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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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由力量成长的特点

本文把台湾岛内一切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力量通称为台湾自由力量。在研究这股力量成长的具体特点之前,有两点需要提醒读者注意:首先,台湾的反对派人士虽然也生发于民间,但并不仅仅停留于民间,而有进入政界、成为“公职人员”的可能,并且,这是个历史事实,这与共产党国家的民间自由力量和“持不同政见者”在形态上是有区别的。在台湾,人们强调的是“党外”(非国民党籍),而不是“体制外”,这与今天的大陆很是不同。其次,台湾自由力量有鲜明的“省籍”特征,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人士是台湾本地人,他们既是在反对一个专制政权,又是在反对一个“外来的”(从大陆溃败到台湾)的政权,正是从这里,从这样两个“政权特征”的并存中,引伸出后来民进党的“住民自决”诉求。

理解上述两条,对理解台湾问题,十分重要。

现在,我们开始分析台湾自由力量成长的一些具体特点。我把这些特点归纳为四条:

 

第一,  通过办报办刊弘扬理念、组织队伍、扩大影响。

   

这其实是所有专制国家中自由力量生长的共同特点,只不过对共产党国家来说,民间办报、办刊往往采取“地下”的形式,因为公开申请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比如在中国大陆,政府行政法规明令申请办报必须“有符合新闻出版总署认定条件的主管、主办单位”[1],实际上就是禁止私人办报);而在台湾,有“行宪”框架在,民间办报纸或办刊物在法律上是允许的。这是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优势,虽然在办报办刊过程中,他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台湾异议报刊始于1950年代的《自由中国》。雷震案后,又有《文星》不断发出批评政府的声音,最终于1965年遭到查禁。经过短暂的沉寂,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诞生,这个杂志开始时只是个讨论文化、艺术问题,不关心社会痛痒的小型同仁杂志,并没有多少社会影响。它的步上社会政治舞台是在创刊后的第四年(1971年)发生的。当时即将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大力推行“革新”新政,放宽言论尺度,鼓励年轻人问政,又有保钓运动激发了台湾校园青年的爱国热情,加之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改善使台湾陷入外交困境,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大学》杂志的转型,由知识分子小圈子内的杂志变为面向社会的政论杂志。在组织上,这个杂志经过1971年元月的改组,吸收了大批青年才俊,比如后来“党外”运动中赫赫有名的许信良、张俊宏,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激进教师陈鼓应等等。该杂志先后发表了多人联署的“国是诤言”和“国是九论”等文,对国体、政体、法统、人权、国计民生诸方面问题均进行了大胆讨论,提出多项革新主张。

《大学》办刊的时间并不长(1968~1973),却造就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日后投身“党外”运动。1975年,又一个民营杂志《台湾政论》诞生,自命要“搭起民间舆论的发言台”。时正值蒋介石去世、南越“沦陷”、台湾内忧外患加剧,《台湾政论》更多表现出倡言朝野合作、共度危难、推进体制内改革的温和倾向,远不及当年的《自由中国》激进;但它毕竟填补了《大学》之后的言论空白,仍然受到台湾知识界和民众的普遍欢迎。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杂志只存在了5个月,却标志着“党外”力量的一次重要整合。担任《台湾政论》杂志社社长的康宁祥,原来只是个加油站的工人,由于其出色的参政活动,在1969年11月台北改为“院辖市”后的第一届市议员选举中脱颖而出,当选为无党籍市议员;1972年又在“自由地区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高票当选为立法委员,1975年再次当选,连任此职,成为以“党外”身份进入政界的重要代表。担任《台湾政论》发行人的黄信介也曾连任两届台北市议员,后又在1969年“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补选”中当选中央立法委员,资格比康宁祥还要老。这两位都是拥有较高公职身份、后来又在台湾党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元老级人物。《台湾政论》的总编辑张俊宏、法律顾问姚嘉文则是当时活跃的知识分子,后来均成为党外运动的中坚。台湾学者韦政通曾这样评价《台湾政论》的作用:由于“它的组成分子中包括发迹于民间的政治运动家和知识分子”,这种“在野的‘力’与‘理’的结合”,预示着“台湾的自由民主运动即将面临一个新的转变”。[2] 康宁祥自己也认为,从台湾的几次选举以来,借助《台湾政论》,“已经形成的新生在野政治人物,与从《大学》杂志时期政治改革运动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才得以结合,这个结合使党外的力量、素质提高了”。[3]

