部长陈锡华记录。
　　[8] 关于此期苏联对新疆政策变化最新研究，参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10]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10月4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3，页码6-7；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11] 厉声前引书，第553页；沈志华1998年8月25日采访伊犁自治州原机关党委书记李向庚记录。
　　[12]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伊犁州外事办史志办公室1997年编印。
　　[13] 沈志华1998年8月30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8页。
　　[14]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8页。
　　[15]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2-45页；《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16] 沈志华1998年8月27日采访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张克迅记录；《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8页；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1963年3月28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0，页码228、231；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43。
　　[17] 见沈志华1998年8月31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等人座谈记录。
　　[18] 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1957年10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57，页码38-39。
　　[19] 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20]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54-155。
　　[21] 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1957年10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57，页码39。有关50年代新疆地区中国边民和牲畜的越境情况，在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档案馆所存各期“边防情况简报”中有详细报告，笔者虽阅览过，但未获准进行摘记。
　　[22] 新疆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60年10月12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208，页码51-52。
　　60年代初，由于双方都开始加强对边境地区边民越境问题的管理，除了在边界模糊地区的习惯性流动放牧外，此期真正非法越境的人只是极少数。据统计，新疆1961年全年越入苏境者共82人，苏方越入中国境内者2人，中苏双方为此会晤了154次。[1]
　　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档案文献中，未见有关于1960年冬天至1961年4月大批民众从新疆西北部，也即伊犁地区非法越境去苏的记载。
　　通过追寻苏联与新疆关系的历史根源，可以看出：苏联不仅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还通过这种影响，尤其是利用苏新在民族、部族上的历史渊源及密切联系，造成了当地居民对国家、祖国认识的模糊。这就是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在新疆伊犁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历史背景。而伊犁州中苏边境地区长期处于半开放状态，特别是在中苏友好时期，当地中国政府和中国居民的边防概念模糊，边境管理不善，对边民流动现象习以为常。毫无疑问，伊犁边境的历史状况以及当地居民的边界概念，是构成中国边民出走行为的一种心理因素。但是，促成伊塔事件发生的首先还不是非法越境问题，而是伴随苏联对新疆的历史影响而来，并且在新疆中苏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苏联侨民问题。
　　苏侨问题：造成中苏边民流动的基本前提
　　苏联对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恢复20-30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苏联居民的国籍，同时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间大量发展苏联侨民。而历史上形成的伊犁境内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使得这一地区的苏联侨民及其所构成的庞杂的社会关系网，成为苏联的影响得以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构成了后来大量边民涌入苏联的基本背景。
　　关于新疆苏侨的来源和构成。
　　最初来到新疆的苏联侨民，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逃亡的白俄败兵和难民；一是在苏联30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的农民。中国当地政府向这些苏侨发放了侨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为归化族。战后，苏联急需补充在战争中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1945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2]
　　1946年2月1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此文稿张贴后，前往登记的人即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3]
　　此后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万人。[4]
　　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即增加到13000人，1948-1949年更猛增为40000人。[5]
　　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6]
　　新疆解放后，苏联仍然继续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非法苏侨证件，鼓动他们加入苏籍，并移居苏联。例如，从1958年2月8日到1959年3月6日，苏联领事馆共发放4575本侨证，其中只有15户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的批准的。1959年7月，仅在伊犁州的两个县中就发现有80多本非法苏侨证，一些人根本不是苏侨而是中国人，但也能得到苏侨证。[7]
　　解放后苏侨人数的变化也能说明问题。1953年，新疆外事机构对全疆苏侨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伊犁地区的调查结果为，伊、塔、阿三个专区共有苏侨86757人。[8]
　　1954年迁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1959年，伊犁州共遣返去苏132873人，其中苏侨86890人。以此言之，如果伊犁州的苏侨在此期没有发展，应该已全部遣返完毕。但根据后来的统计，1960至1963年，全州仍有苏侨11310人。[9]
