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屡碰壁的束星北有些心灰意冷，自以为真理在身，却弄得孤家寡人、声名狼藉，职位不保。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失败”却让他离开了矛盾与是非的圈子，暂时放弃了“仕为道谋”的争论和斗争，不再为同人家黑黑白白，论长论短，竞一时之豪勇，心思重新投入到科学研究上。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却打开了，他很快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位置。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铺开了摊子，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国气象学报）　　《流体力学的一个定律在气象学　上的应用》（中国物理学报）　　《根据基培尔基本假设的天气预　报新法》（中国气象学报）　　《干空气绝热上升时，是否作等　熵变化？》（山东大学学报）　　《大气骚〈扰〉动研究》（山东大学学报）　　《空气运动学研究》（山东大学学报）　　《基培尔基本假设的理论证明　及对流顶压力温度试报》（山东大学学报）　　……①　　王彬华（气象学家，曾任青岛观象台台长，五十年代为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所教授）：　　因为时代的原因，束星北实际从事气象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十几篇论文虽不能说篇篇都是珠玑，但每一篇里都有束星北特有的风格。气象就是观天看象，在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要靠积累经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恰恰都是束星北不具备的，但他过人的才华和高度也就在这里，前人普通的材料经他总结或点化，立刻就不同凡响了。这也正说明，束星北的学问实力雄厚，聪明灵巧，才能够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②　　一个全国知名教授被逐出物理系，这在解放初期的山东大学校史中还是首例。最初，束星北曾以书面的形式向青岛市委和山东大学领导讨说法，显然他没有得到理想的答复。按其性情，束星北似有不甘，应该继续为自己的“名誉”战斗。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很快就放弃了斗争和争论，沉潜于学术之中。如此变化，与王淦昌的“帮助”有关。　　王淦昌和北京中科院的一些朋友一直关注着束星北，当他们得知束星北因“反对全面学苏、阻挠教育革命”等原因遭到驱逐时，立即邀他进京小聚。束星北心情郁闷，又“无所事事”，便应老友之邀来到北京。这个期间，王淦昌正忙于两件大事，一件是参加了由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办的俄文学习班，目标是通过短期突击，要能够阅读、翻译俄文科技书刊。王淦昌与所里的几乎全部的高、中、初级研究人员一道突击，接受测验，并很快就能阅读俄文物理书籍与资料了。１９５６年秋天，王淦昌代表中国去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主持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的研究，并很快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显然俄文突击在这一轰动世界的发现中派上了一定的用场。王淦昌的另一件事是领导设计建造了磁云室。这一年（１９５４），在王淦昌的领导下，云南省落雪山海拔３．１８５米高处建造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先后安装了多板云室和磁云室，到１９５７年落雪山宇宙线研究工作站已收集了７００多个奇异粒子的事例，甚至还有一些稀有事例。从近代物理所建所开始，王淦昌就一直领导参加宇宙线的研究，到五十代年中期，王淦昌等有关宇宙线研究的一批成果陆续问世，有的成果还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有关专家称，５０年代，我国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最多、水平与国际水平相近的物理学研究就是宇宙线方面的工作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王淦昌的领导和直接参与。尽管工作科研繁忙，可束星北一来，王淦昌便放下手中的工作，陪着束星北游历北京，他们先后游览了八达岭、香山、故宫等地，这些地方王淦昌过去都不曾去过。王淦昌名为陪朋友游山玩水、排忧解烦，实则是为让束星北“回心转意”做“思想工作”。王淦昌对束星北的性情最了解，认为束星北走到这一步，一点都不奇怪。他不厌其烦地劝束星北收敛锋芒，顺应潮流，不要与运动相抗。但是王淦昌的“思想工作”却被束星北认为是“我的老朋友王淦昌的‘投机’”。③在北京期间，王淦昌和妻子吴月琴还陪着束星北逛了王府井。在王府井他们给束星北买了一件砖灰色毛衣，试大小的时候，束星北眼瞅着天花板，心魂不知在何处。王淦昌喊他：喂，试衣服哪。喊了两声，束星北才梦初醒地哦了一声，也不管套在身上的毛衣是不是合适就往外走。王淦昌只好在后面付款。　　束星北虽然嘴上不服，可是回到山大后，行动上却有了变化。他收敛了“参政议政”欲望。即使是私下里，也很少当着人家评论时政。嘴巴比以前把得紧了，以前学校的事，凡看不惯之事就要说，而现在，说得少了。这个时期，人们很少能听到他的“怪话或反动言论”了，学校里的组织活动与政治学习，不管心里愿不愿意，还是能够主动参加的。学校尽管不相信他的“表现”，但对他的“变化”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了：“１９５４年暑假以前，他对待系里各种工作，采取消极和侧面阻挠的态度，暑假时到北京去住了一个时期（气象研究所请他作研究），据他自己说是思想看法有〈了〉转变，〈说是〉对事情应该采取主人翁态度……”④    

 

