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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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是一个热门题目。对此，中国学术界和中共本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把此后20余年内中国激进和极端的发展道路及其后果，归结为对八大路线的背离，同时又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与八大连接起来。[1]这种理解，大致说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八大开过不到一年，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八大路线就被抛弃了呢？历史存在惯性，那么在八大路线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传统”，而恰恰在这些地方为后来中共的激进和极端政策埋下了伏笔？这个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选择其中一个虽然不大却很重要的方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及当时风靡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考察，希望为寻找答案做些努力。
　　中共八大期间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2]然而，在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3]此外，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所有的大会代表在发言时也不约而同地都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学习八大文件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新党章为什么未提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没有讲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现在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反对个人崇拜？[4]国外研究者也因此对毛泽东的地位做出了种种猜测。他们认为，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集体领导，这“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对毛泽东威信的真正打击是从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他们还猜测，“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甚至断定“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5]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些判断和推测。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而且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6]从目前披露的大量文献和史料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其过程也是清楚的。
　　自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在中共党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最早讲到这个问题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1948年（11月），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在教员和学员中，“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给吴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7]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8]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9]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被删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泽东亲笔删改的。[10]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着作’字样。”8月14日，毛泽东又将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的电报稿中“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11]
　　这样，由于毛泽东本人一再反对，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正式决定并通知全党。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着作’等字样。”[12]这个《通知》的精神并没有限定在党内传达，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会上向与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13]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有明确指示，并在八大前已广泛告知党内外（只是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在研究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时，追究起草文件时是否专门做过决定，是否有人建议或者是谁“最初提议”的，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莫说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史料，即使存在这样的决定和建议，相信其内容也不外如此。既然党内高层早已达成共识，中央也发过通知，那么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是否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毛泽东和中共早在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和想法？
　　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14]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被迫的，他所顾忌的只是斯大林和苏共的态度及其对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影响。
　　胡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铁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斯大林在共产党情报局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围剿“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15]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绝对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据苏共中央联络部观察，从1947年9月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后，中共就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的好感，并广泛地利用会议材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16]所以，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南共的决议，指出：铁托集团由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求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17]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考虑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压力本来可以也应该解除，但他仍然坚持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其原因还在于苏联——苏共此时开始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及其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18]接着发生了贝利亚事件，苏共中央为此做出的7月决议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在“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走上了一条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19]苏共中央还特意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20]
　　此后，类似的消息不断传到国内。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使馆向中宣部报送了两个材料，介绍了苏联报刊和宣传中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了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在京有关人员。[21]鉴于苏共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这年12月中宣部发出的那个关于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不能说与这些背景没有直接关系。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更加成为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22]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23]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24]一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东欧各党紧跟苏联自不待言，连法共和意共都赞成批判个人崇拜的现象。[25]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则在7月10日发表社论，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26]甚至朝鲜也逐渐减少了个人崇拜式的宣传，最先改变的是取消了“金日成万岁”这个口号。[27]在这样的氛围下，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都不便再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在中共八大和有关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乃为客观形势所迫，而非主观愿望。
　　如此看来，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能说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有任何怀疑，所谓毛泽东地位下降的推测更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从毛泽东历次谈到这个问题时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而并非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正确，更不用说会有谁对毛的地位提出挑战。
　　从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这个关乎共产党发展大计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通行的口号，中共当然不会公开提出异议。然而，八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当微妙。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报告也只是从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个人崇拜问题。尽管在制度层面做出了一些加强集体领导的规定，但中共并不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邓小平在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28]
　　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并间接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质疑。
　　当然，八大关于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七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内，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词。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29]
