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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卢梭信徒——罗伯斯庇尔

　　卢梭在革命前死而复活，全面升温。让·雅克，这一本身取自教名的名字，散发出摄人心魄的魅力，穿透无数善男信女的灵魂，成为无数人起而仿效的法式姓名。无数以卢梭为名的法国灵魂中，当然有蒲佐，布里索，有罗兰夫人，还有更年轻的圣鞠斯特。但是，谁更有资格在卢梭像前以纯粹卢梭风格的语言起誓？

　　 ——“当未日审判的号角吹响，看有谁敢于对您说：‘他比我更像您，卢梭？’”

　　 这个人除非从未诞生，如有之，只能是来自阿腊斯的那个乡村律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行走中的卢梭；罗伯斯庇尔，让·雅克政治哲学的实践阶段。没有罗伯斯庇尔，卢梭的政治着作将如无数政治着作的命运一样，或摆在贵妇的梳妆台上以作装璜，或挤立在图书馆的某层书架，以备检索。卢梭还是卢梭，但是他走不下来，走不出去，更走不上街头，演化为大革命广场狂欢山呼海啸的历史一幕。

　　 罗伯斯庇尔身后史学家关于他何时见过卢梭，在什么场合下见的卢梭，聚讼不息，新论辈出。这样的争论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问题不在于有无一种关键性文献，或对这一文献的解释是否充分，足以论证罗伯斯庇尔就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突然成为让·雅克的虔诚信徒。问题在于：罗伯斯庇尔进入巴黎以前，甚至在见到卢梭以前，思想上是否已产生与卢梭的同构性呼应？这种同构性呼应如能发现，并阐叙充分，那就比确定罗伯斯庇尔何时成为卢梭的思想信徒更有意义。因为这样的思想呼应、逻辑暗合，要比某种偶然性事件更能说明雅各宾专政之所以接受卢梭政治哲学，具有不以个别人物偶然机缘为转移的深层因素；也更能说明卢梭思想之所以征服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的法国一代优秀政治家、政论家、宣传鼓动家，不在于作者本人的智慧，而在于读者广泛的社会土壤—— 这一片土壤是如此肥沃，以致任何一颗与其土壤性质亲和的思想种子，一旦落入，就会抽枝疯长。

　　 西方不少罗伯斯庇尔研究者就是这样思考的。他们暂时 撇开那些传记作家感兴趣的生平细节，努力挖掘罗伯斯庇尔 与卢梭之间那根紧密相连的精神脐带：

　　 １９２２年，饶勒斯：“罗伯斯庇尔是萨瓦教士T J的小兄弟。”T K

　　１９６１年，瓦尔特：“罗伯斯庇尔承认他自己是《忏悔录》的精神产儿”。T L

　　１９６８年，汤普逊：“罗伯斯庇尔的国家教义是其他一切观念的基础，而这一点很显然来自于卢梭。”T M

　　１９６８年，科班：“把政治与道德目标坚定地联系在一起，区别实用主义与道德伦理，在最高存在崇拜中表述的对自然神的崇敬，独断人民主权与公共意志，强调平等，疑忌财富和权势，把行政分立功能与主权理论混成一片，立法权至高无上，对代议制的敌意……，所有这一切，在罗伯斯庇尔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卢梭的性格。”T N

　　１９７５年，鲁德：“罗伯斯庇尔公众场合的语言，频率最高的是这三个单词——美德、主权、人民。”他认为，在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发育史中，“最大的功绩应归于卢梭”；“卢梭的美德就是罗伯斯庇尔选择的偶像，无论是思想风格还是生活方式，没有一个革命领袖像罗伯斯庇尔这样，把自己与卢梭联系得这样紧密。”W E

　　罗伯斯庇尔走上政治舞台后，如何步步展示卢梭政治哲学的实践逻辑，我们在以后各章将有机会详述。这里，仅就罗伯斯庇尔思想的形成背景，从早期经历、宗教情怀、民粹情节、复古倾向，乃至道德理想主义的德化政治观，揭示他与卢梭哲学的精神血缘联系。