不过对于束星北的“改变”，最初是没人相信的。一些领导认为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同事以为他已走投无路不得不出此下策，就连他的朋友王彬华最初也认为他是在赌气。王彬华是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所教授。早在３０年代，王彬华还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就读过束星北的文章，当时只知其名，未谋其面。抗日战争期间，束星北到重庆军令部研究军工武器，王彬华在同一个机关从事气象研究，两人朝夕相见，如同师友兄弟。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彬华被任命为青岛观象台台长。解放后青岛观象台归为山东大学气象所，王彬华也跟随着来到山东大学。５０年代初，束星北从浙江大学来到了山东大学物理系，两人再次相遇。　　束星北在物理系待不下去了，便拜他为师，同他商量改行转攻气象科学。尽管他对束星北的才华与智慧一点都不怀疑，但隔行如隔山。王彬华认为，所谓改行，无非是束星北被无奈的境遇逼出来的一点幽默。　　王彬华：　　那天雨下得很大，淋得湿漉漉的束先生来到我家，进了门他也不擦一擦就和我商量改行的事。他说，共产党担心我同他们争夺接班人，搞气象总该没什么问题了吧。“气象不会有阶级性吧？”我知道他有气，便劝他说，我觉得你还是搞和自己相近的东西好。他说，气象就是相近的东西，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还得靠天吃饭，搞气象是有搞头的。大道相通吗。接着他告诉我说，今晚是来拜师的。我说，我怎么敢收您这位大教授做学生。他说，气象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经验。你这个老师说什么也是要当的。我说，从何开始呢。他指着我的书房说，就从这里开始吧。他说过后，就在我的书架上翻，我也帮他找，最后竟选了一大堆，有五六十本吧。这么多书怎么拿？他让我找个袋子。我说，家里没有那么大的袋子，他找来找去，结果从厨房里找出一条面袋子，那些书装了有大半袋子。我以为，这么多的书得啃多长时间哪。没料到，不到二十天，他就将这些书还了回来，然后又用这条面袋子装了大半袋子资料书籍。走前告诉我说，方向确定了：长期天气预报，是中国的发展方向。　　大家就是大家，束星北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当初，中国因没有高等数理基础，也可以说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才障碍了长期天气预报的发展。而数理基础正是束星北的长项。他所要做的，无非是用自己的脚在人家早就走过的路上再上几个来回。没料到，他很快地便开始发表文章了，更没料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气象学界引起了轰动。⑤　　气象专家对束星北的气象研究的评价众口不一，但多数人对他的创见与发展是深为钦佩的：在气象研究中，对于干空气绝热运动，一般情形下都视为等熵变化。在等熵运动中，束星北得出决定温度直减率ｒ的变化的因素有：空气压力变化，水平辐合和辐射平流切变等三种理论。他的这个理论无疑比气象学家彼得逊和赫尔维茨等所得出的结果更有深度也更为完善；在大气扰动和空气运动学方面，束星北的波速方程要比罗斯贝的结果在形式上更为广泛，理论上更为完整。他还从大气扰动导出温压结构的槽脊方位和倾度关系，提出了倾向与强度相互消长变化等结论，这个理论对于西风波的认识有着重大的突破。束星北的“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导出的高空变压公式，虽方法上与气象理论学家罗斯贝的公式大致相同，但又绝不能同日而语，束星北在理论上更为严格完善。从个人关系上讲，王彬华比他人更了解束星北，对其气象成果的认识也更有权威性。他认为，束星北接触气象的时间太短，因而更多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展开，所以说一些研究尚属于阶段性的，尽管如此，他一年多的研究还是有些成果的，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概括为三点：一是最早发现了中国降水的来源。５０年代中国没有卫星，因而降水一直搞不清楚，气象界说法多半属于猜测。有人说降水来自太平洋，也有人说来自大西洋。没有人敢想象它恰恰来自印度洋，因为有一个西藏高原挡在那里，人们的思维被西藏高原挡住了。束星北在分析研究了大量资料后，一口咬定，中国的降水来自印度洋。这一观点在有了卫星之后得到了证明。二是一个地方有一个高压另一地必有一个低压。理论界中有个“灯光理论”的说法，是说人的才智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探照灯一样，照到哪里哪里亮。束星北便是如此，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积累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可在相关的学术领域里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他研究气象的着眼点首先是地球的大气层，他把大气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观察分析，然后再由整体到局部。