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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习惯以夜郎指代早期贵州，而夜郎文化则是早期贵州文化。探本溯源，尽管受制于一定的条件，夜郎被视为一片神秘领地，但其文化毕竟是基础性的。学界对于夜郎的见解歧义纷陈，这里，笔者拟对夜郎的民族文化作些探讨。
　　　　　　两个阶段的划分
　　夜郎探秘，先要正名。夜郎时期的贵州居民主要是古越族人。“夜”是古越语中的“人”，“郎”是古越语中古越人自称即“骆”的语音讹变，联系越来，夜郎是“骆”人的称谓，将骆人译写出来，就是夜郎。（参见朱俊明《夜郎史稿》）
　　古越人为何要自称“骆”呢？这与他们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骆”指南方越人普遍耕作的“鸟田”。据清张澍《张氏丛书》所辑《十三州志》载：“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拔草根，秋除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言此鸟，犯则有刑，无赦。”雁被越人视为神鸟，由于社会发展所限，当时越人的耕作是很粗放的，他们不懂得除草中耕，而是指靠雁鸟啄食田里草根下的虫子，以疏松土壤，长好庄稼。
　　既然夜郎意为骆人，而远古的贵州以及周边更为广阔的地带属于夜郎地区，那么，可以推知，古越人是这片土地的主要族种。
　　在夜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又有着自己最早的构成。这里，我们可以将夜郎民族构成划作两个阶段：
　　其一，夜郎民族的自立期。
　　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有着比较早的远古人类活动的足迹。如：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黔西县沙窝井沙井乡井山村的“观音洞文化”，属于晚期直立人阶段。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黔北桐梓县九坝乡岩灰洞的“桐梓人”；黔西北有比“北京人”进步、较“山顶洞人”原始的“水城人”，而在“水城人”之后的旧石器晚期，有桐梓县马鞍山洞的文化遗存，兴义县境的“猫猫洞”文化，普定县的“穿洞文化”，以及平坝县境内的飞虎山遗址的旧石器文化层等。贵州远古人类的文化与华北的不同，与华南的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同期文化也有差异，证明早期贵州生活着正在稳定演进的土着人群。
　　在新石器时代的贵州，有较多的含有肩、有段类的特殊石器。人类学、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有肩、有段石器是越人新石器文化的代表。贵州省博物馆在盘县、毕节、威宁、赫章、水城、兴义、望谟等县的多处地点，征集或自采到不少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其有段石锛的数量及其与全部石锛的比例，即使和越人发源地的东南地区相比，也可说数量是较大的。可以证明，大约迄今3000多年前，贵州这片土地上就有越人居住。
　　土着人群与越人在早期贵州居住，占有绝对的比例，因此不能不以其作为民族自立的基础。
　　其二，夜郎民族的融合期。
　　在夜郎的民族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土着民族是其自立民族，而以夜郎定名的古越人，古越民族也是当然的自立民族。土着与古越民族是不能等同的，但既然都属自立民族，其民族融合则早已有之。《史记·五帝本纪》曾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ｈｕāｎ＠①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在中国历史上，南蛮的称谓已久，此称概指南方的少数民族。可以旁证夜郎土着、古越族与其它民族的融合，是历来的共识。
　　再从考古学上分析，我国大陆及沿海地区是蒙古人种发祥地，现有的古人类化石，以北方的“山顶洞人”和南方的“柳江人”为代表。其人类化石有上门齿呈铲型结构、颧骨较高等特点，这与夜郎先民有相同的情形，说明夜郎地区在始于旧石器时代、而在以后又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而出现民族融合。此外，如古夜郎的人工拔牙习俗在古蜀僚、土僚和晚近仡佬族中普遍存在，血型方面，壮族及其近亲布依族与汉族接近，等等。
　　我们知道，苗族文化是荆楚文化中重要的有机部分。楚国在夜郎的开发，使苗族较多地融合进夜郎民族之中。据明田汝成《行边纪闻·蛮夷》、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九等记载，居住在今贵阳、龙里、修文、郎岱、大方、威宁、普安、织金等地的“宋家”、“蔡家”，“盖中国之裔也。相传春秋时，楚子吞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为夷”。这里的宋、蔡被称作“宋家苗”、“蔡家苗”，可能是被苗族融合的宋、蔡两国后裔。
