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人格的幻觉——《逃避自由》/弗洛姆

簡體傳統

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在的压力，而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社会中某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独裁主义发展的温床。这个观象就是：个人觉得不重要和无权力。
　　
　　传统的看法是相信，只要使个人不受外在的约束，现代的民主制度便实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可是，惟有当我们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时，表达我们想法的权力才有价值”；惟有当内在的心理情况能使我们可以确定我们自己的个人地位时, 不受外在权威控制的自由，才能成为一项永恒的收获。我们是否已达到这个目标，或者，我们是否至少已快接近这个目标？
　　
　　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研究我们的文化如何培养人们，使其有这种屈服外在权威的趋势。事实上，从早期训练儿童开始，便已压抑自发的感觉，和真正个人个性的发展。教育的结果经常是消除自发性，用加添的感觉、思想、和希望，来代替原有的心理行为。比如说，最早要压抑的感觉之一是敌意与厌恶，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消除儿童对外界的敌意反应．使用的方法是很多种，有的是采取威吓与惩罚，有的是使用贿赂或“解释”。起先，儿童是不再表示出他们的感觉，最后，他根本就放弃了这种感觉，此外，人们还教导儿童压抑自己，不要注意别人的敌意与不诚实。儿童很快便达成一般成人的“成熟”，失去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感觉。
　　
　　在另外一方面，成人在开始教育儿童时，便教育儿童种种根本不属于“他的”感觉；例如教儿童要喜欢人，对人们要友善，要微笑。教育未完成的工作，在以后，社会的压力通常会继续完成之。如果你不微笑，人们便会认为你没有“悦人的人格”。友谊、欢欣，以及微笑可以表达出来的任何事情，变成自动的反应，好像电灯开关一样，只要一开，便可以表现出来。
　　
　　当然，在许多情形中，人们是会发觉到，这不过是做作而已；可是，在多数的情形中，人们未能发觉到这种情形，因此，便失去辨识虚伪感觉，和自发的友谊之间区别。人们装腔作势，抑制敌意，挽救友谊。不仅如此，很多自发的情感也遭抑制，而代之以虚伪的感情。
　　
　　在我们的社会里，就一般而言，情感是不受鼓励的。固然，毫无疑问的是，任何创造性的思考——以及任何其它创造性的活动——必然与情感有不可分的关连，可是，能够不掺杂情感地思想与生活，已成为一种理想。“感情冲动”已被视为是不健全的或不平衡的。拿此做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个人已变得不堪一击。人的思想是贫乏的、平淡的。在另一方面，由于情感不能完全的予以扼杀，人们就必须把情感与人格的知识一面加以分开；其结果是产生低级而不真实的多愁善感的情绪，电影与流行音乐便用这种情绪，来满足情感饥渴的顾客。
　　
　　创造性的思考也和情感一样地，受到歪曲。从刚受教育开始，纯真的思考便受到打击，硬把现成的思想塞入人们的脑子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如何“修理”儿童思想的情形。他们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想要认识这个世界。他们想要知道真理。但是，人们并不认真地对待他们——有的人明白地对他们显示出不重视，有的人则伪装成谦虚的样子。这种对待的方式，对独立性的思考是有很大的打击的，此外，还有一种态度，对独立思考有更坏的妨碍，那就是：虚伪——通常是。出于无心的虚伪是一般成年人对儿童的典型行为。虚伪的形态之一是以虚构的事情告诉儿童。此外，有时成人为了各种原因，不愿让儿童知道真相，而撒谎想要隐瞒事实。
　　
　　今天盛行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更是打击纯真思考。其中一种方法是强调关于事实的知识，其实，勿宁说是强调见闻。在现在流行的一种可悲的迷信想法是，只要知道的事实越多，一个人便可获得关于真实事情的知识。于是，教育当局把数也数不清的零星的，不相关的事实，填塞进学生的脑子里；他们的时间与精力，由于须学习越来越多的事实，而消耗殆尽，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了。当然，没有事实知识作为依据的思考，不过是空想、幻想，可是，完全凭“见闻”，和没有见闻对思考是同样地有妨碍的。
　　
　　此外，还有其它因素，混淆一般成人的创造性思考。例如，我们的文化是推崇专家的文化，认为很多问题太复杂，非普通人能领略得了。其实正好相反，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许多基本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每个人都可以了解的。把这些问题弄得好像复杂万分，而惟有“专家”才能了解，难免使人们失去相信自己可以思考这些问题的能力。人们面对着一推乱七八糟的资料，觉得一筹莫展，惟有等待专家来处理了。
　　
　　这种影响，结果是双方面的：一种结果是对说出来的或写出来的任何事情，抱着怀疑和讥诮的态度；另一种结果则是，幼稚地相信权威人士的话。讥诮与天真两者结合为一体，成为标准的现代人的典型。其结果是，使人没勇气自己去思考，自己做决定。
　　
