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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翻译：黄中宪

校译：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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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帝国的黄昏

一、传教士助理

一八五二年的香港是个潮湿和疾病肆虐的地方。有人说岛上“到处开挖土地释出瘴气”，岛上居民终日害怕瘴气缠身。山与海湾之间坐落着小小的英国人聚落，但翠绿与湛蓝的山海风光使人看不到表象底下的阴暗。香港的主要街道，街名散发着思乡情绪（皇后大道、威灵顿街、荷里活道），货栈、兵营、商行紧挨着矗立其间。离开这些建筑，走上从海岸通往山丘的石子路，能看到最壮丽的景致，但走不久即离开白人聚落，触目所见是散落于水稻田和甘薯田之间的华人房舍。自十年前英国人靠着鸦片战争拿到这座岛屿当战利品之后，这一农村景致一直没变。有些较有钱的商人在那些山丘上盖了豪宅，宅邸中呈阶梯状布局的花园将山下的港湾和城区尽收眼底。但这些大宅的主人好似离开香港的保护圈太远，宅中居民于是生病，然后死亡。这些阴森森的宅邸被冠上“热病屋或死人屋”之名，静悄悄地坐落在山间，人去楼空，像是空洞的眼神在冷冷审视着山下的移民。

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是那些移民之一。

他是瑞典籍的年轻传教士，薄薄的络腮胡衬出他秀气、几乎女孩子气的五官。他天生有着迷人的嗓音，年轻时在斯德哥尔摩曾与“瑞典夜莺”珍妮·林德（Jenny Lind）同台合唱。但林德继续走歌唱之路，风靡欧美歌剧院，令肖邦与安徒生之类仰慕者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时，韩山文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他雄浑有力的男高音，在讲道坛上找到注定的发挥舞台，一八四七年离开故乡瑞典，坐船来到地球另一端，疟疾横行的香港，心里只想着要以另一种方式让中国人臣服。

韩山文本来大有可能默默无闻度过一生，因为他最自豪的成就，在小小的新教传教士圈子以外没人看在眼里。他是他那一代最早勇闯中国乡间的欧洲人之一。他离开较安全的香港，到中国商港广州之外，珠江更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处的一个村子传教（但后来基于健康考量，他还是回到香港）。他也是第一个学会客家话的欧洲人。客家人是吉卜赛似的少数族群，在华南人数颇多。若非一八五二年晚春某日，有位因他而皈依天主的乡下人带了一个客人来找他，他这一切努力大概得不到世人多大重视。那是个矮小圆脸的客家人，名叫洪仁玕，有着一段精彩的人生经历要说。

韩山文忆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说这个客家人最让他奇怪的地方，是他似乎已非常了解上帝和耶稣，尽管他来自离香港传教士狭小的活动范围很远的地方。韩山文带着好奇，听洪仁玕讲述使他踏上香港的众多机缘，听得一头雾水。他说到异梦和战斗，说到由信徒组成的军队和礼拜会，说到一名客家人出身的先知。他被清廷差役追捕，易名到处躲藏，至少他是这么说。他曾遭绑架，然后逃脱，曾在森林里住了四天，在山洞里住了六天。但这一切听来太光怪陆离，韩山文坦承：“我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洪仁玕说这些遭遇的用意，于是请洪仁玕写下来，洪仁玕照做，然后没说什么就离去——韩山文原以为他会留下来受洗。韩山文把洪仁玕写下自身遭遇的那叠纸放进书桌抽屉，将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

此后将近一年，他没把这些纸放在心上，直到一八五三年春得知南京已成血海，韩山文才意会到洪仁玕粗略交代的那些怪事，意义超乎他想象。

韩山文跟香港及上海的其他移民一样，完全是透过零星含糊的传闻，得知中国境内情势日益动荡。从中国的政府公文，似乎看不出一八五○年代初期日益加剧的混乱有什么模式，看不出存在什么原则或势力集结之处。中国乡间的地方暴乱和小股盗匪横行，始终是帝国当局的困扰，谈不上是新鲜事或值得一顾，尽管在鸦片战争后这几年，这类事的确变多了。深入中国内陆的本国旅人和秘密（传教）的天主教神甫传言：有个更大的运动团体出现，那个团体由名叫“天德”的人领导。但许多传闻说那人已经死在官兵手里，或说根本没那个人。在没有明确消息下，沿海港口的洋人对这类事情不大关心，只担心土匪使茶叶和丝的生产停摆。