　　在发展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活动中，伊犁苏侨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在三区革命时期被苏联驻伊宁领事称为“国中之国”的社会团体，新疆解放后势力进一步膨胀，在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支持下，从事超出其自身职能范围的活动，尤其是代行领事业务，受理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并在苏侨遣返工作开始后，办理苏侨回国手续和遣送苏侨等工作，利用此项工作之便，在中国公民中发放假侨民证，有的苏侨协会会长就专门做非法发放苏侨证的事情。霍城县苏侨协会还宣传说，一份护照可带28人出境。特别是有的苏侨协会还吸收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参加；有的苏协主席本人就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并在当地民族群众中搞小集团活动；有的在地方公安部门工作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拉拢人回苏，为那些借口将侨证上照片遗失的人乱开证明，以便于他们去领馆换取新的护照。[10]
　　此外，由于1959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干部不是苏侨，但为了逃避批判，就设法搞到苏侨证，要求到苏联去，于是买卖苏侨证的行为便屡有发生。[11]
　　这种情况实际又助长了苏协非法发展侨民的歪风。
　　中国政府对苏方的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当发现苏联在中国人中间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后，1955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曾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进行过协商，并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1956年10月，新疆外事处又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证明。[12]
　　此后，新疆自治区于12月开展了对外侨的登记工作。伊犁州的登记事务开始于1957年初。针对苏方在新疆非法发展苏侨之事，新疆方面曾多次与苏联领馆进行交涉。1959年初，赛福鼎即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达巴申商谈，并明确只有持苏联政府正式颁发的护照者才是苏侨。[13]
　　是年6-7月，苏联外交部特派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又译康茹科夫）和远东局一等秘书奥西波夫来新疆，先后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州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承认了苏方滥发护照的错误。奥西波夫当时表示：伊犁领事馆委托苏侨协会办理护照是不对的。苏联外交部已在不久前指示说，办理护照的各种业务只能由领事馆本身去做，并应和地方政府取得密切联系，苏侨协会是一个社会团体，而遣侨工作是由国家进行的。伊犁领事馆把领馆的业务交给苏侨协会办理是工作中的一个错误。签证工作只能由领事馆和总领事馆及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搞。达巴申总领事也申明：苏侨协会无权发出证件，苏侨协会干部只可做一些具体性技术工作。苏侨协会发出的不合规定的证件应该作废，持证人也不能前往苏联。[14]
　　但是，尽管苏方作出上述表态，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苏联领事馆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也未严加限制。伊犁外事分处曾在1959年7月、1961年8月、11月先后三次将当地公安部门没收的非法护照187本退还苏驻伊宁领事馆，可至1962年上半年止，各地又发现了非法护照1470本。[15]
　　关于新疆苏侨的遣返问题。
　　苏联在战后积极提出恢复原苏联公民的国籍，并在各地大量发展苏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于是，在50年代初便出现了新疆苏侨回国之事。1954年4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是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苏联决定自中国遣送6000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确定中国对此次苏侨回国应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共同协助办理，各地方成立内部的“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外事处、公安局共同抓并设立办公室。以后，自治州和各地区成立了“迁侨委员会”。[16]
　　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沈申自北京苏联大使馆开会回来后对中共新疆分局所谈：1954年当年，新疆苏侨仅从伊犁区遣送500户，其他地区暂时不动。遣送对象不分民族、职业，主要是有劳动力、适于开荒的人。遣返办法是，由苏联领事馆发布公告，让苏侨自动报名登记，报名名额不限。然后，由领馆从中审查挑选500户遣返。计划在6、7、8三个月办完此项工作，9月1日前全部动身，由苏联对外运输公司负责运送。为此，中共新疆分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党委谨遵中央和外交部关于“此事涉及中苏友好关系，必须主动积极协助，把协助遣返苏侨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指示，尽全力协助苏方圆满地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在伊犁地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17]
　　这样，1954年当年伊犁共遣返苏侨500户2464人。此后，大规模遣返苏侨逐年进行，从1954年至1959年11月20日止，伊犁州共遣返苏侨86890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合计达13万余人。[18]
　　伊犁地区的遣返苏侨工作从1954年开始后，即基本是在每年的春季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最初提出遣返苏侨的目的就在于增加劳动力，以完成苏方边境地区的春耕生产及其后的夏收任务和开垦荒地；一方面则是由于苏方强调冬季气候恶劣，不利于侨民的行动及苏方的安置工作。这样，每年的2、3月份，苏方都有数量大卡车开到伊宁，接苏侨、拉行李，浩浩荡荡。未走的人呼朋唤友前来领馆送行，致使当地生产搁置，人心浮动，给伊犁地区的春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19]
　　尽管中方对于这种状况有意见，但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比较友好，伊犁党政领导机构还是一直积极配合苏方的遣返工作，认为应重视苏方意图，多听苏方意见，不宜过分强调照顾当地的生产问题。1959年，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伊犁方面曾几次向苏方建议将遣返时间改在每年的11、12月份，或在春耕结束之后进行，尽量不要安排在4-6月份。但苏方总以冬季天气寒冷，苏方提供的是敞篷车，对侨民有困难，以及哈萨克斯坦夏季需要劳动力为由加以回绝。中方提出汽车可以加篷，而且路途并不远，苏方仍然坚持在春夏季遣返。[20]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2年。
　　关于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