当然,更成为台湾自由力量办刊标志的,是赫赫有名的《美丽岛》杂志。这个杂志创刊于1979年8月,用黄信介的说法,该刊就是要办成一份“党外机关报”,以统合各种党外反对派力量。[4] 创刊号封底列出的社务委员是61人,到第四期杂志出版时,社务委员已经增加到91人,几乎囊括了台湾各地区主要的党外反对派人士。该刊在全省11个县市设立了服务处,许多县市还成立了基金委员会,筹募、营运杂志的基金。另在日本、美国、加拿大设有总经销处,在短短4个月内,即赢得大批读者群,同时获得可观经济收入。

也要看到,《美丽岛》的创刊背景中,还有极其严峻的一面。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与中国大陆建交,自然引起台湾朝野的极大震动。蒋经国发布“紧急处分令”,停止当时正在进行的选举活动,同时加强了对舆论的管制。事实上,在1979年一年中,先后遭到封杀的出版物数不胜数,杂志类就有《夏潮》、《这一代》、《长桥》、《潮流》、《鼓声》、《消息》等,书籍类则有姚嘉文、陈菊合编的《党外文选》、张俊宏着的《大军压境》、吕秀莲写的《台湾的过去与未来》等被查禁。难怪曾担任《美丽岛》杂志社副社长的吕秀莲后来回忆说,虽然该杂志的栏目十分丰富,内容也洋洋洒洒,“然而就它所宣扬的思想来说,如以目前台湾言论尺度的开放,重阅当年的文章,我们发现其实它对国民党的批判,仍然十分迂回委婉,一种敢怒而不敢尽言的委屈尽在其中。”[5] 寥寥数语,当年台湾自由办报人面临的风险和内心积压的紧张已经跃然纸上。

《美丽岛》政团的组织和民众启蒙、动员工作亦值得一谈。在杂志社总经理、民权斗士施明德等人的领导下,借助各个市县办起的服务处,《美丽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组织了一连串群众集会和演说活动,这些活动撩动了台湾普通民众的问政、参政热情,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党当政者,使他们感到如鲠在喉,寝食难安。当然,关于党外运动的策略,《美丽岛》政团的组织者们也曾做过省思和检讨,并总结出包括“间接原则”、“弹性原则”、“实力原则”、“集中原则”、“团结原则”在内的“党外运动五原则”,希望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台湾民主化,减少街头政治可能带来的盲动性和刺激性。然而,在专制体制下,有些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善良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国民党情治机构的不断挑衅,迫使民主力量一方不得不做出公开反应。这种冲突的极端结果就是1979年12月10日爆发的“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国民党地方当局动用了警察和镇暴部队,对当日《美丽岛》政团在高雄组织的纪念世界人权日集会进行了干预、甚至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现场的大批民众。虽然无论在规模上、在镇压者达到的残暴程度上,“美丽岛事件”都不能和大陆后来发生的“六四事件”相比,但它仍然是台湾岛上的专制当局对自由力量的一次重大打击。《美丽岛》政团的核心人物几乎全被逮捕、判刑,身为《美丽岛》杂志发行管理人的林义雄律师甚至付出家人(林的老母亲和一对孪生女儿)被“不明身份者”残忍暗杀的血的代价。

这是当代台湾民主运动中不能忘却的一段历史。但,正是在这带血的历史中,才最终结出台湾民主化的美丽的花朵。

 

第二,充分利用合法选举渠道,形成“党外”参政力量。

 

前文已经指出,台湾“行宪”框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方自治的实际推行。而在地方自治条件下,选举(包括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和地方行政官员的选举)都是开放的,这就给民间自由力量充分利用合法的选举渠道,形成“党外”参政大军提供了制度性的可能。这是台湾有别于所有共产党国家中自由力量生长的重要经验

早在1957年台湾举行第三届县市长及省市议员选举时,就有人筹组成立“党外候选人联谊会”,专事研究选务,举办民众座谈会和举办巡回演讲。经过《自由中国》被镇压后60年代的冬眠期,中产阶级有了长足的发展,国民党上层政权也正值新旧交替之际,“万年国会”和“万年国代”更是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于是,党外选举活动又渐成势头,并且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地方层级。康宁祥、黄信介之成为“中央立委”,就是两个典型例子。到了1977年,党外选情更是掀起高潮,在各项选举中党外候选人的得票率竟高达37%。在组织上,这时的党外竞选已经不再是单个个人的单打独斗,而发展为一批候选人的联合竞选。这是党外反对派力量组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进步标志。