但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的陷落，把一场庞大内战直推到上海租界的大门前。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距更上游的南京只约三百公里。五十万名自称太平天国的叛军，从华中搭乘大批征来的船，浩浩荡荡涌向南京，所过之处，城市变成空城，政府防御工事变成废物。情势非常清楚，这不只是土匪作乱。上海人心惶惶，与南京的直接通信断绝，情况混沌不明（美国轮船“苏士贵限拿”号〔Susquehanna〕想溯江而上到南京查个清楚，结果搁浅在路上）。谣传叛乱分子接下来会进军上海攻打洋人，上海县城里的本国居民把门窗封死，收拾家具，搭上河船或逃到乡间避难。洋人仓促着手防御，临时找来一批志愿者组成防守队守城墙，并备好几艘船，打算情势不妙就上船离开——两艘英国汽轮和一艘双桅横帆战船，还有供法国人与美国人搭乘的汽轮各一艘。

但太平军到南京就停住，至少目前是如此。太平军并未进军上海，上海警戒解除。叛军把矛头朝北，指向满清都城北京，以南京为作战基地，掘壕固守，准备打一场漫长且惨烈的战役。他们把南京改名“天京”，天京距上海不近又不远，令上海洋人想一探究竟。一八五三年四月下旬，就有艘英国船排除万难抵达南京，但带回来的南京动态消息却相互矛盾。最明确的看法出自英国全权代表之口，他宣称太平天国拥有由“迷信与胡说八道”构成的意识形态。那些去过的人对叛军的出身一无所悉。

尽管欠缺明确的讯息，有关中国内战的第一手陈述还是从上海和香港往外传，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欧洲刚在五年前经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巨变，中国的动乱似乎与之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悲惨的中国人民，遭满人主子欺压，如今终于挺身要求改变。《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称那是“与最近欧洲所遭遇者类似的社会变动或动乱”，说“亚、欧同时发生类似的骚乱，史上绝无仅有”。由此可见，地球另一端的帝国如今和西方的经济及政治制度有了联结。

一八五三年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伦敦通讯记者，正埋头理清他对资本主义之看法的马克思，也认为中国这场叛乱表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称它是英国在最近的鸦片战争中强迫中国开港通商的最终结果。照马克思的说法，中国正发生的事，不仅是叛乱或数场暴动的合流，而且是“一场令人赞叹的革命”，那革命表明与工业世界的息息相关。他甚至主张，正是在中国，可以看到西方的未来：“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欧洲人民的下一场起义，他们下一个为了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其成败或许更可能取决于目前在天朝上国——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国度——发生的事，而较不可能取决于如今存在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

诚如他所说明的，中国这场动乱肇因于鸦片贸易；十年前英国用战船强行打开中国的市场，从中削弱了中国人对其统治王朝的“盲目相信”。他深信，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将摧毁旧秩序，因为“腐烂必然随之发生，就像任何细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与室外空气接触，就必会腐烂一样”。但受清朝腐烂影响者，不会只有中国自己。在他看来，整个太平革命是英国所造成，而英国海外作为的影响，如今将回传到国内；他写道：“不确定的是那场革命最终会如何反作用在英格兰身上，并透过英格兰反作用在欧洲身上。”

马克思预测，中国市场落入太平革命团体之手，将削弱英国的棉花与羊毛出口。在动乱的中国，商人将只接受用金银条块换取他们的商品，从而使英国的贵金属存量愈来愈少。更糟糕的是，这场革命将切断英国的茶叶进口来源，大部分英国人所嗜饮的茶叶，在英格兰的价格将暴涨，同时，西欧境内的农作物歉收看来很可能使粮价飙涨，从而进一步降低对制成品的需求，削弱英国经济所倚赖的整个制造业。最后，马克思断言：“或许可以笃定地说，这场中国革命会将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已然（火药）过载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然后在往国外扩散之后，紧接着欧陆会爆发政治革命。”

