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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看当政者一方。

极权社会或威权社会要实现理性、和平的民主转型，除了在野知识分子和民间自由力量的努力外，当权者的作用亦不可低估。事实上，正是因为统治者手中握有权力，他（或她）能够发挥主动性的历史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他可以推进历史进程，也可以延缓历史进程。虽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谁也改变不了，但最高当权者的有识或无知、勇敢或怯懦、机敏或愚顽、胸襟博大或鼠目寸光，仍然会直接影响他的政治选择和行动方式，从而影响历史的现实走向。试想，如果1989年的邓小平不是一个政治上顽固的传统共产党统治者，或者赵紫阳掌握了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权力，六四的历史就完全可能改写。越是在专制体制中，最高当权者的这种历史“使动性”就越突出、越明显，只不过有的是在正向（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发挥作用，有的是在反向（违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发挥作用罢了。

蒋经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台湾民主转型和政治现代化的官方推动者。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能产生这样一位顺应时势、勇于做时代的弄潮儿、推动历史向前迈进的人物，颇值得大陆的当政者深思。马英九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自经国先生1988年1月去世后，“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几度春风、黯然，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经国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十五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1]

“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这个提法很值得玩味。蒋经国虽身为“太子”，但年少多难，15、6岁就远赴俄国，在苏联特工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监视下渡过了12年光阴，当过工人、士兵，下过乡，去过劳改营，可谓大难不死。但也正是在苏联，蒋经国接受了系统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小蒋”自己曾回忆说，早在1925年由上海赴海参崴的轮船上，他在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同时，就开始认真阅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2] 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又系统学习过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军事科学等一系列课程；在列宁格勒的红军托马契夫中央军事及政治学院学习过军队行政、军队政工和苏共党史，还发表过哲学论文。蒋经国加入过共青团和苏联共产党。可以说，他既亲眼目睹了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一面，又曾耳濡目染且亲身卷入这个体制内部的各个环节，深受它的影响。1937年回国后，蒋经国受到乃父蒋介石的精心栽培，恶补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修养，又被放到基层进行锻炼。在抗战期间和战后，蒋经国在地方建设、对外谈判、打击官场腐败、直至协助乃父退守台湾等方面均有不凡表现。“小蒋”的人生经历是丰富的，个人也极其勤奋，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他自己接管大权以前，这位蒋家公子仍然是一个“党国” 体制的忠诚拥护者和践行者；在他的大量政治活动中，我们还很难见到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影子。

比如，在抗战期间的江西赣南，蒋经国曾大力推行“赣南新政”，在整顿政风、改善吏治、打击土豪劣绅、禁毒、禁赌、禁娼、发展经济、土地改革、推进教育、建设新文明等方面做出很大成就，被誉为“中国战时政治的一项奇迹”。“小蒋”当时的身份是赣南行政督查专员，他一到任，就在自己的专署门口立两块石碑，分别刻上“大公无私”和“除暴安良”几个大字。大门口设“民众询问处”，接待老百姓来访，平时由专职秘书负责，每周四则自己亲自接待访民，回答问题。又在赣州城四门挂4个意见箱，贴上封条，上写“本专员亲自开箱”，鼓励百姓问政。蒋经国还制定了“新赣南”建设蓝图，提出要用“吃苦、冒险、创造”的精神，建设三民主义的新赣南，实现“五有”，即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他还把专署、司令部、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半天办公，半天学习，还要分小组讨论，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研究怎样搞好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治安等等。从这些做法中，我们似乎很容易发现过去苏联生活的烙印，包括内部的“组织学习”和外部民众动员的方式。在政治方面，蒋经国也曾试图建立民意机关，健全政治机构，但他更多强调的是干部要成为民众的公仆，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他自己也亲做表率，深入民间，访贫问苦，颇有亲民作风。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一位国民党专员，但他的身上却有不少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影子。这就是当时的蒋经国。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套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多于“法治”，1945年蒋经国调离赣州后，新政也很快没了踪影。这可能与战时条件的局限有关，但也和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套路有关，这个套路中有苏维埃的因素，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政”、“纳谏”、“为政清廉”和“大同”理想的因素，但似乎缺乏宪政民主因素。