　　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及伊犁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这是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了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一方面当地苏侨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一方面1947年三区割据后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发展为苏侨。这样，三区政府中存在大量苏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苏联控制的三区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原来的三区干部大多进入了新的政府机构，而三区民族军则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21]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是，这些苏籍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尽可能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但需要解决他们的国籍问题，即希望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当时，苏联方面对此采取了合作态度。1950年初中苏条约谈判时，苏联外交部曾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邀赛福鼎前往晤谈，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苏籍负责干部解决自己的国籍问题，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请赛福鼎转告他们说，这是苏联政府的意见。赛福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并表示自已愿意放弃苏联国籍。周恩来对此举表示欢迎。以后，中苏两国政府还就此事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籍干部退出苏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为：“说服教育，自觉自愿，坚决要走的批准”。[22]
　　50年代初，新疆自治区领导干部中的一些享有苏籍和持苏侨证的人退出了苏联国籍。但是，大部分苏籍干部还是不愿意放弃苏联国籍。特别是在伊犁地区，由于苏籍干部较多，如伊犁直属县的许多县长、科长、部长、公安局长都是苏侨，而且是苏侨协会委员，要动员他们全部退籍，涉及的面也太宽。于是，问题便拖延下来。[23]
　　尽管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处理苏籍干部退籍的期限屡次延长，仍有大量苏侨在新疆，尤其是伊犁的党政部门中任职。至1960年以前，伊犁地区绥定、霍城县的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有60%以上是苏侨；伊犁州级军、政领导人中也有许多是苏侨，甚至是苏侨协会委员；在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苏侨占22%，另还有25%的人家庭成员是苏侨。[24]
　　1958年，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辖区的苏籍负责干部已很少，只余几名，而伊犁州的苏籍负责干部却仍有95人之多。1960年，新疆全疆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推动苏籍干部退籍的工作，但是该年的登记结果是，全自治区依然有苏籍干部1047人。由于伊犁州的苏侨登记工作未搞彻底，故此数字并不准确，苏籍干部的实际数量应该还要多些。至1962年，仅就伊犁州而言，即仍有苏籍干部1001人。[25]
　　此外，还有许多干部隐瞒了他们的苏籍身份。[26]
　　应该说，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阶段，乃至末期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发展，两国关系出现倒退时，在新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一直基本上是持配合态度的。对于苏籍干部回苏的要求，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大体尊重中国方面的意见，如中方不同意他们回国，领馆即不予批准。对于苏籍干部多数愿意保留苏籍的状况，苏联方面也表示：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是解决的时候了。但是，由于极少数苏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苏联领事馆对这些人又基本持同情态度，因此，新疆苏籍干部问题的负面影响客观上严重存在着。[27]
　　事实上，也正是这部分人日后成为苏联在新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中坚力量。
　　综上所述，新疆的苏侨及其为数众多的中国籍亲属，实际上为苏联在当地构筑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由于历史的、民族血缘的纽带联系，使得新疆苏侨具有与东北、上海苏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为以后伊塔事件的发生确立了基本的前提。不过，从50年代的情况来看，新疆苏侨回国是自1954年以来由苏方提出经中苏双方政府认可的正常现象，尽管中方对苏联采取不正当手段发展侨民有不同意见，但在中苏友好的背景下，还是服从苏联的需要，协助新疆苏侨定期回国的。同时，对中方关于苏籍干部尽量留在中国的要求，苏联也是赞同的。这即是说，当时的苏侨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因素。此外，每年春季有一批伊犁苏侨举家迁往苏联也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是苏方坚持这样要求和安排的。
　　那么，为什么过去时有发生的平常现象到1962年初竟会酿成轰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呢？众所周知，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就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破裂。问题在于，这两件事对以后的伊塔事件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呢？或者说，导致伊塔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1] 伊犁州公安局：关于一年来边防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情况报告，1961年12月2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5。
　　[2]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50-58、238页。
　　[3] 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480页。
　　[4]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240页。
　　[5]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39。
　　[6] 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7] 伊犁州外事分处：苏联外交部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奥西波夫、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苏联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等同志与伊犁区党委张、赵书记等谈话记录，1959年7月6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第86、82页。
　　[8]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见新疆外事处：“新疆工作三年来的总结及今后意见”，1953年8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页码8-10。这里仅指苏侨本人，不包括其家属。此外，由于统计方法的问题，苏方的数字与中方有一些差别。
　　[9]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10]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2月3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5；伊犁州外事分处：3月5日张书记同沙鲁诺夫领事谈话摘要，1959年3月8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43-45。
