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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两大国”联手共荣，并对世界事务发生影响。这类前景，是毛泽东当年在梦里都在想的——可惜他早死了二十几年，这美梦只能在他“隔代又隔代的继任”手里实现了。当然如果他不死，或曰精神不死，美中关系今天究竟会是什么样也还难说。
　　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在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没有通过自己的感受认识美国和美国政府的余地。从1948年一连数篇声色具厉的“新华社发言人”（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起，美国政府（或称“华尔街大老板”）就已经被钉在了“中国人民的死敌”的地位上。
　　事情果真如此么？又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贯以强硬的反帝姿态着称。这一姿态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成了全民一致的立场。珍珠港事件后，国人见到的多是政府方面与盟军的交好；至于中共，百姓们的感觉，似乎小日本刚给打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已经在其地下党的策动下成功展开，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斥骂：“山姆大叔”、“纸老虎”……不一而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于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相异，一向积不相能、势同水火。毛泽东则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立场上，对其口诛笔伐。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毛泽东成了共产党领袖之后，曾经有交过两名美国朋友：斯诺与斯特朗（他们是传达他的声音的记者，属于“美国人民”）；那么，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潜入北京之前，他与美国政府方面的人有没有过火气不是那么大的交往呢？
　　有过，那是在1944年。
　　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还没有发生，赫尔利大使也还没有到任，盟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美军第一次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于是平生第一次有机会与观察组中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顾问谢伟思（John S. Service）正式长谈。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一年。虽然毛与谢都不可能知道原子弹的投放会产生那样速决的效果，但对法西斯必败、盟国必胜，都已看作不争的事实。于是，胜利之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格局，美国在这一格局中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毛泽东考虑的头号问题。
　　在我们阅读谢伟思当年就他与毛泽东数次会晤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时，简直不敢相信，毛这位“宁折不弯”的革命家曾有过如此明智灵活的姿态；更为可惊的是，如果今天中国地下民运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据地，外加一批因下岗、受气而聚集到他们身边的工农队伍的话，毛主席当年的这番言辞，是可以原封不动地为他们所用的。
　　由于是第一次与美国官方人士接触，毛“担心（对方）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想弄清“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怎样”，具体说，“美国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世界前途？关心（一党专制的）中国政府（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性”。他对谢伟思说，“蒋介石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到底”，“对待蒋，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条件和他讲友好。他必定会屈服于持续的、强大的和统一的压力。不要放松你们的目的，要不断敲打他”——这姿态、这语气，与当前中国流亡民运领袖们的谈话简直如出一辙。
　　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是美国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共产党是不是积极抗日？是不是争取民主？美国有没有可能支持中共？”，并“历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不得人心”，质问“难道美国将继续承认并支持一个只能与过去北洋政府相比的、无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吗？”当谢伟思解释“背着被承认的政府，进行支持反对党的活动不可取”，还会触到“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敏感问题”时，毛认为，“促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这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
　　最后，谈话落到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这名后来以“最具民族气节”而着称于世的领袖“担心，一但日本投降，蒋介石就会打进来，问（美国）能否在延安设领事馆；如果不行，美军观察组能否不撤离。”。
　　毛泽东所取的这一向“帝国主义”靠拢的姿态，在当时，并不像后来江青弹钢琴、邓小平戴牛仔帽、江泽民唱《我的心肝儿肉（My Tender Love）》那么具有顺应政治大气候的潇洒。为取得全党谅解，“伟大领袖”一面亲自动笔为《解放日报》社论定调：《欢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战友们》；一面发出一份题为《关于外事工作》的党内文件，展望将来与美国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宗教、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因为与后来所唱调子的绝然不同，这份文件至今未见在中国公开宣扬；甚至不惜在一段时间将延安对外英文广播稿中Chinese Communist Party改为kong chan tang这种不懂中文的人完全不知所云的称谓。
　　谢伟思当时就看出，这一明白无误的靠拢美国倾向是出于“十分现实的种种原因”，而当后来的现实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期望发展的时候，以上姿态霎时间云消雾散，换成了对苏联的“一面倒”，再后来就是韩战越战、“头号敌人”不离口，直到三十年后在护士的搀扶下与尼克松会面。 
　　在中美关系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后再度有望纳入正轨的时刻，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当时的言行，看一名政客对“原则”的玩弄，从而研究一下意识形态冲突与现实利益考虑如何此起彼伏，或许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

戴晴 2013-08-19 16:35:01