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不少侦探作家的心中躁动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这就是如何使我国侦探小说尽快地走向世界。作家们萌生这个愿望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考虑到我国是个文化大国,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为侦探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先天条件;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变革愈深入,斗争愈激烈。在激烈的犯罪与反犯罪斗争中,广大刑侦人员建立了卓异的功勋。又为侦探小说的后天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如果创造不出世界性的作品,不免有愧对祖国、愧对时代、愧对文化传统之感。但是,如何使我国侦探小说走向世界呢?人们就莫衷一是了。这里我们谈几点看法,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 大力提高侦探小说的艺术品位
大力提高侦探小说的艺术品位,是侦探小说走向世界的首要问题。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侦探小说是以稀奇古怪的侦破故事抓人,没有什么文学性,是低层次的文学作品。这种审美心理也影响到部分作者。他们只注意搜奇猎异,再就是增加一些低级趣味,文学的品位越来越低。国内不少有鉴赏能力的读者尚且嗤之以鼻,又怎么能受到国际的青睐呢?所以,我们认为侦探小说要走向世界,还要从提高文学品位这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问题出发。
侦探小说从本质属性说,究竟是高品位的文学,还是低品位的文学?如何为它定位?都不是主观随意确定的,而要从不同品类文学的比较中,依据文学历史的史实,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
众所周知,在每个民族发展历程中,都有一些优秀的文学名着标志着这个民族文学的最高成就。而在为数不少的名着中,都是把侦探小说的情节、细节和场面溶入到作品中,成为整部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的甚至以侦破故事为基点、为枢纽建构作品。这里,我们首先剖析一下《水浒》这部作品。《水浒》写了不少案件,如“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淫妇药鸩武大郎”、“宋江怒杀阎婆惜”、“浔阳楼宋江吟反诗”、“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插翅虎枷打白秀英”、“李逵打死殷天锡”等等。这些案件在作品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淫妇药鸩武大郎”,从第24回“王婆贪贿说风情”到第26回“供人头武二设祭”为止,共三回书。这是家喻户晓的一桩大公案。这桩公案不仅深刻揭示了富豪与平民、善良与邪恶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还活灵活现地表现了武松、武大、西门庆、潘金莲、乃至王婆、何九叔、郓哥的精神风貌,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为《水浒》生色不少。又如“宋江怒杀阎婆惜”和“浔阳楼宋江吟反诗”都是写宋江的公案。阎婆惜发现了宋江和梁山首领来往的密信,要挟他,宋江无可奈何,便将阎婆惜杀了。官府派人捉拿宋江,当差朱仝放了他,让他逃往外地。半年后,宋江悄悄回村探望老父,不想又被官府捉住,后被发配到江州。一日,宋江带着醉意在浔阳楼题了“反诗”,朝廷处斩。行刑那天,梁山好汉化装成玩杂耍的劫了法场。以这次行动为核心,聚集了各路好汉29人,形成了“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如果说,“智取生辰纲”形成《水浒》的第一个高潮,那么“智劫法场”则是第二个高潮。这表明,作者是以公案为线索组织情节的,又以公案为契机表现人物性质、联络各路英雄。纵观《水浒》所写的公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案,是《水浒》安排情节的枢纽(或称“结”和“扣”)。每桩公案都要引出一些人物,都要引发一系列矛盾冲突;而人物的性格特征正是在解决案件冲突的过程中得到展现的。一个案件了结,另一个案件又发生了,由此推动情节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前面提到的一些重大公案,都是《水浒》中的大“结”。一部《水浒》就是由这些大“结”连结起来,辐射开去,形成错综复杂的艺术整体。
在《老残游记》这部古典名着中,我们也可看到公案在作品中的重要作用。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通过于家、王家和卖布的三家冤案,愤怒地抨击了清王朝末年政治的腐败,刻画了一个为了自己往上爬而不惜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老残感慨地吟了一首诗:“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处处鸺@①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小说的后半部分,又写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案子”。这是发生在贾魏两家的一场人命案。案情极为曲折,但又不荒唐离奇。老残在侦破过程中,注意把深入调查和严密分析结合起来,最后终于侦破了此案,并救活了遇害者。整个案子串连成五回书,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刚弼这个较之前面的玉贤更加残酷更加蛮横的酷吏形象;同时也讴歌了老残解救民众苦难的精神。对这几个案件的描写,是《老残游记》最有光彩的篇章,对于时政的抨击最猛烈,思想也最深刻。这部作品如果没有这些篇章,那就逊色多了。
如果说在长篇中公案题材和一般题材常常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相辉映的话,那么在短篇作品中,公案小说也是光彩灼灼,它的成就,它的影响,足以和其他作品争妍斗丽。“三言”中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优秀作品足以和其他题材的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二拍”中的《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等作品,也足以和这部书中的其他优秀作品并驾齐驱。《聊斋志异》中的《胭脂》、《石清虚》、《张鸿渐》等作品,在该书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好作品。其中尤以《胭脂》最突出。这篇小说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都很高,可以说是蒲松龄的重要的代表作。而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尤为其他作品所不及。