这种宏观到微观，微观到宏观的观点或方法，对于５０年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超前的。而在这一思想的前提下，他又进一步论证了高压与低压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变化机理。三是向苏联科学院院士基培尔投出了矛枪，修正了他对中国大气理论的观点。基培尔是出色的动力学家、气象学家，他在气象理论的研究方面很有些建树，“一边倒”学苏联，基培尔的理论被奉为了金科玉律。尽管他的一些理论是对的，可是一旦生搬硬套，麻烦便来了。如他的高空引导层理论层高为２０００米左右，这个层高的标准是根据苏联的大气环境作出的，显然没法适应中国。在中国，不但南北东西季节温差不同，即使一个地区和一个地区的局部环境的温差也是千差万别。怎能生搬硬套？束星北在大量的资料分析与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培尔的高空引导层做了修正与归整。他认为，高空引导层在中国不仅南方北方不同，而且也将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不能单纯地以南方北方区域来划分高空引导层。他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批驳了生搬硬套基培尔理论的数据，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季节环境的高空引导层。他的这套高空引导层理论在中国气象界延续使用了多年，有些地区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其实，束星北最初考虑的“出路”不是动力气象学，而是三十年之后将引起世界技术革命的计算机。也就是说，束星北被无法抗拒的政治大潮席卷而下时，他的天赋和敏感的神经始终“醒着”。他通过广播（从这点来看，以后有人揭发他收听“敌台”实在不冤枉）、朋友的书信，甚至被官方肢解过的信息来了解国外最新科学信息。他敏锐地感觉到计算机日后的前途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１９４８年晶体管的发明明显地促进了计算机的发展。到５０年代中期，晶体管代替了第一代体积庞大的电子管计算机，电子设备的体积不断减小。由于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第二代计算机体积小、速度快、功耗低、性能稳定。第二代计算机已具备了现代计算机的一些功能，如打印机、磁带、磁盘、内存、操作系统等。当时，晶体管技术的计算机，虽然使用范围很窄，只限于研究机构用于原子科学的数据处理，但它（存储程序）极好的适应性，给研究和设计人员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有些敏锐的人已经开始探讨它广泛的商业用途。束星北希望有人能够像他一样理解这种东西的影响。他曾多次写信给王淦昌探讨计算机的前景。他还抱怨过王淦昌。称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十一项重点，没能将计算机发展列入其中是个损失。他将自己的认识分析写了报告，数次递交给山东大学党委，自然是泥牛入海。一年之后的“小阳春”之际，束星北平反复出，又旧事重提，上面竟然同意了他的关于筹建计算机研究小组的报告，并让他担任计算机研究小组组长。学校甚至还向他的研究小组提供了一点资金，作为前期调研与初步研究之需。学校的资金与束星北要求的相差甚远，一个时期，束星北曾为资金而四处奔波。１９５６年年底，山东省省长晁哲甫来山大视察调研，束星北盯上了他。也许当时有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大背景，晁省长竟被他说动了心，答应回去后一定同省委委员们一起认真研究解决。晁省长回去果然认真对待了这事，几经反复后，终有了初步方案和措施，可是“反右”运动到了。这事便被搁下了，永久地搁下了。　　离开讲台的束星北除此还考虑过很多题目，他曾想在青岛建立一个无线电工程企业。５０年代无线电还是“高科技”产业。他将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了王淦昌，王淦昌马上来信表示支持，并表示加盟。可是一个新兴企业要牵扯到多少“机关”多少环节哪。束星北建厂一事，很快便成为“死胎”。束星北离开讲台后究竟动了多少念头，没人说得清。几条道路都走不通了，束星北选择了气象动力学。⑥　　在很多人眼里，这似乎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束星北在气象学里，无非是小试牛刀，就引起了气象学界的轰动。科学界一些高层人物因此而为他奔波，为他提供机会。一时弄得风起云涌。中央气象局长涂长望首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涂长望曾是浙江大学史地系的气象学教授，束星北的校友。他的研究生叶笃正（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曾受导师之命，长期在湄潭跟从束星北、王淦昌学习物理专业课程。束星北是他在浙江大学最喜爱的老师之一。涂长望、叶笃正一面为束星北大造舆论，一面向教育部提请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委请束星北主持全面工作。