　　 １７５８年，罗伯斯庇尔出生于父母婚后第四个月。６岁时，母亲难产去世。８岁时，父亲得了漫游症。１７６８年其父曾返回家乡，１７７７年又马上消失不见，死于外地，孤儿们则由外祖父抚养。罗伯斯庇尔自幼丧母失怙，这一早期经历与卢梭惊人相似。在这样的境遇中，罗伯斯庇尔与卢梭一样，只能养成内倾式性格。妹妹夏洛特回忆说：“我的哥哥很少参与同学之间的游戏和娱乐”，“他喜欢一人独处”。“我和姑母总埋怨他和我们一起的时候，心不在焉。事实上，每当我们玩纸牌或者说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时，他就退到屋角里，坐在一把扶手椅上，陷入了沉思，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似的。”W F

　　罗伯斯庇尔家族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罗伯斯庇尔本人能入路易大王中学读书，依靠的是教会提供的奖学金。和卢梭早年一样，长辈曾有意让这个家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去当修士。在这样的精神气氛中，罗伯斯庇尔很早就对当时法国精神生活的两股源头——哲学和宗教，作出了自己的选择。１７８６年发表的《关于私生子》一文说道：“哲学对人民来说是陌生的，只有宗教才能使人民摆脱不幸与欲望，防微杜渐。”W G

　　与卢梭一样，罗伯斯庇尔政治观是从宗教——伦理入口进入的，而不是从哲学——功利入口进入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决定他在反复阅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之后，最终倒向了具有相同气质的卢梭一边。及致１７８９年他进入巴黎政治旋涡，很快就呈现出卢梭思想的宗教——伦理气息，以致《巴黎纪事报》载文分析他的政治倾向，很容易发现：他不是宗教领袖，却是一个宗派领袖；他是一位教士，而且将永远只是一位教士。W H

　　罗伯斯庇尔所获得的这一评论，恰如卢梭生前所获得的那一评论：“卢梭有一颗教士心。”米什莱评罗伯斯庇尔有一段论述，几乎使人觉得他是在评论卢梭：

　　 　他是不是想在精神权力上面再加上政权和头衔呢？我认为决非如此。头衔会削弱精神的权力，他会觉得教 皇的职位要好一些。他有一颗不大像国王、却像教士的 心。把他捧上王位？他会走下来的！W I（着重号是为本书作 者所加）。

　　罗伯斯庇尔从宗教情怀进入政治领域，势必要对政治运作提出道德化的要求：观念变革先行，优先于其他变革。１７８４年，罗伯斯庇尔在当时各地科学院名目繁多的征文题目中，抓住了一个最富道德意味的题目——梅斯科学院所出《有人认为如果一人犯罪，全家都要受辱。此看法的根源是什么？它是否弊多利少？回答若是肯定，那末用什么办法来消除不良影响？》，同年１０月，阿腊斯科学院举行接纳院士仪式，罗伯斯庇尔即将上述应征论文作为接纳他的典礼上的演说词。这是罗伯斯庇尔步入法国精神论坛的早期作品，文中重复了不少孟德斯鸠的观点，同时，也出现了卢梭建立第四种法律——即内心统治法、道德统治法的观点——以德化民，以德化政：

　　 我们不需要改变整个的立法体系，不需要在一场危险的普通革命中去寻找一种不好的解决方法。一些更为简单、容易、也许是更为确切、有把握的方法摆在我的面前。风尚带来幸福，犹如太阳带来光芒；习俗比法律更有 力量。W J

　　 到了１７８９年４月，罗伯斯庇尔当选为阿腊斯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就在这时候，他终于写出了瓦尔特所称“最瑰丽的篇章，即出现在敬奉给让·雅克·卢梭未完成献辞中的那几页”：

