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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黄进兴、王泛森、陈弱水、张广达、韦政通、何怀硕、痖弦、郑愁予、南方朔、钱永祥、林载爵、蔡文甫、隐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本书是十六位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珍贵记录。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黄进兴、王泛森、陈弱水、张广达、韦政通、何怀硕、痖弦、郑愁予、南方朔、钱永祥、林载爵、蔡文甫、隐地……尽在书中展现他们的智慧与洞见。2009年，知名传媒人李怀宇赴台访问，对台湾文化名家进行面对面的真情访谈。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历史人生，今集成《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或可视作一位后学向前贤问道解惑的对话，从中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见。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许多知识人饱经沧桑，仍然在文化领域上下求索，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殊为可敬。访问台湾的前辈知识人，只希望为我们的历史留下记录，为未来提供别样的参照。

　　李怀宇，1976年生于广东澄海。传媒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世界知识公民》等。

自序
白先勇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
余光中 乡愁是我的一张名片
李亦园 从大视野看全人类
黄进兴 想当世界知识公民
王泛森 真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陈弱水 学者应处在批判的状态中
张广达 研究历史要关怀现实
韦政通 文化在老百姓的生活里
何怀硕 艺术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痖弦 编辑事业简直是一种伟业
郑愁予 人道主义影响我一生
南方朔 读书人喜欢打抱不平
钱永祥 社会发展需要好的环境
林载爵 高品质出版可以影响时代

　　赴台之前，我和白先勇先生在越洋电话里长谈。听说我从未到过台湾，白先勇先生细心叮嘱注意事项，热情推荐采访对象。后来听了我的赴台时间，便说：“我到时正巧从美国到台北，我要请你看《玉簪记》。”我笑道：“您已经在苏州请我看过了。”“不一样，台北的舞台更好！”
　　赴台后，听说白先勇先生正在忙《玉簪记》的事，不敢打扰。恰巧廖志峰先生打电话给白先勇先生时提到我，他又说：“我要请李先生看戏。”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白先生：“票源太紧张，不必再请我看戏了，不如约个时间谈谈文学。”“对呀，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文学。”一对彼此的时间，真正见面却在一个月后。白先生的住处客厅一角挂有白崇禧将军像，另一角则是昆曲人物的模型。白先生正在致力撰写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充分利用回忆、口述、信件、演讲稿等第一手材料，力求使自己的史笔不同于才气纵横的小说写法。其间因热心推动昆曲之故，数度耽搁。
　　我们的话题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说起。我在纽约访问过夏济安先生的弟弟夏志清，对当年台大师生风云际会的旧事不觉神往，再听白先生重温历程，更叹惜夏济安英年早逝。白先生则问起我对梁实秋、陈之藩、余光中、琦君、林海音、林文月的看法。
　　细说台湾文学，一甲子的光阴恍如昨日。白先生说：“如果以后要写华文文学史，从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这一段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而中国大陆从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那一段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缺少重要作品，刚好台湾文学填了这个空。在保留某种传统的方面，台湾不见得做得好，可是至少有一种延续性，不像中国大陆起伏太大。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恢复，要花好大的工夫。”
　　我问：“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成长的作家中，有哪些人的作品值得重视？”白先生道：“有些还不能盖棺论定。我觉得在台湾文学史上，可能至少有几篇东西可以留下来，像王祯和过世了，我觉得以后会给他一定的地位。还在世的，陈映真有些短篇小说的确写得好，王文兴的《家变》是很奇特的一本书，陈若曦的《尹县长》、欧阳子的一些心理小说，台湾文学史上都应该有他们的地位。”而谈起后辈作家，白先生笑道：“青壮年的一群，写得很好的，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骆以军，产量很丰富。中国大陆就好像一大堆，听说一年有一千部小说，我都来不及看。”
　　一九五六年，白先勇考入台南成功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一九五七年重新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六三年，他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从事创作研究，一九六五年获硕士学位，此后长居美国。虽然与台湾文化血脉相连，白先生生活最长久的地方却是美国。在文学创作上，他的眼光始终关注中国人。他说：“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美国写的。但是《台北人》看不出是在美国写的，没有美国味，是回忆的东西。《纽约客》当然讲跟美国的那种关系，其实我还没有真正写到美国，我顾中国的历史都还来不及呢。美国也有好多故事可以写。”
　　去国多年，白先生依然深抱中国情怀，谈到台湾的族群关系，他说：“当年我们《现代文学》杂志有一群人都是台湾作家，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台湾人，没有省籍之分。台湾人哪个没有外省的亲戚，外省人哪个没有台湾的亲戚？通婚那么久了，都有这种关系的。也不能说本省人和中国大陆没有感情，追溯起来老祖宗又在漳州、泉州等地。政治上是这么弄的，血缘上却很难分。撇掉政治，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
　　近年来，为了推动昆曲发展，白先生甘当“昆曲义工”，常到大陆。他谈起感受：“大陆太复杂了，这些年来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像上海这几年造出那么大的新城来，像广州一下翻了个身。一下子喷出的力量很惊人，这是一喜。中国超速发展，也有一忧，环境的破坏，人心的浮躁，需要冷静对待。经济起来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有什么对现在还有用？欧风美雨统统刮进来了，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怎么用？其实都是很困难、很严肃的课题。现在好像整个社会太急了，都在追求马上见效的业绩。应该坐下来深深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要走什么路？”
　　白先生热情地回顾昆曲受欢迎的盛况，无论是北京、上海、苏州、广州、深圳、台湾，还是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他无不讲得眉飞色舞，由衷感慨：“昆曲完全是普世的，我想它在文化上达到了美学的高度，能够打破国籍、语言、文化背景的界限。”白先生也坦言：“昆曲花了我太多时间，耽误了我的写作，耗费了我的精力。我希望坐在下面作为一个观众，不用自己做。但是，我眼看着昆曲真有失传的危险，老师们都老了，快教不动了，要快点抢救。”
　　白先生说：“我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就是文化。我们有过相当辉煌的文化传统，从十九世纪以来，这个传统式微了，还没恢复过来。我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转折点，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我这个时候拼命推广昆曲，希望拿这做个样板，希望我们的古文化还能够有新的生命，还能够打动所有华人的心灵。”

胡奇光 2013-08-26 16: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