在众人的支持下，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一起步就是大型研究室的规模，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大气、雷雨台风、风暴潮、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报等专业项目全部开展起来，专业人员也从最初的一兵一卒迅速地发展为２０多个。束星北的动作也引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他委派中国气象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做一次青岛之行。赵九章是束星北浙大校友，最初在浙大电机系学习，因“学运”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被派往德国学习理论气象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浙大，他曾多次作为束星北和王淦昌物理讨论课的旁听生，对束星北的功底分量自是清楚。赵九章的青岛之行，除了解束星北的研究室建立情况并同他讨论动力气象学的问题外，还有一层不可言说的意蕴。　　王彬华：　　有意思的是，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在行政上辖属中科院。这让山东大学的一些领导颇有些吃惊。历史上气象机构一直以小组的编制和物理小组一同辖属于物理系，竺可桢、涂长望和赵九章一下子将其规格提得这么高，并在编制上脱离了山东大学，这等于是在搞一个“国中之国”，这样一来，对那些盯着束星北不放的校领导来说，会做何感想？圈内一些人颇觉得意蕴深长，显然上面的动作意义远远大于对一个科学家的专业支持，此举如戏，有弦外之音。事后多年，有人分析这出“戏”时认为：５０年代中期，一个被学校和物理系视为另类的“过来人”，能获得如此待遇，实属一次非常之举。束星北才华人所共知，但有才华的人不止束星北一个。对一个人而言，一次变化或职业调整，可能是生命〈中〉的大事，可于机构、单位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束星北的变化能引起北京这么多人物的关注，一是说明他们了解他，重视他，爱护他。再就是通过束星北这件事，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一种抗争精神。历史学家赵俪生曾说过：他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像一种易碎的稀有原素，需要大家好好保护。后来也有人将他誉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我相信这不是用过年话儿来抬举他，而是深思熟虑的评价。这说明，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并没有被数次的运动阉割掉，只不过有时迫于无奈而蛰伏下来，一旦有了气候，他们就会醒过神来，想法表现自己。因此可以说，束星北不是一个人，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共同存在，只是彼消此长或此消彼长而已。⑦    

 

束星北雄心勃勃，意欲在三五年内将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动力气象研究中心。这是一段心无旁骛的日子，也是束星北惟一一段沉潜于科学研究的日子，他好像马上就忘却了伤痛和屈辱，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他的梦想之中。　　气象研究室初具规模时，赵九章受竺可桢之托，邀他到中国科学院气象所作一次短期讲学，题目是动力气象学的数学模式和物理模式。束星北几乎马上就拒绝了。他说：北京有数学所，物理所，而且也都人才济济，你所提出的问题，这两个所都能够解决，何必让我去呢。⑧此中也可以看出，束星北对新事业的投入程度。　　可是，“肃反”运动降临了。自１９５４年８月到１９５５年８月，束星北主持的气象研究室仅存活了一年便夭折了。　　１９５５年，森严、恐怖的气氛是伴着公开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这一年的６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后，城市上空的云层日益凝重，一切都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在全国，受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的多达上千人，而受到这一运动冲击的人就难以统计了。从青岛当年由基层肃反小组统计的数字来看，自６月份始，每个月自杀或被屈打致死致伤的就有几十人。　　在这之前，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苏联正在公开批判斯大林，斯大林时代造成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走出了集中营，苏联的近邻波兰，几年前被打入冤狱的哥穆尔卡重新复出，当选了国家领导人。在匈牙利，僵化死板的独裁者拉可西被革职。纳吉、卡布尔重新复出。而当年，他们差点被砍了脑袋。　　中国密切地注视着兄弟国家这些惊人的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愿而赢得的，被国际社会视为比铁托更加危险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从批判斯大林的浪潮中，得到了他阴魂的昭告。也许是为证明斯大林的正确而不惜重演他的历史。　　６月１０日的《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口气极为强硬，断定胡风“同国民党特务早有联系”，“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忠实走狗”。