　　在夜郎地区的民族融合中，僚（越）人一部分在汉时融合于汉族，这里指由ｚāｎｇ＠②柯进入蜀地的；另一部分，以氏恙和百濮民族为主，后来发展为布依、壮、侗、水及仡佬诸族。
　　　　　　漫长的历史进程
　　夜郎的民族发展，为考古发掘证明：主要是从迄今两千年前再上推几百年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夜郎政权与邻边地区及至中原的政权相互联系，夜郎逐步成为秦、汉帝国的郡县部分；而从此以后，贵州省组织的开发翻开了新的篇章。
　　夜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是由该地区的夷、汉人民共同努力而推进的，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战争力量的推动。
　　夜郎民族在春秋时建国为ｚāｎｇ＠②柯，在战国时为夜郎国（大夜郎），ｚāｎｇ＠②柯则缩小为且兰。
　　由于夜郎民族建立有许多小国，因此，这些小国既属于大夜郎，又有相对独立性。
　　在春秋时期，诸侯相互征伐是经常发生的，以齐为首的中原诸侯因征伐的实情，在《管子·小匡》中可见一斑：
　　“蔡丘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ｚāｎｇ＠②柯、＠③、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
　　据考，齐桓公所提及的“雕题”，“黑齿”都是岭南地区越人所建小国，与ｚāｎｇ＠②ｋē＠④性质相同。战国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楚将庄＠⑤曾兵临夜郎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进而说，楚军所至，“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有关先秦的战争，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先秦蜀国保子帝攻下在今四川宜宾附近的青衣国，其势“雄张僚、ｂó＠⑥”，僚指夜郎一带，意为蜀的军队进驻，使“僚、ｂó＠⑥”不敢轻举妄动。至于秦一统天下，特别是汉，曾有汉武帝派军攻打且兰“斩首数万”之举。战争有巨大的杀伤与破坏力，但也推动了大量人口的迁移、民族的融合，以及文化的碰撞与再创。
　　其二，留居故地与迁徒带来生产力的发展。
　　夜郎故地有土着居民与古越人。就古越人而论，他们是来自东南沿海并融合迁居地土着民族，曾以普遍的“鸟田”农耕法着称，距今两千年数百年这一期间，先民有大量的石质、陶质、骨质、木质，特别是金属工具的使用，进入了青铜时代。如在毕节县瓦窑遗址发现，有面积约9平方米的房屋遗基，三面土坎为壁，室内正中有相邻的三个柱洞等；又有铸造铜鱼镖、铜剑的石范，以及铜手镯、铜片、铜粒，有作为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的成套的石器等，说明夜郎民族过着以农业为主而渔业占有一定比重的经济生活。
　　《逸周书·五会解》曾有这样的记载：
　　“成周之会……东越海蛤，欧人鲜蛇，姑于越纳曰姑妹珍，且欧文蜃，共人元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单黾，路人大竹，长沙鳖，扬之翟，仓吾翡翠。”周天子会见诸侯，四夷贡奉。这儿所记各方的物产虽不全面，却有代表性。其中，“东越”、“欧人”、“且欧”、“共人”、“路人”等，是指越人中的一部或数部，“海阳”、“深桂”、“仓吾”指百越中的地名。周天子会盟诸候，有众多的古越人，既有后来进入贵州高原的，也有定居贵州高原的夜郎部分。
　　其三，从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活动。
　　民族融合的文化传统，在夜郎民族中是十分久远的。如《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曾娶南方部落涂山氏之女，夏人与越人有亲缘关系；如《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载，“伊尹受命于汤，于是为四方令曰……贯胸、雕题、离身、漆齿，请以丹青、白旄、纰ｊì＠⑦、江厉、龙角、神龟为献。”这儿的贯胸即穿胸、雕题即文面、离身即文身、漆齿即黑齿等，有指越人的习俗，有指越人居住地名。殷商的势力曾深入到越人、夜郎地区，发生直接或间接交往。据《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辩其邦国都鄙，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与其财用。”职方氏是西周初年设置的官职，专门管理与周边少数民族事务的，其中有越人貉即骆越的邦国或部落，可见周人与夜郎的关系。