如果说马克思一心想让《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读者相信，这场中国内战是与欧洲境内的运动类似的阶级斗争和经济革命运动，那么美国南方奴隶港新奥尔良的《每日琐闻报》（Daily Picayune）的主编则从他们自身的世界观出发，以大不相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诚如这些主编所认为，这是场种族战争，中国是剧变中的奴隶国。他们解释道，太平军发迹于广西和广东这两个南部省份，两省居民“基本上是中国原始种族”。相对地，北方的满人是“中国的统治种族”，自两百年前入主中国之后，“中国一直被其主子当成受征服国家来统治”。他们解释道，这两个种族从未混合，然后，与他们的美国南方观点，也就是以奴隶为基础的和谐社会观相一致的，该报表示，在中国，“不多言、有耐心、刻苦的数百万人，以足堪表率的温柔敦厚，接受他们主子的统治”。这个主奴和平共处的满汉国，唯一威胁其稳定的是这些不愿接受宰制的华南“原始”人。于是，太平叛乱与美国黑奴的暴动，有了令人神伤的相似之处。

伦敦《泰晤士报》（Times）最有先见之明，立即抓住问题核心，探讨英国是否该派海军投入这场中国内战，以及如果这么做，该站在哪一边。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不久，《泰晤士报》某篇社论指出，太平天国似乎所向披靡，“据各种可计算的概率，他们会推翻中国政府”。《泰晤士报》还转载了上海某报的一篇报道，问道“换人当家做主”是不是大部分中国人所想要，并表示太平天国虽然在华北不大受喜爱，却代表了一股汉人所乐见的改变力量，“认为不该再忍受官员横征暴敛和压迫的心态，似乎在全国各地都愈来愈浓”。到了夏末，《泰晤士报》直截了当宣告，中国这场叛乱“就各方面来看，都是世人所见过最大的革命”。

但叛军本身却是个谜。《泰晤士报》的读者会轻易断言，太平天国得到汉人的支持——至少得到勉强的支持——准备推翻满人，开启新政。但该报主编也就英国的无知发出告诫之意。“关于叛乱的源起或目标，我们没有具体的讯息，”他们写道，“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政府可能在内战中遭推翻，但就只知道如此。”他们忧心英国不够了解叛军的本质或意识形态，而无法决定该不该予以支持或鼓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无法断定我们的利益或职责该落在哪一边——这场叛乱有正当理由或无正当理由，前途看好或不看好；民心向背如何，或它的成功会促成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往好或往坏的方向改变，或是否会促成改变。”但事实表明，其中最迫切的问题——叛乱的根源、太平天国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的信念为何——答案将在香港寻得。答案就潦草写在几张纸上，而那些纸就塞在韩山文书桌的抽屉里。

同年秋天，洪仁玕再度找上韩山文。这时人在广州郊外村落传教站的韩山文知道他是什么人：太平天国创建人的族弟和终生奋斗伙伴，这时与太平天国断了联系，因缘际会流落香港。洪仁玕是唯一对兴起于中国内陆的这股势力有第一手了解且又与外国人有接触的人——而这时，在世人终于注意到且远远注视下，这股势力有可能从帝国内部摧毁统治王朝。韩山文与洪仁玕结为密友，一个是三十四岁的传教士，一个是三十一岁的难民。一八五三年九月洪仁玕终于在韩山文主持下受洗入教，然后随韩山文回香港。韩山文细心教导洪仁玕认识路德宗教义，打算把他培养成外国传教士的助手，最终则希望他把他们的基督教派带到南京的太平天国（但后来洪仁玕表示，那几个月是他在教外国人，而非外国人教他）。随着两人一起工作，韩山文靠他蹩脚的客家话，终于掌握洪仁玕所写东西里暗示的详情，终于完全弄清楚他的身世和来历。

照洪仁玕所述，比他大九岁的族兄洪秀全始终聪颖过人。他们分别住在距省城广州约五十公里的相邻的两个村子里，天气好时从村子里可看到广州城东北方的白云山。村民大部分是他们洪氏的亲戚，这个氏族曾非常显赫，宋朝时许多洪氏族人当过高官和皇帝辅佐，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这时他们只是贫穷农民。但他们有一所小书塾，洪秀全七岁时在那里开始读儒家典籍。他一入学表现就很优异，几年内熟背四书五经和科举考试必读的其他典籍，少年时也已博览中国文史书籍。由于聪颖过人，族人深信他不需人教，自己就能看懂古籍。他们期盼他光宗耀祖，让没落已久的家族重振声威，他的几个老师无酬教导，冀望他通过考试当官，

届时自己得到回报。为获得更专业的教导，他到离村子更远的学校上学，由家人集资供他读书，尽管十六岁时他已当起老师养活自己，领有微薄薪水，薪水主要是米、猪油、盐、灯油。

