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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卢梭热究因何在——启蒙运动的教训

　　卢梭的死后命运，如他的生前性格，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前所述，这个自我神化的流浪教士，生不遂愿，死后却在法国革命前的热哄哄气氛中羽化成仙，如愿以偿。如果设问：

　　启蒙学派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三代人苦心经营，一度执法国思想界乃至欧洲思想界之牛耳，为何革命来临，却偏处一隅，影响低落？与此同时，卢梭哲学为何能突破启蒙学派的压制，大放异彩，突然走红，掌握了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我在本书开篇说明中已述，一定有着众多的、非个人的、而且是决定性的社会经济原因在思想舞台背景深处活动，牵引着那个年那代些热狂者的身影。挖掘并且描述这些决定性的社会经济，将是另一类专着中最为引人入胜的精彩章节。限于题材局限，本书范围内只能就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三点粗浅解释：

　　第一，１８世纪的法国，经过前一个世纪黎塞留、路易十四近百年的鼓励提倡，已形成文学型、戏剧性而不是哲学型、逻辑型的精神气候。文人地位与文人职业在社会上普遍看好。法学家卢瓦索在他写作的《论社会等级与普通尊严》一书中，揭示出这一史实：当时占据第三等级首要地位的并不是产业经营者，而是舞文弄墨的文人：“整个１７世纪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对文学、艺术和道德的重视。”X L　这种戏剧化、浪漫化的精神氛围，到了１８世纪有增无减。王后安东奈特曾强使博马舍意讽刺贵族特权的戏剧《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兰西大剧院上演，即是典型一例。法国精神氛围的特性，相比周围国家显得十分火爆，令人不安。奥地利皇太后给女儿安东奈特训戒信中即指出了这一点：“在你们这样一个动辄群情激昂的国家……”。X M

　　这样的气候犹如法国所处的大陆型自然气候一样，暴冷暴热，起落无常。启蒙运动的主流作家，多是逻辑型、哲学型百科全书人物。伏尔泰创作过喜剧，悲剧，狄德罗有过小说、戏剧评论，这是证明他们具有生长于法国精神气候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精神轴心却是围绕着英国哲学、牛顿世界打转，他们向法国输入的哲学思想，多是恒温型的工具理性、经验哲学。这种英国型的哲学产品，是沉着事功、平庸缓进，而不是冲天而起充满浪漫美感的价值理性、先验哲学。因此，启蒙运动的哲学内容多是舶来文化，与本土浪漫精神并不契合。哲学的面包不涂上文学的奶酪，法国人咽不下去。X N相反，启蒙运动 的叛逆者来自日内瓦外邦，他的精神气质却与法兰西精神气 候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卢梭的文学型哲学活动，戏剧性个人 命运，正是法国文学气候中最为需要的煽情燃料。因此，卢梭 生前的文学气质、戏剧性格对他的理论创造，是一大损害，但 对他理论产品的身后普及，却是最合式的推销模式。卢梭生前 令人生厌的戏剧性格，卢梭身后令人瞠目的戏剧性变化，就他 人事件的逻辑而言，似乎不可理解。但是，置于法国当时那种 戏剧化的精神国度，这种变化却是最合逻辑的变化。因为他不 合理性的逻辑，正合感性的逻辑、戏剧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 说，与其说卢梭需要法国，勿宁说法国需要卢梭。 额　第二，从启蒙运动本身的逻辑结构而言，它缺少这样一个环节：回应与吸收整个底层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不满，承担社会转型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对底层社会价值取向的兼收并容义务。托克维尔曾批评启蒙运动说：

　　 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共同智慧缺乏信心。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人，他们几乎像蔑视仁慈的上帝一样蔑视民众。他们对上帝表现出一种竞争对手的傲慢，对民众则表现出一种暴发户的骄傲。……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公民多数人的感情所表现出来的尊重相去万里。在他们国家，理性对自身充满自豪和信心，但从不蛮横无理；因此理性导致了自由，而我们的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Y E