　　到了春秋中期，楚国在南方崛起，其土着自先夏以来统称三苗、荆方、百濮。而楚人与夜郎民族的融合，也就越加密切和深入。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⑤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楚国在据有巴、黔中后，曾在夜郎属地今遵义一带建有＠⑧县。李贤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水经注·江水》引《本蜀论》，皆指蜀王开明氏早是“荆人＠⑧令”，或“荆人鳖令”，可见＠⑧县是楚人所建。
　　《战国策·秦策三》载：“吴起为楚悼（王）……南攻扬越，北并陈蔡”。“扬越”指居住在南方炎热地带的越人。清人奠与俦《南齐以上地理考》指出，今贵州乌江以南的相当广大地区是古扬越的一部分。《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楚威王的庄＠⑤“分侯支党，传数百年”，指楚在且兰辖地建有数个据点，楚人与夜郎民族互有融合。又如《淮南子·兵略训》所指出的，“昔者楚人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剡邳”，楚人的拓展指向东、南、西、北四方，这里的“西包巴蜀”，说明楚庄＠⑤还在滇称王，控制古云贵一带的史实。
　　由于楚人开发夜郎十分深入，云、贵、桂各个地方考古发掘的青铜文化，有着明显的楚文化痕迹。如贵州赫章县出土过的、广西西林出土过的、以至云南境内出土过的铜鼓，虽然有的制作时间在西汉，而其地域为楚人控制的百濮、夜郎活动范围。其铜鼓一般有太阳纹、翔鹭纹、头插鸟羽的舞人纹和舟船竞渡纹。太阳纹与楚人崇拜的日神有关，其它绘纹也都与楚地民风民俗有关，说明这些铜鼓文化源于荆楚地区。楚民族与夜郎民族的融合，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楚国在夜郎的拓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一拓展期间，夜郎地区逐渐由部落联盟制向农奴制转变。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夜郎地区纳入秦的大一统的版图，重要的是秦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秦在翦灭巴、蜀和楚的过程中，夜郎也就在大一统的趋势下，设立了郡县。战争的推动，诸如公元前316年春遣张仪、司马错灭巴、 蜀西国，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公元前274年或273年，秦国武安君白起取楚郢都，定巫、黔中郡等。秦占领夜郎地区后，其行政区划为北部就近分属巴、蜀、黔中郡，南部则属象郡。就夜郎地区而言，先置夜郎县。这与其后汉置夜郎县，地区有所不同。据《贵阳府志·沿革》载：“秦夜郎县与汉夜郎具异。秦夜郎亦与郡王兴ｄùｎ＠⑨水者异，言地者又不可不知也。”秦夜郎县是在清石阡府葛彰司西六十里，即今石阡县东；汉夜郎县在今安顺一带。秦在夜郎地区的开发，如修建与夜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五尺道”、“衡山道”； 如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发配内地违犯秦律官吏，“筑长城及南方越地”；随后，又遣送内地“女无夫家者”一万五千人，与戌守南方三郡士卒婚配等，也都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
　　秦国大一统的局面是短暂的。秦在公元前206年灭亡后， 南方的南越、夜郎以及西南少数民族骤居地区较长时期地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汉王朝统一，但是，对于南方边陲地区却迟迟不能开发，这有着先北后南向后统一为郡的较长过程。造成这一长过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汉王朝诸藩国的冲突和北方匈奴的威胁。岭南地区的南越，在秦破天后自立为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对南越的赵氏政权， 曾“遣陆贾因立（赵）佗为南越王”（《史记·南越列传》），加以承认和安抚。直至汉武帝刘彻，由于汉帝国逐渐强盛，解除了匈奴的威胁，讨伐兰“斩首数万”，结束南越割据，并在夜郎拓展。《汉书·西南夷传》有郎中将唐蒙“遂见夜郎侯多同”的记载。在夜郎地区，曾置有南夷、＠⑧县（今遵义）、夜郎三县地都尉，以后又发展为17县。汉代的夜郎，随同汉王朝的鼎盛，也相应地扩大开发。如中央王朝吸取历史教训和现实经验，发卒治道，改善夜郎内地与外西的交通，迁徒内地居民进入夜郎垦殖。据《司马相如列传》载有“治道二岁”，“乃募豪民田南夷。”豪民指当时有一定权势者，他们在夜郎地区驱使劳动人民垦田、开矿和治炼，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国家的统一，本是人民的愿望，而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保持了较为长期的稳定状态。