再看一个例子。1949年国民党“撤守”台湾后，蒋介石鉴于大陆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军队政工制度（用今天共产党的语言就是恢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50年3月，蒋经国被任命为军队总政治部主任，成为这个领域的主要操盘手。台湾风雨飘摇的恶劣形势，自然促使蒋经国倾全力担负起此项“重任”。他把工作重点放在这样4个方面：“肃清共谍，提高军中文化，推行克难运动”，“严密军队组织，改善官兵生活”，“健全一切组织，推行实践制度”，“要求全体官兵把思想变成信仰，把信仰变成力量，要做到在政治上永不屈服，在战场上永不投降。”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要参加政治课的学习，军官每月18课时，一年198课时，士兵每月24课时，一年264课时。士兵课程中的必修课包括“国文”、“三民主义”和“领袖言行”，以使军人们明确“为谁而战、为何而战”。1952年，由蒋经国担任主任的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蒋介石称这个组织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教育性的组织”、“战斗性的组织”，该组织必须“加强革命信念”，担负起“反共抗俄、救国救民的责任”。在蒋经国的亲自指导和周密部署下，“救国团”的组织渗透到台湾每一个市县，遍布于机关、团体、企业、农场和学校。“小蒋”充分利用赣南时期青年工作的经验，开展各类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使其颇具吸引力。“救国团”还大量出版《三民主义基本教材》、《领袖对青年的训示》之类书籍，要求团员必须深入学习，认真领会。

这一套做法，大陆从事军队政治教育和共青团工作的人都不会陌生。在强调信仰“主义”、“听党的话”、“服从领袖”，用愚蠢的或精致的手段实施“洗脑”和“精神灌输”等方面，海峡两岸的统治者可谓如出一辙。不管“灌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其出发点和组织运作方式都是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难怪“救国团” 这一套“党化教育”的做法当时即遭到《自由中国》的严厉批判。

可以说，作为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和“青年反共救国团”首领的蒋经国绝对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不管他如何努力，如何勤奋，他只是在为“党国”体制效劳，甚至是在为蒋家天下效劳。他的个人优点在这个体制下反倒变成了缺点。

然而，时代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局限人人有，有局限并不可怕。聪明的统治者只要善于学习，善于“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的东西，抛弃那些过时的东西，突破自身局限，他就有可能跟上时代，乃至领时代之风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人物。

蒋经国即有幸成为这样的人物。

尽管蒋介石在世时，蒋经国言必称“总裁”、“领袖”，但他自己接班、特别是1978年登上总统宝座后却一反乃父传统，表现出更开明的姿态。就在“小蒋”就任总统的当天，他曾通过宣传机构表达下列三点愿望：其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今天已经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该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无个人的时代。其二，今后不希望人们称自己为“领袖”。国民党历史上只有两位领袖，一位是“总理”（孙中山），一位是“总裁”（蒋介石）。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普通国民，只愿以党员和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党员和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其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三民主义和国家民族的万岁，而再无个人的万岁。[3]