文学史实有力地表明,我国古代探案小说的艺术品位是很高的,艺术地位也是很重要的。探案的和非探案的艺术元素或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或者竞相开放、争妍斗丽、各放异彩。探案小说的艺术品位和其他体裁的小说达到了同样的高度。那种认为探案小说的思想格调低一格,艺术水准低一个档次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也不符合探案小说的美学准则。一位伟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天瞄准永远比对房子瞄准打得高。如果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人自己就以为侦探小说是一种低品位的文学样式,那么就会放松乃至降低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也就是等而下之的庸俗货色了。对于一个献身侦探小说事业的人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并坚定地相信侦探小说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学,是一种纯洁而高雅的文学,是一种艺术境界要求很高的文学,因而需要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孜孜不倦地去探求,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高品位的作品,从而为走向世界创造基本条件。
二 正确处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也是侦探小说走向世界的一个症结问题。
大家知道,民族性对于文学创作是十分重要的。愈是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愈容易引起别国人民的注意,也就易于走向世界。反过来说,世界文学也需要有特色的民族文学充实和丰富,缺乏民族特色的文学,也就失去了它的审美价值乃至存在价值。
我们所说的民族性,包涵民族气质、民族精神和民族的表现形式两个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积淀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形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要创造具有鲜明民族性的作品,就必须继承这个传统。有人认为,侦探小说的时代性很强,传统已经过时了,学习不学习,继承不继承,无关紧要。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如同一个没有得到母体的足够孕育,会成为发育不良的婴儿一样,没有得到民族文化足够的孕育,也会成为“发育不良”的作品。诸多的“病状”,诸如呆板、单调、浅薄以及没有生气等等,由是而生。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创作的影响是直接的、深远的,对于传统知道得越多,理解得越精,吸取得越充分,对创作越有利。
那么,我国公案小说有哪些宝贵的传统值得我们承接呢?
第一,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反对强暴。怀着强烈的激情揭露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及一切犯罪分子的罪行,为受害的弱者大声疾呼。
第二,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提炼情节、建构情节,同时注意把具体的案件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表现,使作品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当今有些作品所以失败,主要弱点在于情节安排不是从实际生活出发,从人物具体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的特定环境出发,而是从作者主观意图出发,或者从固有的套路出发,作品没有生气,没有活力。学习公案小说的优秀传统对于医治现代创作中的非现实主义倾向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注意人物性格的塑造,特别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我国古代公案小说塑造了包公、海公、施公、彭公等一系列成功的官吏形象。他们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正义一边,刚直不阿,不畏强暴,宁肯自己丢官、坐牢、杀头,也要冲破阻力,一查到底,把案件办个水落石出。被人们誉为“青天”。至今人们还念念不忘这些官吏,足见其影响的深远。在公案小说中塑造如此众多的典型形象,是我国公案小说了不起的成就,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罕见的。
第四,注重艺术品位与艺术技巧。古代的公案小说作家,善于运用悬念、巧合、误会等技巧,并能做到巧妙自然而不落斧凿痕迹;文体风格富于变幻;有沉重的,也有轻快的;有悲剧性的,也有喜剧性的,形成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叙事上,平易自然、委婉有致,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领略到一种流畅的愉悦感。
这一切,都使得我国公案小说能够长盛不衰,保持着永久的艺术魅力,是值得今人认真学习和弘扬的。
我们强调继承民族传统,并不是以狭隘的民族意识看待文化现象;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还必须大量借鉴吸取外国的艺术经验,这样才能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鲁迅在谈到文学发展问题时,着重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路也是一条路。”(《鲁迅全集》第6卷36页)鲁迅是把“采用外国良规”与“择取中国遗产”相提并论的。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发展侦探小说乃至一切文学的康庄大道。
那么,我们应当向西方作家学习一些什么呢?
