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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现代化必然造成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或者说，社会分层结构、群体结构、职业结构的变迁与现代化的发展是同步的。今天，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分层结构。那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的演变究竟是会类同于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变化呢？还是会因国情之不同，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分层结构？让我们先简述一下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分层结构演变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传统的贵族与平民的身份制度演变为雇主与雇员的阶级分层制度。由传统的身份分层制向阶级分层制的演变，是西方国家现代化中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主要特征。欧洲社会在工业革命前具有很强的身份制分层色彩。比较典型的，如英国有绅士与平民之间的重要区分。绅士包括上至国王、贵族（即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下至骑士、骑士扈从、普通乡绅的复杂体系。绅士虽然财产数各不相同，但他们一般都有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力，因而与其它人有明显的差异。据统计，在17世纪初英国绅士大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①再如法国的三个等级的分层制度，即教士与贵族分属第一、二等级，其它的农、工、商、城市平民等均属第三等级。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身份制度。工业革命后，历经了上百年的变迁，欧美社会均演变为以资本、财产的所有权为基础的雇佣制社会。对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卡尔·马克思曾预言雇主与雇员会分化为两大阵营、整个社会会两极分化。然而，这种预言只成功了一半，即从一方面看社会上的多数从业者确实变成了不是雇主就是雇员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地位，当然不排除有少数的“自我雇佣者”（Self-employed）。然而，从另一方面看， 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阶级都具有复杂的分层体系，并且互相交织在一起。雇主与雇员的名称并不能反映阶级的分野，一位大公司的高级雇员其地位大大高于一位小业主的地位而不是相反。因此，社会并没有因雇主与雇员的区分而两极分化，反倒是传统的贵族与平民制的社会更具有两极分化的特征。
　　第二、农业劳动阶级的衰落和工业劳动阶级的兴起。这一点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了。目前的西方国家，无论我们称之为工业社会还是后工业社会，都是工业或新兴工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农业就业者仅占很小比例。一些国家的农业就业者占全社会就业者的比重为（1988年）：美国3％，英国2％，法国7％，联邦德国4％，意大利10％，加拿大5％，澳大利亚6％，日本8％，而我国为60％。②可见， 我国的现代化程度较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尚有很大距离。
　　第三、职业分层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工业社会使人口最大限度地纳入了正规的职业体系，甚至连以往的家务劳动为主的妇女也不例外。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地位已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地位，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都通过职业地位而比较精确地反映出来。再者，职业地位不仅仅反映了经济、财产、收入地位，而且它也反映了人们在权力结构和声望分层中的位置。这样，职业分层与阶级分层也就是相互吻合的了。不仅如此，由于绝大多数人是通过教育渠道而进入到职业结构中来的，这样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就成为筛选社会分层的最主要机制，仅管这种机制最早并不发源于西方社会，而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第四、白领阶层在人数和比例上均超过蓝领阶层。在19世纪末以前，欧美社会中的白领雇员还只占就业者的很小部分。例如，1851年，英国受雇的白领职员仅占当时劳动力的0.8％，③到1870 年美国的白领阶层总数也只有75万人。④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大的垄断组织的兴起，白领队伍就开始膨胀起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白领阶层更迅速扩大起来，例如，在美国，白领人员的总数从40年代的1608万人上升到70年代的5105万人，白领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也由40年代初的31％上升到1979年的50.9％。从那时以来，白领阶层就一直在人数和比例上超过蓝领而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群体。从社会效果看，白领的上升和蓝领的下降使得西方国家早期的那种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与斗争无论在声势上还是在激烈程度上都大大下降。白领阶层的兴起也使得整个劳动群体参与管理的程度大大提高。这与整个社会民主程度、平等程度的提高都是同步发展的。
　　第五、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这一特点与上述的白领阶层的兴起密切相联。不管理论家们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有着何样的不同看法，但如下一点却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即在经济发达国家，居于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阶层之间的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层，它成为社会的主体。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战后以来，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一直在上升。例如，在美国，到了80年代，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处于一种中等收入或曰中产阶级的地位上。⑤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大大缩小。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
　　第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消费品能够被大量生产出来，日常必需品已经变得价格低廉，因此绝大多数居民都能过得上小康生活。这就避免了因争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发生的社会冲突。
　　第七、严格的税收制度缓解了贫富分化。目前，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较为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个人收入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度，即收入越高纳税的比例就越高。因此，个人所得税制度实际上将富人的一部分财产转移给了穷人。例如，根据美国官方统计，1982年，美国近150万低收入者获得了总数500亿美元的公共援助，如果换算成税收，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平均贡献了250美元给穷人。⑥
　　第八、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其内容包括：贫困线制度、失业救济制度以及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制度。以英国为例，伦敦经济学院的David Piachaud博士等曾将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总结为：国民保障、与收入相关的保障和非捐助保障三大体系，请看下表（表1）⑦：
　　表1　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