　　在感觉及思考方面，人们失去了“创造力”。在“意志”的行为方面，人们也失去“创造力”。想领略出这一点是特别困难的；现代人似乎有太多的希望，因此，他的惟一问题似乎是，虽然他知道他要些什么，但是他不能得到它。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想要获得我们所要的，而多数的人从未曾怀疑到这种行为的前提，那就是：他们是否确知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没有停下来想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在学校时，他们想要好分数，到了社会上，他们要事业成功，赚大钱，有声望，买更好的汽车，到各地观光等等。然而，如果他们能在这种疯狂活动的当儿停下来想一想，他们便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获得了这项新工作，如果我有了这部比较好的汽车，如果我能去旅行——以后又怎样呢？做到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是不是真的要这些东西？我是否在追寻某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假定会使我快乐，同时，当我一达到这个目标，它会令我困惑？”这些问题是令人害怕的，因为这些问题问到了人们整个活动所依据的根本，人们有种倾向，想要尽快地摆脱这些扰人的问题。他们觉得，这些问题令他们烦恼——于是他们继续追求他们相信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项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现代人在幻觉下过活，他以为他知道需要什么，而他实际上想要的，是他以为应该要的东西。其实，我们必须了解的是，知道一个人真正需要什么，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而是件人们必须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我们已成为机械人，在以为自由意志动物的幻想下生活着。这种幻觉帮助使我们没有发觉到我们的不安全，但是，这正是这种幻觉能给予我们的惟一帮助。本质上，个人的自我已受到削弱，因此他觉得无权力和极度的不安全，他生活在一个与他已失去关联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成为工具，他成为他双手建造的机器的一部分。他以为他的思想、感觉、和意志，是属于自己的；在这种过程中，他失去了自我，而一个自由人的真正安全却必须以自我为根据。
　　
　　自我的丧失已增加了自己与其他人一样的必要性，因为我丧失的结果是对自己身分的深切怀疑。如果我不肯定自己的身分，只能假定自己是什么人，那么“我”是谁呢？自笛卡尔起，个人的身分已成为现代哲学的一项主要问题。今天，我们以为，我们就是我们。然而，我们仍然怀疑我们自己，意大利剧作家皮兰•得娄，在他戏剧中，曾说明了现代人的这种感觉。他提出这个问题：“我是谁？我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肉体的延续？”他的答案与笛卡尔不同。笛卡尔是肯定自我，而他则是否定自我：“我没有身分，根本没有我自己，我不过是他人希望我什么的一种反映；我是‘如同你希望的’。”
　　
　　自我的丧失使得人们更迫切想要与别人一样；这表示说，惟有一个人能符合他的期望，他就是可以确知他自己的身分；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地生活，我们不仅会遭到别人的不赞同，和日益地孤立，我们将会失去自我意识，而这对精神的健全是有妨碍的。
　　
　　靠着符合他人的期望，靠着和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就把对自己身分的怀疑压制下去，同时，得到了一种安全感。然而，他所付的代价也是很高的。放弃自发能力与个人的特性，其结果是生命的挫折。就心理的意义而言，生理的机械作用仍然活跃着，而情绪及心智的机械作用则息止了。固然，一个人仍旧生龙活虎地生活着，但是，他的生命则像砂子一样地从他的手上溜走。现代人表面看起来是满足和乐观的，在这表面的背后，他是万分的不愉快；事实上，他濒临绝望的边缘。他拼命地依附着个人须有个性的观念，他想要“有所不同”他极欲“标新立异”。人们把他的名字缩写，印在手提袋、扑克牌、及手提无线电上，使这些东西“人格化”所有这一切行为无非表示人们渴望“有所不同”；然而，这些几乎是留下来的个人个性的最后遗迹了。但是，由于人成了机器，不能自发地经验生活，他像是代表别人来追求兴奋与刺激。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已经解脱了使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和思想的外在约束。如果他们知道想些什么，爱些什么，他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作为。但是，他不知道。他顺从无名的权威，他失去了自己。他越是这样做，他越加觉得无权力，也越加地被迫去顺从权威。尽管现代人表面上看来是乐观和进取的，实际上，无底深渊的无权力感觉压倒了他，使他木然地凝视着即将发生的灾祸，而无力应付。
　　
　　表面上看来，人们在经济及社会生活方面，似乎过得不错，然而，忽视了这舒适的外表的后面，根深蒂固的不愉快，则将是万分危险的。如果生命失去了生命的意义，那么，人便无可救药了。如果我们不能看出一般人的未经发觉的痛苦遭遇，那么，我们便不能发觉，发自文化人性基础的，威胁到我们文化的危险，即是：愿意接受任何理念，和任何领袖，只要他能令人兴奋，只要他能和给予一种表面似乎能使人的生命有意义及有秩序的政治结构与象征。人类失去了自动行为的能力，是法西斯主义可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