　　不过，关键的问题还是毛本人的态度。从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心情是双重的——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咒，正如他后来对苏联大使尤金讲的：“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30]担心的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和取消个人崇拜的做法将导致中共党内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蛇无头不行”的混乱局面，所以他才认为赫鲁晓夫“捅了篓子”，并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突然冒出一句：“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31]后来又说，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指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32]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提法，正是反映了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
　　看来，毛泽东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对中共领袖的崇拜，欢迎的是苏联党批判个人崇拜，而不是中国党也批判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还是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八大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的制度规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斯大林的错误为什么会发生和发展？潜在的问题更在于，各国党会不会重犯斯大林错误？事实上，自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就力图对此做出回答。中共八大还试图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实行集体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八大除提倡重大问题和选举都必须经过会议或集体讨论，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外，还在制度上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实行党的全国和省、县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相应地取消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目的是保证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能够定期召集并充分发挥作用。邓小平承认，从中共七大以后，11年不开党代表大会，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党章规定的。[33]“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虽然这些年份里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召集这些会议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经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缺憾”。邓小平对这项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认为这是“一项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34]
　　然而，在中共的概念中，民主从来都是相对的，而且只是一种手段。因此，八大所说的民主，指的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这里，民主与集中始终是一对矛盾，长期来看，其内在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制。只有当“过分的”集中制严重地损害了党组织的活力时，党内民主问题才会被提出来，而发展党内民主最终还是为了更好的集中。邓小平说：“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35]刘少奇说得更明白：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决不是减弱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36]难怪八大结束以后，除1958年召开过一次八大二次会议外，常任制就再没有真正实行过，而中共九大直到13年后才召开，其拖延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八大。
　　中共八大确有许多非凡之举，就改造共产党自身而言，在许多方面的主张和动议，甚至超过了苏共二十大，比如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发展方针的调整、对经济体制改进的设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等等。所以，这次会议能够鼓舞人心，激发全党的热情和干劲，使国人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没有、也不可能对师承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代革命家，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的中国社会精英，他们并非没有改造中国的雄心和能力，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革命年代，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转变。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但最终只能用老办法去解决。1956年对于苏联、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确实抓住了历史主题，却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个历史主题，因此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很可能会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八大刚刚开过一个月，暴风雨就来了——在东欧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波匈事件，紧接着是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反右派运动。就本文提出的问题而言，结论也是很清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绝对没有抵制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主旨。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最明确地表达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这是个别人，大多数人不赞成。这也是独创精神。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是崇拜真理，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对不正确的部分也赞成，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37]
　　惟其如此，才使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逐步升温，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载《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
　　[1]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这样的评价：“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3]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21页。
　　[4] 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29，第65-95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0月8日第2013号，第819页。
　　[5]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40页；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8-161页。
　　[6] 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34-535页。
　　[7] 逄先知执笔整理：《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1期，第12页。
　　[8]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63页。
　　[1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8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192、238、304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623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87页。
　　[1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15]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页；《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16] 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1173，л.1-37。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18]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0-409页；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3，оп.10，д.22，л.3-4；д.20，л.11，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с.20-22、27-28。
　　[1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7-72页。这里根据原文对译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见Наумов В.，Сигачев Ю.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9，с.265-273。
　　[20] R.J.Service，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Soviet Studies，Vol.33，№2，April 1981，pp.240-242. 代表中共出席通报会议的是高岗，但可惜至今没有看到中方有关这次会议的任何史料。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84-485页。
　　[22]《内部参考》1956年2月28日第37号，第293-295页。
　　[23]《内部参考》1956年3月13日第51号，第150-151页。
　　[24]《内部参考》1956年4月18日第87号，第394-396页。
　　[25] 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5，оп.28，д.415，л.165、167.
　　[26] 《内部参考》1956年7月11日第1930号，第259页。
　　[27] 《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第2032号，第1180-1182页。
　　[2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1-92页。
　　[29] 详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5-646页。
　　[30]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1957年10月30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589，л.173-179。
　　[3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2页。
　　[32] 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夫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转引自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33] 这种情况并非中共独有，可以比较的是，苏共1939年召开十八大，1952年召开十九大，相隔13年。
　　[3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0-91页。
　　[3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9页。
　　[36]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1页。
　　[37]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吉林省档案馆，1/1-1/14，第6-10页。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08-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