　　 圣人啊！你教会我认识自己，你教会我年轻时就懂得 了我本性的尊严，思考了有关社会秩序的重大原则；

　　 在你最后的日子里，我见到了你。这段回忆是我的骄 傲和欢乐的源泉；我凝视着你那庄严的面容，看到了人们 不公正的行为给你带来的深切忧愁的痕迹；

　　 眼看着专制制度走向灭亡和最后的主宰正在觉醒，眼看着四面八方乌云翻滚，风暴即将来临，并将产生任何人间智慧都无法估量的后果，我受命将在那震撼世界的最伟大事件中发挥作用。我应当首先自己弄清楚并在不久之后向我的同胞们说明我的思想和行动。您的范例就在我的眼前您的《忏悔录》可敬可佩，那是一颗最纯净的 灵魂最真诚勇敢的坦露，与其说它是艺术的典范，不如说 它是道德的楷模，它将垂诸永远。我愿踏着您那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迹前进，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在所不惜；在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为我们开创的艰险事业中，如果我能永远忠实于您的着作给我的启示，我将感到幸福。W K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确证罗伯斯庇尔是卢梭信徒的首要文件。对这一文件的阐述，尤其是如何判断文中所述罗伯斯庇尔见到卢梭的场合问题，几乎有一场跨国争议：

　　 苏联学者卢金：“他们的会面地点是在爱蒙农维尔。我们不知道，卢梭对这个注定要实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无名青年说了些什么；但是，看来这次拜访使罗伯斯庇尔确信他决定要走上的生活道路是正确的。”

　　 法国学者马森：“他们两个相遇是确有其事的。罗伯斯庇尔亲口说的话是毋容置疑的，甚至有人猜想他们之间有过交谈。重要的是，从路易大王中学时起罗伯斯庇尔就钻进了让· 雅克的着作中，他大致上掌握了这些思想，并一直忠于这些思考。”

　　 中国学者陈崇武先生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传记材料，认为上述说法拔高了这次见面的意义，提出了他的看法：“罗伯斯庇尔并没有明确谈到自己见卢梭的方式，我们有什么理由硬要把这说成是‘拜访’、‘会晤’，而不说他是站在人群里偶然见了卢梭一面呢？”“事实上，罗伯斯庇尔可称为卢梭的信徒，大体上要到１７８８年上半年或１７８９年上半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罗伯斯庇尔真正转到卢梭这一边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接受了卢梭的政治学说，接受了卢梭思想的核心部分——人民主权说和社会平等观，并以此作为自己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W L

　　比较上述观点，陈崇武先生的说法还是平实可信的。这样的争论对于澄清某种历史细节，当有积极作用。尤其是这种细节具有重大意义时，更是如此。但是，对于思想史本身而言，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文本内在的逻辑联系，以及这种逻辑联系所提供的分析进路。

　　 在罗伯斯庇尔上述献辞中，值得挖掘的是下列几点：

　　 １、１７８４年论文中对“普遍革命”的拒斥态度已消失不见，但是早期思想中的道德倾向却有增无减；

　　 ２、称卢梭为“圣人”，并认为他的脸上留有“人们不公正行为”造成的”深切忧愁的痕迹”。有不公正行为者，不仅是卢梭生前法国民众对他的误解和伤害，更多的是启蒙哲学阵营对他的伤害。罗伯斯庇尔早期即对宗教伦理和世俗哲学作自觉对比的选择，发展至此，已出现人事褒贬的感情色彩。这里预示着罗伯斯庇尔进入国民众会后对启蒙遗老的轰逐，也预示着他执政以后对启蒙遗老更为无情的打击；

　　 ３、读卢梭，不是读他的政治着作，而是道德忏悔录；卢梭教会他的，不是对外界事物的经验性归纳，而是先验性的返观内心——“懂得了本性尊严”，然后扩及外界——“社会秩序的重大原则”。这样的阅读进路，与卢梭当年的思考与写作进路完全合拍。