应该指出，当蒋经国试图翻开历史的新的一页的时候，又是台湾的“行宪”体制给他的“开明”和“新政”提供了现成的制度性通路。

早在蒋介石刚刚去世的1975年，蒋经国在一次国民党党务会议上就曾这样谈到选举问题：“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本党革命以来，所要建立的民主政治基础，就是要经由选举来达成。一个政党，尤其本党是执政党，对于国家的政治责任和风气无可旁贷，所以我们担负最艰巨的政治责任，要树立最良好的政治风气。就选举来说，本党参加竞选的同志虽则由党提名，但当选与否，完全决定在选民。”尽管“以今天本党的力量，在复兴基地可说有绝对把握选举出提名的人，但是为了要将党的风度和开放性的政党作风，昭布于人，对于这次增额立法委员的选举，中央有一新的规定：就是凡属三年前当选的立法委员，无论属于党内同志或党外人士，本党都愿意支持。”至于竞选方式，蒋经国特别强调：“本党候选人在竞选中发表政见，一定要力求平实，尽量反映民众意见，提出积极性的建议，这点非常重要。我为什么说发表政见要力求平实呢？就是绝对不可虚伪夸张，对于党和政府的成就，要做正确平实的报导，不必做过分的渲染；尤其政见要注意到是不是有实现的可能，是不是超越了本身的范围；至于良好的风度，平实的谈吐，诚恳的态度，在竞选中尤其重要，要这样竞选，才能显示党的民主风度。”[4]

正是由于蒋经国的开明，大批台湾本岛人士和青年才俊开始被重用，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台、澎、金、马地区“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和改选亦不断加大对党外的开放程度，扩大了政治参与；对党外势力的成长甚至“挑战”，蒋经国本人也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以前文提到的中坜事件为例，选民在愤怒之中烧毁警车的事情发生后，蒋经国明确表示：对此事“要切切实实、公公正正地调查及依法处理，绝对不可徇私偏袒或欺上瞒下。”“现在国民的水准均有足够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因此，中坜选票纠纷事件尤其需要慎重，务须使全体国民对于政府往后的处置，完全满意。”[5]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蒋经国对中坜事件表现大度，是因为总统选举在即，蒋不愿意给自己的形象抹黑；后来稳坐总统宝座后，对党外就不那么客气了，镇压美丽岛政团即是明证。[6] 这个说法也有部分道理，毕竟政治人物是复杂的，他的政治选择和行动要受到种种因素的牵制。然而重要的是，许信良并没有因为中坜事件中的警民冲突失去做县长的机会（半年后许确实从县长的位子上被拉下来，不过那另有“事由”）；美丽岛案在押犯人的亲属们也堂堂走上中央民意代表候选人的讲坛，并纷纷赢得了选举。这是制度的力量，是制度提供了这种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蒋经国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当权者尊重这个制度，且在不断地开拓、完善之；即便当这个制度产生似乎不利于统治者的结果时也没有停止这种努力，更没有去破坏它。在“党国”统治的威权时代，做到这一点已经不易。

蒋经国执政时期台湾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亦有目共睹。在一次同媒体记者的谈话中，蒋经国这样解释“台湾经验”的基本内含：

首先，“我们崇尚自由民主，坚守宪政体制，政府与人民相互信任，和谐团结，提供了民主而安定的政治环境”；

其次，“在计划性的自由经济政策下，鼓励私人企业，激发人民勤劳的工作意愿，与企业家进取的创新精神”；

再次，“教育机会人人平等，实施普及而良好的教育制度，并致力科技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产力”；

最后，“贯彻均富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福利，提升生活品质，建立了公平而和谐的社会”。[7]

这些说法，时人、后人还可以有不同评价，但台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基本做到了“均富”，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台湾没有经历过大陆文革这样的动荡，也没有过经济政策的大幅度偏转，所以也不会遭遇大陆改革开放必然面临的深层次紧张。这个偏安之地在国民党一党威权体制内启动市场经济起飞却没有造成大面积的官员腐败，在促成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兼顾了社会公平。所有这些经验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总结。不管怎么说，台湾提供了一个在“行宪”框架内发展经济、又在经济建设相对良好的基础上推进宪政改革的例子，这对今日的中国大陆显然具有重要的对比和借鉴价值。

当然，从本节所论主题的角度看，蒋经国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人生即将谢幕之际亲手启动了台湾民主转型的关键闸门，这就是结束“戒严”状态，解除“党禁”，为台湾进入多党和平竞争的宪政民主社会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人们关心的问题自然是：蒋经国晚年的关键一步是如何迈出的？走出这一步又如何可能？