首先,要学习他们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严肃的思考。当今西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竞争异常激烈,人们受到生活激流的猛烈冲击,面临诸多矛盾的困扰,内心不免焦虑和苦恼。他们并不满足于在低俗作品中寻求刺激,而希望从文学中获得健康的精神陶冶和有益的思想启迪。有些进步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人民的情绪和要求,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刻揭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并以生动的形象提出和回答了对诸多问题的看法。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侦探小说对二战的是与非、善与恶进行了反思,总结了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在冷战时期,又有不少侦探小说,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情绪进行观照,提高人们的认识,促使早日结束冷战,重建和平与友谊。同时,有些作家还敏感地发现并及时地抓住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道德观念的嬗变,思想情感的冲突,予以艺术的表现,帮助人们端正生活态度,净化思想情操。优秀的作家,以他们的创作表明,他们手中的笔和刑警手中的枪一样,以维护社会安定、人民的幸福为己任的,不过,他们不是用枪惩治罪犯,而是用笔教化人们不要犯罪,使侦探小说成为他们健康生活的教科书。
其次,要学习他们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精神。如果我们将中外文学的发展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文学变化慢,外国文学变化快;古代文学变化慢,现当代文学变化快。当然,这只是总体印象,而不是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具体分析起来,情况就会复杂得多。但不论具体情况怎样千差万别,这个总的概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会得到人们的认同的。一般文学的发展是这样,侦探小说的发展也是这样。西方现代意义的侦探小说从产生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大家知道,出现了那么多风格各异的作家,创造了那么多的艺术流派,直可谓日新月异,变化无穷!相对说来,我国的侦探小说变化比较慢,写法比较单调,总是保持着一副老面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从客观上说,西方社会,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社会变化快,竞争激烈,文学要适应市场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创新。从观念上说,西方人重个性、喜新奇,爱读标新立异的作品。如果作家不适应人们的需要,那么他的作品就会像陈旧过时的衣服一样而无人问津。我国文学过去所以发展慢,一是因社会发展缓慢,制约着它的发展;二是人们头脑中积淀了过多的传统的审美习惯,形成一种审美惰性,习惯于欣赏传统的形成定势的东西,而不太注重新奇的东西,这就使得老一套的作品长久占有一定的市场。既然有市场,有些作家也就不去锐意革新了。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正在迅猛发展,人们的旧观念也在发生急遽的变化,求新的意识增强了,对文学的审美要求提高了,我们也要审时度势地看到这种变化,学习西方优秀作家的创作精神,不断推出新颖独特的作品。
第三,学习他们广阔的视野,广泛的取材。当我们涉猎西方侦探小说时,都会感到,它们取材的范围非常广泛,举凡刑事犯罪题材、间谍题材、战争题材、政治题材、金融题材以及历史题材,无不在其择取之列。而在刑事犯罪题材中,又从个人犯罪写到集团犯罪,从男女私情写到政治谋杀,从平民写到总统,从现实世界写到天上地下,这样,在总体上就构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的艺术世界,不仅为大千世界做了真实的写照,也满足了各种读者多方面的审美需求。近年来,我国作家的视野也在不断地扩大,已经从侦探小说就是写反特那个独木小桥上走过来,到达了一个开阔的新岸。但是,也有一些作家,在题材的选取上,缺乏自觉的开拓意识,满足于从个人的见闻和文书档案中择取一点刑事案件。在侦探小说的题材领域,还有不少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还有一些虽然有所触及但远没有深入下去的艺术厚土;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生活领域矛盾极为尖锐,犯罪十分猖獗,急需文学作品表现,而我们的作家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观照。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侦探小说这一富于战斗品格的文学形式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学习西方优秀作家的经验,不断开拓和深化侦探小说的题材,使它更有现实感和战斗性。
第四,学习他们精湛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技巧。前面谈到,我国古代的探案小说有着优秀的艺术传统,为新型侦探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无需向别人学习了,恰恰相反,必须参照外来经验,借鉴外来经验,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民族的传统,从而更好地承传和弘扬民族的艺术传统。早在19世纪末,文艺先驱就认识这一点了。吴趼人在他的优秀小说《九命奇冤》中,就因大胆地吸取了外国侦探小说的结构方式,而受到胡适的高度赞扬。后来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程小青,则更多地借鉴了外国作家的经验。虽然他的借鉴有不成熟之处,但毕竟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尝试,开创了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新局面。