　　[11] 伊犁州外事分处：3月5日张书记同沙鲁诺夫谈话摘要，1959年3月8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42。
　　[12] 伊犁州外事分处：“伊塔事件真相”，1962年12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4。
　　[13]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2月3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宗80，页码4-5、7-8。
　　[14] 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自治区党委吕书记与苏联外交部领事局副局长康茹科夫、远东局奥西波夫和总领事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6月29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74，页码40-41、44；伊犁州外事分处：库日科夫、奥西波夫、达巴申、沙鲁诺夫等与张、赵书记等谈话记录，1959年7月6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87-88。
　　[15]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5。
　　[16]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17] 中共新疆分局：“关于协助苏侨回国问题的紧急指示”，1954年5月。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75，目录6，卷号54，页码29。
　　[18]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19] 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伊犁州外事分处：库日科夫、达巴申、沙鲁诺夫等与张、赵书记等人谈话记录，1959年7月6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91-92。
　　[20] 伊犁外事分处1957年工作报告，1958年1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59，页码135；伊犁州外事分处：库日科夫、达巴申、沙鲁诺夫等与张、赵书记等人谈话记录，1959年7月6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88-89；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自治区党委吕书记与康茹科夫、奥西波夫和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6月29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74，页码42；伊犁州外事分处：3月5日伊犁区党委张书记与沙鲁诺夫谈话摘要，1959年3月8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41。
　　[21] 详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曹达诺夫：《五军的革命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22]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2月3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6；新疆自治区人委外事处：1960年的工作总结及1961年的工作安排意见，1961年3月10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8，页码2；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23]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2月3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6；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7页。
　　[24]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7页。
　　[25]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2月3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10；新疆自治区人委外事处：1960年的工作总结及1961年的工作安排意见，1961年3月10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8，页码4；“伊犁区党委政法部1962年全州苏侨数字统计。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9。
　　[26]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50、152。
　　[27]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2月3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10-12、7、14；外交部关于苏侨和苏籍干部处理问题的加急电，1961年3月25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4，卷号182，页码36。
　　国内因素：“大跃进”在新疆的经济后果及其影响1958年，中国大地急风暴雨般地兴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凭借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其结果导致全国性经济严重失调，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加上1960年的自然灾害，引起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甚至在许多省份出现了饿死人和逃荒的现象。那么，这种状况是否就构成了1962年新疆边民外逃的主要原因呢？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特别是伊犁州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
　　新疆自治区于1958年3月开始部署和实施工业和农牧业生产的全面跃进计划，其显着特点与内地一样，也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并一再修改，层层加码。最后确定，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牧业总产值要增长6.2倍，平均每年增长48.5%；工业总产值要增长16.6倍，平均每年增长77%。新疆还提出，一定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把自治区建设成为中国的钢铁、石油、有色及稀有金属、煤炭、粮食、畜牧业、棉花、制糖八大基地。1958年9月新疆开始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紧急动员，同样是一哄而起，短短一个多月便在全自治区建成562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民96万多户，占农户总数的99.7%，其中自然也存在“一平二调”、刮“共产风”问题。[1]