这里，有认知的进步，有对世界大势的清晰把握，有对民众的深切责任感，也有对社会剧烈变革之际从本集团出发的关于统治成本与收益的认真“计算”。

蒋经国本人勤于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本来就有民权主义内容，台湾的“行宪”体制，亦部分地回应了民权制度建构方面的要求，这对蒋经国当然有影响；对当年苏联经历的反思和数度出国访问（特别是对美国的几次访问），使蒋经国逐渐在内心真正认同了民主政治和自由的价值，也是一个可以大体追溯清楚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潮流的再次奔涌，亦肯定对蒋经国的政治选择发挥了作用。除了拉美、南欧许多国家纷纷发生民主转型以外，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从80年代初开始，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出现多元化的政党政治发展趋势。1980年，韩国国会颁布《政党法》；1987年，卢泰愚总统发表历史性的6.29民主化宣言，韩国进入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于1986年被推翻，随即开始民主政治的建设。泰国也发生了向军人政权挑战的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一党独大体制颇为成功的国家，反对党亦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经历了10多年由清一色的执政党议员控制国会的局面后，1981年，新加坡国会中第一次有了反对党议员。中国大陆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至少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其发展势头还是颇给人以希望的。蒋经国作为一个具有开放胸襟、对民众富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这样一个全球民主化的大潮必然对其执政理念构成强烈的冲击，促使其做出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调整、修正。

当然，除了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清晰把握以外，一个领导人在做出推进民主转型的关键决策时，还少不了从统治者自身角度出发的，对这个转型进程应否进行、如何进行以及该进程可能付出的代价和收益的认真“计算”。

关于这个问题，大陆学者孙代尧曾援引罗伯特·达尔的有关理论进行过有意义的探讨。达尔和其他一些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促成多元政体产生的可能同该国统治者对“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的合理“计算”有关。当预期的“压制成本”过高而“容忍成本”降低时，政府就有可能接受多元化，甚至主导这个改革进程。用这个观点分析台湾问题，我们就会看到，80年代中期的蒋经国面临着如下情势：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党外运动已成气候，并正朝着有组织的反对党方向演变；台湾的社会运动亦风起云涌，中产阶级都支持民主化；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其国际地位正在提升；邻近国家的民主化方兴未艾，对台湾岛内亦产生相当影响；还有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态度，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所有这些，都是导致预期“压制成本”升高的要素，也就是，继续采用压制手段，将使统治者处于越来越不利、越来越被动的境地。另一方面，主动改革将使国民党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放开高层选举，凭藉执政党的实力，仍然可以在选举中稳操胜券，且提升执政的合法性；台湾本来就有“行宪”框架，又有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社会相对富足、稳定，宪政改革不致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改革还可以加强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抵消大陆发展带来的冲击，使台湾在两岸制度对抗中继续处于有利地位。所有这些，又都是导致预期“容忍成本”降低的要素。蒋经国的政治改革，正是在对上述两方面因素认真“计算”后的结果。无疑，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8]

上述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综合，应是对蒋经国何以可能迈出宪政改革历史性一步的合理解释。

1986年始，蒋经国加大了在全台湾岛推进“政治革新”的力度，明确“革新必须是前瞻性的、是突破性的，但也必须是承前启后的、是继往开来的”，并从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指定12人，专门研究、拟定“政治革新”的内容和相关政策。大体上说，蒋经国决心推动的革新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解除“戒严”，二是开放“党禁”，三是改革、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四是地方自治法治化，扩大地方民主（比如省主席和院辖市长由官派改为民选），五是革新党务，六是调整经济、社会政策，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建设。

这几条，特别是开放“党禁”一条，无疑是动了“党国”体制的命根子，是从根本上对旧体制开刀，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是做不到的。1986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台湾“行宪纪念日”发表书面致辞，表示改革必须大刀阔斧，自己将不惜“个人的生死毁誉”，也要“向历史交代”。蒋经国的继任者李登辉则根据亲身体验把前任总统晚年处理大政方针的原则归纳为三条：

第一，一切作为围绕如何“向历史交代”，不计目前毁誉，重在将来历史的评价；

第二，作为最高决策人，必须考虑国家长远利益，不受他人影响或左右；

第三，努力建设良好制度，不求一时之方便或短程之利益。[9]