　　 顺着双方拍合的这一进路，我们可以找到罗伯斯庇尔步 入政坛各种政策举措后面的思想逻辑：

　　 第一、以复古道德化抵制近代世俗化，以内心统治法取代成文法：“雅典的梭伦早就观察到，他的国家是由三种性格不同的居民构成：山地居民那一部分，他们是自由的，勇敢的，生而就倾向于共和国；平原居民那一部分，他们是平静的、温和的；海边居民那一部分是顽固的，倾向于贵族制的。我谴责梭伦，为了取悦只负担半个雅典的那两个阶级而制定了一部糟糕的法律，他本来应该以自由的原则把人们凝集在一起，服从理智和正义的永恒法律，那是镌刻在所有人内心的法律。梭伦是个斐扬派，他想取悦所有的党派”W M。

　　这种道德复古观和卢梭如出一辙，有两层涵义：

　　 １、在当时法国精神生活中，雅典和斯巴达是现实社会中 两种价值取向的符号，前者意味着世俗功利，后者意味着道德 净化。拒绝雅典，实质上是拒绝文艺复兴以来以雅典为标准的 近代世俗化潮流。拒绝雅典，也就是拒绝市民社会摆脱中世纪 神正论的形而上统制，走向资产阶级世俗面貌的历史过程；

　　 ２、谴责梭伦不做什么，也就意味着他本人要做什么；建设“镌刻在人们内心的法律。”在政治实践中，必然表现出观念形态对市民社会的道德救赎——大规模社会重建。这种道德重建的激进要求与上述复古主义的内核互为表里，将使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专政的政治实践呈现出内里复古外表激进的逆反面貌：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以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本身，革“革命”的命；

　　 第二、政治国家是道德实体，不是利益共同体：“共和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它是公民的基本属性，它是道德，也就是对父母之邦的热爱”W N；“共和国的灵魂是道德，也就是说， 是对父母之邦的热爱，是高尚的奉献——将所有的私人利益 溶化于普遍利益”；X E

　　第三、倒果为因，观念先行：“为了建成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不得不先遵循道德，而这种道德正是那种制度将来所给予我们的道德X F”；

　　第四、民粹至上，以“人民”的抽象符号取消个人的具体存在：

　　 “我是通过这一单词——美德，才认识了法兰西，道德已经在绝大多数个人中消失，只有在人民群体和普遍利益中才能找到道德”X G；

　　人民的价值永远高于个人”。X H

　　罗伯斯庇尔后来的五年政治生涯中，总是把自己与人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１７９２年他在国民公会中被人围攻，被控诱惑人民，他在愤怒反驳时，一句惊人之语脱口而出：“你们竟敢控诉我企图诱惑人民，引导人民走入歧途，我怎么能够！我既不是人民的反对者，也不是人民的仲裁者，还不是人民的辩护者。我自己就是人民！——ＪｅｓｕｉｓＰｅｕｐｌｅｍｏｉR ｍěｍｅ！”X I

　　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各种政治举措后面的卢梭式逻辑，一种高尚而又危险的政治逻辑：人民是美德的化身，我是人民的化身，因而我也就是美德的化身；因此发生的所有政策分歧、政治对抗，只能有一种判断：他人在堕落，他人在犯罪——在这样的逻辑下，所有的政治斗争只能全部转化为道德判断、道德斗争了。

　　 罗伯斯庇尔对此深信不疑。１７８９年的春天，他带着卢梭 的真理从阿腊斯走进巴黎。他向人们宣告：

　　 我告诉你们：我懂得让·雅克宣布的一条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人民决不会真诚热爱那些不热爱他们的人，只有人民才是善良的、正直的、宽宏大量的，腐败和专制是那些蔑视人民的人与生俱来的狭隘属性。X J 谁是“不热爱人民的人”？谁是“腐败者”、“专制者”、“蔑视 人民者”？罗伯斯庇尔后来说出：——“内患来自资产阶 级”。X K

朱学勤 2013-08-20 15:3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