　　然而，从有关统计数字和笔者在当地了解的情况看，50年代末那场“天灾人祸”对新疆的影响要比全国其他地区小得多。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新疆在农业方面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农业生产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1961年有农业劳力262万人，比1957年增长17%；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较快，1961年灌溉面积为4500万亩，比1952年增长1倍多；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扩大，1961年耕地面积5050万亩，播种面积4156万亩，均比1957年增长61%。在畜牧业方面，尽管由于实现公社化导致耕畜量大幅度降低（1961年为1957年的73%），但牲畜年末存栏总头数却逐年增加，由1957年的1709万头增加到1962年的2250万头。在农业收成方面，于棉花、油料出现较大减产的同时，粮食总产量则大幅度增长，1957年为29.1亿斤，1960年为39.5亿斤。此后有所下降，但1962年仍达到35亿斤。1957年至1960年，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从6亿元增长到7.9亿元，以后两年略有减少，但1962年依然保持在7.5亿元的水平。[2]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是否发生过饥荒，乃至部分边民需要出走苏联来解决吃饭问题呢？总括而言，从1959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起至1961年，新疆全区城乡人民生活虽然紧张一些（人均口粮标准由原来的400多斤减少到300斤左右），但是有饭吃，没有因缺粮而发生大的问题。新疆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突然大量增加而造成的。据统计，1960年1月至1961年3月，自流来疆人员达22万余人，仅1960年1至10月就流入15.3万余人，其中多数为受灾地区群众。1959年至1961年11月，新疆地区收容、安置内地流入人员89万余人，接收、安置支边青年30万余人，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数，新疆人口由1957年的561万人增加到1961年的730余万人，三年增加人口170余万人，增长了33%。[3]
　　这种自流人员不断涌入，导致人口猛增的状况，当然给新疆造成了很大压力。对此，一方面，中共中央根据新疆的要求，指示各有关省区确实安排好本地人民生活，控制人员外流；一方面，自治区党委采取积极措施，妥善收容和安置外来人员，[4]
　　从而使新疆由于外来人口压力造成的困难得以缓解。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也正是由于新疆的人民生产生活状况较内地一些地区为好，才出现了严重缺粮省区大批自流人员涌入新疆的情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也在于这些年新疆的农业收成不是下降，而是有所提高。因此，尽管由于人口增加，此期新疆粮食库存量有所下降，但1961年6月全疆仍有库存粮2.9亿斤。不仅如此，新疆还帮助特别困难的省份解决严重缺粮的问题。如1960年底，自治区政府就专门成立了调粮委员会，组织向甘肃省调拨支援该省的粮食。在1960至1962年期间，新疆非但未因困难而要求国家调入粮食，而且还调出粮食30000吨、肉8000吨支援国家。[5]
　　这一时期新疆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粮食危机，如1960年春季，南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发生了部分群众缺粮、饥饿、生病，乃至人员死亡的事件。但究其原因，却并非真正由于缺粮所致。到1960年3月，拜城县尚有库存粮1800余万斤，分配给该县的回销指标还有400余万斤。正如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4月召开的拜城县紧急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在有大量库存粮食的情况下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县委主要负责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民间的疾苦，既不听下级反映，也不向上级汇报，从而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为此，自治区党委在下发的做好全区粮食工作的决定中特别强调指出：新疆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缺粮问题，在条件比过去更好的情况下，更不能允许发生粮食问题，尤其不能允许再发生像拜城这样的粮食问题。[6]
　　当然，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造成的影响并不平衡。与南疆相比，北疆地区粮食不足的现象较严重一些。王恩茂在1962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承认，粮食问题主要发生在北疆，那里不少地区口粮和饲料的标准都有所下降，人民在穿的、用的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7]
　　而伊塔事件恰恰发生在地处北疆的伊犁自治州，因此，就有必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专门的分析。显然，这对于探讨伊塔事件的起因，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1958年伊犁州开展“大跃进”运动以来，由于在农业生产上计划定得过高，没有留有余地；对粮食估产偏高，直属县市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方面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浮夸虚报现象。1958年秋收后，实际入库粮食比上报数相差3300多万斤，以至1959年5月清仓时发现，粮食库存比帐面短少1989万斤。此外，在畜牧业生产上，因1959年冬季雪厚和1960年春季气候恶劣，全州牲畜死亡近百万头。进入1960年后，有的地方人民口粮安排不落实，发生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现象。但这种现象只是在个别收成较差的农场和支边人员组成的公社中出现过。同时，为了避免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伊犁区党委及时采取措施，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农村回销粮，在春播结束后将剩余种子清点转为口粮，并在城乡推广了一种做饭增量法，以解决群众吃饭问题。[8]
　　就全州1960年的总体情况而言，农业方面，粮食总产量达到4.8亿斤，比1959年还增产了20-30%，农村牧区每人平均1200斤。与内地许多地区灾情极为严重不同，伊犁州在是年6月份虽然也有十余万亩地遭受冰雹灾害，以后又有十余万亩粮田发生黄锈病，但这种灾情在全州600余万亩播种面积中，所占比重较小，加之补救措施较及时，造成的损失不大。为使各县市解决好群众生活问题，伊犁区党委还于12月发出指示，要求以食堂为中心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当时，全州人民公社共有3405个公共食堂，就餐人数达46.4万人，占农村人口的74.86%。同时，伊犁州还采取了压低城乡口粮供应标准，提倡推广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9]
　　到1961年，伊犁州的情况进一步好转。牲畜总头数增加到700多万头，全州粮食供应自足有余，并且外调支援乌鲁木齐市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当年伊犁州上调自治区的粮食达3000万斤。[10]
　　虽然在春季，霍城、特克斯等县的支边人员中曾发生浮肿病现象，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安置工作不当。为此，伊犁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着重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组织人员对支边青壮年的安置工作和生活情况做一次检查，发现浮肿病人除治疗外，要在生活上给予照顾。[11]
　　总之，在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在新疆北部地区并没有出现饥荒现象。据说，伊犁地区最差的时候，人民生活安排充其量也只是所谓“三七开”，即吃30%的细粮，70%的杂粮，[12]
　　根本就没有恶化到需要外流逃生的地步。全州比较平稳地渡过了困难阶段。
　　总之，正如上述资料所表明的，从整体上讲，在新疆，包括伊犁、塔城地区，尽管“天灾人祸”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一些困难，但并不存在大批居民由于饥荒而外出谋生的动因。所以，伊犁边民大规模出走苏联应该还另有原因。