要取得当官资格，就得通过以儒家典籍为内容的科举考试，而洪秀全、洪仁玕两人都胸怀此志。但科考很难，一次乡试没上，通常表示要再等几年才有机会再考。乡试时考生得在省城贡院里阴暗潮湿的号舍待上三天，证明自己真的将儒家思想融会贯通于心。洪仁玕本人考试成绩一直不理想，但洪秀全于一八二七年第一次赴广州参加乡试时，他第一天的成绩名列前茅。但随着考试继续进行，他的名次下滑，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他已跌出榜外。再过了九年，也就是一八三六年，他才又有资格参加乡试，这一次他又落榜。洪仁玕也从未能上榜，但背负整个大家族光耀门楣希望的是洪秀全。为何最终身心崩溃而病倒的是他，原因或许在此。

洪秀全于一八三七年，也就是第三次应试落榜后不久，首次做了异梦。由于不堪煎熬，身体虚弱，他靠人抬才得以回家。回家后他即无力倒在床上，请家人过来诀别。他向围在床边的家人道歉，说他快死了，辜负了他们的期望；然后闭上眼睛，全身瘫软。他们以为他死了，结果后来他醒来，开始向他们说起自己梦到的怪事。梦中有一龙一虎一雄鸡走进房间，后面跟着几个奏着乐、合抬一顶轿子的乐师。他们请他上轿，抬他到一个“华丽而光明之地”。那里有许多男女，看到他非常高兴。有个老妇为他洗净全身，除去污秽。还出现一群老者，他认出其中有古代的中国圣贤。他们用刀剖开他身体，拿出内脏，换上鲜红簇新的内脏，然后替他合上伤口，但后来他完全找不到剖开的痕迹。他在别人陪同下进入一个大厅，厅内最高的宝座上坐着一个金须黑袍的老者。老者流泪道，世人不尊敬他。他告诉洪秀全：“世人以我之所赐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恼怒。你勿要效法他们。”然后，他给了洪秀全一把剑，用以斩除鬼魔（但告诫他别用来杀兄弟姐妹）；又给他一方印玺和一颗黄果。他吃了黄果，味道是甜的。黑袍老者引他俯瞰世间芸芸众生，他到处都看到污秽和罪孽。然后他就醒了。

洪秀全做异梦，断断续续做了四十天，洪仁玕待在他身旁，听他醒来时讲述梦中所见。梦中还有其他一再出现的人物，其中一人是个中年男子，他称为“长兄”，“长兄”带他一起“遨游遐迩”，用他的宝剑斩除鬼魔。在另一个异梦中，黑袍老者痛斥孔子未将正确学说教予中国人，孔子羞愧地低头认错，洪秀全全程在旁观看。那几个星期，他的兄弟紧锁房门，不让他出去，有时看到他在房间里四处跳，嘴里喊着“斩妖！”对着空中乱砍。他的精神失常引来邻居的好奇，让邻居觉得好笑。他们在他睡觉时上门，凑近端详这个有名的疯子。有一次他醒来，声称自己是中国皇帝。他家人觉得丢脸又担心。照洪仁玕向韩山文所说的，“亲友等只能答全事真是奇异，但其时人皆以为并非实际经验也。”当时，洪仁玕并不相信族兄的异梦其实是天启——但到了向韩山文叙述自己的遭遇时，他已经相信。

后来洪秀全康复，洪仁玕看到他大病后整个变了一个人——更高，更壮，更聪明许多。这时他变得更好看，肤色白晳，鼻子高挺。他的目光变得“锐利，令人难以卒视”。声音洪亮，大笑时“响震全屋”。他身体变得更健壮，心智变得更机敏，然后他重拾教鞭，再度准备参加科考。但考运还是不佳。一八四三年他第四次赴广州参加乡试，再度落榜。就在这一年，另一个族中兄弟在洪秀全的柜子里找到被遗忘的一本书。那是一本中文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名叫《劝世良言》。几年前在广州时，有个传教士塞给洪秀全这本小册子，他把它摆在一旁，未拿来看。这位族中兄弟看了一遍，觉得很有趣，于是洪秀全花了时间仔细研读，

