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7月7日的“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总共进行了八年，这八年的历史也是我们“民国百年（六）”部分所要关注的，历史上也把抗日战争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一共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政府政权，南京汪伪政权和中共的抗日民主政权。对于抗战的阶段划分，各方均将其分作三个阶段，大陆称其为“抗战的爆发及全面展开”、“抗战的战略相持”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台湾方面则将三个阶段命名为“初期抗战”，“第二期作战”和“抗战末期之军事反攻”。可以看出，在抗战的框架性问题上，各方观点趋于一致，因此我也将其作为我们叙述抗日战争历史的线索。

自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允许各列强在北京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日本从那时起便在北平附近维持了数千条约驻军，称为“天津军”。由于日本的“天津军”和国府第29军同驻一处，因此磨擦颇多。自1937年6月起，日本不断增兵平津，并在北平西南宛平县附近连续进行军事演习。当时，北平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横跨永定河的卢沟桥是北平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驻守此地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的一个营。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日本“天津军”与国军第29军在卢沟桥附近发生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此即抗日战争或全面抗战的开端——“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

虽然“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都是发生在中日之间的冲突，但二者的性质却完全不同。根据日本投降后公开的档案，“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是毫无疑问，但有关“日本首选挑起‘卢沟桥事变’”的证据却至今都没找到；战后，远东国际法庭明确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起，但并没有断定“卢沟桥事变”也是日本人挑起的。近年，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卢沟桥事变”是隐藏在29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更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的作出反应。

目前，在日本比较主流的观点是：1937年7月7日晚，一个小队日军在北京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该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被打死，于是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不久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但是在国内，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基本都对“卢沟桥事变”做了如下的记载。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以北地区进行夜间演习。11时许，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宛平县城方向有枪声，致使日军在演习中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第29军第37师第29团以时值深夜，恐引起地方不安为由，对日军的要求婉言拒绝，并上报地方政府与日本驻屯军司令交涉，商定双方各派五人进行实地调查。次日凌晨5时，调查人员已抵达宛平县署，但日方却仍坚持入城搜查，结果遭到中方的拒绝，日军随即对宛平县城发起攻击，国军奋起抵抗，击退来犯日军，中日由是战端乃起。

7月9日凌晨，国军夜袭铁路桥，收复永定河东岸阵地。随后，日本采用缓兵之计，声称“不扩大事态”，派遣代表与中方谈判，并诱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表示卢沟桥事件是地方事件，原作和平解决。在谈判的幌子下，日本军部和内阁迅速作出了从国内增兵中国，扩大战争的决定，计划分三路向平津进行包围。7月16日，日军增调陆军5个师团10万人来华，进抵平津一带，并将最高司令部设于丰台，以香月清司为司令官。7月17日，日本参谋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决定首先击败29军以解决华北问题，然后攻打南京政府的中央军，摧毁南京中央政权，“通过全面的战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日间的问题”。7月26日，日军援军调齐，于是向29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7月28日正午以前撤离北平及其附近地区。7月28日拂晓，日军没得到中方的答复，于是发起了对北平的总攻，29军上下奋力抵抗，牺牲惨重，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南苑失陷。同日，日军第5师团进攻天津、大沽，守军第38师进行反击，后遭日军陆海空联合攻击，被迫撤离。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并提出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是，日本军部内却分成了“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继续入侵华北。石原莞尔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然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如上篇文章结尾处所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中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也赶往出席，国共之间的第四次谈判因此在庐山展开。“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愿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之下为国效命。7月9日，中共通电要求国民政府速调大军增援第29军，并表示红军愿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南京政府方面，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于是下令进行总动员，集结国军于保定、沧县一带。7月10日，南京政府正式向日本递交了书面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严令在华肇事日军立即撤回原地。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学术界领袖发表了着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转过头来，我们看看国共在庐山进行的第四次谈判。在上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可是7月13日，当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达时，蒋介石又予以刁难，以其中一些内容需要修改为借口，不愿公开发表这份宣言。同时，蒋介石还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再也不提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了。对此，周恩来忍无可忍，他致函蒋介石指出，当前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并批评蒋介石的意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使谈判无法继续，甚至可能妨害国共此后的合作。

就这样，国共之间的第四次谈判僵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