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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

(美)陶涵 着 林添贵 译 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42.00元。

在蒋经国诞辰100周年之际，由美国哈佛大学陶涵(Jay Taylor)教授所着的《蒋经国传》在200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同时推出英文、繁体中文版的十年后，出版了简体字版。该书是一部“非官方授权”的传记，力求客观信实地反映蒋经国的一生。

陶涵是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文及中国事务，写作之前拟出过详细的写作大纲与研究计划，在海峡两岸与美国访问了160多位认识蒋经国及其属下追随任事的朋友与旧部，如李焕、王升、宋楚瑜、马英九等人，博采周咨，历时三年，方得告成。陶涵在写作过程中，未受到任何方面包括资助方的影响，并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尚未公开的资料，发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秘密。该书引用资料之多、之广、之新，几乎是空前的，其英文版的注释和索引即达90页，以致被广泛认为是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教授认为，《蒋经国传》的取材理论和文学触笔，都是可圈可点的。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夹缝中

蒋氏父子败退到台湾的初期，蒋经国为稳定台湾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作出了不少努力，主要掌管台湾的情治机构与秘密警察。在海峡两岸紧张的武装对峙中，发生了两次金门炮击。虽然炮火纷飞，双方也尝试接触与沟通。到底是谁扮演了传话人的角色？应该是蒋经国与中共驻香港的情报单位取得了联系，传递了信息。

虽然蒋经国希望与大陆保持秘密沟通，但并未主动寻求与大陆关系的缓和。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台湾如何应对，是蒋氏父子面临的一个难题。事实上，这个“挫败”，强烈凸显台湾的外省人与本省人风雨同舟的命运。甚至，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实际上也缓解了中共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施压，台湾有机会全面启动政治与经济改革。

蒋经国此时主要关注两件事情，一是如何推进台湾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建设；二是如何应对大陆和平统一的呼声。1972年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1973年8月，他告诉美国“大使”马康卫，表示要加强团结，台湾必须要有“更开放的社会”。为此，蒋经国在世界能源危机与全球经济走疲的大环境中，经济上推出了一项雄伟的建设计划，即十项建设项目。针对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中美关系的逐步接近，蒋经国决定尽一切努力，争取美国国内对台湾的同情。

1973年3月，蒋经国的老同学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和平方式(统一)”。滞留大陆、依附中共的老国民党人通过公开的、私下渠道，向蒋家父子招手。但是，蒋经国并没有理会。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有那么愚蠢”。不过，蒋经国虽然如此表示，但未必是其真心。在台湾当局“反共复国”的时代，任何与大陆方面的明显接触都将动摇台湾当局获得的民心，这或许是蒋经国未能相应和大陆秘密谈判的考量。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开始逐步软化其父所建立的威权政治，宣布大赦减刑，有3600名受刑人员蒙福，其中约200人是政治犯。这是针对国民党的反对势力所展现的最大善意。同时，蒋经国也时刻关注大陆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蒋经国判断他的老同学邓小平极有可能复出，重新掌权。蒋明白，邓小平一旦复出，粉碎“四人帮”，美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机会势必大增，这对台湾的生存将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为图生存，蒋经国通过各种方式尽量影响美国，以获得美国的继续支持。譬如，蒋经国批准发动“一人一信运动”，号召台湾居民发出了25万封信给美国卡特总统，敦促美国不要抛弃老朋友。民调显示，美国多数民众赞成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不同意与台北断交。然而，中美正式建交是不可阻挡的。1978年12月16日晚，当蒋经国得知1979年1月中美将正式建交后，当晚发表电视演讲，表示“中华民国”不会跟共产党谈判，也不会放弃光复大陆的神圣使命。台湾也爆发了针对美国不满的游行示威运动，甚至冲击美国驻台的“大使馆”。蒋经国显然同意在可控局面下展现出对美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怒意。