当代中国侦探小说要获得进一步发展,促进艺术上来一个大变革,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的艺术经验。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是很多的。比如,他们的结构艺术。一些杰出的作家非常重视作品的布局,千变万化,让读者琢磨不透。又如,他们塑造典型的艺术,力求从共性中突出个性,尽量减少人物之间的雷同感;再如他们的语言艺术,特别是人物的语言,不仅富于个性,而且幽默风趣,含蓄精炼,读来饶有兴味。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这里所说只是举例而已,值得学习的远不止这些。只要态度认真,每个人都可以学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中国有句古话:“学然后知不足。”当我们读外国的作品多了,就会感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差距,进而悟出如何赶上并超过他们的奥妙。那种认为吸取外国作品经验多了,会把民族的艺术传统“吃掉”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三 创造独特的风格和流派
风格和流派,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学风格是作家创作的个性的表现。杰出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往往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生活,从而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思想倾向、艺术倾向、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相近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学派别,就是文学流派。
文学风格应当多样化,这是文学自身特性所要求的。由于作家主观世界、客观现实世界和群众审美要求是多种多样的,必然决定了文学风格流派的多样化。风格流派只有多样化,才能充分地全面地表现客观世界的千姿万态,才能充分展示作家的创造才能,同时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审美的多种需要。对于风格流派的多样化,由于多年来的大力宣传,大多数人有了共识;然而侦探小说要不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人们的认识就不同了。当我们问及有些作者的时候,有的说,这个问题对于侦探小说不是很重要的;有的则干脆说,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见他们是如何忽略这个问题了。
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对于侦探小说真的“不是很重要”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侦探小说尽管是一个特殊的文体,它也要遵循文学的基本规律。文学的基本的美学原则,对于它,是完全适用的。
风格流派的多样化,来自主观与客观、作者与读者几个方面的要求。侦探小说所选取的题材大都是刑事犯罪,这在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中,只是一个侧面,然而依然是非常丰富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和国际交往中,都存在犯罪,要求作家从不同的视角观照它,用不同的手法表现它,这就为风格流派的多样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侦探小说所描述的故事,都是涉及犯罪与侦破的,在内容上又有其单调的一面。这种单调性,容易引起读者审美的疲倦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更要求作者注意表现方式的变化,注意艺术风格的新颖独特。
如果说鲜明风格的形成,是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的话,那么,流派的出现则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成熟的标志。流派形成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具有鲜明风格的杰出的作家群及其优秀的代表作。一种文体发展的初级阶段,只有个别作家尝试着进行创作,当然不可能形成流派。但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大量的作家和作品出现了,不同风格的作家也增多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相互影响、相互竞赛、相互斗争,才逐步形成具有突出特色的流派。从文学发展来看,流派是文学成熟的标志;反过来说,真正成熟的文学必然要创造多姿多采的风格流派。
每一种流派都代表一定的社会思潮和审美理想,都会给侦探小说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或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或拓展了表现的领域,或变化了写法,革新了它的面貌。例如,正统的推理侦探小说都以惊心动魄的案件和迷雾重重的解谜为特征;后来出现的悬念推理派则仅以解开悬念之谜为引子,着重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悬念。这种写法的改变,使推理小说的风貌与前者迥然不同。又如传统的推理小说,都以个人或家庭为背景展开故事,又仅仅限于个人的犯罪动机,思想的深度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以松本清张为旗帜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则从社会的观点出发,着眼于政府社会组织的腐败和劣迹,为深化主题、拓宽取材面开辟了道路。再如,惊险、间谍推理小说,法庭警察推理小说,纪实推理小说,科幻推理小说等流派,都从不同方面拓宽了侦探小说的表现范围,扩大了取材范围。这都表明,一个新的流派,标志着一个时期的新潮流,体现着一种革新、创造、开拓精神。当然这个流派必然是真正的富有艺术特色的,而不是那种招摇过市、欺世盗名的假艺术流派。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的侦探小说是怎样走向世界的。日本侦探小说的历史积淀并不深厚,侦探小说创作起步也比较晚。明治维新时期,西方的侦探小说被大量介绍到日本,掀起了学习西方侦探小说的热潮。随即一个叫黑田泪香的人,开始对西方侦探小说进行大量的翻改。