				　　接受者人数　　　 金额三大体系　　　　　　项目　　　　　　　(千人)　　　(百万英镑)		 1.退休养老金　　　　　9910　　　　25,503国民保障(不　　　2.失业救济　　　　　　715　　　　 1,838做个人经济　　　 3.病弱者救济　　　　　1490　　　　5,138状况调查)　　　　国民保障总计*　　　　　　　　　　 37,365*与收入相关的　　 4.收入支持　　　　　　5320　　　　14,461保障(做个人　　　5.住房福利　　　　　　4315　　　　7,348经济状况调　　　 6.家庭贷款　　　　　　420　　　　　 864查)　　　　　　　收入相关保障总计*　　 24,446*		 7.儿童福利　　　　 家庭数:6,896　　5,767非捐助刑保障　　　　　　　　　　　　(儿童:12,485)(不做个人经济　　8.残疾人生活津贴　　　935　　　　　1,905状况调查)　　　　9.照料津贴　　　　　　765　　　　　1,458		 非捐助型保障总计*　　　　　　　　 12,323

　　
　　* 表中的各项总计英镑数额均大于各分项之和，原数据如此，可能是还有其它未列入项目。
　　从表1可以看到， 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人口数是相当大的，特别是使弱者得到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结果是大大地缓和了上下层之间的社会矛盾。
　　上述八个特点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从时间上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传统的身份分层制向阶级分层制的转变，人们的等级关系被新式的雇佣关系所取代。在这一时期，工业劳动者阶级兴起，阶级之间的关系处于比较激化的状态，阶级斗争频繁发生。第二阶段则以白领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兴起为标志，全社会的阶级关系处于比较缓和的状态，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调节避免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着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等人曾以“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来总结后一阶段的特征。⑧所以，如果从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看，那么，如何使社会结构的演变，尽快地从第一个阶段的矛盾激化时期转入到第二个阶段的关系缓和时期，这应该是发达国家结构演变给我们的基本启示。
　　　　　　二
　　那么，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上述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演变有何相同之处，有何不同之处呢？一方面，我们在目前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中，或多或少地发现了上述发达国家结构演变的最一般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的结构变迁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这主要体现为：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型。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它经历了打碎阶级体系的尝试，在阶级分层衰落以后，身份分层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它经历了由身份制分层向经济分层的转换，身份分层衰落后，新的分层体系又突现出来。
　　1949年革命的最主要特征是在中国打碎了阶级体系，这是通过两个重大步骤完成的。第一步是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用革命的手段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把它平分给农民，从此，中国农村中已不具有真正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第二步是发生在1956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它用“低额利息”赎买的方式，改造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中的私营企业先变为“公私合营”的方式，后来，又逐步变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用渐进革命的方式剥夺了资产者的所有权。因此，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实际上都已不存在真正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
　　既然阶级体系打碎了，大家都不占有巨量财产或大规模的生产资料了，那么，财产所有权就难以作为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了，中国是否就因此进入“均等”社会了呢？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财产所有权只是形成群体之间差异的一个方面，可以区分群体差异的方面还有很多。按照帕金（Frank Parkin）的“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理论，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⑨中国的情况恰如帕金所言，当财产所有权不再成为“社会屏蔽”的条件以后，立刻出现了其它条件取而代之。这些条件例如，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到了50年代中期，这样一套非财产所有权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制”。
　　为便于了解“身份制”，首先有必要阐释一下什么是“身份”。在社会学上，马克斯·韦伯最早和最为系统地阐述了身份（status）和身份群体（status group）的概念。韦伯认为：“‘身份’指的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权，它建立在如下的一种或数种因素基础之上：a.生活方式；b.正式的教育过程，包括实际经验的训练或理性的训练，及与此相对应的生活方式；c.因出身或因职业而获得的声望。”⑩韦伯认为，身份与阶级不同，阶级是由客观经济指标决定的分层体系，而身份是由主观社会评价决定的。韦伯身份概念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强调了身份是主观社会评价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身份有客观生活方式、教育、职业、出身作为基础。身份制就是建立在上述身份基础上的一套由法律、法规、规范认可的制度体系。
　　当然，在中国的场景下，身份、身份群体又与韦伯讲的身份有所区别。中国50年代中期形成的身份制，较多地突出了政治身份，比如，贫下中农、富农、职员、革干等，主要是指政治身份，对此，本人曾撰写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11)一文加以研究。
　　身份地位与经济地位不一样，两者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比如，在当时右派或小业主都是身份地位，贫下中农或富农也是身份地位，他们的身份地位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贫下中农有可能比富农的收入高、富农也有可能比贫下中农的收入高，无论他们的经济生活富裕与否，都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身份。身份地位虽然与经济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同的身份地位却又确实体现了它们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的差异。比如，在1979年以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福利待遇、工资级别、入党、参军、上大学、就业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别。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更体现出身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地位。相同身份地位的人生活情趣更为相近，社会交往更为频繁，比如，我们常有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同一小圈子中的人通常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身份地位。再比如相同身份地位的人更容易通婚，社会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市民一般在市民中选择配偶，农民户籍身份者多在农村居民中选择配偶。身份地位又多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差异，所谓“等级”（estate）是工业社会以前的一种社会分层单位。等级制的特点在于，它禁止各等级之间的社会流动，因此这是一种相当封闭、落后的体制。