　　苏联因素：中苏关系恶化及苏联在新疆的鼓动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苏双方经过在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炮击金门、马祖，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碰撞，中苏两党在50年代中期政治路线、外交方针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8月，苏联边防人员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中苏有争议地区驱赶中国边民，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两国的边境纠纷随之肇始。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又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而进一步恶化。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这个大背景下，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转变为积极插手这项工作。从60年代初到伊塔事件发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开始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大量发展苏侨的步伐，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
　　1960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做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苏联领事指使、收买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给领馆职员布置任务，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公民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如果有人没有证明其苏侨身份的文件，领馆就让他们给其在苏亲属写信要证件。一些人与苏联人毫无关系，也被拉来登记。苏联领事并指示说：这些人名单搞好后，与中国政府交涉成功，就可遣返回国。面对众多申请回苏的少数民族群众，苏联领事还采取了挑拨的态度，答复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我们就批准”。与此同时，伊犁苏侨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苏侨协会也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登记活动。是年，伊犁地区查获5起非法登记苏侨案件，共查得照片5269张，非法登记的群众即有13186人。[13]
　　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协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据1960年的典型调查，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各县市居民总数的25-40%；塔城专区在外侨普查登记时自愿交验的这类证件有6459件，为当地苏侨总数的8倍多。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持有此类证件的人，为数也不少。[14]
　　[1] 以上所引数字见朱培民：《新疆大跃进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41-42页。朱文引用了大量目前学术着作中少见的统计数字，但遗憾的是均未注明出处。因此，使用时只能作为参考。
　　[2] 新疆自治区党史委、区党校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229-230、240页；朱培民前引文，第43页。
　　[3]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第209、218-219、226、229-230页；朱培民前引文，第44页；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4]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第218、226、232页。
　　[5]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第230、209页；朱培民前引文，第43页。
　　[6] 朱培民前引文，第46页；《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第199页。
　　[7]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第225页。
　　[8]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157、165页；笔者1998年10月25日电话采访伊犁州党史委副主任刘丹记录。三年困难时期，刘丹就在伊犁地区，对民间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有所了解。
　　[9]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169、139、168页；伊犁州外事分处贾文郁同志与苏联领事沙鲁诺夫谈话纪要，1961年1月25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宗97，页码5、7-8。
　　[10]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175、100、179页；塔城地委关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裕民等县活动情况的简报，1961年6月22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宗97，页码78。
　　[11]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170页。
　　[12] 笔者1998年10月25日电话采访刘丹记录。
　　[13] 新疆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60年10月12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208，页码48-49；《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0-41页。
　　[14]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5-116。
　　1961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1]
　　该市苏协的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竟然宣称要“把这些护照发给那些想加入苏籍的中国公民”，“这儿粮食定量标准这么低，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到苏联去”，“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2]
　　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也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余；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不能干涉。只要是由苏联过来的人，不管有无苏侨证均是苏联公民，过了边境就可以发给正式公民证，我代表苏侨政府批准你们走；并对个别要求退出苏籍的侨民进行威胁，指称：苏联政府1936年对外侨法令规定，不论何时苏侨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只有少数坏分子逃跑，不愿当苏联公民。[3]
　　是年，仅伊宁市一个搞此项活动的8人集团，就在该市苏侨协会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秘密登记了6000多人，收取现金2000余元。[4]
　　50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而到60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1961年9月3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传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仍然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5]