所谓“翻改”,就是挑选一些比较好的适合日本人阅读的西方侦探小说,将其中的地名、人名换成日本的,翻版成“日本小说”发表。他的这一做法,引起广大群众热烈的阅读兴趣,并引来了一批追随者。这种“改头换面”的作品,其价值和品位自然不是很高。直到本世纪20年代江户川乱步的《两个铜板》发表,日本才算有了真正自己的侦探小说。此后,在江户川乱步的带动下,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日渐增多,作品水平也日益提高。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又走了一段弯路;战后才又逐步复苏过来。50年代,松本清张的出现,把日本侦探小说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不仅发表了《点与线》、《颜》、《隔墙有耳》等优秀作品,还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艺术主张。他认为,侦探小说应当从男女私情、个人恩怨的狭隘的艺术境界中走出来,多方面地开掘社会题材,增强作品的社会性。他强调侦探小说要塑造好人物,深入探究犯罪的社会原因,揭示畸形社会的矛盾冲突,从而有助于消除社会弊端,推动社会前进。松本清张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影响巨大,水上勉、黑岩重吾、尾山季之、户川昌子以及后来的森村诚一、西村寿行、夏树静子等追随其后而形成一个创作群体,被人们称为“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社会派推理小说形成以后,震撼了世界文坛,因之也就成为风靡全世界的一个艺术品种。日本的成功经验生动地告诉我们,创造一个有特色、有价值的艺术流派,是何等重要!它不只是使某个人、某部作品扩大影响,而是使一批作家、一批作品像潮水一样涌向世界,并产生久远而不可估量的社会影响。
我国的侦探小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流派。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众多的侦探小说中没有思想倾向、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家群,而是这种特点不鲜明、不突出、不显着,没有给人以完整而强烈的流派印象,更没有获得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认同。
为什么我国的侦探小说没有形成独立而有影响的流派呢?是缺乏社会生活基础吗?不是。是缺乏新的观念吗?也不是。目前,我国正处在变革的时代,转型的时代。现实生活的面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风貌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就为文学的变革提供了极好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特别难得的是,这个基础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的过去,而为当代中国所独具。这样的时代土壤理应产生富有时代特色的艺术流派。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创作不够繁荣。我们首先提出的这个原因,恐怕与某些人头脑中的固有印象不那么吻合。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当前的所谓法制文学刊物多得很,法制文学作品也多得很,其中侦探小说占的比重很大,怎么能说创作不够繁荣呢?我们说,这只是一种表象。如果我们认真调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众多的法制文学刊物中,趋时媚俗,内容驳杂的多,注重文学品位,追求艺术质量的少;不少所谓法制作品不过是记录一点社会奇闻、一些耸人听闻的案例而已。真正有质量的侦探小说可谓寥寥无几。试想这些年来,有多少作品为人们所称道?有多少作品是艺术的上乘之作?很少很少。创作不繁荣,怎么能够形成有声势的流派呢?
二是缺乏流派意识。创建一个艺术流派,要求作家有标新立异的意识,有独树一帜的明确目标,并且有勇于进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意志。如果缺少这种意识和精神,那就只能做一个因循守旧的平庸的作家,而不可能成为新流派的创造者。这里我们不妨将侦探小说的创作和一般小说的创作做一点横向的比较,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看清问题的症结。80年代以来,作家思想空前活跃,创新意识非常强烈,读者的审美要求日趋多样化,于是各种流派自然也就应运而生。诸如:以王蒙、蒋子龙为代表的“社会问题派”,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商州文化派”,以李杭育为代表的“葛川江文化派”,以张承志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派”,以何立伟为代表的“感觉意象派”,以邓友梅为代表的“市井画卷派”,以刘绍棠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以池莉、方方等人为代表的“新写实派”等等。尽管这些流派的规模、成就、影响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作家们都有很强的风格流派意识,自觉地追求某种艺术规范。比较起一般社会题材创作的色彩缤纷的艺术流派,侦探小说就显得单调了,或者说还没有形成流派,这与作家的流派意识不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侦探小说走向世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以上所谈只是几个基本问题。虽然,我国侦探小说走向世界还有不少困难和障碍,但只要脚踏实地,勇于创造,勇于革新,走出一条有民族特色的路,一定会赢得广大群众,赢得世界的。
〔责任编辑:阎晓玲〕*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留加鸟
啄木鸟京135-14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泽新/宋安娜19971997 作者:啄木鸟京135-14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泽新/宋安娜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5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