因蒋经国的努力，竭力通过各种途径，施加对美国的影响，美国卡特总统在一面信守对邓小平的承诺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乃是台湾的政治胜利，也是蒋经国个人的胜利。把美国对台湾安全利益的关切，涵盖杯葛与禁运，似乎更超过原有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

“以后别再说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啦”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海峡两岸的紧张状态得到了缓解。在若干观察家看来，对台湾反而是利空出尽，实际上改善了它的投资环境。1978年12月16日，人民解放军停止了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单打双不打”的炮击，“国军”也停止了反炮击。国民党面临中共更活跃更集中的和平攻势。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信。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国家统一。

面对大陆对台政策的主动调整，蒋经国了解到，北京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长期下来对台湾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慎重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可是蒋经国不认为1979年是朝这个方向采取具体动作的时机，他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稳定才是最重要的。蒋经国及其政府猛烈抨击北京的示好，并宣布“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

很快，蒋经国对大陆的政策就有所改变，觉得不能光采取守势，必须发动“对大陆的统战攻势”，其长期目标就是在大陆制造一股逆流———以台湾模式，而非中国模式统一中国。

美台断交后，台湾主动加深对大陆的影响力，台北企业界人士越来越乐观认为，中国大陆市场颇有可能开发成台湾机械工具、消费者产品的天然市场。1980年，台湾当局放宽规定，准许老百姓自由申请护照。头10个月就有15万人申请护照，许多人前往香港，再转入大陆老家探望。自此，两岸之间开始有了直接的交流，虽然基本停留于单向度，但开启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增进信任的大门。

当大陆的示好得到了台湾当局的一定响应后，1981年9月，中共发动全面和平攻势，发表了中国统一的九条原则（编者注：俗称“叶九条”），其中包括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充分自治，不干涉台湾内部事务……大陆的各种声明开始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共同的历史传承。邓小平还就“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为了进一步改善气氛，人民解放军还从台湾对面的福建，撤走了相当数量的军队。

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通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候。邓小平强调，“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其他绝对的条件，所有的其他条件、方式，都可以谈判、调整”。这是台湾可以从北京所获得的最有弹性之谈判起点。可是蒋经国不认为他在岛内已经凝聚共识，获得民众支持两岸谈判，而且中国大陆的局势条件也还未充分变化到足以让他展开统一的谈判。

1983年，蒋经国认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结合，“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在各种强力理由中，撇开知性及道德上的抉择不说，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

显然，此时的蒋经国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1985年12月5日，蒋经国与“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谈话，说“以后别再说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啦”。

台湾民主化与中国统一相容的唯一途径

1986年，蒋经国在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中，他在5月间与接任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的一次交谈中，表示有三个目标要其完成，其中一个就是“两岸统一”。这是他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显示他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在他去世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有必要也有机会获得名义上的统一。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邓小平传话给李焕，他愿意派杨尚昆与李焕晤谈，时间、地点都可以由李焕定。蒋经国得到报告后，他告诉李焕“时机还不对”。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他所言等待的时机究竟是何时，只能是天不假年。

邓小平此前一直担忧蒋经国的健康，深恐这位老同学一旦撒手人寰，台湾局势可能复杂化。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当蒋经国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P382）

显然，蒋经国与邓小平都相信，两人若是携手，最可能就两岸协议达成妥协方案。两人都希望留给后人繁荣与和平，又能维护大一统的原则。可是，就蒋经国而言，台湾的安定和进步，需要落实民主政治，亦即势必要台湾化，可是台湾化对统一的原则却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蒋经国相信两岸放宽，加深交流，然后带动大陆中国社会自由化，乃是敦促台湾民主化与中国统一相容的唯一途径，这或许是蒋经国心里所想的时机。

权且不论蒋经国弥留之际思考的对错，也不论其心里统一的原则如何，现在两岸在蒋经国时代开启的相互交流正在全面深入与扩大，或如蒋经国所期待，最终找到统一的交点，实现两岸真正的和平与繁荣。

2023-10-05 12:5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