　　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观伊犁州的苏侨遣返情况：1954至1959年6年遣返苏侨86890人，随返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而1960至1962年3年中遣返苏侨8559人，随返的中国公民竟达20907人。[6]
　　这其中还未包括那些持有苏联各种证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国人。由此可见，当时苏方非法发展苏侨的情况十分严重。
　　第二，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
　　1960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方面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即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却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7]
　　同期，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但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时却设法留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作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苏联总领事曾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的数字很大，他们不愿意退籍，是否就遣返他们回苏？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苏领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8]
　　此期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自己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还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9]
　　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逃跑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份子。
　　第三，苏联方面开始利用苏中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去苏。
　　60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杂志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语广播1950年曾自动撤销，但到1961年上半年又得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方的维语广播电台相近，很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10]
　　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特别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11]
　　1961至1962年，苏方发寄来的信件、邮包猛增。如塔城地区，1961年一季度苏方来信5038封，1962年第一季度增至6609封，增长31%；乌鲁木齐，1961年全年苏方来信40324封，平均每月3360封，1962年1-5月增至51978封，平均每月10395封，平均每月增长209%。又如塔城地区1961年第一季度苏方寄来包裹340件，1962年第一季度增至632件，增长85.2%；乌鲁木齐1961年苏方寄来包裹675件，平均每月139件，1962年1-5月达851件，平均每月170件，平均每月增长22.3%。另如塔城地区1961年一季度收到苏联报刊杂志等印刷品462件，1962年一季度增至923件，增长99.8%；乌鲁木齐1961年一季度收到550件，1962年一季度增至704件，增长28%。[12]
　　第四，1962年4-5月，苏联方面直接参与了煽动并接应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
　　1961年冬和1962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秘书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后6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4743人次。特别是1962年4月4日，季托夫抵达塔城，一反以往先到当地政府拜会的常规，径往苏侨协会接见居民，并鼓动说：哈族人总是要回去的，你们国家不阻挡的话，你就跑。季托夫在5天时间里接见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1573人次，并有意将7日约见的人推迟到8日下午接见，待人员集合至500余人时，即不经当地政府许可就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又授意苏侨代表在他走后散布“你们跑我不干涉，你们自已负责”等语。此间，季托夫曾经巴克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季托夫走后不久，塔城地区即有数百人联名上书，申请去苏；成批自称是苏侨的人到政府请愿，要求去苏；甚至扬言要大批逃跑。外逃情绪得到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气候，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4月中起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13]
　　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群众。库则温边防站设有临时登记点，科克巴斯塔乌设有四顶帐篷、一间毡房的临时接待站，内装电话，外停数十辆大小汽车和摩托车；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中。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塔城、裕民和霍尔果斯、察布查尔中苏沿边境地区的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并于夜晚打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用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苏边防军还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进行登记、发钱、发粮，并很快将他们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苏方又在边界口子上散布“22日关口子”、“25日关口子”等谣言，传令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据伊塔事件后逃苏被苏军捕获的人回来反映，苏方对他们说：“你们中国哈族从伊犁、塔城、阿勒泰过来不少人，原因是我们从多处开了边界口子。现在我们上级通知我们，边界暂时关闭，可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了不满的意见。”[14]
　　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初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积极劝阻，制止外逃。以后由于不少劝阻干部被打伤，各地在此项工作中均以民兵作后盾，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继续对外逃边民进行教育、劝阻。4月29日自治区党委发出《迅速制止边境地区群众非法越境的宣传教育要点》后，各边境地区反复进行“要点”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使很多群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不再外逃。与此同时，伊犁州还采取政治教育与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民兵举行武装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在中苏边境执行巡逻任务，依法惩处少数组织逃跑、谣言惑众、扰乱治安的为首分子，制止了越境事态的蔓延。[15]