６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将三批胡风的材料编辑成册，出版单行本，毛泽东亲自作序，以配合全国进行的深挖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山东大学在市委八人肃反小组的领导下，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排查后，束星北的历史问题特别是４０年代在国民党军令部研究军工武器的历史被重新翻出。　　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情况报告　　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束星北、男、四十岁、浙江〈江苏〉南通人，家庭成份为资产阶级兼大地主（据说有五千余顷地）。一九二四年在杭州之江大学上学，一九二五年九月转济南齐鲁大学，一九二六年四月去美国干萨斯拜克大学物理系学习，一九二七年离开干萨斯到三藩市，此时认识了胡适。蒋共分裂时，曾在该地办一报纸名为“玉碎”。后由日本经满洲里去莫斯科、华沙、柏林、英国等地。一九三○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此时因生活困难流浪到芝加哥，认识了一美国教授介绍其到麻省理工大学任研究助教，一九三二年其妻（葛楚华，系特务恺悌之妻妹）催其回国并介绍至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教官，后由其连襟军统特务凯悌领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七月到浙江大学任教。一九三五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一九四○年又回浙大，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国防部二厅技术室充〈当〉顾问、副主任等职，据浙江公安局来函称：当时匪军统局电讯训练班二期将毕业时，缺一电讯教官，由当时匪军统局四处处长魏大铭（后任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技术室主任）函〈请〉浙大学生胡国治负责物色，胡即介绍束去负责主持该班电讯工程实习。此时曾试制一小型收发报机，而为魏大铭所赏识，邀请重庆见戴笠，经戴批准留用，从此魏即倚〈视〉为左右手，照顾无微不至，派至技术室为顾问，一九四五年秋升任副主任。同年一月介绍其弟束健北至国防部三厅技术室试制小型交直流特工电台。一九四八年束又介绍其弟束健北到国防部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任少校技左。一九四五年九月该又回浙大教书，此时束反苏反共言论极为嚣张，称赞戴笠为“爱国志士”。当国民党发动反苏游行时，束之活动更为积极，在反共反苏游行时，该为首高呼“枪毙斯大林”、“打倒新华日报”等反动口号，污骂我党为“吴三桂”。解放后匪国防部六厅雷达所之军统特务徐名冠（束到国防部二厅时亦有他介绍，解放后不久被逮捕，现释放在杭州浙大上学）常去束家。徐匪曾对其同伙说：如被逮捕要先通知束星北以设法营救。据中共浙大党委会反映：束表现一贯反动，对抗思想改造运动，在国防部二厅工作时与美帝驻华情报部关系极密，从国防部二厅返回浙大时，还带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束家藏有无线电器材。解放后曾交出手枪一支，特务登记时又拒绝登记……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该系一较高级军统特务，历史上一贯反动，解放后又拒绝登记，到山大后拉拢落后，组织小集团，破坏教学计划，并公开发表反动谬论，对抗和污蔑领导，其反动气焰已达极点，实应给以应得处分，但因其为大学教授，究竟如何处理，待上级指示。⑨    

 

注释：　　①据李寿：《束星北先生主要论着目录》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　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７９页。　　②王彬华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２日。　　③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④《关于束星北一年来的表现》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７０页。　　⑤王彬华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１日。　　⑥据刘洪宾、于良等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６月３日－６月６日。　　⑦王彬华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４日。　　⑧据《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轨道计算者——束星北》邗江文史资料　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１０３页。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３３－３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