　　魏晋以降，夜郎地区诸郡县相继消亡，夜郎民族与汉族的融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加大了步伐。唐宗时代，夜郎民族与周边民族融合，形成新的南方民族如布依、壮、侗、水、苗、仡佬等，结合而为南方民族的共有群体。
　　　　　　文化的基本特色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的最大疆域一般实指汉ｚāｎｇ＠②柯郡17县，而关于夜郎作为单一的夜郎王国，还是作为民族地区的泛指，至今学界莫衷一是。在其以后，南方形成新的民族群体，而夜郎文化作为两千年前以贵州为中心的从野蛮进入文明期的民族文化，它的影响和作用是深远的。
　　当时，夜郎地区在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比较起北方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其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有相应的滞后性。父系大家族是夜郎的社会基础，即便提高到国家出现，其社会形态有着大家族、民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的各级组织，部落联盟保留着自己的地域、方言、部落酋长会和习惯法等，这种国家形态基本上属于农奴制水平。据《华阳国志·南中志》、《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南夷西南夷列传》所载，如汉灭且兰，有汉军“斩首数万”之举，“竹王”被诛，其统治下的夷濮或夷僚集体向汉中央集权“求为立后”，等等，说明夜郎在进入文明期时，私有制发展水平还主要在人们血缘关系的维系上。社会发展的滞后性，表现出文化的自立和封闭，而本体文化的自尊和发展，又在民族与地区的联系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引进自由和创造的因子，这样，在夜郎特有的地域环境中形成不断沿袭的文化特色。
　　什么是夜郎文化的基本特色呢？笔者认为，夜郎文化是贵州文明期的最早文化，是迄今上推两千年前的数百年间的文化。正本清源，最明显的是，由于土着民族与古越民族的开创，形成与发展，一而多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色便显现出来。
　　最基本的土着民族与古越民族文化的结合，可以当其一。夜郎的古越民族是从东南沿海地区迁来，古越民族主要从事栽培稻谷的农业生产，夜郎的越人瓯骆和百濮先民，是迄今世界上比较早的稻谷栽培者。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可见，水稻栽培又多及于南方少数民族。至今，贵州布依族称稻为“谷”，云南傣族称为“考”，居于广西的壮族称为“好”。至于其它方面，如考古发现的贵州新旧石器的土着民族文化遗存，据《考古》1986年第7 期载《广西百色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一文，曾指出：紧邻贵州兴义“猫猫洞文化”地点的广西百色地区，其新石器文化遗存中的不少石器，明显延用了贵州旧石器文化的锐棱砸击法制作，诸如此类，证明文化具有的一而多特点。
　　百越和濮人是贵州最早的居民，百越族系的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由南向北推进；百濮族系主要是仡佬族的先民；南蛮族系的苗瑶族由东向西进入贵州，氏羌族系的彝族、白族从西向东进入贵州，土家族从黔西北进入黔东北。古代贵州形成了四大族系的交汇处。汉族在先秦时进入贵州，人口较少，后逐渐增多，元明以后，汉族大量迁入。明永乐11年（1413年）始为一省。各民族的分布是“大杂居，小聚居”。这种一体多元的特色，在时代的潮流中，一体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趋向性，如山区农耕经济文化的趋同性。多元是多民族文化的撞击与融合，如贵州与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区山水相连，经济文化联系也很多。黔北地区受四川的影响很大；黔西和湘西都聚居着苗族；湘、黔、桂交界地区聚居着侗族；贵州的布依族与广西的壮族仅仅一江之隔，关系都很密切。
　　总之，夜郎文化固守着自己的基础，其一体多元的特色伴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们要继承传统中优秀的、民主的东西，剃除其守旧的、落后的东西，将民族精神发扬起来，更好地服务于兴黔富民的大业。
贵州文史丛刊贵阳13～17,12G0文化研究李建国19981998李建国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作者：贵州文史丛刊贵阳13～17,12G0文化研究李建国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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