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同盟會刺殺滿清權貴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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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辛亥革命，经常被歪曲为“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处于亡国奴地位的华人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满清殖民统治，这也是为何革命者以南华人居多的原因。民主运动不同于清末辛亥革命，因为不像清末那样具有明显的民族矛盾。民族主义的旗号，清末被华人用于反抗殖民统治，後被用于粉饰殖民统治。

　　百年前的同盟会（华人革命团体的统称）的政治暗杀，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内容。那一批“行刺分子”，几乎囊括了上一世纪的所有名人：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鳞、秋瑾、仇鳌、陈其美、陈炯明……这一批刺客当时组建了许多专职暗杀的团体，在他们的策划下，“暗杀”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时间　　　地点　　　　刺客　　　　　被刺对象　　　　有关组织

　　1900年　　广州　　　　史坚如　　　　　两广总督德寿　兴中会

　　1901年　　北京陶成章慈禧

　　1904年　　北京杨毓麟、苏鹏等 “谋炸清廷宫苑横滨暗杀团”

　　1904年　　上海万福华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光复会

　　1904年　　南京易本羲户部侍郎铁良日知会

　　1905年　　河南彰德王户部侍郎铁良日知会

　　1905年　　北京吴樾出洋五大臣 “北方暗杀团”

　　1906年　　南京杨卓林两江总督端方同盟会

　　1906年　　广州刘思复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支那暗杀团”

　　1907年　　安徽徐锡麟等安徽巡抚恩铭光复会

　　1908年　　安徽范传甲协统余大鸿

　　1909年　　南京喻云纪端方同盟会

　　1910年　　吉林熊成基海军大臣载洵同盟会

　　1910年　　北京汪精卫等摄政王载沣同盟会

　　1910年　　北京庆亲王

　　1911年　　广州温生才广州将军孚琪同盟会

　　1911年　　广州林冠慈李准 “支那暗杀团”

　　1911年　　广州陈敬岳李准陈炯明组织暗杀团

　　1911年　　入川途中端方

　　1911年　　伊黎伊黎将军志锐

　　在这些暗杀行动中，较着名的“行刺事件”有：

　　1900年，史坚如的暗杀小组挖地道进入两广总督府底下，内置炸药200磅，谋刺总督德寿。一声巨响，督府坍塌，烈士被捕。史烈士就义前坦白：中国专制如千年破屋，必须彻底推翻！

　　1904年，仇鳌等人在长沙组织暗杀团，多次谋刺陆军大臣铁良。

　　1904年，吴樾两度谋刺陆军部尚书铁良未遂，后于1905年9月，在北京弹炸五大臣，以身殉国，孙中山赞“浩气长存”，柳亚子赞“吴樾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读者酸鼻”。这位时年26岁的“行刺分子”吴樾，着有着名的《暗杀时代》一稿，该文的威力不亚于另一颗更大的炸弹，它鼓励革命党人把暴力直接诉诸于专制独裁者的肉体。

　　1907年7月，徐锡鏻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毅然拔枪，连发七弹，射杀巡抚恩铭。次日，徐烈士被斩首剖心。中山先生题曰：“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1910年1月，熊成基在吉林谋炸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冰，因臧冠三贪利告密，1月30日，熊成基被捕。狱中，熊自书供词：“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1910年2月27日，曾组织过安庆起义的熊成基在临刑前说，“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目矣。”

　　1910年2月，汪精卫亲自上阵刺杀载沣被捕。汪精卫与黄复生、喻纪云、陈璧君等多人组成的北方暗杀团，专以慈禧、端方、载沣等人为暗杀目标，策划多起暗杀计划。肃亲王因怕杀害汪精卫而引来更多杀手，使汪逃过一死，翌年全国光复，汪得以出狱。

　　1910年前后，刘师复、陈炯明等人在广州组织暗杀团，多次谋刺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

　　1911年4月，温生才借广州飞机飞行表演之机，怀揣五响手枪，计划暗杀李准，连发四弹，打死的却是副督统兼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从容就义。

　　1911年8月，李沛基暗杀组刺杀新任广州将军凤山。

　　1912年，川籍党人彭家珍亲赴北京，到禁卫军头目良弼官邸，掷弹庭前，与良弼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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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前后，党人在立志铲除极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理念指导下，以有限暴力，打击专制独裁分子。当时国内和海外约有的暗杀团体数十个，最有名的当属 1903年由黄兴、杨笃生等人成立于日本的暗杀团，随后设总部于上海，主要成员有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人。正阳门车站弹炸五大臣的吴樾，即属该团体。

　　暗杀作为辛亥革命的手段之一，是一份很值得后人玩味的宝贵遗产。首先，人们在传统印象中，暴力暗杀是恐怖行为，是草莽武夫之作为，而辛亥年间的赴死义士，基本是文人学士；其次，中国人素来以为南方人秀弱，不如北方人威武慷慨，辛亥年间的暗杀烈士，70%以上都属于南方人士；再次，一般的成见，以为走入暴力的，多为底层贫民，是暴民革命，而辛亥年间的烈士，绝大多数出身富家，并且多数为海外留学归来优秀专才。这是一个很奇怪现象，但仔细思考，便也不再奇怪。

　　他们的行刺暗杀，虽表面针对的是独裁者的肉体，但实际指向的却是专制政体；暗杀的目的不在于个人复仇，他们与暗杀对象之间并无个人恩怨，甚至素不相识，他们的目的是追求共和宪政与人权理念。也正因此，辛亥年间的暗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刺主义，也不是一般人的作为，暗杀者的身份不是暴民而是追求民主、人权、宪政的战士，并甘愿为民主共和而“敢以颈血溅诸侯”的英烈义士。

　　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并率先向革命党投降，这不能不承认有暗杀震慑之功。但暗杀毕竟不是民主共和的主流手段，单靠行刺暗杀也不能使帝制崩溃，共和建立。而且，在民初时期，暗杀手段也并非革命党的专利。宋教仁、廖仲恺、陶成章等人的遭暗杀，也充分表明，暴力暗杀的“正义限度”是很脆弱和很容易被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