在开放的社会条件下,国民党选务的腐败和一些传统陋习,也开始受到冲击,并反过来帮了党外的忙,成为民主化的促进剂。1977年的“中坜事件”就是一个代表。这个事件的主角是国民党叛逆、后来成为党外力量翘楚的许信良,他的目标是竞选台北市桃园县的县长职位。选举日,由于国民党籍监选主任的舞弊行为被人当场抓获,支持许信良的10000多选民愤怒之极,乃至袭击了警察局,烧毁了8部警车,此事成为台湾民众自发地以集体行动抗议选举舞弊行为的开端,当时曾轰动海内外。尽管警方也抓了几个人以“妨害公务与秩序”罪将之判刑,但选举本身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许信良以党外身份高票当选桃园县长,这在中国大陆――即便是今天――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

1978年台湾“增额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选举”,党外的选举组织工作又上了一层楼。11月24日,台湾“全省党外助选团”总部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希望各位候选人共同为此次选举通力合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以推动人权为中心,以促进党外大团结和早日形成制衡力量,俾革新政治,造福民众。”[6] 助选团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设”作为党外候选人共同政见,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长和院辖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言论出版自由化、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令、禁止非法逮捕和囚禁公民、保障公民隐私权、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兴建长期低利贷款的国民住宅、废止田赋、制定劳动基准法、承认劳工对资方的集体谈判权、改善渔村环境,保障渔民的安全与生活、制定防止环境污染法和国家赔偿法、反对省籍和语言歧视、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人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等极其广泛的内容,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还有人为助选团设计了红白蓝三色大型宣传海报,海报正中是一只紧握的人拳,周围有橄榄枝环抱,上印“人权”两个大字。根据海报的说明,这个图案的象征含义是:

 

● 人拳与人权同音,暗示人权乃用人拳争取而来;拳头紧握,象征党外人士紧密团结,决心为人权斗争到底。

● 橄榄枝代表和平,表示党外反对以暴力争取人权,也反对当权者以暴力统治人民。

● 白、蓝、红三色,既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古典含义,也代表党外对人权的新概念,即政治人权、经济人权、社会人权。[7]

 

在组织建构上,助选团开始设立常设机构,委员主要由1977年当选的党外省市议员担任。助选团采取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委员不分职位高低,均享有平等地位。1978年12月5日,“党外候选人座谈会暨记者招待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各地党外候选人、助选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共约500人齐集一堂,开党外人士集体公开亮相之先河,可谓壮观。这样,有了共同纲领,有了常设组织机构,有了大型集会和公开亮相,党外活动更具成熟和规模,已经具有现代政党的某些轮廓。可惜的是风云突变,中美建交和蒋经国的“紧急处分令”使正在进行中的、轰轰烈烈的选举戛然而止。然后才有《美丽岛》的问世,党外反对派不得不借助另一种形式继续他们的事业和斗争。

高雄事件后,《美丽岛》政团的核心人物被判刑,但台湾的民主运动并没有被吓倒而就此止步;恰恰相反,党外又产生了两股新的力量来接续民主运动的香火。一股力量是在美丽岛案军法审判中为8名被告辩护的律师团,这个律师团由15位辩护律师组成,其中包括了后来在民进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今天已经成为台湾执政者的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人。辩护律师们的法庭辩护有这样一句话非常着名:“审判官们!今天你们在法庭上审判8名被告,别忘了,全国同胞在外面审判你们。而明天,历史会审判你我大家。”[8] 另一股力量则是高雄事件受难者的一些亲属。1980年当局恢复被中断的选举,这些受刑人家属纷纷参加竞选,颇有向当政者挑战的味道。姚嘉文的妻子、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周清玉在竞选时身穿黑色旗袍,肩披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向选民这样表达她的政治诉求:“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希望全体民众与我们一起走那没有走完的路。”[9]

这些话是令人感动的,既感动了今天的我们,也感动了当时的台湾选民。1980年的选举,党外人士获得巨大成功,康宁祥、许荣淑(张俊宏之妻)、黄天福(黄信介之胞弟)等当选为中央立法委员,周清玉等人当选为国大代表,尤清(美丽岛案辩护律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是台湾民主力量的重大成就。――当然,还要强调一遍:这个成就的取得,除了党外人士的不懈努力外,台湾的“行宪”体制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没有选举的合法性制度通路,没有当政者对这个制度的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遵守,没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舆论自由从而使美丽岛案的真相借助传媒大白于天下,一批政治犯人的亲属和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是不可能获得选民支持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央级民意代表机构的。这再一次凸显了台湾政治与大陆政治的不同。在大陆,迄今我们也不可能看到一个在押政治犯的亲属还能继续高举异议者的旗帜,以选举等方式公开参与政治生活。这并非异议者一方缺乏勇气,而是大陆的现行体制使然。大陆不允许对党专制体制的公开批评,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那些被党的组织部门所控制的形式上的“选举”则不可能把异议分子或同样具有异端思想的他们的亲属列为“候选人”。而在台湾,“行宪”制度决定了一个人即使以“叛乱”罪被判刑,他(她)的亲人、朋友仍然有参加选举、自由竞争公职的权利;只要有足够的胆略和勇气,他(她)们仍然可以在民主自由的大旗下继续公开前行。我们在总结台湾民主力量成长的历史经验时,不要忘了这种经验所依托的制度背景。