　　 如此“理性”，势必在对立一极激起一个逻辑上的反跳或补正：底层社会把功利竞争时的失败——即物质利益的受损，换算为道德失败、道德抗议，于是抢占道德制高点，控诉资产阶级世俗化历史潮流。这种道德抗议与宗教饥渴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潜势，与世俗化历史潮流暗中对抗，并且呼风唤雨，没有奇理斯玛，也会创造出一个奇理斯玛。而在当时整个启蒙运动中，卢梭是唯一有过底层社会流浪经历的人，也是唯一不置金钱财富，不经营“人间俗务事务所”的人。他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穿亚美尼亚人粗衣、卖掉计时金表、抄乐谱为生，履践了自己的民粹理论。如果说他是“教士”，那也只是一个“本堂神甫”，不会是一个“枢密主教”。他是１８世纪启蒙运动的逆子，是当时下层社会唯一无二的代言人——这一精神特征恰恰符合底层社会呼唤奇理斯玛的需要。如此不期而遇，适逢其会，并且迅速哄抬为奇理斯玛式的道德先知、道德英雄，恐怕卢梭自己在生前都不敢预料。然而历史之诡变就在于此：卢梭见逐于启蒙运动，从中心逐向边缘，他在启蒙运动中的边缘化，反过来成为民众抗议运动所居地位的中心化；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在革命前法国精神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一经民众抗议运动爆发，就迅速败落，从中心走向了边缘，成为一组留待雅各宾派专政铁腕收拾的文化边缘群落。以此观之B 卢梭理论有他后来的悖论命运，启蒙运动也有他们的悖论命运，就毫不奇怪了。尽管启蒙运动也播撒过不满现实的思想，但它本身的湿良性质本来是为一场有限度的上层改革铺设前提，因为排斥底层社会，反过来迅速被底层社会所排斥。启蒙思想之所以能见容于革命第一阶段，不能持续于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则被推上道德法庭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卢梭思想之所以能够以前文所述的神化形式出现于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上升为革命年代政治话语的结构中心，到了第三阶段则盛极一时，压倒了启蒙思想的后遗影响——两者此消彼长的逻辑底蕴，可能就在这里。

　　 第三，启蒙运动不仅没有回应现实环境里下一个阶层的社会需要，在历史遗产方面，也没有回应上一个阶段的观念遗产——中世纪救赎遗产，构成第二大失误。整个启蒙运动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但是在当时，这一地位尽管声势显赫，却出现了一种十分危险的悬空状态：在时间、空间上都呈悬浮孤立状态。就在这种悬浮物的下面，正在出现一场革命刺激起、唤醒起、发育起另一场革命的奇怪局面。启蒙运动能够排斥卢梭个人，但不能填补法国精神生活中的神意欠缺、价值饥渴。神正论救赎传统千年一脉，维系着法国社会的道德资源。一旦溃决，不仅在底层社会引起震荡，在中、上层社会也激起强烈不安。在启蒙思想拒绝应对的地方，卢梭慨然出场。他掰开教会的死手，救活道德理想的精神激情，他的浪漫作品在后世看来，凌空蹈虚，漫漶散荡，但在法国当时的社会，却正好打中精神生活的道德真空：

　　 罗伯特·丹通（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ｒｎｔｏｎ）在《法国文化史上的大屠杀及其他事件》中，分析统计卢梭和他的众多读者的精神感应说：“让·雅克向那些能够公正阅读他着作的读者畅开了他的心灵；那些读者感到他们的心灵也随之升华，超越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不完善性。”Y F

　　路易十六财政大臣内克的女儿斯塔尔夫人，在革命前夕，写书盛赞卢梭说：“他是这样一个仅有的天才，他知道如何形成道德激情。他奉献于道德雄辩，他煽起了对罪恶的正义仇恨以及对美德的热爱！”Y G

　　王公贵族、沙龙贵妇、乃至贩夫走卒，所有的崇拜者从不同方向伸出的热切手指，抓住的可能有卢梭的不同侧面，但是，最后总有一面共通：让·雅克的道德理想！这样的人物不升温，这样的精神符号不走红，还有什么能升温，能走红呢？借此，我想在这里说明我在后文叙述中难以插入的一个观点：如果说法国革命越走越急，甚至从一场革命中又发展出另一场革命以打断前一场革命，那也不是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一线发展一厢情愿的结果。诸多力量都参加了最终结局的形成，其中，既有不可做者做了一些什么，也有可做者不做一 些什么。“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Y H

　　革命，就是在这种你推一把我挤一把的合力中，越走越近的。可悲的是，道德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如果在一个时空内相遇，那将是这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单一的政治革命，甚至再加上一场社会革命，虽是重负，尚不可怕。可怕的是两种革命遇上道德革命的助燃加速。在道德革命催逼下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将不停地作出道德许诺，以满足民族的道德饥渴。法朗士小说题为《诸神渴了》，再好不过地点破了在这种时刻整个民族出现的多方面神意饥渴。越渴越吃盐，恶性循环。这种时刻的革命，将不会是一场革命，单质革命，而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道德革命接踵而至，不仅在时间序列上不能停步，在空间排列上不能错开，而是全盘革命，不断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法国革命之所以称之为“大革命”，令英、美革命瞠乎其后，很大程度上即因此而起。这样的“大革命”，是一个民族不堪重负的革命：先是政治革命被社会革命压垮，后是社会革命被道德革命压垮，后一场革命压在前一场革命身上，催其快走，不断革命到最后，终于被越来越重的革命本身压垮！

　　 ——法国革命不断上升，然后嘎然而止的历史进程，将证明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逻辑。

朱学勤 2013-08-20 15:3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