　　身份地位既然有差异，那么，人们是根据什么来区分身份地位的呢？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种多样，比如有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一般来说，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是一些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比例，收入是个连续型指标，它难以区别身份，而职业是个非连续的、异质型的指标，它可以区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群体。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再一个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再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国家的户口类别、居住地区。当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时，这显然是用“先赋的”指标来区分社会群体，一个人的父亲是与生俱来的，由此种标准区分的当然就是“身份群体”。
　　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该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规的认可以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的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
　　身份制突出，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例如，当时农民占到全部人口的80％以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将阶级体系打碎以后，财产分层的地位下降，因而身份分层的特征就更为突出了。这种以身份制为核心特征的制度，具体说来表现为：户籍身份、干部级别身份、档案身份和单位身份等几个方面。
　　　　　　三
　　中国自1979年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身份制开始出现了解体的迹象，身份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试举三方面为例：
　　第一、农民开始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80年代后，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起初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其它行业，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但是，一旦放开了农民，就很难控制住了，农民实际上是既离土又离乡了。目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按低的估计总数也有大约7000万人到9000万人，其规模之宏大由此可见一斑。农民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农民企业家”，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虽然有人还叫他们是“农民企业家”，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决不是户籍体制所能限制得住的。
　　第二、“官本位制”出现衰落。所谓“官本位制”是指，我国改革以前的，以干部的级别分层为基础派生出的一整套和工资级别相对应的级别身份制度。我国的官本位体系是单一经济成份的产物。改革使我国的经济成份多元化，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等经济成份的发展如雨后春笋；改革也使得人们的收入多样化，工资收入、股份、证券收入、房地产收入、单位外收入等等花样繁多。这样，由官定的工资级别在巨额的财产分层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工薪收入层已越来越显得寒酸窘迫。这种级别分层也就难以支撑其所谓本位体系了。同时，它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在计划经济下，政府部门掌握着诸方面管理的最重要权力，因而各级政府官员自然成为全社会的核心群体。近年来，计划经济正在全面让位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过去控制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经济指挥权大大削弱。随着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官员不再占据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本位等级制度。在过去，我国的每一个经营单位都有一个级别，如科级企业、处级企业、局级企业等。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而决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市场竞争，官定的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企业，这使得原来官本位的分层次序被打乱了。
　　第三、“档案身份”已被突破。作为50年代以来建立的体制，中国城镇职工，每个人均有一套档案由单位保存，档案记录着职工的经历，也区分着职工的身份。最基本的身份是两种：工人编制和干部编制。这两种编制在工资级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住房条件、医疗、退休等福利保障上均有很大差别。同时，档案也是人们在不同单位之间调动的依据，如果一个单位不把某人的档案交给另一个单位，此人也就无法调动。这样，档案身份也是人才“单位所有”的基础。市场改革以后，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自此，没有档案的就业成为并不罕见的现象。随着多种经济类型单位的出现，档案身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使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社会上也出现了负责保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衔接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所以，档案身份对于城镇就业者的束缚已大大松解。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当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但是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
　　从前述的世界各国社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看，走出这一困境的基本途径就是，尽快使我国从经济分化时期转入白领阶层和中间阶层兴起的时期。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原因。为什么呢？笔者以为：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当然，白领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兴起并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中间阶层的形成需要如下的一些基本条件。首先，要有产业变迁的条件，即它一般形成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之中。正是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才形成了有规模的中间阶层，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白领阶层。第二，这实际上是一个职业变迁的问题。现代社会中，现代职业结构取代了传统的职业结构，一个庞大的、不是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形成并扩张起来。第三，和教育有关系。在传统的两极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都没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而在现代的发达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进入了大学受教育，这样，一个中间阶层也就形成了。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使人们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间阶层的规范。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很多国家，恰恰缺的就是这个。泰国的有钱人都送子女去国外念书，贫苦人家子女则根本没钱上学，造成了教育上的两极分化。所以，大学不仅是一个产业，而且还是生产中间阶层的机器。所以，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是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而中国大陆中间阶层的发展则有待于这些条件的实现。
东南学术福州12～17C4社会学李强20002000李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100872 作者：东南学术福州12～17C4社会学李强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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