最高当政者既然有这样的决心，当权者一方与党外自由力量围绕民主化而展开的正面互动就可以启动、形成了。1986年5月，蒋经国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亲自促成了执政党与党外贤达的面对面“沟通”。9月份，民进党宣告成立，蒋经国并未进行干涉，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10月7日，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采访，当对方问：“您认为反对党会构成政治上的挑战吗？”蒋经国坦然答曰：“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10] 1987年7月15日，台湾地区正式解除已经持续了38年的“戒严”。1989年1月，台湾执政当局颁布《人民团体组织法》，民进党的成立终于合法化。虽然蒋经国已经在此前的1988年因健康状况恶化突然去世，但他开启的宪政改革大门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再能把它关上。

今年是2007年，蒋经国离开这个世界尚不足20年。然而，他的“向历史交代”的壮举和他自身的历史地位，已经得到公正的评价。

现在，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比较。

蒋经国与中共“第二代”领袖邓小平年龄差不多，早年经历亦有相似的地方。二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邓小平还曾是蒋经国的团小组长。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征途中，邓、蒋二人分别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在晚年又各自成了海峡两岸的最高决策人。然而，蒋经国以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宪政改革而名垂青史，邓小平却因镇压了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而铸成历史大错。这是邓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共作为统治者的悲剧。

平心而论，在推动社会民主转型、担当起一个执政者应该担当的社会转型主导者的责任方面，共产党本来就有比国民党天生不利的地方：国民党至少承认民主宪政是它追求的理想，而迄今为止，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仍在拒绝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不可小觑这个区别，比如，国民党既然自称台湾是“自由复兴基地”，它对来自美国等民主国家要求落实人权、加快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不能漠然置之；而共产党却可以把同样的压力解释成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混淆意识形态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之间的不同，甚至成心把二者搅在一起。这种状况提醒我们，也提醒有意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要承担起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历史责任，抛弃陈旧的意识形态教条、认可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和制度文明观是当务之急。有了这个前提，一切具体操作中的策略、手段、步骤等都可以另议。

我相信共产党高层领导者中不乏有为之士。他们应该有当年蒋经国那样的胸襟，那样的魄力和勇气。虽然客观地讲，在今天共产党这个体制内产生这样的领导人有相当难度，但当历史产生这种需求时，也一定会创造出满足这种需求的条件，剩下的就看每个具体的历史行动者的“道行”了。

即便是退一步，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身的利益着眼，宪政改革也势在必行。这里，我建议中共领导人也去算一笔账，关于中国民主化之“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孰轻孰重的一笔账。毫无疑问，与台湾相比，大陆统治者在计算民主改革之“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时，有更多、更复杂的变量需要考虑。但总的讲，随着整个社会的日益开放和进步，民主化的“压制成本”会越来越高，“容忍成本”则会相对走低，是一个必然趋势。当然，也可能有人认为，威权统治（或后极权统治）之统治手段、统治策略的“精致化”似乎有助于“压制成本”的降低，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从历史长程看，任何专制政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最终都将引发社会的反弹，从而造成“压制成本”总量上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错过了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的良好机会，在六四镇压后形成威权主义社会的权贵集团，这又是造成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统治者“容忍成本”提高的一个因素，因为宪政改革势将引起权贵集团的拼命反对。这一点与当年的台湾亦有不同。然而，历史已经走到这一步，夫复何言？重要的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明确的，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不可违逆的。还是“主报告”中讲的那句话：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做过可歌可泣的努力，这个党后来发生的变化是它自身创造的体制造成的结果。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真的想保存先辈的容光，而又能“与时俱进”，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历史的误区、泥沼中走出来，勇敢承认过去犯过的错误乃至犯下的罪恶，丢掉包袱，轻装前进，从独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变中国宪政改革的阻碍者为中国宪政改革的推进者。相信历史仍有这样的机会。

张博树 2013-08-26 14:5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