 

第三,不断加强党外力量整合,提高党外组织化水平,直到最终建立反对党。

 

台湾的民进党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在此之前,它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力量积聚和组织整合过程,最后宣告成立的这个党,可谓集党外各种反国民党一党统治力量之大成。

1981年,台湾举行第九届县市长、第七届省议员、台北市(院辖市)第四届市议员和高雄市(院辖市)第一届市议员的公民直选,党外利用这个机会,乘上一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取得重大胜利的东风,筹划以更高的组织化水平面对这次选举。具体做法是:

 

● 成立党外推荐团,成员包括1980年当选的党外各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由推荐团向选民推荐党外候选人。

● 制定候选人推荐的4个原则:对选情较简单的地区,集中力量联合推荐;对选情复杂的地区,保持超然,不公开推荐,而做侧面支持;尊重各选区的协调与安排;根据现有实力,决定被推荐人的数量。

● 提出共同竞选主张,以制衡为中心,包括“党外、制衡、进步”、“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等鲜明的竞选口号。宣传旗帜以绿色为统一色调,这也是后来绿色成为党外乃至民进党阵营标志的缘由。

 

在推荐团精心组织下,此次选举又获可观成果。有3位党外人士获选县市长,苏贞昌、游锡堃等11人当选省议员,谢长廷、林正杰、陈水扁等8人当选台北市议员,“新党外”赫然走上台湾政治舞台。集体推荐制度增强了党外的凝聚力,亦成为党外组织化进程的重要推力

 

1980年代台湾党外势力成长、整合以及组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两个机构不能不提。这两个机构,一个是1984年5月成立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即“公政会”),另一个是1983年9月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即“编联会”)。“公政会”的建立源于下列考虑:党外力量不仅在选举时期需要组织,而且应该吸取以前的经验,建立一个常设机构,以便领导选后的工作。“公政会”的组成人员都是具有公职身份的党外人士,即便如此,这个机构也一直承受着被政府当局取缔的压力,但取缔毕竟没有成为事实,“公政会”就在这种既未被承认、也未被否认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后来还在全岛到处设立分会,形成了强大的整体网络。“编联会”的组成背景和人员结构则大为不同。参加“编联会”的大多是党外各种杂志的编辑和作者,他们年轻,有朝气,理论素养好,又富于激情,但不具备公职身份,在政治性格方面迥异于资深党外大佬。一般而言,非公职的党外新生代更激进些,不像党外大佬多坚持温和、稳健的改革路线。1980年代初由这批年轻人发动的“批康(宁祥)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康一直主张渐进、务实的改革战略,反对激进的街头斗争。

然而,面对共同的对手,党外两股力量最终还是携起手来。1985年,台湾又逢县市长、省市议员的换届选举年,两会在新上任的公政会理事长尤清的撮合下捐弃前嫌,共同筹组建立了“1985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共事党外人士的选举推荐和组织工作。张俊宏是这个机构的7位执行委员之一,他事后曾这样评论说:“这次党外后援会很难能可贵地,由于大家的共识,不忍心党外在野势力的纷乱,而愿意努力迈向组织化的初次尝试。”“提名的过程十分民主,无论是推荐提名或是开放竞选,一律由会员投票决定,追求内部民主化、法治化,大家也都表现出维护团体纪律的精神。”[10] 显然,这样的提名方式已经离正式的政党组织产生选举候选人不远。此次选举,党外再获大胜:后援会推荐的18名省议员候选人,有11人当选;推荐的11名台北市议员则全部当选;高雄市议员,推荐6名亦有3人当选。

 