于焉大彻大悟。他告诉洪仁玕，那本书解开了他六年前的异梦之谜。读了基督教基本信条之后，他茅塞顿开：那个命他斩妖除魔的金须黑袍老者是上帝，助他斩杀鬼魔的长兄是耶稣基督。那些鬼魔是中国人在儒佛寺庙里所拜的偶像，他的兄弟姐妹是汉人同胞。洪秀全自己替自己施洗，然后丢掉他学堂里的孔子牌位。

洪仁玕和邻居冯云山是最早皈依洪秀全所创宗教的人。他们在河里替自己施洗，拿掉学堂里的“偶像”——孔子牌位和肖像。三人开始一起研读，四处搜罗中译的经文。洪秀全向他们讲道，不久就向被他的主张吸引来的其他人讲道，并以福音书小册子和他的异梦补充内容——他宣称福音书小册子和异梦互证真实不虚。他深信《圣经》明显是为他而写。

三位信徒——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开始劝自己的兄弟姐妹、妻子、小孩皈依上帝，洪秀全则是上帝派来的先知。传教并非一帆风顺，洪仁玕拆掉孔子牌位，学生因此不再上私塾，他没了收入，也因此挨了哥哥一顿棍打。气愤难平的洪仁玕回道：“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许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你为什么迫我拜他呢？”洪秀全和冯云山于一八四四年离开家乡，向广东省内其他村子和远地族人传扬他们的理念，洪仁玕很想同去，但亲戚逼他留下来教书，因为他才二十二岁。他不得不把孔子牌位放回私塾，以使学生愿意回来就读。但即使被困在家乡，他仍使至少五六十名皈依者受洗。比起韩山文一生的传教成绩，这个成绩好多了。

随着冯云山在邻省广西山区逐村传教，这个运动日益壮大，势力更广。自治礼拜会迅速出现，为数达数百的追随者自称“上帝会”的一员。他们把洪秀全当作精神领袖，尽管其中许多人从未见过他。洪秀全于一八四五年返乡时，洪仁玕注意到他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他不再只关注儒家学说，而是以崇拜上帝取代之。他传道时多了个新基调：把清朝的满人统治者斥为不当窃据中国者。“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洪秀全向洪仁玕如此解释道，“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业耶？”他的宗教运动渐渐变成政治运动。

到了一八四七年，上帝会已有约两千名信徒，以客家人居多。在信仰和人数众多的鼓舞下，他们开始捣毁佛像与佛寺，引来当局的怀疑。到了一八四九年，“独立礼拜会已出现信徒（因神灵附体）昏厥痉挛，说灵语情形”。他们希望洪秀全指点他们所说的灵语里，哪些来自上帝，哪些来自魔鬼。一八五○年瘟疫肆虐广西，病人向洪秀全的上帝祷告即可痊愈的说法传开之后，信徒大增。无数人加入上帝会，瘟疫平息后，他们把自己得以活命归功于洪秀全的宗教。

但这些都还不足以催生出军队。真正使局面改观的因素，乃是从外地移来广西的客家人和当地人发生的土客械斗。较晚来的客家人争夺土地和水权，住在当地较久的本地家族蔑称他们是闯入者。一八五○年秋，几个客家庄和本地人村庄爆发械斗；本地人烧掉客家人房子，客家人找上帝会寻求保护和支持。早已对这个教派心存猜忌的当地官府，这时开始认定它为乱民的庇护所。但据洪仁玕的说法，洪秀全早预见到此事，耐心等待出手时机。

随着土客械斗蔓延开来，认为乱子是客家人搞出来的清朝官员派了一队士兵搜捕洪秀全和冯云山。附近的一个上帝会礼拜会得到消息，拿起剑矛，前去解救他们的领袖。他们三两下就击败人数居于劣势的官军，洪秀全首次发出号令，要该地区所有上帝会信徒聚集于一地，准备展开下一阶段行动。许多人为此卖掉房子跟土地。接下来几天，他们聚集于一地，人数达数万。他们轻松拿下一个小镇，取得第一个军事胜利。官军来围，从镇外向上帝会信徒开火，但他们于午夜时溜走，隔天早上官军攻入时，镇上已几乎没人。奉命追击的官军在林中遭歼灭，恼火的其余官军把气出在留在镇里的倒霉镇民上。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宣告成立太平天国，自封为中国的新皇帝“天王”，并分封四位得力助手为东、南、西、北王（冯云山为南王）。一八五一年及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往北打，沿途吸收穷人和贱民、罪犯、所有害怕或痛恨清朝当局者，以及所有愿意皈依他的教派、矢志摧毁儒家学说者，特别是推翻满人主子者。一八五三年一月他们穿过华中抵达长江边时，已有五十万之众，但途中也死了冯云山和其他无数人。但洪仁玕都是透过他人之口得知此事。第一次聚众起事他没赶上，等他抵达那个小镇时，上帝会的人已趁夜逃走。他想追上他们，却只见到猎捕掉队者的官府巡捕。于是他开始逃亡，改名换姓，躲避将他家乡村子烧光的清廷差役的追捕，然后被一名想领他项上人头赏金的男子劫持，所幸逃脱，最后避难于香港，得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的收留。

