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我将用较多的篇幅介绍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及事件前后的历史背景。之所以对这次事变大张旗鼓的讲述，是因为“西安事变”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水岭，它是国共两党关系的转折点，如果历史允许假设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说：假如当时西安事变没有发生，那么中国近代史将会彻头彻尾的被改写。另外，我们还可以这样讲，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为“西安事变”进行酝酿，而“西安事变”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的一切，又都是这次事变所造成的结果。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西安事变”，其真相70多年来却从没被搞清楚过，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亦或是在海外，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历来都是众说纷纭，截至20世纪末，仅中国大陆就推出了好几十个版本。当然，在已经发布的众多版本中，有一些是显然不能相信的，比如中国大陆的历史教材，毕竟大陆在近代历史问题上说了太多的谎话，掩盖了太多的真相，颠倒了太多的黑白；另一方面，台湾的一些历史资料也不能相信，那完全是为了丑化一切与共产党有关的事物而特意编造的。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大陆和台湾所受到的评价也是“冰火两重天”，大陆将其誉为“民族英雄”（毕竟张少帅“救了”共产党），而台湾则定其为“历史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参与过那场兵变的人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媒体和历史研究者亲自找到了张学良，希望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后能将“西安事变”的真相公之于世，但张学良却对内幕绝口不提，一直到2001年10月去世，最终将所有他知道的秘密都带进了坟墓。

在这里，我不能说我下面写出的一切都是历史之全部真相，我也只能把我所知道的，以及我所相信的东西展示给大家，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至少知道他们在中学里所了解到的有关这次事件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在本文的开篇，我们不妨首先来看看“西安事变”造成的后果，以便佐证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过去曾经讲到，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了长征，其间损失非常惨重，8.6万人的中央红军在翻过雪山后只剩下了不到8000人。更糟糕的是，好容易才会师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又发生了分歧，张国焘带走了自己的队伍，另立中央，毛泽东只能带着名副其实的“红军残部”来到陕北。此时，蒋介石又将大军调到西北，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南京政府的中央军，加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再加上杨虎城的西北军，一共有33万人，红军几乎濒临绝境。然而，“西安事变”最终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非但不再被围剿，反而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其后的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八路军发展到90万人，新四军为30万，这对后来中共赶走国民政府，夺取全国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日本历史学家说过：“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历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问题的关键是人们怎么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以及后来取得政权——如果大家认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权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从这个角度讲，正如胡适所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胡适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着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但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专制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

“西安事变”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军在十周的时间里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其整个防线都在日本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徐州会战后，国府只能用决堤黄河的方法迟滞日军。今天的中共实在不该将这些史实作为“嘲讽”国民党的范例，如果现在遇到这样的侵略，我相信共产党未必能比当初的国民党高明到哪里去，也许还会作出更“绝”的事情，然后粉饰以“顾全大局”的光鲜外衣。

下面看看引发“西安事变”的两个最根本的原因：张学良不抵抗和蒋介石不抗日。当然，这二者究竟是不是引发“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值得商榷的。

在以前讲“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曾说过，所谓“张学良因收到蒋介石手谕而下令不抵抗”完全是中共对历史的歪曲，就连张学良自己都在1991年5月的一次访谈中承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他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至于后来张学良多次抗汪精卫之命，拒绝与日军开战，则更加证明“张学良为保全东北军实力而对日不抵抗”乃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我再补充几个例证：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介石31年底下野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之外，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而张学良作为一个军阀，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家底儿有什么闪失的，后来热河的失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军队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才在军事上进行了多次“冒险”，并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从蒋介石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言行来看，虽然他当初没有下达“不抵抗”的手谕，但对于张学良事实上的“不抵抗”，蒋介石却是默许的，因此中共才得以几十年来将“不抵抗”的黑锅扣在他们的头号敌人蒋介石身上。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的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又怎么可能不想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一个中国”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而且，后来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的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的正面战场。

大陆和台湾的史料都已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战略时机上和中共及后来的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共产党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还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他们便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无果，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怎好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他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从这点看，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毕竟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不过，蒋介石的这种战略却是不能公开讲明的，因为当时虽然关东军大举入侵东北和华北，但日本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占领整个中国还是存在分歧的，中国方面仍有与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所以，如果当时作为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那就等于是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这势必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

令人无奈的是，国人当时大多不了解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 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蒋介石也就因此被画上了并不光彩的脸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