这样,当1986年到来的时候,党外组织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离正式组党近在咫尺。蒋经国不顾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对,决心推进“革新”、力主与党外力量“沟通”而不是镇压的态度,也为党外走向正式组党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背景。1986年5月1日,许信良在美国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并表示准备迁党回台,以实际行动突破党禁,此举亦刺激了岛内的党外人士修改建党时间表,加快组党步伐。1986年9月28日,由130多位党外人士共同发起组织的民主进步党终于在台北正式宣告成立。11月10日,民进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党纲,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一任党主席。民进党正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

民进党的成立,乃是前此一系列党外力量整合和组织化的最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党外各种力量、各个“派系”之间也有矛盾,但还是成功实现了整合,共同完成了在一个传统的、但又是变化中的党治社会里建立起反对党的伟大任务,这是台湾自由力量了不起的成绩,也是台湾民主化的重要经验之一。

 

第四,注重知识分子与中小企业界以及“草根”民众的结合,建立民主运动的深厚社会基础。

 

台湾中小企业的大发展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受惠于政府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70年代就已经达到80万家,占台湾企业总数的98%以上,在中小企业中就业的人口达就业人口总数的75%,产值则达到台湾工业总产值的60%。这是台湾经济结构的一个很大变化。从政治-社会角度看,台湾成长中的中小企业家阶层成为台湾中产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导致产生更多的政治诉求,因为这是保护、发展他们的经济利益所必须的。而台湾的“行宪”框架,包括开放的地方选举和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则为这个阶层追寻上述目标提供了可能。

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律师、新闻从业人员等)也是台湾中产阶级的组成分子,他们与中小企业家阶层在政治诉求方面有天然的联系。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支持反对运动的中产阶级当中,知识分子与中小企业家的角色最重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推动台湾政治改革的最主要最活跃的中坚力量,也是反对运动的领导者与策略提供者,他们均受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法学与社会学的训练。中小企业家具备投入政治活动的财力,也以其个人财富为反对势力提供政治基金与可作为退路的职业。二者之间经由各种社会关系而挂钩,且有一隐约的分工。”[11] 以1970年代的《台湾政论》为例,这个杂志不仅得到中小企业家阶层的大力捐助,高雄地方的中小企业家们还担负起该杂志在台湾南部6个县市的总经销任务。而从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草根民营企业家始终是党外候选人的重要票源。根据1986年的一项调查,支持民进党候选人的选民主体由中小企业家和劳工阶层组成,二者合计占到民进党选票的79.1%。[12]

说到劳工,这个阶层也是党外(特别是编联会系统)知识分子工作的重点。长期以来,国民党利用工会控制工人,这和大陆有相似之处。突破御用工会对工人的控制,建立真正独立的、自主的工人维权组织,成为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编联会系统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深入到劳工基层,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经济、政治诉求,协助劳工组织同资方谈判。这份执着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上个世纪早期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不惧艰险、深入工农、播撒革命火种的历史。当然,时代背景、时代任务都不同了,但台湾的青年知识分子仍能承继这样一种精神,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事实上,编联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潮流系”知识分子群体,很多人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影响;“新潮流系”有“三大主张”,即“台湾独立、群众路线、社会民主主义”,后面两条都与草根民主有关,都可以导致重视基层社会运动的政治结论。

知识分子深入社会的做法加强了知识者与劳工、农民和其他底层民众的联系,扩大了党外民主运动的影响力。在80年代风起云涌的台湾大众运动中,很多都有党外人士的身影,比如1984年的“台湾劳工运动支援会”、1987年的“台湾农权会”和“妇女进步联盟”等等。此外还有教师人权运动、生态保护运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原住民权利保障运动、新兴宗教运动……,种类繁多,不一而足。这些组织的蓬勃生长使台湾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化,有力地解构着国民党的戒严体制和党治统治,同时给党外推进民主化以巨大的支持。民进党的成立,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台湾走向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加速全社会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有草根民主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反对运动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一条,亦足以为大陆的民间改革力量所汲取。



[1]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制定、2005年12月1日起实行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8条第3款。

[2] 转引自杨毅周《民进党组织派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页20。

[3] 同上。

[4] 参见吕秀莲《重审美丽岛》,(台湾)自立晚报社1991年版,页81。

[5] 同上,页91。

[6] 转引自杨毅周《民进党组织派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页8。

[7] 参见吕秀莲《重审美丽岛》,(台湾)自立晚报社1991年版,页42。

[8] 同上,见该书封面。

[9] 转引自李松林、陈太先《蒋经国大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页819。

[10] 转引自杨毅周《民进党组织派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页27。

[11] 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页205。

[12] 参见鞠海涛《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页12。

 


张博树 2013-08-26 14: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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