韩山文这辈子所做的事，就只有一件会得到他小小传教士圈以外的人注意，那就是将洪仁玕所陈述的事译成英文出版。他这么做是因为那份陈述使他相信了一件事，这场叛乱在他眼中最神奇、最不可思议、最令人惊讶的地方：从中国内陆起事欲推翻满人的叛军是基督徒。他的书先在香港和上海以《洪秀全的异梦》（Visions of Hung-Siu-Tshuen）为名出版，然后在伦敦以《中国叛军首领》（The Chinese Rebel Chief）为名出版。那其实无异于宣传册子，意欲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相信，太平叛军和他们拜一样的上帝。此外，用韩山文的话说，那也是欲借由唤起“对中国数百万人……更热切、更持久的同情”，以争取外国支持这些叛军——而他所谓的中国数百万人，当然不是指那些仍效忠于满人的中国人。

最后，韩山文出版此书以为太平天国募款，由于他与洪仁玕的友谊，他已成为该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他在该书末尾写道：“读者帮助此书之推销，即有功于书中多人之赒济，此可以为慰者也。”

一八五四年五月，韩山文完成此书时，给了洪仁玕和两名友人到上海的盘缠，冀望他们能从上海溯长江而上，穿过清军警戒线，与南京的太平天国再度会合。他送了洪仁玕重重的礼物，其中有多种中文书籍：外国传教士所编的钦定《圣经》译本，还有历史着作译本和多张世界地图、中国地图以及巴勒斯坦地图。韩山文还给了他欧洲人想让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时会送的标准物品——单筒望远镜、温度计、指南针（尽管指南针是中国人所发明）。他希望洪仁玕成为欧洲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搭上线的桥梁。而那将只是开始：韩山文真正希望的乃是他们一旦到了南京，他本人能跟着过去，然后他能以宗教导师身份加入太平天国。洪仁玕提过他很希望韩山文跟他一起去天京，但韩山文不想造次，坚持要太平天国正式邀请，他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南京之行未能如愿。洪仁玕与在上海接待他的传教士发生争吵（他们在他房间里发现一根鸦片烟管，尽管他声称那是某个来找他的友人留下来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没办法帮助他到南京。

据夏春涛引施其乐相关叙述，裴士锋原文所谓这次“争吵”似在洪仁玕与同行友人李正高间发生，因李氏邀请一瘾君子旧友同住，导致洪仁玕等人俱被逐出教会接待住处。上海的中国人居住区，即上海县城，当时由一个支持太平天国的秘密会社（小刀会）控制，而那个会社不相信他是天王的亲戚，不愿帮他。洪仁玕在上海待了几个月，在那段时间到处找门路，在一所教会学校读天文、历数，最后打消与太平天国再度会合的念头。他搭汽轮回香港，途中轮船以惊人速度航越中国外海。返港后有感而发，他写了首诗，将波涛翻腾的大海比拟为战场，将破浪的船行声比拟为“军声十万尚嘈嘈”，抒发他渴望加入那场无缘与会的战争的心情。但回到香港时，他的瑞典朋友没有来找他；洪仁玕离港赴沪几天后，韩山文染上殖民地的“瘴气”，死于痢疾，享年三十五岁。

洪仁玕一八五五年返港，结果一待数年未离开。他找到一份长期工作，当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的助理，替新入教者传授基本教义。他是受过洗的基督徒，由于和已故的韩山文交好而为人所知，因此极受信赖，而和善可亲的个性，使他赢得更广大传教士圈子的好感。他的上司和接下来几年与他合作最密切的人，是身体笨重、留着大络腮胡的苏格兰籍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当时理雅各正致力于将整套儒家典籍（即炼狱般的科举考试的命题来源）译成英文。理雅各与洪仁玕合作无间，常一起讲道——先是理雅各以他新学会的粤语讲，然后洪仁玕以客家话讲。与过去的做法不同的是，洪仁玕在香港的讲道内容，反映的是理雅各的理念，而非他族兄的理念。