　　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5月14和15日，有100余人到伊宁苏联领馆说：中国政府允许我们走了。领馆人员则讲：“那你们找到中国政府要证明嘛！”5月中下旬，每天不仅有许多人步行外逃，而且还有不少人搭乘客运站班车取道霍城逃苏，伊宁发往霍城的班车票仅27、28两日即售出800余张。5月29日上午，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名群众，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馆的汽车经过时，副领事季托夫等人探头向人群示意，即有人高声呼喊“我们掌柜的来了”。下午，由于车辆不足，车站暂停售票。未购到车票的人聚集达一千余人，人声鼎沸，秩序混乱，发生了殴打客运站干部，围逼前来处理问题的州长开证明去苏的情况。即之，聚集车站的群众分三路进发，前往州人委、区党委和苏联领事馆。面对要求去苏的中国边民，苏领事塔查尔金别有用心地说：“我们不管卖票，卖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我们只办理回苏的手续。”进一步激化矛盾，使这部分人全部转往州人委和区党委。是晚6时许，在一些坏分子、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群众冲、砸了州人委和区党委。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苏侨有45人。在5.29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倒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带了一些邮袋回国。[16]
　　5月30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17]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从1962年4月至8月，增设边防站58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1963年初，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18]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根据笔者发现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简单归纳如下：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的深厚影响，以及苏联侨民和苏侨协会的大量存在，构成了中国伊犁边民出走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这种历史背景为1962年伊塔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1958年“大跃进”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现实，虽然构成了部分边民向往苏联的心理因素，但就其程度而言，并不能成为大规模迁徙苏联活动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实质还在于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苏交恶后苏联改变了对新疆苏侨的遣返政策。尽管尚无证据说明苏联方面具体策划了这次大规模边民外逃的事件，但是苏联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增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并千方百计鼓动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的实际做法，无疑促使了历史上存在的那种可能性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性。这就是伊塔事件产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
　　[1] 伊犁州外事分处关于非法领取苏侨证情况的报告，1962年（日期不详）。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27、24。
　　[2]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1页。
　　[3] 中共塔城地委：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切莫合尼克在塔城、裕民、额敏、托里等县活动情况简报，1961年6月22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97，页码75-76、79。
　　[4]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2页。
　　[5] 伊犁州外事分处：11月14日伊犁外事分处办公室曹洪章同志与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谈话情况的报告，1961年11月16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97，页码191-192、195。
　　[6]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7] 新疆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60年10月12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208，页码49-50。
　　[8] 新疆自治区人委外事处：1960年的工作总结及1961年的工作安排意见，1961年3月10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8，页码5-6。
　　[9]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52。
　　[10]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6页；“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7。
　　[11]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6-117。
　　[12]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6-117。
　　[13]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8、108、119、106；《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4、7页。
　　[14]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9-120、107、113；《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6-47页。
　　[15]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7-10页。
　　[16]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10-11、17页；“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08-110、120。
　　[17]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2。另据《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9页记述：5月31日，苏方出于政治的需要，封闭了边界。
　　[18]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宗114，页码132；《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第243-244页；《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29-30页。
 

李丹慧 2013-08-28 09:5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