不轻易称赞中国人的理雅各，极喜爱洪仁玕，称他是“我所认识最和蔼可亲、最多才多艺的中国人”。理雅各女儿赞同此说，说她坏脾气的父亲对洪仁玕“特别喜爱，极为敬佩，几乎没有其他中国人得到他这样的喜爱和欣赏”。洪仁玕的个性里的确有某个地方——谦逊的特质、聪明的特质——得到与他共事的许多教士注意。另有一位传教士称他是“能力出众、人品极佳之人”，“对基督教真理有明确且高明的认识”。理雅各在伦敦传道会里的一位同僚俏皮地说道，只要看到有个中国人常与洪仁玕交谈，“大概就可以确定会有好事发生”。敬佩他的不只外国人，有个曾赴爱丁堡留学的中国医生，也说他是“极聪明、口才甚佳之人”。但由于后来所发生的事，其他人检视他过去的言行，会怀疑那是不是装出来的，怀疑使洪仁玕博得外国人好感的“和善可亲个性和讨人喜欢的基督徒作风”，只是遮住狼身的羊皮。

南京陷落后那些年，香港人口开始有了变化。满清政府开始大举搜捕太平天国党羽，将抓到的全部正法，有些人因此逃到这个安全、稳定的英国殖民统治区避难。清朝官兵动不了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南京周边地区，但在名义上仍归朝廷管的中国其他地方，肃清党羽的活动非常残酷。朝廷的目标除了太平天国党人本身，还有每个太平天国已知成员的亲戚——不管那些人有多无辜——就连他们家族最远的分支也不放过。在广州——距珠江出海口处的香港只约一百五十公里——两广总督叶名琛带头在辖区内扫荡，肃清太平天国党羽，手段特别残酷。一八五四年，为回应他所认定（很可能是误以为）的支持南京叛民的一场秘密会社暴动，他的部属在广东撒下大网，捕获被控支持太平天国之人，据估计有七万五千人。对于那些漏网之鱼，官府设立了自杀站：备有自杀工具（匕首、绳子）的亭子，亭子上张贴布告，呼吁乱党的支持者选择速速自我了断，以免最后被生擒凌迟，不获全尸，而使家人蒙受更大羞辱。

一八五四年直到一八五五年间，两广总督叶名琛命人执行了英国领事所谓的“一连串处决，那是人类信史所记载，在规模和方式上最骇人的处决之一”。据某位亲眼所见的英国人所述，数万名被指控支持太平天国之人在广州刑场遭到杀害。刑场是条摆满陶器的小巷（在较安定时期那是个市场），散发鲜血凝结后的腥味。他说：“数千人死于刀下，数百人以十二人为一组绑在一起丢入河里。”他看着那些人遭处决，大为惊骇：一名刽子手抓住被绑着跪在地上的囚犯顶髻，另一名刽子手挥刀砍下他的头。那地方非常窄小，但刽子手手法利落，这名目击者看了四分钟就看不下去，而在这四分钟内，他算过共有六十三颗人头落地。他写道：“场面很恐怖，断手断脚断头的躯体，几十具布满整个刑场，无头躯体之间散落许多剥掉皮的肉块。”现场有数只箱子，等着装砍下的囚犯人头，送到总督面前，以证明已执行应行的处决，但砍下的人头太多，箱子装不下，最后刽子手只把耳朵（右耳）装箱，仅此亦箱箱满溢。

另一名目击行刑场面的是中国人容闳。他于一八五四年自耶鲁大学毕业，这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已完全美国化的他，希望为朝廷效力，希望以美国为师推动教育改革。他先到广州以拾回他几乎忘光的中国话，却在刑场看到这一幕，使他重新思考该不该支持一个容忍如此野蛮行径的政府。诚如他所述：“（呜呼！）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而被屠戮者太众，“且因骤觅一辽旷之地，为大圹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

广州大肆处决人犯，大大改变了香港的命运。大批难民涌入这个殖民统治区，除了性命受到两广总督手下威胁的逃犯，还有来自华南想找个较安稳地方经营事业的富商。这些新移民盖房子，推高既有房屋的租金，创立新的贸易公司，为香港注入旺盛的新活力，使香港欣欣向荣。传教士大为欣喜，原本洋传教士要到广州并不容易，如今看来反倒可能所有广州人都来到他们跟前。广州城残酷血腥的镇压，也使外界对朝廷有了新的认识，并感到心寒，就连质疑太平天国动机的外人，都无法替现行政权回应太平天国时做法的野蛮可怕辩解。

理雅各很清楚他的三十三岁助手洪仁玕是太平天王的族弟，但他远不如韩山文那样欣赏这些叛军。他坚决认为，只要太平天国的教义是来自他们所谓的天王，而非来自受认可的教派，他们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此外还有他很不能接受的事：洪秀全自认是耶稣基督之弟。理雅各很喜欢洪仁玕，但他对于洪仁玕的大家族所为大体上不感兴趣，一再劝他别想着南京的事，应全心奉献于香港的传道和进修——因为他深信，如果情势照目前这样继续扩大，全中国迟早会被打开，届时传教士将通行无阻。

洪仁玕本人似乎谨记理雅各的劝谏，几年时光就这么过去。他接下多种职务——除了陪理雅各四处跑，还赴狱中探望囚犯，赴医院讲道。香港有一所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名叫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洪仁玕在该校教中国基督徒学生中国历史与文学，也协助理雅各英译儒家典籍，就是他为了在清帝国当官这个已扬弃的梦想而精通的那些典籍。在华北的内战陷入僵局，华南因报复行动而动乱不已之际，洪仁玕在香港当理雅各的助手，安全、安静、有效率地工作。太平天国的同志找不到他，若抓到他会将他就地正法的清朝官府也找不到他。

对后来的发展影响更大的，乃是洪仁玕在香港这几年期间也对中国以外的世局有了广泛的了解。了解的程度或许不如在耶鲁受教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容闳，但绝对比其他任何太平天国的支持者高上许多。严格来讲，香港仍在中国境内，却是中国与大英帝国和更广大的世界联结的节点。在传教士所办的学校里，在他们所翻译、用以宣扬他们自己文明之长处和发现的书籍里，他学到欧美在政治经济、科学、医学、政府行政乃至军事科学方面的观念。他见识到这个英国殖民统治区的运作——使社会井然有序的方式、贸易在其经济中的地位、教堂在其道德生活中的地位。这些只是对大不相同于他已知社会的香港社会浮光掠影的一瞥，但这一瞥让他铭记在心，且将久久难忘。但最重要的，那是那几年里难得的惬意日子。他和理雅各研读、讲道，间或到香港岛的山上踏青健行。那四年，中国大陆烽火连天，而他们过着以读书、讲道和野餐为主的生活。

但洪仁玕的好人缘有利也有弊。因为他不仅受到传教士喜爱，也受到每次他冒险出门就围在他身边的大批中国人、被广州刑场的幽灵赶到香港的大批难民喜爱——甚至应该说大受喜爱。理雅各很清楚，那些在洪仁玕一到码头时就凑上去的人，不是要问他宗教的事，至少不是问理雅各所认知的宗教的事。他们要问他族兄和叛乱的事，问他是否会带他们去南京和太平天国。其他传教士私底下悄声说道，如果洪仁玕能到南京，他能照他在香港所学的东西纠正他们的教义。他能独力将真正的基督教带到中国。最后，就是这些传教士背着理雅各让洪仁玕前往南京。

一八五八年晚春理雅各返乡探亲期间，洪仁玕偷偷离开香港。其他传教士给了他盘缠，承诺发薪俸给他留在香港的亲人，但未将此事告诉一再告诫他远离太平天国的理雅各。洪仁玕留下一首诗，表白他离开安全的香港时的心境。那是首乐观的饯别诗，一个终于觉醒而准备与其家人、会众重聚的孤独旅人的心声：

枕边惊听雁南征，

起视风帆两岸明。

未挈琵琶挥别调，

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

地隔关山雁有情。

把袖挥舟尔莫顾，

英雄从此任纵横。

这一次他未带《圣经》或望远镜，也未搭便捷的汽轮。他未带在香港簇拥着他的那些民众，甚至未带费尽千辛万苦到香港和他会合的寥寥几个亲人。他留下族兄当理雅各家的管家，免去后顾之忧，然后乔装改扮只身启程，踏上跋涉一千一百公里，横越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大地，前往南京的陆路之旅。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